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义利并举是《管子》教育管理的伦理指南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日益完善，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就教育组织中的工作与投入而言，单纯地依循儒家倡导的“义利观”已经难以有效激发组织成员的动力与活力，必须要能够看到并依循人们的求利本性。为此，教育领导与管理工作就需要既坚守儒家所倡导的价值理性又要能够兼顾法家所明确的工具理性。换言之，借鉴和依循《管子》所倡导的义利并举原则，就可以有效地发挥教育领导与管理的最大效能，理应成为教育管理的伦理指南。如《管子·白心》强调“非吾仪虽利不为，非吾常虽利不行，非吾道虽利不取”，意为不和伦理道德和常规准则的行为，即使有利也不做。《管子·侈靡》也强调：“饮食者，侈乐者也，民之所愿也。足其所欲，赡其所愿，则能用之耳。”懂得了人们这种普遍心理，在教育领导与管理过程中，我们就需要恰当、合理地协调组织成员的利益和诉求，并整合各个成员的利益于组织整体目标的实现上。因此，《管子·五辅》说“得人之道，莫如利之，利人之道，莫如教之以政。”如何“教之以政”呢？首先，我们要秉持《管子·形势》中所提出的“道之用也，贵其重也”，教育领导与管理之道的运用一定要谨慎，尤要注重三个方面：一是遵循规律、顺应自然，不强求妄动、弄巧成拙；二是要遵循规律真抓实干，不虚行巧饰；三是言行有信、持之以恒，不朝令夕改。其次，我们要坚持《管子·权修》所提出的“赏罚言于其见”的管理行动。这是因为“见其可也，喜之无徵；见其不可也，恶之无形。赏罚不信于其所见，而求其所不见之为之化，不可得也”。如果对人们做好事只是感到高兴而没有实际奖赏，对人们做坏事只是感到厌恶而没有实际惩罚，就导致赏罚没有实现，不可能感化他人。事实上，奖励原则不以个人功绩而以关系亲疏为标准，是目前某些学校教师士气不振的关键原因之一。最后，我们还需恪守《管子·权修》所倡导的”察能授官，班禄赐予”，即根据人的能力授予官职，按照功劳大小赐予俸禄，这是当前优化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前提。在管仲看来，德位匹配、功俸相称和能职相协不仅是治国安邦的根本要求，也是组织领导与管理的基本依据。这对克服我们文化中“论资排辈”的传统诟病有着非常切实的意义，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树立“能者上庸者下”，避免人浮于事、“熬”职位、职称等弊端。
其五、适当适度是《管子》教育管理的实践准则
    《管子·牧民》指出：“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即在领导和管理家、乡、和天下时应各得其所，用不同的方法来具体对待。这体现了《管子》思想适当适度的实践准则。针对领导和管理的组织或对象，选用适当的方法并秉持适度的原则，是实现有效管理的前提，以小治大或以大治小都会适得其反。因为以小治大易导致狭隘的领导与管理观念，如一些组织领导者或管理者把公共组织当作自己的私产，采用唯我独尊的家族式管理，严重影响了公共组织的科学、和谐发展。同样，以大治小犹如“杀鸡用牛刀”易导致资源极大的、不必要的浪费。就中国教育管理学而言，一些研究者基于教学便利而现实实践问题的解决为出发点，将原本探讨学校管理学的著作夸大为教育管理学，并试图用所谓大的教育管理学来涵盖教育行政学与学校管理学，这不仅导致教育管理学学科中后天畸形现象，也不利于现实教育行政执法课题的理论探讨及实践问题的解决。学校教育乃教育的狭义之表述，教育的广义还涉及社会层面的国民教育、家庭教育等。以教育管理学的大帽掩盖学校管理问题的探讨不仅徒增学校管理的压力，也不利于学校教育的科学、合理、健康发展。毕竟学校教育不能代替社会教育及家庭教育，这在当下的教育改革与发展实践中尤为明显。
其六、《管子》教育管理者的基本素养
