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按：纪念一位1904年出生的伟人，对我们那些80后、90后而言，似乎有些遥远了。与官方语言和热播的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相比，生于40、50年的亲历者鲜活的生命体验，或许更能打动人。因为这些人的故事里有我们父辈的影子。
而且对新生代读者而言，与毛邓时代亲历者的对话，更能让我们客观地理解当下。
华东理工大学教授曹锦清曾是那个时代里的一员。如今作为一位活跃在思想界前沿的社会学家，他坚持田野调查，深耕中国土壤，立体认识当代中国的复杂性。
日前，曹锦清应约接受观察者网专访，谈他的毛邓转折时代，谈邓小平时代如何开创新的格局，又不背离共产党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叙事传统；如今，在更为复杂的政经格局之下，又该如何继承邓公未完的事业。口述整理分为两部分，本文为第一部分。
激进的60年代
我们这一代人当中的相当一部分人，都是在林彪事件前后就开始了对文革的反思。现在这些人仍然活跃在思想界前沿，但不可否认，在当时我们也是文革积极分子。
如果说把文革初期叫做极左，我们这一代人也不可避免受到了极左思潮的影响，只是深浅程度不一样。文革开始时，我在念高中，也参与了激进的红卫兵运动。在左的思潮影响下，个人很难有理性的判断，我们接受了这个思潮，要防修反修，打倒党内的走资派，要保持红色江山永不褪色。
对学生来说，参加文革也是从教育领域开始的。起初对考试制度、教育制度有一些不满。后来发展成斗学生、斗老师。有时候，我也会陷入思考，毛泽东说我们要防修反修，继承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那么，如果我们自己成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种危机意识如影随形。
然后就去北京搞串联，后来知道串联的目标是要批判“资反路线”，批判那些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再接下来就是上山下乡。
上山下乡运动现在看来，可能是一个幌子。上山下乡的初衷是要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为什么要到跑到农村去呢？不可否认，第一批上山下乡运动，我认为是响应毛主席号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也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防修反修的措施。但后来，实际经历和处境已经日渐背离运动的原意。
崇明农场里思索文革
1968年，我到了崇明农场。不得不考虑一个现实的问题：到崇明农场是暂时的，还是要长久呆下去？如果是长久呆下去，这是不是我想要过的生活？1970年，我清晰地记得听到广播在说，号召知识青年要“要扎根农村”，广播里还表扬了一个插队落户的女孩，这个女孩子嫁给了当地的一个农民。从这件事我对整个上山下乡的理论预期，全崩溃了。
文革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所谓防修反修？我们当时有个读书会，大概有15个人，至少在我们这个连队里，有好几个人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反思文革，这在当时是犯忌的，要是散播出去，弄得不好就要出事情。那个时候我渴望去理解当下的现实，如何理解？我翻开了历史书寻找答案。
当时能够看到的历史书主要就是范文瀾编的《中国通史》。我读到了武则天那一章，武则天上台之后要巩固自己的地位，她一方面通过科举制度录用了很多年轻人，一方面也重用酷吏来整治老干部。整治得差不多，就有了请君入瓮的故事。当时我就突然意识到，文革是要结束了。林彪事件一出，我就把这两个事件联系起来了，这也是我第一次从历史中寻找到和现实的一种关照。当然对与不对，还可以讨论。至少对我来说，我觉得自己好像理解了文革中的斗争。
后来通过读书也理解了上山下乡运动。1970年左右，我觉得前途渺茫：既然要扎根农村，那么未来的生活完全可以预期了。这样的生活，一辈子与土地打交道，是不是值得过？我很严肃地对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
我也想进一步寻找解释说服自己来接受现实。有一次，我正好从崇明回上海的家。每次回家我都会到福州路旧书店走一走，偶尔发现了一本王亚男（《资本论》最早的中文译者——-观察者网注）写的小册子，叫做《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论与中国人口问题》，里面主要是批评马寅初的人口论，这样我就知道了马尔萨斯，也知道了马寅初50年代的人口控制学说。
马尔萨斯的基本观念反而吸引了我，我一下子将上山下乡跟人口问题联系在一起。我得出一个判断：文革让经济陷入衰退，城市里的新增就业不足以吸收城市里成长起来的新生劳动力。因为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村人进城，为了缓解城市新生劳动力的就业压力，原本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为目的的上山下乡运动，最后开始鼓励学生扎根农村。现在来看，这个观点也是正确的。但在当时，我在家里跟别人谈起我的发现，马上被朋友捂住嘴巴，说我会被当成反革命的。
