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繁华世景中，王安石变法，即便放在世界历史上，都是一笔近代性的重彩。王安石推行的变法主张，已经具有前国家主义色彩，“前”是指在王朝集权体制内形成国家主义的经济体制。当然王安石的这一尝试失败了，但历史逻辑不以成败论英雄，前因自有后果，后世近代化的路径虽筚路蓝缕，却从未停下内在驱动的脚步。

　　王安石官大，学问大。诗文写得好，列在唐宋八大家;讲学亦好，荆公新学不在程朱理学之下;而于经世致用，他的《三经新义》与司马光《资治通鉴》并行于当世，开了宋以来两条政治路线，一条是变法路线，一条是资治路线。

　　变法，是根本改造，着眼于中国;资治，是改良，着眼于王朝。通常，变法都是对王朝的否定，如此前的王莽变法是，此后的康有为变法也是，以此来看王安石变法，当然不会例外，只是王安石变法，并未导致王朝的变更。

　　如果将王安石变法与康有为变法稍作比较就会发现，二者看起来惊人相似，其实根本不同。康有为变法，是从政权变更入手，将王朝改造为国民政府，以国民政府为前提，建设国民社会。王安石变法，是要为王朝财政建立一个国民经济的基础，不仅要彻底改善王朝的财政状况，还要改善民生状况。康有为变法，蓝图来自西方，骨子里托古，留了“孔子改制”的尾巴。王安石变法，蓝图出自《周礼》，用了“周官新义”。

　　列宁称他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不妨猜想一下，他有可能给伟大的列宁同志什么启发?也许是用国家组织形式，使一盘散沙的自然经济，在中央集权和市场经济并行的前提下，向集中的大规模的国民经济转化;也许是用货币和价格之类的经济杠杆来治理国家，使国家从被动的收税者，向着能动的国民经济规划者和经营者转化;也许是使王朝职能向国家职能转化，使王朝超经济强制向国有制经济转化，在国有经济下，实现“均贫富，等贵贱”的民本主义。

　　这样变法，显然突破了所谓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国家大规模的经济活动，不是以“治水”为中心，而是以“治泉”为中心，“泉”也是水，是货币之水，“治泉”，就是以货币经济为纽带，维系流通领域，以此组织并开发国民经济。这样的经济思想，可以说，已经走到了近代化的重商主义边沿。

　　从世界近代史来看，好战和好利，加起来，就是重商主义。可在11世纪，重商主义在宋代货币经济和商品经济里，发芽了!

　　通常，重商主义主要基于两点，一是国际贸易，一是国家战争，这两点都围绕着一个中心，那就是货币，尤其是金银币。宋代，是中国货币经济发达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铜、铁币并行于世，铸行量达到了历史最高峰，金、银币通过海上国际贸易，重新回到了流通领域。

　　铜钱、银锭，为宋代本位货币，此外，还有银币。宋代钱币，无论其种类之多，数量之大，还是质量之高，工艺之美，都远胜于汉唐时期。宋币铭文，多为名家及皇帝手笔，篆隶真行草俱全，还有古篆体、瘦金体等等。

　　因此，宋钱成为当时周边各国最流行、最坚挺的硬通货，成为南海诸国争相储蓄的镇国库之宝物。辽、金仿制宋币，可流通的还是宋钱，迄今为止，两国出土、存世最多的也是宋钱。

　　宋钱，在国际贸易中，就如同今日之美元，各国金银币，皆与宋钱——铜铁币挂钩，由此可见宋钱国际支付能力之强和国际信用之高，直至今日，在日本、东南亚、阿拉伯和欧、非洲等地区，都有宋钱存世、出土。正是在货币经济的基础上，宋代出现了信用社会的曙光。

　　在王安石变法以前，公元998年前后，在四川地区，民间商人就开始使用一种叫作“交子”的有价证券和信用票据，通常认为，它就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但严格说来，它与我们今天使用的纸币还有距离，相当于为交易提供担保的代币券。“交子”有交合之意，即“合券取钱”。后来，宋朝政府介入，以国家信用为担保，先后印刷发行了交子、钱引、关子、会子等几种类型的有价证券和信用票据，扩大了商品交易，这在欧洲，是600年以后的事情。

　　在信用社会里安居乐业，我们就看到了《清明上河图》那样繁荣而优雅的世相，那是以消费为导向的艺术化的小商品经济的卖场，展示了宋代消费主义的文化品位。

　　王安石的重商主义，反对消费主义，如果王安石走在桃红柳绿汴河旁，看那漕运繁忙，会想到要供养这样一个风流汴梁，消费的天堂，还不得累断了江南的脊梁?王安石睹乐，反而生忧，他自问，这样的消费是提升国力，还是消耗国力?

