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8月22日，北京弘道书院举行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学术思想研讨会，主题为“浴火重生：抗战中的国家精神”。本文源自会议学者发言。

    我要讲的是“精神困局中的抗战”，试图基于儒家立场把对中国现代历史的思考代入到讨论中。

    抗战是现代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这场战争虽然非常惨烈，但最终，中国取得了完全胜利，这可是中国与列强打交道以来的第一次。

    不过让人惊异的是，这么伟大的一场胜利，人们的庆祝声余音在耳，空前的内战接踵而至，抗战之初所确定的“抗战建国”目标，根本没有实现。抗战成功了，把日本鬼子打败了，但和平建国的目标没有实现，甚至可以说，比起抗战之时，离目标更远了。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看起来也比当初更复杂。

    所以，我的讨论带有一定的检讨性质，我想检讨一下，为什么抗战的胜利没有达成和平建国的目标。我将带着这样的问题，回到抗战之前那二三十年、那一代人的思想世界和政治努力，看看他们存在哪些问题。这个反思，或者有助于我们思考自己当下的处境及可能的出路。

    抗战前的中国到处都是脱节

    回到抗战前。民国建立，是秩序全面解体的开端。这方面，已有很多讨论，研究现代史的学者尤其是汉学家特别强调这一点：皇帝逊位，民国建立，中国持续了数千年的价值、思想、社会、政治秩序全面解体。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中国仍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世界体系中苦苦挣扎。这就是民国建立时中国的处境。

    肯定了这一基本事实，也就可以确定当时中国面临的任务：国家重建，或者说，现代国家程序之建设，其中的重点是提高国家组织化程度。

    应当说，这是过去一百多年来，这是中国一直面临的议题。只不过，可以回过头来看一下，民国之初各个领域中的精英们究竟做了什么样的努力。

    今年，新文化运动成了一个热点，一百年大庆嘛。应该说，新文化运动主要参与者对上述问题，有所意识。但我想，我们以事后诸葛亮式眼光评估他们做出的努力，不能不说，他们的努力基本上是“失焦”的，也即，完全没有瞄准问题本身。甚至他们所提出的诸多议题，反而遮蔽了现代中国国家建设这个议题，把整个精英群体的关注点引到完全没有太大相干性的议题上。民主、科学、启蒙，都有如此效果。比较刻薄地说，关于这些议题的思考，恰恰构成现代国家建设的障碍。中国人之所以一百年来在建国之路上困难重重，跟第一代现代知识分子提错了问题、开错了药方，有直接关系。

    不过我觉得，孙中山先生是中流砥柱，在那样的一个时代，确有圣人之远见。他紧紧抓住了“国家建设”这一议题。

    围绕这一任务，孙先生做了两个努力：

    第一个努力，在二次护国战争后，有一次道统之自觉，他宣称，自己的革命，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事业的延续。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当时，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孙先生反而有一个道统自觉。这与其前期思想相比，也是有很大变化的。这一点，我查阅文献发现，很少有人认真对待，但其意义实极为重大。

    孙先生的另一个努力是引入苏俄式意识形态动员体系和政党体系。对此，以前的革命史观里大家赞扬，九十年代以来流行的启蒙史观则持强烈批评态度。但我们看看效果。恰恰因为这套组织化体系的引入，才有了国民革命的胜利和南京政府的建立，这从根本上遏制了当时十分严重的政治解体问题。

    皇帝逊位、民国建立带给中国的最大政治问题是政治溃散，国家解体。太平天国运动后，政治权威趋向离散。皇帝退位，王纲解纽，维持政治统一的唯一纽带不复存在，袁世凯以诈力勉强维持国家统一，但他已看出，麻烦来了，故准备恢复帝制，解决深层政治危机。这当然不奏效。此后的北洋政府，根本丧失权威。现在很多人羡慕北洋时代，其实，那是一个政治上最可怕的时代。如果那个时代日本大举入侵，结局不堪设想。

    国民革命则在一定程度上结束了军阀割据局面，实现了政治上、名义上的统一。这扭转了政治解体的趋势。因为有政治上这一成就，所以当日本大规模入侵中国，国民政府才能组织起一定的军事抵抗，动员必要资源投入这样一场持久战中。如果没有孙先生留下的国民党统合军队、社会这样的政治遗产，这一点根本难以想象。

    也就是说，孙中山先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政治的组织问题，建立了一个有点权威的中央政府，在一定程度统合社会，动员资源，从而为抗战胜利，奠定了政治基础。

    但在另外一个维度上，即思想、教育、文化、精神的维度上，抗战前的准备完全不能为抗战提供有效的资源。

    我的看法是，民国建立以后，直到30年代初，日本有大规模地占领中国意图之前，整个知识界与现代国家构建议题脱节，而他们恰恰控制了文化教育界、控制了现代传媒、控制了现代城市中的各类公共空间。