1972年我争取到一个机会回到上海，在华师大历史系培训班读书，这是为培养中学老师办的培训班。1971年开始第一批，我是第二批，培训一年半。一年半后我就分到了上海原来南市区的蓬莱中学做老师。
听闻邓小平再被打倒
历史车轮转到了1974年，这一年邓小平复出，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希望。1974年邓小平刚复出，就收拾文革乱局，还颁布了工业发展纲要20条，这20条我都细心读了。我说邓小平好啊，之前怎么就一直在搞人，搞阶级斗争，不停地兴起斗争，每次斗争都抓一小撮，但这一小撮一小撮加起来就不再是一小撮了。
邓小平复出以后抓经济，抓秩序，发展工业，当时我就觉得邓小平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人物，对他寄予了极大的希望。
当时我有个初中同学，毕业后分配到陕西西飞，在山沟沟里工作，单位60%多都是大学生，他是中专毕业生，他中间带过去一个女孩，半年就被大学生抢掉了。所以父母亲为他的婚姻问题着急，他想上海，但是又回不来。他看到了邓小平的整顿，看到了工业发展纲要20条，感觉到了希望，就坐火车回上海。他回来后跟我说，一路上一火车的人都在讨论这个文件，大家都在讲邓小平好，中国有希望了，人们希望有个这样的领导能使中国长治久安，因为大家知道毛泽东那时年事已高。
邓小平的复出，其实国内舆论已经做好准备了，原来那套抓阶级斗争的革命思维已经不行了，中国必须要改变。
没想到，一年多之后，邓小平又被打倒了。
邓小平被打倒的消息传出来的时候是1975年，那个时候我已经谈恋爱了。当时正好和我现在的爱人在外滩散步。大概是傍晚时分，外滩的公园里，喇叭传出一个信息说，邓小平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被打倒。我呆住了，在公园椅子上呆坐了十几分钟。
邓小平下台了，我觉得中国的前途又陷入一片昏暗，邓小平是当时中国惟一的希望。后来粉碎四人帮，邓小平再次复出。我们，不是我一个人，而是有一批人，我们这一代人有思考能力的大部分人，都接受了邓小平。
邓小平复出以后，就恢复高考，这就突然为大量的年轻人敞开了一条通途，不仅是回城的通途，还有一扇希望的大门敞开了。文革从关闭高教开始，从开放高教而终。那一代经历十年忧患的一批人，对邓小平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感情，你可以设想，他在我们的记忆力是刻骨铭心的。
邓小平是具备健全理性常识的人
邓小平执政之后，就发现我们原来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不行，这样下去经济不发展。老要人民学习“老三篇”：要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要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说起来没错的，做起来不可能。要现实一点。
我认为邓小平是具有极强现实主义感觉的领导人。因为他提出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必须这么做，这是一个现实主义判断，中国要先把经济搞上去，把蛋糕做大，不管黑猫还是白猫，摸着石头过河，理论上不争论，这也是一个现实主义判断。因为要争论，“左”的是一套马列主义理论，“右”的是一套自由主义理论，都是延续一二百年，具有完备理论体系的意识形态。照搬这两套东西治理国家，都不行。中国如何发展经济，如何来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这是当时党的工作的重中之重。
邓小平现实地承认老百姓对物质的追求。他当时还讲过这样的话，就是要为人民服务、为集体而努力工作，这种叫大公无私、集体主义；把为公共、为集体服务作为一个激励机制，这对一小部分人可以，对大部分人不可以，短时期内可以，长时期内不可以。第二个判断比第一个更深刻。
这就牵涉到人性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是很理想化、浪漫主义的。他认为“六亿神州尽舜尧”，就是六亿中国人经过改造都可以成为尧舜，这实际上反映了他对人性善恶的看法。
而邓小平的判断是：个人谋求自身的利益、改善自身的处境而积极行为起来，是无可厚非值得肯定的，这是一个现实主义判断，是一个具备健全理性常识的人做出的判断。因为他经历了几起几落，估计自己也深有体会，看到了大众普遍困惑的问题。所以我在这个方面是很支持邓小平的。
但我也不反对毛泽东，因为毛泽东讲的人性善，人人都可以做到善的一面，作为一个理想也没错，但是作为一个政治实践或者政策要求人人做到，肯定是有问题的。所以在对人性的基本判断上，我赞同邓小平，因为至少他的判断与我对自身的理解是一致的。如果我做一时的圣人可以，但是要我做一辈子圣人我是做不到的。
庄子说，“仁义，先王之蘧庐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处”。这也是对人性的现实主义的判断。人有向善的一面，有做善事的一面，人也有谋求个人利益的一面，这不能完全叫自私自利，只有违背了他人利益的个人利益才叫自私自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