　　让他来回答，他会一声叹息。重商主义反对消费经济，反对将国家财政放在消费领域，而热衷于如何能富国强兵!重商主义者就像守财奴一样，双手紧紧握住货币，除了让手中的货币在流通中增值，决不让它流失。正是这样的重商主义，以战争和贸易，推动欧洲列强的崛起。中国的商品经济，从来就没有发展出重商主义，在重农抑商的笼罩下，王安石的重商主义同样也迷失在消费主义的品位里。

　　王安石变法，当然有缺点，但他的经济思想，却突破了小农经济视野，有了国民经济的观点，以此向未来的重商主义，投下了朦胧一瞥。

　　没有国家主导作用，汴梁城里，那人文化的市井气息，会“每日每时地产生资本主义”，却不会自发地形成国民经济，走向重商主义。

　　重商主义的兴起，要有国家主义参与，国家主义的出现，要以民族国家的产生为缘起。王安石毕竟还在11世纪，没有人告诉他，王朝国家与民族国家，臣民与国民，差别究竟在哪里?更何况，变法迅疾，其实难矣。

　　王安石给他的“重商主义”一个很古典的说法，叫作“周官新义”。不说《周礼》，而称《周官》，说法不同，态度迥异。

　　一说《周礼》，便是古籍，要挂起来，让人景仰的，要钻进去，研究一辈子的，那是国之大宝，治之重器，那么多唐疏汉注，令人观止。而《周官》却是活的，是今世要用的，用不着注疏，因为天下一义，古今一理，义理一通，就可以当作为国理财的“政治经济学”来用。

　　宋人治学，推倒唐疏汉注，直奔义理，从王安石开始。政治经济学问世，都有理想色彩，并非纯粹功利主义。如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就用了道德哲学的眼光来看经济问题，经济学一开始，就是道德哲学分支。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是如此，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出于科学理性，亦出于道德良知，他的伟大，在于二者统一。

　　将最高的理想与最大的功利结合起来，王安石就变法了。他主持经义局，主编《三经新义》，撰写“周官新义”——他的“政治经济学”。这样的“荆公新学”，当时可是无人能懂的。

　　针对王安石说的“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司马光指出：“天地所生，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致国用之饶，不取于民，将焉取之?”司马光的说法，代表了大多数人观点，这是一种分配的观点。

　　用分配的眼光来看，财富“止有此数”，是个常量，欲“致国用之饶”，必多取于民，“民不加赋”是不可能的，因此，国与民是对立的。

　　王安石的说法，则用了增长的观点，他认为，财富是个变量，只要扩大流通和生产，经济总量就会增长，以总量增长来“致国用之饶”，自然就“民不加赋”了。通过经济增长，使国与民一体化，形成“国民经济”。

　　在此逻辑之下的国家，在“国民经济”形成中，将起到推动和主导作用。以投资推动经济增长，以立法主导生产和流通，将个体化的经济行为，导入经济增长的统一轨道中，这样的经济增长，不是国与民之间对立性的此消彼长，而是彼此双赢的共同增长，以繁荣民生，增加国用的增长。

　　王安石变法的价值，梁启超看到了。他把王安石当作走向新中国的先驱：后来中国历史，并未按他的思想走去。

　　反倒是西方历史进程，与他思想相契，所以西方人真能理解他。除了列宁，美国人也佩服他，贺麟在《陆象山与王安石》一文中提到：1944年夏，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在演讲中特别赞扬了王安石，似乎觉着王安石变法，与他和罗斯福总统的新政相契合，故于异国异代求知己、找同道来了。

　　他们从中国找到了11世纪的王安石，来做他们国家资本主义的同道，就如同列宁找了他做社会主义的同志，看来，这位王安石，还真是超越了有“中国特色”的历史樊篱，成了真正具有世界性的历史人物。

　　在中国历史上，世界性的影响难以显现出来，正是王安石对西方历史进程有影响的那一面，反而使他成了中国历史上的异端，以至于我们要在向西方学习时，才能发现他作为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先驱者的历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