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斯大林的超高速工业化道路，不仅是苏联经济体制模式形成与全面建立的重要因素，也是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形成的三大社会支柱之一。正确认识斯大林工业化道路，对理解苏联经济体制模式存在的弊端有重要意义。

　　农业全盘集体化、超高速工业化和政治大清洗，是形成斯大林—苏联模式的三大社会运动，亦是构成这一模式的三大社会支柱。对于农业全盘集体化与政治大清洗这两个问题，人们的认识较为一致，普遍持否定态度。但对斯大林的工业化道路至今看法并不一致，不少人把工业化与打败德国法西斯作为肯定斯大林的主要依据。因此，如何全面的认识斯大林的工业化道路，仍是一个十分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上个世纪20年代中期，苏联基本上完成了战后经济的恢复工作。但此时的苏联仍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因此，联共(布)党十分关切国家工业的发展问题，以使苏联尽快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1925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工业化的方针。斯大林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把我国从农业国变成能自力生产必需的装备的工业国，——这就是我们总路线的实质的基础。”[1]尽管1925年提出了工业化方针，但工业化时期并没有正式开始。因为工业化并不是“十四大”讨论的重点问题，也没有提出实现工业化的具体政策、纲领并规定明确的任务。一般认为，苏联工业化作为一个运动的全面开展始于1928年，即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工业化时期的结束，则是在第三个五年计划。

　　苏联工业化不仅使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全面建立与日益巩固，并且也使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全面扎了根。

一、斯大林的工业方针导致经济的高度集中

　　斯大林工业化方针的最主要特点是:

　　首先，强调高速度是工业化的灵魂。其做法是高积累高投入，把基本建设投资主要用于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当时布哈林认为，应该使工业化具有尽可能的速度，但不是把一切都用于基本建设，不能片面追求积累和工业投入，应该在最近几年中坚决把严重的商品荒缓和下来。他还指出:单纯追求高速度，是“疯人的政策”。[2]但斯大林还是不顾反对而竭力追求高速度。当时苏联国家计委制定的“一·五”计划提出两种工业发展速度的方案:初步方案规定的工业发展各年增长率是: 1928年21·4%， 1929年18·8%， 1930年17·5%， 1931年18·1%， 1932年17·4%；最佳方案规定的各年增长速度相应为: 21·4%、21·5%、22·1%、23·8%和25·2%。联共(布)举行的专门讨论“一·五”计划草案的第十六次代表会议最终通过了高指标方案的五年计划文本。“二·五”计划工业年均增长率规定为16·5%，并从一开始就提出“五年计划四年完成”，1939年3月在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在总结报告中继续坚持“向共产主义前进”的口号，并提出苏联的基本任务是要在10—15年内在按人均计算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年均增长速度规定为14%。

　　其次，集中一切力量片面发展重工业。斯大林一再强调，苏联不能实行“‘通常的’工业化道路，而从发展重工业开始实行工业化。”[3]与此同时，斯大林指责布哈林“右倾”反对派提倡的是“印花布”工业化道路。实际上，布哈林等人也强调发展重工业的决定性意义，但反对片面发展重工业，主张经济保持平衡发展。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就要大量资金的投入。“一·五”计划期间，在整个国民经济投资中用于重工业的投资占32%，在整个工业化时期其比重均在30%左右，有时甚至达40%。在整个工业投资中重工业的投资比重更加突出，“一·五”计划期间高达86%。

　　再次，斯大林用高积累与剥夺农民的办法保证工业化所需的资金。“一·五”计划末的1932年国民收入用于积累的比重为27%，在整个工业化时期一直在30%左右。另外，为了高速工业化、片面发展重工业，还实行榨取农民、靠农民“贡税”来积累资金的办法。斯大林用强制的办法，使农民的一半收入交给国家。据估计，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从农业吸收的资金占用于发展工业所需资金的1/3以上。

二、工业管理体制改革朝着加强计划性、部门原则方向发展

　　从1930年“一·五”计划第三个年度计划开始，随着工业化的推行，苏联国民经济年度计划不再是一些控制数字，而是成为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各地区必须执行的国家计划，从而也就改变了计划的性质。斯大林在评价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意义时说:“我们的计划不是臆测的计划，不是想当然的计划，而是指令性的计划，这种计划各领导机关必须执行，这种计划能决定我国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将来发展的方向。”[4]在斯大林看来，指令性计划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一个本质特征。

