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周代起，中原文明核心区的人民，便按照方向，以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来称呼周围的部落（当然，这种称呼不是固定不变的，亦有西狄和北胡这样的说法）。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夷狄们当然有充分的理由对自己表示“不满”—即进行“自我批评”，这自然就是因为他们的落后，现实迫使他们正视自己的落后，而希望文明化。而更为重要的却是：在接触和观察中原文明、与之往来角逐之际，夷狄们亦善于分析、观察、透视中原文明的弱点，特别是发现其华而不实、好说不练（即今人所谓“谁打我我便骂谁”的嘴硬）等深刻缺陷—而这恰恰是“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的文明核心区成员们，自己所最难以觉察得到的事实。

　　当夷狄进入华夏、成为华夏的一部分，他们对于华夏的批评，于是就变成了华夏文明的自我批评、成为华夏自我更新的动力，而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华夏文明倘若能够包纳夷狄的视野，从而对自己展开不留情面的批评和自我批评，那便会兴旺发达，推陈出新；而如果仅将夷狄们看作野蛮人、大傻瓜和跳梁小丑，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那就不免要陷入“求荣取辱”、“政怠宦成”，乃至“人亡政息”的循环。

　　这可谓是一条历史的规律。

　　墨法思想与秦的富强

　　华夏文明第一次系统、深刻地进行自我批评、从而展开一场文明自我更新的思想大解放运动，这主要就体现在战国时代墨家和法家的思想中。墨法学说，可谓此后一切中国改革、变法思想的源泉。

　　墨法两家，成于魏、归于秦，墨翟、孟胜、吴起、卫鞅这些人之所以艰辛辗转，四处碰壁，这主要就是由于当时“魏康楚富，齐淫吴巧”，即发达地区民风奢华，文明积习太深，听不进批评意见，更不愿展开自我批评，特别是墨子所倡导的“艰苦奋斗”（“摩顶放踵，以利天下”）这一条，在文明发达的地区，非但难行，而且难听（极不悦耳）；而这便是庄周对于墨子命运的感叹：“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墨子虽独任，奈天下何！”

　　能够接受墨法思想的，最终证明是被文明核心区视为“戎狄”的秦。正因为秦在七国之中开化最迟，尚不存在六国那样庞大的既得利益阶层、贵族世家集团，因此，墨法“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为则上，无能则下”的平等政治主张，方才能够在秦地得以实行。正因为贵族、世家的力量还没有形成，正因为“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乃是秦的民风，以至“王亦不爱其家”，故“上同而下不周比”、“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户籍－连坐制度，亦方才能够在秦地顺利推进；而更为重要的是：正因为秦开化最迟，百姓极其不善言辞文饰，不存在一个靠巧言令色、舞文弄墨发达起来的智识阶级，故商鞅那一套以“农战”立国的思想，方唯独在秦地能够大受欢迎。

　　吴起自鲁赴魏，又去魏适楚，而商鞅亦自中原最发达的魏亡命入秦，他们所献出的强国之策，首先就是对华而不实、只说不练的中原文明弊端的诊断和分析，在文明反思的基础上，他们方才转而倡导一种埋头苦干、只练不说的新文化品质—于是，开化最迟、民风纯朴的戎狄秦地，便这样成为他们培植新文明的试验田。这是秦人艰苦奋斗精神的起源，这更是秦走向富强的动力。

　　商鞅在《商君书?农战》中，比较“境外”的秦地，与“境内”的中原文明，认为由于中原地区文明发达，方才养成了盘根错节的贵族世家势力，方才铸成了导致阶级分化的富豪大贾集团，正因为文明发达，方才重用巧言令色、只说不练的智识阶层，而此三者具备，固可谓文明之成就，但也却正是“求荣取辱”、“政怠宦成”的开端，是“人亡政息”—即国家危亡的征兆，是文明走向异化的开始。

　　作为“戎狄”的秦，之所以能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最终统摄四海，扫荡群雄，这就是秦人的生活朴素、务实使然，秦人正是以朴素的“又战斗来又生产”、以南泥湾开荒般的“农战”精神，最终战胜了中原文明之骄奢淫逸。

　　秦的改革蓝图，其实就来自中原精英对于自身文明弊端的自我批评，这种自我批评，最终演化成“西戎”之秦对于中原文明所进行的“武器的批判”。

　　秦王扫六合，乃是中国文明艰苦奋斗精神的第一次胜利、中华民族第一次自我更新。

　　《荀子·疆国》亦曾赞美秦的朴素民风说：“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佻”，又说“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不楛”。荀子所观察到的，恰是百年之后，中华文明在秦的甦生，这个主张艰苦奋斗的新文明，就是墨法政治理想的高度实现。