    西方早发国家，在其现代国家构建时，比如英格兰和德国，教会和国家之间有非常紧密的联系，至少从理论上可以这样说：西方现代国家构建始于教会的国家化，国家化的教会整合国民。在德国、日本，国家化的现代教育体系，也塑造国民。

    但在现代中国，我们看到的是教化的去国家化、甚至反国家化。新文化运动就是典型。由新式读书人所主导的教育体系，也是如此。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北大校长所作的主要工作，就是从教育中清除中国经典。这个教育体系基本上不传授中国文明，相反，大学里流行的是反中国文明的各种说辞。对此，钱穆先生在他的回忆中有痛切描述。用后来发表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中的话说，在文化领域中，“没有了中国”。（按：该宣言为1935年1月10日王新命等10位教授联合倡议）

    这些，在民国建立到抗战前二十年时间中，中国的思想、文化与政治之间，出现严重的脱节，始终存在着国家政治建设的进程与思想界的反国家建设主张之间的紧张，国民精神整体上是严重分裂的。

    这个问题如果换成另外一个词表达是，国民党在国家建设过程中，始终没有形成有效的“王官学”，把精英群体统和起来。当然，国民党做过努力，推行三民主义教育，但是，三民主义本身就相当含混。而现代知识分子根本不能容忍这样一个看起来不漂亮的思想体系。

    可以说，在抗战之前，中国的政治与文化是脱节的，精英群体是严重分裂的，不要说武力对抗的集团，就是相对温和的精英群体，也对国民党的国家建设努力持不合作态度。可以说，国民政府的政统是非常脆弱的，而道统，从来就没有形成过。一个没有道统的国家，其脆弱可想而知。

    启蒙知识分子在这方面的表现特别引人注目，现在也有很多人对此喝彩。这些启蒙知识分子摆出远离政治的pose，他们的反政治倾向十分明显。问题在于，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必须建设国家。思想、知识精英的这种疏离态度，导致国家建设难有进展。

    结果，面对日本的大规模入侵，中国的国家能力相当低下。

    应该说，从三十年代初，知识界已开始有所反省、有所调整。1935年，就有10位教授关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知识界开始重视国家建设这个议题。1937年大规模抗战爆发之后，更是如此。

    哲学界、史学界的努力，最为引人注目。比如，顾颉刚、傅斯年就曾后悔，自己当初所做的史学研究没有意义，转而开始围绕国家建设的议题重订自己的史学研究规划。至于冯友兰先生，则从清理国故的哲学史研究，转向哲学的创造。

    但不能不说，这个努力已经太晚了。这属于临时抱佛脚，无助于弥合整个国家根深蒂固的精神分裂。

    因此我们看到了一个令人沮丧的现象：抗战最危急的时刻一过去，国家立刻进入更为严重的政治分裂状态。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政治上有过一次统一。抗战又给了各种非国民党的力量以巨大的自由活动空间。可以说，在抗战后期，知识分子群体中就已经涌动着破门而出的怨气。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发表，各政党、众多知识分子的反应表明，中国的命运麻烦了。

    于是，抗战一结束，国家立刻再次分裂，和平建国成为泡影。

    七十年后的反思

    总结一下，我的看法，抗战是一次胜利，但没有完成最初的任务，未能完成和平建国的事业。

    根源在精神上，在思想文化上，在价值上。从二十世纪初开始，中国人在精神上迷失，由此导致，精英与大众隔绝，精英内部深度分裂，政治与文化脱节，思想文化精英与政治精英相互鄙视、怨恨。如此，则国家不能不解体。虽借助孙中山先生的遗产，勉强抵抗日本，终究因为精神疲弱，而无力完成建国。

    抗战结束七十年了，思考抗战的惨胜以及随之而来国家政治的分裂，对于我们今天思考自己的处境，或有一定警戒意义：我们有没有可能走出政治和文化分裂，精英严重撕裂的状态？怎么做，才能走出？我们如何连接政治与文化？

    让我更明确地说出我所思考的问题：如何重建道统？在我看来，这是国家建设的关键所在，国家最深层次的凝聚力正在于此，而这有赖于文化与政治精英之共同努力。惟有当道统重建，一个稳定的现代秩序才有可能，我们也才能完成一百多年前先贤所确定之目标：现代国家构建。

    从这个角度看，那么，今日中国所要作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是返回。过去一百年，中国历史发展之大势是，由古到今；但也许，今天，当开始一个反向运动：由今到古。

    实际上，这样的往复，在中国历史上已有多次。比如，周秦之变是由古到今，秦汉之变，也即，汉武帝、董仲舒则推动了复古更化，此即由今返古。唐宋之大变，从太宗朝到仁宗朝，也是从今到古。唯有如此，才能返回于道。道成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