    管理行动与过程主要由管理者所践行。《管子》在教育管理的基本素养方面也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述。概括言之，《管子》认为教育管理人员的基本素养应包括如下方面：首先，以身作则是教育管理者的首要品质。《管子·七法》说：“君身论道行礼，则群臣服教，百吏严断，莫敢开私焉。”领导着自己以身作则按理行事，部属就会服从管教不敢徇私。《管子·权修》也指出“有身不治，奚待于人？有人不治，奚待于家？有家不治，奚待于乡？有乡不治，奚待于国，有国不治，奚待于天下？”自己不能治身，又怎么能治人、治乡、治国、治天下？而《管子·牧民》也说“上无量则民乃妄”，上级挥霍无度，下级就会胡作非为。 还强调管理者要“毋蔽汝恶，毋蔽汝度”，即管理者不应该掩饰自身的错误，不应该篡改既定的法度。再如《管子·心术上》指出“充不美则心不得，行不正则民不服”，即内容不美则内心不平静，行为不正则民心不服。那么教育管理人员如何提升自我内在品质及素养呢？《管子·心术上》给出答案：“无以物乱官，毋以官乱心，此之谓内德。”不让物欲扰乱五官，不让五官扰乱心，这就可以砥砺自我、提升自我品格修养了。其次，表率为先是教育管理人员又一素质要求。比如《管子·枢言》说“所谓有德，先之之谓也”，率先施行就是德。“故德莫如先，应适莫如后”，行德应争先，应敌应后法制人。再次，高瞻远瞩、与时俱进是教育领导者的必备素养。如《管子·侈靡》强调“节时于政，与时往矣”，即掌握好时代与政事的关系，就可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前进了。《管子·形势》亦强调“举长者，可远见也；裁大者，众之所比也；美人之怀，定服而勿厌也”，意指注重长远利益的人，其影响也就深远；才器伟大的人，大家都愿意和他亲近；希望人们感怀归附，就要坚持服行道德而不能自满。还比如《管子·任法》说：“其位齐也，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就是强调管理者能把握“适中”的规律，不仰慕古代，不拘泥于俗世，与时代共进，随风俗而变化。最后，开诚布公、光明正大也是教育管理人员的必备品质。如《管子·牧民》说“言室满室，言堂满堂”，在室内讲话要让全室的人听到，在堂上讲话要让满堂的人听到。

三、《管子》教育管理思想的时代价值
    就教育管理学科的建设以及教育管理的理论水平提升而言，我们不仅要能够合理吸纳、借鉴契合我们民族核心价值元素的外来理论，也要挖掘、提炼契合时代发展并对新问题有所启迪传统经典思想，尤其不能厚此薄彼以至于导致要么过度“崇洋媚外”而丧失自我文化根基，要么过度“固步自封”而沉落于既往的窠臼。换言之，“师夷长技”以提升自我与“挖掘传统”以打造自身理应成为教育理论工作者兼而有之的学术定力，这样我们才能够逐步提升教育管理的理论水平，并用其指导中国的教育管理实践。作为中国最早的管理典籍，《管子》的教育管理思想不仅源自我国经典的文化精髓，其思想洞见也极具时代的启迪价值。
首先，《管子》教育管理思想启迪我国教育管理学的本土建构。
    自建国以来，中国的教育管理学学科建设不仅起步较晚、进展较慢，而且在建设过程中引介西方过多而本土的东西很少。导致这一状况不仅有历史原因，也存在理论建构与现实实践多有脱节而导致理论指导实践的水平不高。自21世纪以来，虽然有不少研究者不遗余力地大量引介西方国家的教育管理理论，但因忽视显而易见的文化差异，所以理论不仅存在良莠不齐的现象，也因未能被很好地本土化而导致“水土不服”。那么转型发展背景下中国新时期教育管理学的建构路向应该如何？《管子·形势》说“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万事之生也，异趣而同归，古今一也”，即对今天的事情有疑惑，可以考察历史，对未来的发展不清楚，可以回顾过去；万事万物的生成发展，虽趋势不同，但其归之于道却是相同的，而其中的道理和规律，从古到今都一样。这启迪中国教育管理理论工作者要秉持“立足本土挖精髓，为我所用学他者”的精神，这样才能够建设好真正接地气并能传承民族价值精髓、具备国际视野的教育管理学科。这种学术研究态度在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日益深化的当下尤为重要，犹如日本管理学界喜新而不厌旧一样我们也应树立此种态度，才能探知事物的真正本质。如就组织管理理论而言，中国的教育管理研究者仅仅追及巴纳德的组织管理理论就怡然自足了；而日本的管理学学者“在研究巴纳德作品中，当发现巴纳德读过芙丽特的作品并作了注释时，他们并没有受美国人‘没有必要与过去保持联系’的思维局限”，而是随着深入探讨了芙丽特的相关著作，结果不仅合理汲取了芙丽特的管理思想，也对他们的管理实践发挥了很好的指导作用。
