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中国文化西来说
大家都知道，中国考古学一般是从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发现河南三门峡地区的仰韶遗址开始的［1］。安特生当时是中国北洋政府聘请的矿业顾问，从1914年来华到1925年离开，安氏在中国待了十年，对中国考古学做出重大贡献［2］。他因仰韶发现的陶器与中国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和现代中国汉族地区的民俗文物相似，所以推测仰韶文化是“中华远古之文化”，仰韶是中国人的第一个史前遗址［3］。这个发现相当重要，因为在此之前，大家都认为所谓中国人的文化就像传说中的老子，生下来就是一个白胡子的老头。虽然在此之前不少外国探险家和日本的考古学者已经在中国东北、西北、 西南等地采集到远古的石器，但是都被认为是异族的石器，和“中国人”也就是所谓汉人的历史无关［4］。但是另一方面，当时这个孤岛一样的发现，只能通过和已知的中亚和中东的考古发现作比较，仰韶最有特色的是彩陶，而中亚地区今土库曼斯坦安诺遗址等地出土的彩陶又与仰韶的纹饰很相似，于是安特生得出仰韶文化西来的假说。当时确定考古遗存的年代还没有现在的C14测年，一切的年代都是根据地层迭压关系和根据类型学的比较得到的相对年代，中东已经有比较一致看法的年代，而中国则除了商周文化以外，对在此以前的远古文化一无所知，仰韶文化刚好放在安诺和商周文化之间的位置上，所以当然是西早东晚，从西到东顺理成章。这个西来说被许多的中外学者所接受，是20世纪20年代的显学［5］。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东西二元对立说
说到东西二元对立说，就不能不先提到傅斯年先生，他的《夷夏东西说》虽然发表在1935年，但是这个思想却形成很早［6］。这个学说，简单说来，就是认为中国东西部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所谓夷东夏西［7］。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河南安阳小屯开始大规模发掘商的晚期都城殷墟，使人们在实物上对商文化有更深切的认识。商文化与仰韶文化的巨大差别，使许多人认识到仰韶和小屯商文化之间有一个很大的距离，认为以小屯为代表的商文化应该另有来源。刚好1928年吴金鼎先生发现山东济南附近的城子崖遗址，这个遗址在1930年正式由史语所发掘，发现了不同于仰韶而更接近商文化的东西，这个文化有占卜的骨头、有发亮的黑陶，还发现了城墙［8］，所以许多人认为考古学上的发现，证明了夷夏东西的理论。李济之先生认为仰韶与小屯的关系“像远房的叔侄”［9］。徐中舒先生更认为小屯文化和仰韶各有其渊源，分属两个系统，仰韶为虞夏民族的文化，小屯的文字和青铜器说明它应该另有来源，直说“殷民族颇有由今山东向河南发展的趋势”，“小屯文化的来源当从这方面来探求，环渤海湾一带，或者就是孕育中国文化的摇床”［10］。”因为当时彩陶主要在河南中西部及其以西地区发现，而黑陶的代表性遗址都在安阳以东地区，所以尽管在不止一个地点发现仰韶文化层在下、龙山文化层在中，小屯商文化层在上的所谓三迭层，但是截止到50年代中期，东西二元对立的理论，在古史和考古学界，均占有主导的地位，尽管当时对仰韶文化西来说还没有提出根本的挑战［11］。
20世纪50到70年代：一元说
从30年代开始，考古学家就对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关系展开进一步探索。后来参加革命的刘耀(尹达)，怀疑安特生把仰韶村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地层搞混了，他正确地把龙山文化的遗存从仰韶文化的遗物里分离出来［12］。安特生1937年来南京看史语所发掘的山东城子崖出土的龙山文物，承认仰韶村和城子崖有很大不同，也相信河南安阳发现的仰韶在下、龙山在上的地层发现，所以一方面认为河南仰韶文化早于山东龙山文 化，一方面又认为仰韶所以既出土彩陶又出黑陶的原因是因为“仰韶村的发现可能只是黑陶的开始阶段，彩陶衰落之后，在此基础上发展出陶规、骨卜和城墙，最终形成成熟的龙山文化”。他不大相信自己的发掘有什么失误［13］。但是一直到50年代中期，仰韶文化向东、龙山文化向西在河南形成所谓混合文化的结论，还很流行。直到1956年考古所的安志敏先生等在河南三门峡庙底沟遗址发现所谓庙底沟二期文化层，证明至少河南地区的龙山文化是经由庙底沟二期文化从仰韶文化发展而来。这个文化既有仰韶特征，又有龙山特征，所以前后演变的轨迹很显著［14］。这个发现，再加上当时主要的考古发现多在中原和北方地区，所以仰韶—龙山东西对立的二元论最终被仰韶文化发展到龙山文化再到历史时期的商文化的一元论所替代。张光直先生1955年来哈佛读书，他根据从日本学者辗转而来的资料，对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进行了新的整合，1959年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发表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断代》的长文，正式提出龙山文化是从仰韶文化发展而来，从仰韶到商，“是一个黄河流域土生土长的文化的传统的演变与进步。把仰韶与龙山当做两个文化，再在两个文化之外去找殷商文化的来源，似乎是不必要了”。同时他也认为中原地区的文化向四方发展，形成所谓“龙山形成期”或者“龙山化时期”，最终奠定历史时期中国文明的基础［15］。这个著名的论文，由于那个特殊的年代，虽然对大陆考古界少有影响，但是，有意思的是张光直先生根据第二手材料，与当时考古第一线的专家以发掘河南庙底沟著名的安志敏、发掘西安半坡闻名的石兴邦先生同时在1959年发表了同一观点的论文［16］，这一观点实际上一直到70年代末期，才由于中原地区之外的考古发现日益增多，不得不让位于多元论。而这一观点，一直贯穿张先生《中国古代考古学》一书的前三版，对整个西方的考古界都有很大影响［17］。虽然1977年出版的第三版对周围地区的文化有较高的估计，但是基本的观点没有改变。
20世纪80年代以来：多元论
