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底，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大批帛书。其中的一种后来被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下文有时简称帛书），共27章，中有11章见于《史记》和《战国策》，另外16章则未见著录。《战国纵横家书》最引人注目之处，就是其中有关“苏秦”的资料比较集中，且与《史记》、《国策》大相径庭。因而它的出土，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史记》、《国策》中有关苏秦的资料是否可信，一时成了学者们注意的焦点。
唐兰先生、杨宽先生据此认为张仪活动的时间在苏秦之前，《史记》和《战国策》把真正的苏秦事迹都搅混乱了。马雍先生则认为《史记》中有关苏秦的记载错误百出，其材料来源多出伪造，可凭信者十无一二。他们的观点，一时间几成定论。
其实，类似《战国纵横家书》一类的资料，司马迁、刘向都见到过，但他们得出的结论依然是苏秦在前，张仪在后。
司马迁、刘向对苏秦、张仪活动先后的判断，是有充分依据的。
司马迁作《六国年表》，主要是根据《秦记》。《六国年表》记载苏秦、张仪的事迹共有九条：（燕文公二十八年）苏秦说燕；（秦惠文王十年）张仪相；（秦惠文王后元元年）相张仪将兵取陕；（二年）相张仪与齐楚会啮桑；（三年）张仪免相，相魏；（八年）张仪复相；（楚怀王十六年）张仪来相；（秦武王元年）张仪、魏章皆出之魏；（魏哀王十年）张仪死。
《六国年表》的资料多出自《秦记》，所以为秦连横六国的张仪材料多达八条，而有关苏秦的史料仅一条，但苏、张纵横的时间线索却仍相当清楚。《秦本纪》记载张仪事迹，与《六国年表》完全一致，两者在时间上也全都吻合。
《太史公自序》：“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这些所谓“史记”，除《秦记》外，还应包括其它诸侯国的历史记载。《燕召公世家》称：“（燕孝王）三年卒，子今王喜立。”又称：“今王喜四年，秦昭王卒。”燕王喜初年距司马迁写《史记》的时间有一百几十年，而《燕召公世家》二称“今王”，显然是抄录燕国史记未遑改写留下的痕迹，说明作者见到并利用了有关史料。《燕召公世家》载：“（文公）二十八年，苏秦始来见。”这条记载在时间上与《六国年表》相符，当是苏秦最初从事合纵活动的真实记录。《燕召公世家》又云：“易王初立，齐宣王因燕丧伐我，取十城；苏秦说齐，使复归燕十城。十年，燕君为王。苏秦与燕文公夫人私通。”“燕哙既立，齐人杀苏秦。”“及苏秦死，而齐宣王复用苏代。”“（燕王哙三年）苏代为齐使于燕。”文中不仅明确记载了苏秦、苏代的活动时间先后，而且有准确的纪年。这些材料，当是作者参考了燕国史记后加以剪裁编排而写定的。
其它国家的历史资料，司马迁也可能同时运用。《周本纪》、《秦本纪》、《六国年表》、各世家、列传记载苏氏兄弟及张仪的事迹，往往都有编年。与零碎散漫的《战国策》、《战国纵横家书》相比较，苏、张等人的事迹在《史记》中被排列得系统而有条理，人物活动因果分明，首尾清楚。这表明作者排比他们的事迹，有相当充分准确的史料依据。
《六国年表》序言说“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史记》载录苏秦、张仪等人的事迹，常常超出《战国策》的范围，不少记事与《战国策》有异，有些事件虽与《战国策》相同，而文辞往往各异。这表明司马迁看到了《战国策》以外的不少纵横家资料。
刘向见过的有关资料，也非常丰富。《汉书·艺文志》纵横家类著录有“《苏子》三十一篇。”原注：“名秦，有《列传》。”“《张子》十篇。”原注：“名仪，有《列传》。”刘向校书时，《苏子》、《张子》俱在，而诸子部分又是由刘向亲自校定他在《战国策书录》中对苏秦、张仪以及苏氏兄弟三人先后时序的论述，应属可信。
刘向校理《战国策》，底本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诸名，这些材料是“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的底本，它们的定型，都在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之前（帛书写定当在汉初）。从版本的角度看，《战国纵横家书》不过是此类资料中一个不太重要的本子。除了《战国策》底本外，《汉书·艺文志》录有“从横十二家，百七篇（包括《苏子》、《张子》在内）”，这些资料也势必要涉及到倡导合纵连横的代表人物苏秦、张仪，这些篇章也都由刘向亲自校定。依据如此丰富的原始资料，他应当不难审定有关苏、张事迹的真伪正误：很难想象这些纵横家的著作会都数典忘祖，连苏、张（特别是苏秦）活动最基本的事实都搞不清。
