“出塞”是中国最古老的历史意象之一。说到“出塞”，我们会想到“秦时明月汉时关”，想到“但使龙城飞将在”，想到“可怜无定河边骨”，想到“一将功成万骨枯”……当然，我们也会想起“一身归朔漠，数代靖兵戎”的和亲公主们细步款款的衣香鬓影。
“出塞”关于战争。那是两千多年前，在长城内外，在苍茫的草原，在荒莽的大漠戈壁中发生的我们汉民族一次漫长的对外战争。战争的另一个主角即是曾经雄踞蒙古高原的苍狼的后裔——匈奴。
百蛮之王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
这是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对匈奴起源的描述。唐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引“张晏曰：‘淳维以殷时奔北边’”，又引“乐产《括地谱》云：‘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中国谓之匈奴’。”
匈奴乃夏朝遗民，是华夏民族的后裔，避居蒙古高原。为适应当地的自然环境，这些夏朝移民与聚居地的土著杂居融合之后，逐渐发展成为风俗习惯与农耕华夏民族迥异的游牧民族。这种说法在古代中国被史家普遍认可。随着历史学的发展，近现代的历史学家对匈奴的起源则更偏重于匈奴与华夏民族无关，是许多北方少数民族的后裔。直到今天，匈奴种族的起源在学术上仍是一个众说纷纭、没有定论的话题。
无论匈奴是否为华夏民族的后裔，可以确定的是，匈奴是一个在风俗习惯上与当时的华夏民族大相径庭的民族。匈奴过着逐水草迁徙的游牧生活，华夏民族的生活方式则是定居和农耕;匈奴以畜肉和乳制品为主食，华夏民族的主食为谷物;匈奴衣皮革，被旃裘;华夏民族则穿丝麻棉布做的长袍、短衣;匈奴贵壮贱老，华夏民族敬重长者，以孝治天下;匈奴父子同帐，实行娶兄嫂、庶母的转房婚制度，华夏民族重人伦、讲礼仪……
公元前318年，匈奴配合韩、魏、赵、燕、齐五国联合攻打秦国。这是“匈奴”这个名称和民族出现在我们的史书中最早的时间。这以后，匈奴便开始散见于各种典籍的记载。不过，匈奴作为我们的劲敌出现在历史中，有赖于一个人——冒顿。
秦末之时，秦军疲于镇压各地农民起义，长城以外的匈奴人趁机渡过黄河南下，进入河套地区。冒顿也在此时，作为匈奴头曼单于的长子登上历史舞台。
《史记》记录了许多关于冒顿的极具传奇色彩的事迹。头曼单于更爱少妻幼子，欲借他人之手除掉长子冒顿，于是将冒顿送往更为强大的月氏国做质子，却挥军攻打月氏。月氏王欲杀冒顿，冒顿仅凭一己之力盗马逃回匈奴。怀恨在心的冒顿开始用鸣镝训练卫士，在射杀了自己的宝马和妻子后，终于如愿以偿地杀父夺位。冒顿自立为单于，强大的东胡王遣使来索要已故头曼单于的千里马，乃至于索要冒顿的一个阏氏(妻子)。匈奴人异常愤怒，欲与东胡一战。冒顿却毫不在意，爽快地将千里马和阏氏送给了东胡王。冒顿百般示弱让东胡不觉大意轻敌。当东胡王再提出索要匈奴土地时，冒顿出其不意地挥军灭掉了东胡。
根据司马迁的记录，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冒顿能单人匹马逃出月氏，说明他是一个勇武剽悍且性格坚毅的人;成功杀父夺位，让我们看到了他性格中狡黠而冷酷的一面;忍辱负重最终击败东胡，则向世人展示了他的政治智慧和头脑。
强大起来的匈奴，西击月氏，北服丁零、坚昆等部，南吞白羊、楼烦二王，更大举侵入战国时秦、燕、赵旧地。此时正值楚汉争霸，项羽和刘邦都无暇北顾。于是，匈奴的国力在冒顿时期达到极盛，号称有控弦之士三十万，将周边的小国家、小部落悉数纳入麾下。有史学家根据《史记》的这些记录，推算匈奴一帐一户五口人出一个战士，那么，匈奴的人口约为一百五十万。
此时的匈奴，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百蛮大国，而冒顿，当然是实至名归的百蛮之王。
