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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人:多培养一点“士”  
作者:[齐人] 来源:[中华工商时报2005年11月24日] 2014-12-14

  1936年,著名教育家潘光旦曾写过一篇《国难与教育的忏悔》的杂文,痛陈教育的误区:“在这个‘大时代’里,名为教育,实则就理、工、医、农一方面言,十之八九只是训练;就文、法一方面言,十之八九只是宣传。”

  他认为近代以来的新教育没能跳出三个范围:一是平民教育或义务教育,目的只在普及,而所普及的不过是识几个字,教大众会看简单的宣传文字;二是职业教育或技能教育 ,目的显而易见只是教人学些吃饭本领;三是所谓人才教育,充其量只不过是培养一些专家或者文官。这三种教育和做人之道都“离得很远”。因而他主张教育应当使受教育的人做一个“士”,要培养出“士”的情志,平时牢守“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远”(《论语》),危难中体现“见危授命”、“士可杀不可辱”的志节。他的这篇文章虽然离现在已有80多年,但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对我们怎样办教育不无启发。

  什么是士?士有很多释义,勇士、烈士、壮士、志士、士卒、士大夫、有志之士、有识之士等等,当然,士还有一个最常用的定义,也就是著名作家冰心的名篇《无士则如何?》里提到的“士,就是知识、文化、科学、教育,就是知识分子、人才。”而潘光旦这里讲的士,则比冰心要求更高,是指有作为、有操守、有担待的读书人。因此,一般来说,士是读书人,但并非所有的读书人都能称之为士。

  什么是士?不妨看看我们的先哲圣贤们提出的标准。“士之致远,先器识,后文艺。”(《新唐书》)对士来说,要想达到远大目标,首先要注意器量和见识的修养,其次才是文化知识的修养。

  “士不可一日忘却耻字。”(《蕉窗日记》)士也有不少做官的,他们多能知羞耻,有操守,廉价自律。正所谓“士清其心源,而后可以修身而致用。”

  “士不厌学,故能成其圣。”(《管子》)士要好学不厌,坚持不懈,否则就会“士人三日不读书,则面目可憎,语言无味。”

  “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论语》)贪恋安逸,沉溺灯红酒绿者,就算不得一个士。

  “士不立品者,必无文章。”(《尧峰文钞》)一个文人没有好的品德,也就写不出好文章,做不出好学问,干不成大事业。鲁迅、巴金,都是立品在先,妙文在后。

  “士之相知,温不增华,寒不改叶,能四时而不衰,历夷险而益固。”(诸葛亮《论交》)士也交朋友,但不滥交友,更不会交酒肉朋友,士的友情,不随时令变化而变化,不因地位变化而变化,始终如一,经历艰险就更加牢固。

  按以上标准培养出来的士,明大道,求真理,富爱心,有抱负,“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遇事论是非不计利害,对人论忠奸不计远近。做官能主持正义,不贪不佞,可成牛玉儒、郑培民;做事有献身精神,坚忍不拔,卧薪尝胆,可成王选、袁隆平;做人能以天下为己任,报效祖国,建功立业,可成钱学森、邓稼先;遇到不平敢于拍案而起,见义勇为,可成刘殊威、郎显平;为保卫自由尊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可成老舍、傅雷;坚持真理,不屈不挠,“虽千万人吾往也”,可成马寅初、张志新;国家有难时,能挺身而出,不惜毁家纾难,舍生取义,可成闻一多、李公仆。

  我们的教育正在突飞猛进,社会需要识文断字的文化人,需要有一技之长的专家,但更需要能称得上“士”的读书人,至少要有点“士”的精神,他们才有可能成为民族的希望,国家的栋梁,社会的良心;反之,如果“教育不知做人造士为何物”,培养的人再多,学历再高,也不能算成功,“因而应该忏悔。”(潘光旦语)

    (作者单位:郑州测绘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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