　　苏联在工业化开始后，一方面加强计划性，加强对经济的计划领导，靠行政命令的指令性计划来管理经济；另一方面着手在工业管理体制进行调整与改组。通过不断改组，在20世纪30年代末苏联工业形成了以加强国家集中计划管理为目的的部门管理体制:部—总管理局—企业。总管理局是部的主要机构，也是部领导企业的中心环节。这一领导体制一直延续到50年代中期。

　　苏联工业化时期工业管理体制的主要变化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形成指令性计划制度。这是苏联整个经济体制的一个基本内容。其次，不论部还是总管理局作为国家行政组织，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直接管理与指挥，都是通过行政方法实现的。第三，与上述特点相关，企业实际上是上级行政机关的附属品或派出单位。第四，形成部门管理原则，这有利于中央对分布在全国各地企业实行集中领导。第五，由于工业管理体制的上述变化，使得工业化时期力图实现扩大企业权力和加强经济核算的目的实际上都落空了。第六，工业企业管理一长制得以实际执行。与一长制相适应的工业管理系统实行垂直单一领导制，即下级只接受上级行政首长的指令，上级各职能管理机关只是行政首长的参谋和助手，它不能越过行政首长给下级下达指令。这些措施，加强了领导体制的集中程度。第七，在工业化时期，企业国有化迅速发展。到了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1932年)私人经济成分在工业总产值中就只占0·5%。这里可清楚地看到，苏联在工业化时期 的工业管理体制是建立在单一的国家所有制基础上的。这是苏联全面推行指令性计划的基础，也是使计划范围大大扩大和国家成为工业管理的主体与中心的必要条件。

　　以上分析说明，从体制角度来看，工业化运动对斯大林体制模式形成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

　　斯大林的工业化运动历经第一、第二和第三个五年计划，大体上花了13年时间(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第三个五年计划被打断)。如果说， 1929年全面中止新经济政策和斯大林思想占主导地位标志着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得以初步确立，那末，随着斯大林工业化方针的全面贯彻，到战前的1941年，不只是斯大林工业管理体制、经济体制模式全面建立和已扎了根，而且，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已全面建立并扎了根。这是因为:第一，在工业化运动期间，斯大林不只在苏联创造了“世界上所有一切工业中最大最集中的工业”，并且使之成为“按照计划领导”的“统一的工业经济”；[5]第二，在工业化运动过程中，对整个经济的计划性管理大大加强了，行政指令的作用大大提高了；第三， 1929年全盘农业集体化的快速推行，农业也受到斯大林经济体制的统制；第四，工业化运动时期，斯大林逐个击败了他的对手，接着是上个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最后形成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模式，并把这一模式一步一步地推向极端，斯大林成了独揽大权的最高统治者，他凭借手中掌握的权力与专政机器，使全党、全国人民服从于他一个人。从而使社会主义遭到了极大的扭曲。

三、斯大林工业化道路决不能成为社会主义各国工业化应遵循的共同规律

　　超高速地发展重工业，以高积累与剥夺农民的办法集聚资金，是斯大林工业化道路的基本原则和特点。

　　战前三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整个工业年均增长速度为17%，其中甲类工业增长速度为21%，而乙类工业增长速度仅为11%。在这期间，全部工业增长了5·5倍，甲类工业增长了9倍，而乙类工业只增长了3倍。在13年的工业化期间，重工业在全部工业中的比重从39·5%上升到1940年的61%。重工业内部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机器制造业的产值在1940年已占全部工业产值的30%左右。为了保证重工业以最快的速度发展，大大增加了对重工业的投资，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重工业投资在整个国民经济投资中的比重，平均要超过30% (而1918—1928年期间，只占11·9%)。

　　为了筹集大量资金保证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只能采用提高积累压低消费的办法。在工业化前的1925年，国民收入中用于积累的比重为16%，但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的1932年增加到27%，在整个工业化时期这个比重一般都保持在30%左右。通过农民缴纳“贡税”也是积聚工业化所需资金的一个重要来源。斯大林对完不成国家规定任务的地区，轻的是停止供应商品，重的是把地方干部送上法庭，或是整村的人口迁至边远地区。更有甚者，在1932—1933年，乌克兰歉收，斯大林动用警察、国家安全机关强行收粮，致使400万人饿死。[6]事情发生后，直到1933年夏季，苏联政府都没有对乌克兰提供任何食品援助，更没有采取措施消除饥荒后果，而是继续出口粮食。斯大林在1942年8月会见英国领导人才谈到:“这的确是一次恐怖事件，它持续了多年，但是，为了我们工厂里出现新的机器，田野里奔跑着拖拉机，这是必要的。”[7]不久，斯大林在雅尔塔承认，乌克兰约有1000万人死于饥荒和政治迫害。在乌克兰的每个村庄中，在饥荒中死亡的人数高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死亡人数。对此，戈尔巴乔夫说:“在斯大林时期，工业化……是靠农业的破产来实现的。”[8]

