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中国文明的重要源头也就是先夏文化。而夏文化的源头其实就在中国西部，在甘青地区和陇原。重要的线索是，夏文化之地方源头为从大地湾到马家窑- 齐家文化的新石器彩陶文化。彩陶礼器上最突出的蛙人造型，揭示着一种在东方失落已久的女神神话信仰。用西方考古学家的术语，可以称为“女神文明”。汉语记载中最大的女神名叫“女娲”。“娲”的发音和汉语青蛙发音是几乎可以划等号的。蛙神崇拜的现代跨文化解读，给女娲崇拜背后的变形动物原型提供了重新理解的契机。

    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其实很值得再三反思。所谓夏商周断代工程，由于把寻找文明起源的目光先入为主地放在了黄河中游地区，说到底是中原中心观的一种自我复制——这乃是自汉以来汉王朝正史体系与中原中心观的延续。现代学术史上的“夷夏东西说”（傅斯年）其实已经点明了从东与西的互动来看待文明起源的动力的观点。可惜这样的认识重新被传统的中原中心观所吞没。当下的中国考古界对夏商周断代研究的重心依然没有跳出以河南山西为轴心的中原一带，而忽略了中原以外的地方。尤其是西部的黄河上游地区。所以，关于中国文明的源头，有必要重新探寻，给予多角度的关照 。

    一 、 中国文明起源的反思

    河南新郑黄帝故里，两只威武高大的熊神把门，很明显。所谓的黄帝，其实他来自遥远的西北部，而不是中原。但是中原的文化却将熊图腾文化纳入自身。黄帝又称有熊氏，伏羲号称黄熊氏，二者共同的图腾为熊。 熊所代表的文化应该是狩猎民族文化，而不是通常所说的中原地区的农耕文明。所以夏以前的文明发源地不是中原，而应该是塞外地区。

    黄帝故里的现代建构还包括一只大鼎，三只站立的青铜大熊，托起这只大鼎。鼎是古人心目中象征政治权利的神圣之物，这又说明了什么？为何要对熊进行膜拜？其背后的含义其实很值得深思的。不言而喻，熊在这里是神，一种黄帝时代的图腾崇拜，而熊所代表的文化何时开始问鼎中原，掌握话语表述权力呢？

    二、马家窑彩陶蛙人之谜：“女神文明的解读”

    女神文明的象征物中，最重要的是蛙，蟾蜍也是，他们所代表的信仰是一种女神信仰，代表生命的再造，生命的自我复制的能力。蛙是两栖动物，具有神性，具有极强的生殖能力，是永生的象征，与永恒回归有着极大关系。蟾蜍奔月的表象背后其实乃是古人对生命的回归和不死信仰的探寻。

    1986年，陕西临潼姜寨仰韶遗址出土的彩陶盆上有一只巨大的蛙形象。根据欧亚大陆石器时代的类似造型，考古学家认为这是典型的女神文明的象征动物。女娲的“娲”和青蛙的“蛙”或者蟾蜍的“蛙”，其发音应该是互换的，是象征对应的，是一个东西。世界各地的蛙和蟾蜍信仰十分广泛，五大洲都有。即使是现在，依然有蛙的符号再现，广州花溪有蟾蜍奔月的壁画，而不是我们通常所看到的嫦娥奔月。

    古埃及的神话中有一个蛙女神名叫赫卡忒，法老的陵墓中也有大量的蛙现象存在，各种各样的质料都有，可见蛙在古埃及人心中的位置是多么重要。

    中国长江流域的石家河文化的陶器也有大量的鱼和鳖形象，这些水生动物形象作为一种神圣的崇拜出现在陶器上，其实出于同样一种生命观。

    甘肃青海的马家窑文化出土的陶器上有大量的蛙人形象，他们既不是单纯的蛙也不是简单的人，而是作为神的形象而呈现的。侧面的圆圈中的网状物，按照西方考古学家的判断，是生育的象征，这种象征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模式。