两雄并立的时代
公元前200年隆冬，山西平城(今大同)的白登山下场面蔚为壮观：西面是清一色的白马骑士，东面是青駹骑士，北面是乌骊骑士，南面尽皆赤色战马的骍马骑士。冒顿指挥麾下的匈奴铁骑以这种极为自负的方式展示着国家的实力——向山上被团团围困的汉高祖刘邦。
白登之围是汉匈百年战争史上最重要的一场战役。此战奠定了汉初七十年，汉匈之间的关系。
公元前202年，刘邦正式称帝，国号“汉”，定都长安。然而，刚刚在楚汉争霸中胜出的刘邦并没有任何喘息的机会。就在建国后的第二年，匈奴围攻马邑，驻守马邑的韩王信投降。匈奴大军于是南下太原，攻至晋阳。
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刘邦率领三十二万大军，御驾亲征。
在秦末农民起义的烽烟和楚汉争霸的尔虞我诈中成长起来的刘邦，显然低估了在漠北草原上更加险恶的生存环境中磨砺出来的冒顿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智慧。
这是一个大雪纷飞、天寒地冻的冬季，很多出征的汉军士兵甚至冻掉了指头。精明的冒顿使出了诱敌深入之计，诈败而走，更故意将精锐部队和肥壮的牛羊隐藏起来。于是，汉军前往刺探军情的人看到了一路的老弱残兵和羸弱牲口。他们众口一词告诉刘邦，匈奴不堪一击。刘邦果然中计，亲自带领一队骑兵追击至平城，将大队的步兵远远甩在身后。就在此时，冒顿的精锐骑兵部队突然现身，将刘邦团团围困于白登山。
刘邦在小小的白登山上被围困了整整七天七夜。这七天七夜足以让他彻底改变对北方蛮夷——匈奴的认识。
对于华夏民族来说，周边凡是与我们风俗习惯不一样的小邦小国，都是化外之地、蛮夷之邦，匈奴也不例外。在当时的刘邦看来，匈奴是落后、野蛮的代名词。用司马迁的话来说：“(匈奴)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所以，对农耕的华夏民族而言，匈奴就是一群只追逐利益，完全不讲礼义廉耻的强盗。
如今，刘邦的眼前都是奔腾的骏马、剽悍的匈奴骑士。而这个时候正值汉王朝民贫国弱之际，皇帝出行凑不起四匹颜色相同的马，将相则只能乘坐牛车。刘邦不得不改变旧有的观念，他面对的不是一个强盗集团、一群乌合之众，而是一个崛起的、强大的、马背上的国家。
关于刘邦如何从白登山脱困，《史记》的记载是：刘邦遣使者贿赂单于阏氏，于是，单于阏氏劝冒顿：“两主不相困。今得汉地，而单于终非能居之也。且汉王亦有神，单于察之。”冒顿曾与韩王信的将领王黄与赵利相约合击汉军，但两人一直没有如约到达。冒顿怕他们又背叛自己，与汉军合谋，于是网开一面，放走了刘邦。
不过，刘邦从白登山脱困，仍旧给我们留下了千古谜团。《汉书》说刘邦用了“世不得而言”的计策，《资治通鉴》则引应劭注，说是陈平让画工画了汉家美女的画像，让使者给阏氏看，欲献给单于。阏氏醋意大发，生怕自己的宠爱被夺，于是设法帮助刘邦。
其实，这些说法不过是站在汉民族的角度，认为刘邦的脱困全赖我们自己的各种奇计妙策。但实际上，当时放刘邦与否，主动权完全在冒顿手中。冒顿是一个有勇有谋，有政治智慧的人。为杀父夺位，他可以让卫士射杀自己的阏氏;为迷惑东胡，他也可以将阏氏慷慨相送。所以，阏氏的地位并不足以影响冒顿自己的判断。
从冒顿的选择我们可以看出，冒顿对南方中原王朝的了解远远超过刘邦对匈奴的认知。汉王朝初建，国内局势并未稳定，异姓诸侯王林立，冒顿即便抓住刘邦，也无法挟天子以令诸侯;而杀了刘邦，他的主力大军却在包围圈外，中原王朝还有能征善战的功臣集团和在战火中千锤百炼的军队。作为异族，匈奴想在此时入主中原，应该说没有机会。经此一乱，最多能造成汉王朝的分崩离析，再来一次楚汉争霸。而“无利不往”的匈奴人又能从一个极度贫弱、战乱不息的地方得到什么呢?再退一步说，即便冒顿能够问鼎中原，如此庞大的人口、辽阔的疆域，他该如何治理呢?这即便对刘邦和他的功臣集团来说，都还是个难题。强秦以统一六国之雄，不也倏忽而亡了吗?