　　苏联人民为工业化付出了十分沉重的代价。苏联历史学家Ο·И·什卡拉坦根据列宁格勒的材料计算表明， 1930年所有部门的工人实际工资水平比1928—1929年低。苏联只是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实际工资才开始回升，于1960年才达到1928年的水平。[9]至于广大农民，不仅长期处于困苦状态，而且还发生了大量的人员死亡。

　　斯大林的工业化道路，在经济上造成的严重后果是，经济结构严重畸形，比例严重失调，农业长期落后。这些至今还影响着苏联继承国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经济的发展。另外，大量投资，大规模地上基建项目，仅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就建成了1500多个大工业企业。但由于基建项目过多，战线拉得过长，往往造成巨额资金长期被冻结在未完工程上。另外，新建项目经济效益也不佳，从1928年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后，到1935年才有第一个新建重工业企业获得赢利。投入大于产出的现象也很突出，如1929—1940年，苏联基本建设投资年均增长17·9%，比社会总产值的年均增长13·4%的速度高4·5个百分点，即高33·6%，比国民收入生产额的年均增长14·6%的速度高3·3个百分点，即高22·6%。[10]

　　以上简单的分析说明，斯大林工业化道路是在苏联当时特殊条件下的产物，尽管工业化运动使苏联由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形成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它连同在工业化过程中建立起来的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在战胜法西斯德国中起了重要作用，但它存在的问题也是非常突出的。斯大林的工业化，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具体政策上，都存在很多严重错误，出现很多难以理解的不正常现象。因此，斯大林工业化的道路，不可能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应遵循的共同规律。中国在工业化初期跟苏联走了一段之后，较早发现了斯大林工业化道路存在的问题。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就指出:苏联“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是犯了原则性的错误和产生了严重问题，[11]又提出了要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间的相互关系的见解。中国其他领导人也对斯大林 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忽视人民当前利益的做法提出批评。1956年周恩来在谈到中国经济建设几个方针性问题时指出:“直接与人民利益关系最大的是轻工业、农业，轻视这两者就会带来不好的后果，就会发生经济发展上的严重不平衡”[12]。“如果不关心人民的当前利益，要求人民过分地束紧裤带，他们的生活不能改善甚至还要降低水平，他们要购买的物品不能供应，那么，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不能很好地发挥，资金也不能积累，即使重工业发展起来也还得停下来。所以，这一条经验也值得我们在建设中经常想到。”[13]总之，中国要实行“要重工业，又要人民”[14]的工业化政策。

四、片面认识斯大林工业化运动，是苏联经济体制难以进行根本性改革的重要原因

　　虽然列宁对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不少政策超过限度而造成的严重后果，多次加以批判性的认识，但当时仍有一些人，把这个时期实行的那套高度集中的、用行政命令的、排斥商品货币关系的经济体制看作是长期有效的，从而成为以后以斯大林为首的党的新的领导人取消新经济政策，向军事共产主义回归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对工业化运动的片面认识其危害性要比不能正确对待军事共产主义一些政策要大得多。我们前面已讲过，工业化运动的结果，使斯大林模式得以全面确立与深深地扎了根。这一模式之所以在苏联长期未能发生根本性改革，尽管原因甚多，但片面认识斯大林工业化运动的作用，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在相当一个时期里，从苏联领导人到学者更多地是看到工业化的成就。积极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赫鲁晓夫说，斯大林时期正是由于遵循“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总路线”，在“很短的时期内就改变了经济落后的面貌”，并“建立了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使苏联“变成为强大的工业——集体农业的强国”和“坚如磐石的社会主义堡垒。”[15]勃列日涅夫在评价实行工业化的三个 五年计划时说:“头几个五年计划的岁月离开得越远，这段困难的然而是光荣的时间在我们面前也就显得越加宏伟”，“我们头几个五年计划是争取社会主义的真正战斗。”[16]提倡改革新思维的戈尔巴乔夫说:“当时不加快工业化进程是不行的。法西斯的威胁从1933年起就开始迅速增长。”“我国人民用他们在20—30年代建立起来的力量粉碎了法西斯。如果没有工业化，我们就会在法西斯面前处于手无寸铁的境地。”[17]长期来，苏联学者对工业化的评价与官方是一致的。在具有权威性的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体编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 七卷本中，第三、四、五卷是分别论述工业化时期的三个五年计划的，笔者查阅了这三卷所列的章节，没有发现有论述斯大林工业化有何不足和问题的内容。既然认为工业化取得巨大成就，那么对这个时期形成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也就只看到其积极作用而不会发现其存在的种种难以克服的弊病了。这样，斯大林模式也像工业化一样，成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样板了，大家必须遵循的模式了，在斯大林逝世后的很长一个时期内所进行的改革，也只能在斯大林模式框架内作些修补了。