　　汉废秦法与贵族的兴起

　　汉有天下，矫秦之枉，武帝迷信文辞，政治上往往“不问苍生问鬼神”，于经济上实行盐铁专卖，终使国库足而帝室富，且帝室的财富尤胜于国库，然而，不幸亦接踵而至：皇帝家产愈大、宫廷愈富，外戚、宦官的力量则愈强，如此一来，国家势必要以宫廷为中心，形成一个奢侈腐败的渊薮，外戚与宦官之间的混战只是表现，汉文明重新陷入“文明与腐败循环”的辩证法，不可抑止地走向“自己反对自己”的文明异化—这却是历史的必然。

　　汉废秦法，剖海内而立宗子，郡守之下，又实行自治。立宗国便是裂土封疆，而“地方自治”的实质，则是听任豪族兼并土地。故终其两汉，中央“贵族”与地方“豪族”这两大势力纷争不息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土地分封制度，就在于“土地私有制”的恶性发展。

　　故柳宗元《封建论》抨击封建土地所有制说：“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非公之大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也。”

　　这就是说：封建制是土地私有制的极端，土地私有化乃是天下之大私；相反，秦的土地国有制，则是天下之大公。

　　汉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也便是土地问题。贵族、豪族圈占土地，造成农民流离失所，于是，谁掌握了失地流民，谁就能够实现霸业、掌握政权，而能够认识到这一点的，便是汉末“非儒家的寒族”曹操。

　　西晋贵族，可谓将中原文明“只说不练”的积弊发展至登峰造极地步，此即所谓“清谈”。因此，将西晋的灭亡，归之于所谓“五胡乱华”，这其实便是古往今来最大的错误。事实上，自晋惠帝以来，司马氏王族，同胞兄弟凡35人，自相残杀的结果，仅剩下了3人，西晋二世而亡，不闻延祚，这就是因为文明日益发达，精英和统治者的欲望便日益膨胀，为了争夺“私有产权”，最终竟连自己的亲兄弟都要杀绝，这便是典型的“求荣取辱”、文明异化之惨剧。

　　起身于今山西长治武乡县的后赵羯族统治者石勒，只不过是个胡人奴隶，但他却如此鄙视司马氏王朝说：“大丈夫行事，当光明磊落，如日月之皎然。不应如曹操、司马懿父子，欺孤儿寡母而取天下。”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坚持这一底线的是夷狄一方的“小胡”石勒，而不是华夏一方的大贵族司马氏。

　　“天下有道，守在四夷”，“天子失政，道在四夷”这两句话，正好可以用在魏晋南北朝时代。

　　汉代的乱源，便是贵族和豪族，而构成门阀集团的贵族和豪族，便是一个“官产学一体化”的强大利益集团，而其中的“产”—即大土地庄园，又是其世代把持文化教育和官场资源的基础，因此，救天下苍生于水火、挽华夏文明于既倒的唯一途径，便是实行“土地改革”。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肩负起土地改革大业的皇帝，便是北魏的孝文帝拓跋宏，而他就是那个迁都洛阳，修建了龙门石窟的鲜卑族皇帝。魏孝文帝拓跋宏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均田法，此法的核心，便是中央直接统治土地，它一方面虽默认富民的土地所有权，但另一方面则按照土地国有的原则，不分贫富，皆课以相同的国税，正是这项法令，成为唐代均田制的依据。

　　隋唐以来夷狄对中原文明的贡献

　　将两汉和魏晋文明推向高峰的，固然是贵族和豪族，而毁灭了这个文明的，同样是贵族和豪族，他们尔虞我诈、骄奢淫逸，他们“以傲诞为清虚，以缘情为勋绩”—自己打败了自己，而这就叫做“文明异化”的道理。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唐太宗李世民方才将均田制与府兵制结合起来，使唐代制度的基础，得以重新建立在“农战”—即朴素的农民士兵身上，隋唐两个王朝都脱胎于鲜卑西魏，相对于中原贵族制度而言，夷狄的日常生活无非游牧和战斗，即生产和斗争，以生产和斗争为底色的北国制度，比较起以精致的吹牛拍马为显学的中原文明来说，显然更为平民化，比较中原等级森严的繁文缛节来说，夷狄的生活显然更为朴素，比较“未窥六甲，先制五言”（即孩子尚未学会数数，便先学会了作诗）的中原教育来说，夷狄的人格显然更为自然、健全，汉以来日益贵族化的中国社会，正是因为夷狄的加入，方才获得了伟大复兴。