刘向校理群书，而且亲自编定过多种著作，这使他有可能更多地接触到有关苏秦、张仪等人的资料。
笔者以为，《史记》中记载苏秦事迹的文字和《战国策》有关苏秦的多数材料是可信的，而《战国纵横家书》中一些涉及苏秦的资料，则多出于后人伪托。
战国之时，纵横游说之风盛极一时，诸侯卿相养士极众。这些宾客说士往往采取旧事，加以整理润色，或参以己意，斟酌益损，以为游说之资。这类资料经过辗转传抄，极易产生歧异。帛书记载苏氏兄弟的一些活动，不像《史记》那样完整系统而有条理，事件的前因后果及相关内容交代不清，所载事件与其它事件的联系不明显，时序也混沌难分。这种情况，加上帛书本身流传过程的复杂性，就更容易致误。帛书中有关苏氏兄弟的资料，一概都没有署名，更增大了传抄中产生讹误或者伪托的可能性。
假托名人之言，往往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苏秦是首倡六国合纵并取得巨大成功的人物，他“为从约长，并相六国”，战国纵横家中除了张仪差可与之比肩外，更找不出第二个人。合纵与连横，立场迥异，主张合纵的人很难托名张仪，因此“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是非常合情合理的。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一些篇章的主名与《史记》、《战国策》不同，就可以看出这种假托的痕迹。实际上，托名苏秦的资料不仅存在于《战国纵横家书》，也同样存在于《战国策》。如果按照帛书的时间来推算，苏秦的所有活动都在燕王哙之后，这样，燕文侯时联合六国的辉煌经历就必须从他的履历中抹去，苏秦作为纵横家代表的资格也将从根本上动摇。这从反面证明，帛书中一些有关苏秦的记载是不可靠的。
苏秦、苏代、苏厉三人的事迹容易相混，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原因。他们兄弟三人活动的时间虽先后不同，但他们活动的范围和宗旨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苏秦先在燕，后适齐，最主要的活动地点是在燕、齐两国；苏代、苏厉先奔齐，后归燕，主要活动地点也在这两个国家。苏秦活动的宗旨有二：第一，主张六国合纵抗秦；第二，在燕、齐两国关系的处理上，他又明显偏向于为燕国着想而谋齐。苏代、苏厉继承了苏秦的衣钵，致力于六国合纵并且又一次取得了成功。《苏秦列传》说：“燕使（苏代）约诸侯从亲如苏秦时，或从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苏氏之从约。”在燕、齐两国关系上，苏代、苏厉归燕后谋齐更是不遗余力，特别是苏代，在帮助燕昭王破齐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由于苏氏三兄弟活动的范围和宗旨如出一辙，他们三人一生中的主要活动又都是在燕国，因此，他们的事迹在客观上更加容易混淆，这种情况也为后人托名苏秦提供了方便。
《苏秦列传》赞语说：“太史公曰：苏秦兄弟三人，皆游说诸侯以显名，其术长于权变。而苏秦被反间以死，天下共笑之，讳学其术。然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夫苏秦起闾阎，连六国从亲，此其智有过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时序，毋令独蒙恶声焉。”文中不仅指出了“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的事实，而且明确交代自己写这篇传记目的是要为苏秦澄清一些事实真相。《张仪列传》赞语则进一步指出：“夫张仪之行事甚于苏秦，然世恶苏秦者，以其先死，而仪振暴其短以扶其说，成其衡道。”从两传赞语可看出，司马迁已将纷繁歧异的苏秦资料理出了清晰的线索，且对一些事情的前因后果了如指掌，这两段话是他依据有关资料细心考辨的结果。司马迁作史的态度非常严谨，他对苏秦活动的史实如果没有相当的把握，恐怕不会轻下断语。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出土，又一次证实了司马迁“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的论断。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