五、为了克服对斯大林工业化道路的片面认识，以下几个问题是值得提出来的

　　1·苏联官方对工业化时期成就的宣传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有浮夸之处。正如有些苏联学者指出的，光是总产值指标往往是骗人的和不能说明问题的。如果用各类产品实物指标来衡量，那么实际上很多指标未完成。譬如:规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生铁的产量为1000万吨，斯大林1930年把这个指标提高到1700万吨，但到1932年实际产量仅为616万吨，到战前的1940年才达到1500万吨；规定到1932年钢产量为1040万吨，实际只达到600万吨；规定各种汽车1932年要生产10万辆(1930年斯大林宣布把这个指标提高1倍)，而1932年实际生产23879辆；轻工业产品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中有明显增长，如棉织品第一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计划数为45·88亿米，而实际产量为26·94米。毛织品、麻织品都未实现计划规定的任务。食糖产量原计划增加1倍，而实际上1932年比1928年反而减少了30%。肉类和牛奶产量比1928年也显著下降。[18]

　　就是官方公布的工业化时期工业增长速度(1929—1940年均增长率为16·8%)，国际上也持怀疑的态度，如美国学者提出由于苏联统计方法存在严重问题，年均增长率可能是5. 1%，也可能是9·3%。[19]

　　2·关于工业化与卫国战胜利的关系问题。工业化时期工业的迅速发展，特别是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迅速发展，是取得战争胜利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应该看到，工业化时期形成的经济力量，在战争中并未全部发挥作用。人所共知的事实是，由于德国发动突然袭击，苏联又没有防御的准备，因此，苏联大量领土很快被德军占领。这样，使苏联遭受重大损失。以下事实可说明这一点: 1940年苏联钢的产量为1830万吨，其中南部地区钢产量占1/2以上。战争初期南部冶金工业地区和部分中部冶金工业地区被德军占领，这意味着在战争中苏联不是以1830吨万钢同德国作战，而是以800万吨钢抗击德军进攻。在头三个星期里，红军损失约85万人， 3500架飞机，一半坦克，整个1941年下半年红军损失500万人，合战前红军总数的9/10以上。[20]“尽管红军遭受了极其严重的挫折，但战争却激发了波澜壮阔的和不可战胜的人民爱国主义的浪潮，千百万苏联人民奋起保卫自己的祖国。”“苏联人民及其军队伟大的爱国主义，苏军战士、军官、将领的丰富经验，乃是保证苏联取得对德战争胜利的主要因素。”[21]

　　3·斯大林的工业化，不论在其理论方面还是在一些具体政策方面，都存在严重错误，那么为何在当时苏联能得到推行，并且斯大林的方针一直能得以贯彻，其原因何在?我认为，主要原因有:首先斯大林利用手中已掌握的大权，通过在各个领域的大清洗与镇压，形成了集中统一的思想文化，舆论一律的局面；其次，最为重要的一点是用强制的手段推进其政策，把任何一个具体的工业化政策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联系起来，动辄扣政治帽子。例如，在1930年6月联共(布)十六大上，斯大林提出了“五年计划四年完成”的口号，有人表示反对，斯大林就批判说:“那些胡说必须减低我国工业发展速度的人，是社会主义的敌人，是我们阶级敌人的代理人”。[22]这种情况下，谁还能提不同意见呢!!第三，斯大林总是打着列宁的旗号推行他的政策，这对广大群众的宣传作用也是不能低估的。如高速发展工业，也称是列宁的主张。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也讲过要开足马力前进，但在总结军事共产主义政策的教训后，在1922年就明确指出:“同农民群众，同普通劳动农民汇合起来，开始一道前进，虽然比我们所期望的慢得多，慢得不知多少，但全体群众却真正会同我们一道前进。到了一定的时候，前进的步子就会加快到我们现在梦想不到的速度。”[23]这里清楚地说明列宁不赞成片面追求速度，而是讲究以辩证的方法对待工业发展速度问题，主张国民经济平衡发展，把发展农业放在首 位。