我们的史料当然没有冒顿所思所想的记录。但根据当时的政治局势，我们可以分析，冒顿放走刘邦，而不是抓住机会杀死或俘虏刘邦，趁机南下入主中原，并非因为政治的短视，相反是经过了充分的利弊权衡。
白登之围后，以刘邦为首的西汉统治集团应该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世界很大，不只有汉，还有一个可怕的、值得敬畏的对手。南有大汉，北有强胡。在汉初，无论汉王朝，还是匈奴汗国，都没有能力可以彻底将对方打败、征服。所以，建立睦邻友好的双边关系将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白登之围的政治遗产
白登之围后不久，冒顿迎来了南方汉王朝送来的第一个和亲公主。
“和亲”是刘邦的谋臣刘敬的建议。如果刘邦将自己的长女鲁元公主嫁给冒顿，冒顿就成了刘邦的女婿。将来，冒顿和鲁元公主的儿子继承单于位，自然会与汉王朝亲厚。于是，通过物质文化的交流，改变匈奴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最终“同化”匈奴，即达到“兵可无战以渐臣”的目的。
“和亲”并非刘敬的奇思妙想，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为寻求政治和军事的结盟进行的联姻，便是“和亲”。
刘邦认可了刘敬的建议，只是碍于皇后吕雉的竭力反对，没有将亲生女儿鲁元公主送给冒顿，而是将宗室之女以公主的名义送往匈奴和亲。同时，“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约为昆弟……”
冒顿当然知道刘邦送来的公主并非真公主，不过，他并不介意。因为，对冒顿来说，重要的不是女人，而是南方汉王朝送来的财物。
匈奴人所聚居繁衍的蒙古高原自然环境恶劣，降水量稀少，冬季温度常低至零下20度，所以，匈奴人的游牧生活非常艰辛。在农耕地区，百亩地即能养活一个五口之家。而台湾学者王明珂在《游牧者的抉择》一书中告诉我们：当前内蒙古的新巴尔虎右旗，20亩地才能养活一只羊，三四百头羊供养一个五口之家，因此，一个牧民家庭需要至少6000亩地。
游牧民族由于自然环境恶劣和生产模式单一，他们自己的生产劳动并不能完全满足生活的需求。有西方学者甚至认为，游牧社会必须寄生于农耕社会才能存续，如果游牧民族不能顺利地与农耕民族进行商品交换，他们就会对农耕民族进行掠夺。
白登之围奠定了汉初七十年汉匈之间的关系，那是因为，汉王朝所主导的以和亲和赠送财物的方式来维持两国睦邻友好局面的策略，对双方来说都大有裨益。
汉初的政治局面并不稳定。刘邦自建立汉王朝后终其一生都在为削平异姓诸侯王而征战;刘邦去世后，汉王朝又有诸吕之乱;文帝、景帝时期还有同姓诸侯王之忧。所以，与北方强大的匈奴汗国保持相对的和平，对汉王朝来说，就是为自己创造崛起的时间和空间。
漠南和中原地区土地肥美、水草丰富，对匈奴人来说具有强大的诱惑力。因而，向南方扩展以掠夺财富便成为了匈奴人的一种生存需要。现在，不需要武力抢夺，南方汉王朝每年都会奉送大量的财物，而边境上关市大开，匈奴民众也可以通过自由贸易换取生活必需品。对冒顿来说，何乐而不为呢?