所谓多元论，就是认为中国史前文化既不是外来的，也不是从国内某一个中心向外传播的，各地史前文化是在适应当地自然条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们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相互促进，相互影响，或多或少都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个现在看起来很平常的理论，是在60年代以来考古大发现的基础上形成的。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在70年代末期率先提出“区系类型理论”，对多元论的形成起到关键作用。1981年苏秉琦和殷伟璋先生在《文物》杂志发表了《关于考古学的区系类型问题》，把中国古代文化划分为六个区域，即：陕豫晋邻境地区、山东及临省一部分地区、湖北及临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对中原中心论提出明确挑战，指出：“在历史上，黄河流域确曾起过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它常常居于主导的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各地考古发现的考古材料越来越多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影响总是相互的，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18］。
张光直先生对中国古代文明的看法，也经历了根本性的变化。他在1986年出版的《中国古代考古学》第四版，提出相互作用圈理论，能动地看待中国古代各文化区的相互作用和关系，否定了中原一枝独秀的学说。他把公元前四千纪还没有迈过国家门槛的中国相互作用圈，分为五个，即内蒙古长城地带，以兴隆洼文化为最早；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太湖长江三角洲文化；大盆坑文化。明确指出，这些区域文化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相互作用，形成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又指出，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和社会上都越来越复杂、越分歧、越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19］。
前后三十年，张先生个人在对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解释上经历了从“龙山形成期”到“相互作用圈”的变化。 前者强调公元前四千纪以鼎、豆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对周围文化的辐射和扩张［20］，后者则从各地区的本位出发，强调了它们与中原地区及其他临近地区的相互作用。因为各主要地区的考古文化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已经有一个完整的发展序列，所以张先生认为各地区文化是在中原文化的辐射下产生的。所谓“龙山形成期的扩张”的解释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但是，他又认为“龙山形成期”是一个存在的事实，“我们却不可把婴儿与洗婴儿的水一起倒掉，因为婴儿——即龙山形成期——是真有的”［21］ 。把这两个概念结合起来解释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比单纯强调各地区文化的相互作用更辩证，因为最早的中国古代王朝毕竟是在中原地区形成的，历史时代的早期中原乃至黄河流域确实发挥了无与伦比的作用。张先生提出相互作用圈的理论虽晚至1986年，但是各地区文化交互作用最终形成中国古代国家的思想，体现在他七八十年代的许多著作中，他把夏商周看成并行发展而不是前后相继的三个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文化，就是这个思想的雏形［22］，使研究国家起源的人深受启发。
张光直对自己的反思
张光直先生晚年每每检讨自己早年的解释理论——也就是中原中心论。我举一个例子。这是他在《二十世纪后半的中国考古学》中的夫子自道：“这本书(指《中国古代考古》——引者)在1963年出了第一版，1968、1977、1986年出了第二、三、四版，在东亚、欧洲、北美洲流传很广，被很多大学与研究所当做教科书，它在西方的影响不能说不大。主要的原因是，当时中国的书不出口，《中国古代考古》消化了很多的遗址遗物，可以作为参考资料。同时，中国出版的考古书刊都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而《中国古代考古》则是用英美熟悉的语言写的。但是它却被我狠狠地改了两次，就是第二版到第三版及第三版到第四版之间。第一版有什么错呢?没有错，只是材料都是在一种眼光下收集的，本质上是民族主义的，在中原做的工作极多，文化层序较长。在写第三版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已近尾声，地方出版物如雨后春笋，报告了无数的新资料。我不能不向新出土的史实弯腰。一、中原的文明偶然被四裔超过；二、四裔的文化有时被C14放在比中原更早的地位。我就不得不给四裔在这第三版里较高的地位。可是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考古学证明在中国境内有好几个文化中心，而不是只有一个我所说的核心区。”又说“我这核心区的概念是从哪里来的?我不得不把矛头指向中国传统的历史学”［23］。
所以从上述的讨论可以看到，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解释的变化，除了中原中心的传统中国史观和民族主义的影响之外，更直接的原因，是考古材料的变化，一切解释都要随材料的变化而变化。张光直先生在许多场合这样说过：过去考古学的经验告诉我们，“新材料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出现，而建立在老材料上的假说一定会坍毁”［24］。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也正是如此。