　　4·斯大林工业化道路仍是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有些学者正确指出:在改革大潮席卷中国大地的大前提下，“我国学术界开始重新认识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工业化运动。通过10多年的艰辛努力，我国学者就斯大林时期工业化问题的研究发表了不少成果，与过去相比，科研水平无论从广度和深度讲都有了极大提高，如果说人们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也是毫不过分的。”[24]不少学者对斯大林工业化的评价与以前相比，要贴近实际得多与深刻得多。如有些学者指出:“把斯大林进行的国家工业化放到历史的长河考察，只能恰如其分地给予肯定，如实承认这不过是一个集中力量发展工业、并取得了一些成效的阶段。但是，就在这个阶段中，伴随着成就，既包含着违反客观规律的理论错误，也包含着严重的实践错误。如果把一时取得的成就夸大为多么正确的理论，多么伟大的功绩，那就极为片面了。至于有人认为这是斯大林的英明决策，吹嘘他给马克思主义增添了多少新内容，为社会主义国家开创了现实的发展道路等等，那更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了。”[25]

　　苏联著名学者麦德维杰夫在1974年指出:“应该直接了当地说，我国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工业发展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如果有一个更明智的计划和领导，就不会这么大，在这方面斯大林的领导所起的作用并不是无足轻重的。如果把我们的人民为了工业化而付出的巨大努力和牺牲同工业化初步结果比较的话，那么应该承认，如果没有斯大林的话，我们的成就可能会大得多。”斯大林作为一个唯志论者和空想家，在许多情况下，他的领导“不是引向胜利，相反，在我国制造了多余的困难。”[26]我想，麦德维杰夫对斯大林在工业化中所起作用的评价，是客观的、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俄罗斯研究中心研究员）

　　注释：

　　[1]《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94页。

　　[2]《布哈林文选》中册，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309页。

　　[3]《斯大林文选》(下)，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49页。

　　[4][5]《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80、258页。

　　[6]转引自姜长斌主编:《斯大林政治评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第419页。

　　[7][乌克兰]马洛奇科:《1932-1933年乌克兰大饥荒》，基辅， 1993年。

　　[8][俄罗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对过去与未来的思考》，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35—36页。

　　[9]转引自[苏联]罗·亚·麦德维杰夫著:《让历史来审判》(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4—180页。

　　[10]参见李宗禹等著:《斯大林模式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0页。

　　[11]参见《毛泽东著作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第394页。

　　[12][13][14]《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0页。

　　[15]参见《赫鲁晓夫言论》第9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18—20页。

　　[16]《勃列日涅夫言论(1967年)》第3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82—183页。

　　[17][苏联]米·谢·戈尔巴乔夫著:《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41页。戈尔巴乔夫下台后，在1998年发表的《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一书中，对斯大林的工业化和集体化运动的看法有了很大变化。他说，过去苏联往往用“增强国家”的必要性为工业化方法辩护。如斯大林所说的，不这样，“我们就会挨打”。但有谁说过，采用别人办法，就不可能使国家发展起来(见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35—36页)。

　　[18]参见[苏联]罗·亚·麦德维杰夫著《让历史来审判》(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4—179页。

　　[19]参见李宗禹等著:《斯大林模式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3—134页。

　　[20]转引自李宗禹等著:《斯大林模式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55页。

　　[21][苏联]罗·亚·麦德维杰夫著:《让历史来审判》(下)，人民出版社，第794—795页。

　　[22]《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40页。

　　[23]《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7页。

　　[24]姜长斌主编:《斯大林政治评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456—457页。

　　[25]李宗禹等著:《斯大林模式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6页。

　　[26][苏联]罗·亚·麦德维杰夫著:《让历史来审判》(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2、1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