　　宋代建国，始终面临着辽、金、西夏的强大压力，而这就不能不迫使中原的精英们，对于自身文明的文弱、享乐、滥情痛加反省，在宋人所作的自我批评中，以王安石、叶适为最深刻。王安石曾指出：人皆以为夷狄愚昧迷信，不知中原文明的迷信，实则比夷狄尤甚，夷狄不过迷信鬼神，而中原则迷信文辞，正是这种对于文饰、文辞的形式主义迷信，使得科举考试成为制造大量废物的荒谬仪式，而宋人竟以为凭借口诵经文，妙手文章，便可退辽金十万铁骑—这与其说是文明，倒不如说是天大的愚昧。

　　于是，他创办学校，命学生全部寄宿其中，以观其才德，并于校内建立操场，供学生练习骑射。又制订保甲、保马之法，令农民学习马术武艺，先以自卫，终以服役官府，以期逐步恢复唐的“府兵”、秦的“农战”。但是，宋代的疆域处于中原和江南最为富裕地区，宋更是历史上商品、市场经济最发达的朝代，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说：任职江南东路的见闻，使他认识到“举国奢靡，全民腐败”的现实，宋代的士大夫文明，不但与生产和经济活动相脱离，也与治国理政完全脱节，这样的社会，这样的文明，几乎彻底丧失了自我批评和自我改造的能力，王安石之所以感慨宋代最大的失败在教育，叹息“变成法易，变世风难”，这就是因为在“文明发达到了糜烂程度”的地区实行变法和改革，他遇到了当年商鞅在魏时所遭遇的同样问题：改革者不仅需要改造制度，而且还需再造文明。而王安石的命运，自然也就难免要重复墨子式的悲剧：“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虽独任，奈天下何！”

　　中原的士大夫文明之华丽令人向往，但其脱离实际、脱离生产和斗争的本质更使人堕落，正是对这种文明/野蛮辩证法的洞悉，正是对“文明异化”的自觉，方才使得辽朝设立了“南面”和“北面”两种制度，它既不要求中原人契丹化，也不鼓励契丹人中原化，而这种措施的用意所在，就是唯恐契丹民族沾染了中原士大夫政治的腐败，从而消磨了英勇斗争的志气，而这里的深意，则是史家不可不知的。

　　明代的思想家，同样是从铁木真子孙的堕落中，看到了对士大夫文明的迷信，于人心诱惑之甚，他们对于中原文明弊端的自我批评，尤其集中于对崇虚文、鄙实践的士大夫的批评，口诵莲花而不分五谷的士大夫，绝对不可能打得过不善言辞、但却习惯了披霜浴雪的夷狄。文饰是虚伪的渊薮，实干才是诚实的品格。而华夏文明的悲剧，正可概括为“只说不练”、眼高手低的悲剧，华丽的士大夫文明脱离生产与斗争的悲剧。张居正《陈六事疏》，其首在“省议论”，其重在“核名实”；王阳明《传习录》：“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这些痛切反省都表明：崇虚文、鄙实践，与现实生产活动完全脱离的士大夫，完全不足以与战斗和生产相联系的夷狄相对抗。

　　王朝中国最后一个伟大的夷狄政治家，便是清圣祖康熙皇帝，他深刻地指出：“打天下”固然是残酷的斗争，而“坐天下”则是更为残酷、更为艰苦、更为持久的斗争，政治作为一项空前艰苦的事业，它绝非一般人所能承受得起。在去世之前留下的政治遗嘱中，康熙皇帝这样感慨道：

　　“古帝王享年不永，书生每致讥评。不知天下事烦，不胜其劳虑也。人臣可仕则仕，可止则止，年老致仕而归，犹得抱子弄孙，优游自适。帝王仔户无可旁委，舜殁苍梧，禹殂会稽，不遑宁处，终鲜止息。洪范五福，终于考终命，以寿考之难得也。易遁六爻，不及君主，人君无退藏之地也。岂当与臣民较安逸哉！”

　　16世纪以降，西欧之所以能实现迅速崛起并最终超越中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现代西方文明乃是建立在知识与实践、科学与生产活动的密切联系之上的，那个文明的主体—企业家与工人都是从行会师傅中分化而来的，因此，重视生产、科技和实践，便是现代科学文明的特点。与之相对，中国的士大夫文明却鄙视动手、鄙视实践，更鄙视劳动和劳动者，于是，从这样一种浮华的士大夫文明中，也就不可能产生出观察和实验的偏好，因而，也更不能产生出现代科技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