其次，《管子》的教育管理思想超前与西方学界的理论探求。
    恰如赵善轩所评述的：“《管子》一书比西方学者早了二千年，认定了人类追求享受生活的本质，区分了必需品与奢侈品的概念，肯定了人类除了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外，也要发展生活文化层。满足了人民的生活文化需求，才能稳定社会，《管子》没有像先秦的墨子一般，极端地反对奢侈消费，也没有像儒家士人空谈仁义，而是深入讨论奢侈消费的好处，以及人性趋富求利的合理性，这也与诸子提倡强本节用、重农抑商的说法截然不同。”[2]266可见，相比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教育管理理念，《管子》的教育管理思想显然要超前于他们。这不仅能提振我们自身文化价值的信心而不至于盲目崇外，也能够警醒我们挖掘、提炼自身既有文化精髓的当则意识。事实上，像中国、古罗马、印度以及巴比伦等代表中西文明源起的国度，它们各自不仅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也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
    相比而言，由于中国曾有过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并遭受过列强的洗劫，我们先哲们的思想智慧也难免有为西方窃取的可能。西方教育管理学中诸如交易型领导、变革型领导等理论核心似乎都能从《管子》一书中觅得蛛丝马迹。如《管子·禁藏》指出“凡人之情：得所欲则乐，逢所恶则忧，此贵贱之所同有也。近之不能勿欲，远之不能勿忘，人情皆然”,亦即人的好恶之心都是一样的，这就肯定了组织管理中进行必要交易型领导的合理性。再如《管子·侈靡》说“不动以为道，齐以为行，避世之道，不可以进取”《把不动无为看作道，把“齐”看作“德”，这种消极避世主义是谈不上进取的：“天地若夫神之功。化变者也，天地之极也。”天地就好像有神在那里推动者，变化是天地最大的特征：“天地不可留，故动，化故从新”，宇宙是不停留的，因此经常会变动而从旧的转成新的。这些在某种程度上都反映了顺应时代发展，适时适度地进行变革型领导。
最后，《管子》教育管理思想高扬重公崇实的实践品性。
    身为“春秋第一相”、能全身而退且少有负面评价的管仲能够入选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可见其治国安邦伟业及管理思想是有益于人民的。管仲虽然肯定了人们求“利”的合理性，但他所指的“利”并非仅仅为了个人私利的“自利”，而是以社会利益为终极目标的“公利”。富贵在古代并非一回事，“富者未必贵，贵者未必富，贵者须得到社会各界肯定。今天，有些暴发户、官二代、富二代横行霸道，目中无人，富而不贵，究其原因，就是不懂义利俱重的道理，这大概是没受过传统中国文化洗礼所致 ”[2]21-22。这些说明《管子》教育管理思想高扬社会公共利益的崇高品性。就《管子》管理思想崇实的实践品性而言，《管子·问第》就反映了管仲学派重视政策以调查为基础 ，崇真务实的作风：“凡立朝廷，问有本纪”，大凡主持行政事务，调查是根本法则。《管子·问第》还强调“然后问事，事先大功，政自小始”，就是调查政事情况 先从大事入手，治理起来先从小事入手。注重调查、崇尚真实，这对教育管理的实践品性无疑重要且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全文完）

(作者：段梅梅，合肥师范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