     世界各地史前文化普遍地出现有大量的蛙人形象。古埃及人则把蛙的形象看成是生命和生育女神的显形。同时还将蛙同另外的生命符号如荷叶放在一起。这种通过图像创造而对生命永恒回归的追求，说明了什么？很明显，它说明女神文明的存在是具有世界系谱性的，不单单是中国独有的现象。

    三、夏文化源头再探：聚焦西部

    所谓的炎黄子孙，炎帝是无可争议的，他是姜姓，姜和羌在甲骨文中是一个字，羌是中国西部的一个少数民族。所以炎黄子孙其实有一半的血统是融合进来的西部少数民族。如此看来，所谓汉，其实是汉王朝建构出来的一种说法，以前我们称之为华夏。夏代开国始祖为大禹，史书中多次记载大禹出西羌，不仅将其族属说出来了，而且也将其方位也说出来了。能够提出地缘证据的应该是位于甘肃和青海交界的积石山。那里出土了大量的蛙纹陶器，非常典型的代表了史前人对于生命再生的信仰和意识。这种信仰在欧洲和西亚都有，从旧石器一直延续到欧洲文明起源，时间跨度超过万年。整个新石器时代是不强调男性神灵的，突出的崇拜偶像大都是女神。同样，中国目前史前考古发掘也没有发现突出的男神崇拜和信仰，关于这方面的学术探讨也没有大的进展，一直拘囿于书写和文本的记载。仅有两三千年的历史，不能提供足够深远的证据。至于夏的文明源头的探讨更是无从考据，从书写文献中很难找出什么确凿的东西。商之后的周，其始祖母为姜嫄，显然为典型的羌族。齐鲁大地上的儒教，也是西周姜姓贵族东封以后的结果。孔子强调周礼，也是强调夷夏起源中东边的一族。文明东边的夷文化和西边起源的羌文化有异常强烈的冲突。根据商代甲骨文记载，祭祀时一次杀掉的羌人可以上百，甚至比牛和马，还有其他动物的数量都高。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来二者的冲突是何其剧烈。古汉语的所说的羌，从族源上，应该是和藏是同一个族系的，是一个大的群团。炎帝和大禹都是发源于西部的羌人，周人同样也是如此。汉语中的麦字，是从古羌语传入汉语中的。仰韶文化出土的农作物中只有一种——稷，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小米。半坡文化中出土的农作物就是例子。那里只有小米。麦字训来，其实可以看出来，是外来的一个东西。它从哪里来呢？有学者考证，汉语中的麦字发音与藏语中青稞麦一词的发音“乃”是通转的。 “麦”训为“来”，就是说对于造字的中原人而言它是外来的。所以关于麦文化，应该是从西部的羌藏群团输入中原地区的，这个看法有充分的农业考古成果作为依据。

    羌族神话中有一个著名的蚩尤神话。古代传统神话中蚩尤的形象十分可怕，所谓“蚩尤冶西方之金”的说法，这其实也是中原文化所建构的一种符号。发明金属冶炼技术，也就是青铜文明的开始，在中国的西部，就在今天的甘肃境内。氐羌族群的先民率先学会了冶炼金属制造武器，于是对还没有使用金属的中原人就造成了很大的威胁，羌人也就被妖魔化了。比如关于蚩尤“铜头铁额”之类的叙事，就是明确的例子。

    甘肃的一些地名中隐藏着关于夏的秘密，夏的古藏语音为“嘎”，这和秦方言把蛤蟆叫“嘎杜子”只是语音上的巧合呢？马家窑文化上下数千年崇拜蛙-蛤蟆神的传统怎么会在夏代就突然消失呢？夏有大的意思，秦陇地区的方言则称父亲为“大”，这其中也隐含着夏朝得名的语义线索。综合种种方面的证据，可确认夏文化的一个重要源头在西部，而未必是在中原。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