注释：
［1］陈星灿：《中国史前文化研究的心路历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辑：《良渚文化研究——纪念良渚文化发现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第133～143页，科学出版社，1999年。
［2］J．Gunnar Andersson，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Studies in Prehistoric China，The MIT 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1973．
［3］安特生：《中华远古之文化》，地质汇报第五号，1923年。
［4］章鸿钊：《石雅》，地质专报乙种第二号，1927年再版本，第393～404页。
［5］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第116～133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
［6］杜正胜：《无中生有的事业——傅斯年的史学革命与史语所的创立》，《古今论衡》1998年创刊号，第4～29页。
［7］傅斯年：《夷夏东西说》，《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下编，第1093～1134页，1935年。
［8］李济等：《城子崖——山东历城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中国考古学报告集之一》，1934年。
［9］李济：《小屯与仰韶》，《安阳发掘报告》第二册，1930年，第137页。
［10］徐中舒：《再论小屯与仰韶》，《安阳发掘报告》第三册，1931年，第556～557页。
［11］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第210～22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
［12］刘曜：《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田野考古报告》第二册，1947年。
［13］J．G．Andersson，Researches into the Prehistory of the Chinese，BMFEA，No．15，1943，p．65．
［14］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庙底沟和三里桥》，科学出版社，1959年。
［15］该文后收入张光直《中国考古学论文集》，第37～92页，引文见第49页，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5年。
［16］安志敏：《试论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文物参考资料》1959年第10期，第559～565页；石兴邦：《黄河流域原始社会考古研究上的若干问题》，《文物参考资料》1959年第10期，第566～570页。
［17］Kwang-chih Chang，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first edition(1963)；second edition(1968)；third edition(1977)，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
［18］该文后收入《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第225～234页，引文见第226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
［19］参见Kwang-chihChang，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fourth edition，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6．张光直：《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收入氏著《考古学论文选集》，第125～156页，引文见第125页，联经事业出版公司，1995年。
［20］张光直：《新石器时代中原文化的扩张》，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41，第317～350页；后收入《中国上古史(待定本)》第一本，第419～453页，1972年。
［21］张光直：《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收入氏著《考古学论文选集》，第125～156页，引文见第130页，联经事业出版公司，1995年。
［22］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中国青铜时代(二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又见Kwang-chih Chang，Shang Civilization，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0．
［23］《古今论衡》创刊号，第40～41页。
［24］张光直：《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收入氏著《考古学论文选集》，第125～156页，引文见125页，联经事业出版公司，1995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