刘邦死后，冒顿写了封信给吕雉，称：“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这对西汉王朝来说，无疑是奇耻大辱。还有人将冒顿的信解读为一种野心的表达。吕雉若嫁给冒顿，那么，汉王朝的土地、人口便成了陪嫁，冒顿不费一兵一卒唾手而得。
这个时候的汉王朝虽然吕雉大权在握，但皇位的实际继承者毕竟是汉惠帝刘盈。所以，以冒顿的政治头脑，不可能有娶吕后便能夺江山这种幼稚荒唐，根本不具现实性的念头。冒顿的国书向我们传递着匈奴这个民族另一个与华夏民族截然不同的习俗——转房婚。
转房婚是指在父亲和兄长死后，娶其庶母和嫂子的婚俗。在中国古代北方，很多少数民族都有这样的习俗，匈奴亦然。《史记》里就有“冒顿杀父代立，妻群母”的记载。如今，汉王朝和匈奴结盟，刘邦和冒顿乃昆弟。兄长刘邦去世，作为弟弟的冒顿妻其寡妻，以匈奴的风俗来看，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同样的话语在不同的语境中会有不同的理解，更何况冒顿枉顾他人的风俗习惯写下这样的国书，确有轻侮、戏谑之意。吕雉读信后大怒，欲攻打匈奴。不过，她是个有政治智慧的女人，最终选择了忍气吞声，再度将和亲公主送往匈奴。冒顿也遣使到汉谢罪称：“未尝闻中国礼义，陛下幸而赦之。”
通过这些国书，我们不难看出，汉与匈奴在白登之围后形成了两雄并立的局面，国君之间是相对平等的关系。虽然，汉王朝向匈奴送和亲公主和财物，局面较为被动，但并非臣服于匈奴。
来自西方的启示
汉初之时，对整个西汉王朝来说，并没有西域的概念。冒顿则不同，他知道世界很大，除了南方的大汉王朝，北方的匈奴汗国，还有一个辽阔的西方世界。那里有很多国家的风俗习惯都与匈奴相同：住在穹窿之中，以牛羊为食，逐水草而居。不过，在匈奴和西域诸国之间有一个强大的月氏国，盘踞在河西走廊地区，控制着整个西域。
从冒顿的父亲头曼单于开始，《史记》有多次匈奴攻打月氏的记录。但对月氏造成毁灭性的打击，还是在汉文帝继位后。
公元前177年，匈奴右贤王大举南侵，汉文帝不得不遣边吏车骑八万到上郡高奴，同时遣丞相灌婴领军出击右贤王。
第二年，冒顿就右贤王背约南侵之事给汉文帝写了封国书。在国书中，他特意告诉汉文帝，自己为惩罚右贤王，让他领军出击月氏国，“以灭夷月氏，尽斩杀降下定之。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已为匈奴”。这封国书向汉文帝传递着一个重要的信息：匈奴已经取代月氏，不仅控制了河西走廊，控制了东西方贸易通道，更将西域地区原本臣服于月氏的国家都纳入了匈奴的势力范围。
在冒顿去世后，他的儿子老上单于继续追击月氏，不仅杀死月氏王，将其头颅做成饮器，更将月氏人彻底赶出敦煌、祁连间，西迁至准葛尔盆地和伊犁河谷。
我们可以看到，自冒顿开始，匈奴人一直在努力地将影响力向西方扩展，而非南方。
冒顿清楚地意识到，南方的汉王朝对匈奴而言，太过庞大。即便在汉初，汉王朝的人口总数也有一千五百万以上，十倍于匈奴。而安定下来的汉王朝，国力的壮大非常之快。如果，在白登之时，匈奴都无法入主中原。那么，在刘邦、吕雉之后的汉王朝政局已逐渐稳定，国家欣欣向荣，匈奴便更没有可乘之机了。所以，向西方发展，征服西域那些零星的小国，对冒顿来说，更具有现实意义。同时，通过对河西走廊和西域的控制，也能将西汉王朝死死困于东方。
应该说，冒顿是匈奴历史上最为伟大、杰出的领袖，他的一生都在为拓展匈奴人的生存空间而奋斗。击败东方的东胡，吞并北方的小部落，和南方的汉王朝订立盟约，将势力范围扩展到西域……冒顿时代不愧为匈奴最为强盛的时代。
公元前174年，冒顿去世，属于匈奴人的最辉煌的时代也就此终结。
自然环境所造就的民族性让匈奴无法停止对南方汉王朝的劫掠，两个国家积怨渐深。当匈奴人满世界耀武扬威时，忍辱负重的汉王朝却在蛰伏和蓄积力量。这股力量一旦爆发，对匈奴人来说，便是毁灭的时刻。
经历了汉初七十年，汉匈之间势必会决一死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