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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红民 王丛丛:蒋介石与“李闻惨案”的善后处置 
作者:[陈红民 王丛丛] 来源:[《民国档案》2013年04期] 2014-05-05

摘要:“李闻惨案”的发生引起舆论哗然,进而演成影响全国的政治事件。蒋介石1946年7月17日至8月底的日记记载了其对此事件的看法、处理应对的手段及经过。这些记载在时间点上与惨案的善后处置过程重合,大致能勾勒出蒋与“李闻惨案”关系的基本轮廓。蒋介石日记为我们观察其对“李闻惨案”的处置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1946年7月11日,著名民主人士、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李公朴在昆明遇害,激起极大民愤。7月15日下午,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负责人、著名诗人闻一多在李公朴先生追悼会上发表《最后一次演讲》,谴责枪杀李公朴是“昆明出现了历史上最卑劣最无耻的事情!”,表示绝不会被吓倒:“你们杀死一个李公朴,会有千百万个李公朴站起来”。当天,闻一多即被杀害。富有影响的学者与民主人士相继被杀,尤其是闻一多是在光天化日之下遇害,引起舆论哗然,昆明学生的罢课游行示威活动波及至云南全省,广大师生要求国民党当局追究责任,惩办凶手,演成影响全国的政治事件。各界群众都将矛头指向国民党及其特务,有人甚至认为,如此高层的政治谋杀背后一定有蒋介石的指使。最典型的一种说法就是:“虽然目前尚未见到蒋介石同意杀害李闻的手令或其他文字材料,但也不能排除蒋曾有口谕或默许的可能性。”
    那么,到底是否蒋介石授意杀害李公朴、闻一多?“李闻惨案”发生后他的态度如何,又是如何处理应对的呢?1946年7、8月间的《蒋介石日记》对此有所记载,可以为这段“公案”提供些新的线索。

    学者闻黎明先生(闻一多的孙子)曾著《李闻惨案之善后》一文(《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4期),对李闻惨案善后过程中各方的角力有精辟分析,其中也引用蒋介石档案与日记讨论了蒋处置李闻惨案的态度与手段。本文拟以时间先后为序,把蒋日记中所有涉及李闻惨案的内容全部披露,以使读者对蒋在处理善后过程中的态度、决定与心理动机有更全面的了解。

              一

    1946年7月11日李公朴遇刺后,蒋介石并无所记。7月14日,蒋介石乘飞机到九江转上庐山,一则避暑,一则在此与来华调停国共关系的美国特使马歇尔协商。1937年7月,蒋介石在此发表著名的“庐山谈话”,中国进入全面抗战时期。九年后抗战胜利,他故地重游,感觉良好。然而,他的好心情没有维持多久。

    7月17日,蒋介石日记中第一次出现了李闻惨案(据闻黎明的研究,16日云南省主席卢汉向蒋报告闻一多遇刺案),他记道:“昆明连出暗杀案二起,先李公朴,次及闻一多,皆为共党外围之民主同盟中党酋,应特加注意,撤查其凶手,以免共匪作污陷之宣传。最可耻者,以此案出后,在昆之民盟酋首八人皆逃至美国领事馆,求其保护。此等智识分子而且皆为大学有名之教授,其求生辱国,寡廉鲜辱耻,本时期自夸所谓不牺死者,而其牺至此,书生学者毫无骨格乃如此也,可痛!”(《蒋介石日记》,1946年7月17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以下所引均出自同源,只注日期。)

    这段文字中,蒋介石把李闻惨案定性为“暗杀案”,对李、闻遇害不仅未表同情,反而对他们及民盟成员充满着轻蔑,甚至是谩骂。蒋所关心的是事件不要让共产党利用,“作污陷之宣传”。还需要说明的是,这段文字是蒋记在当日的“注意”栏目下的第七条,并非特别重视。蒋介石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学生运动没有好感,1945年底昆明发生学生运动,蒋对卢汉等人指示处理方针,其中一条是不得已时解散西南联大,理由是“该校思想复杂,秩序紊乱,已为共匪反动派把持,不可救药矣,自由主义误国害学之罪甚于共匪,为不可也。”(1945年12月7日)

    次日,蒋介石宴请马歇尔及美国新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美国人向蒋提出,张君劢认为生命安全已无法保证,要他们为昆明的暗杀对蒋介石发出警告。蒋对“告洋状”的举动十分反感,评论道:“此等投机小肖,寡廉鲜耻要不是道,惟可证明无识者必无胆,是对人之心理又一发明也。”(1945年7月18日)7月20日上午,蒋介石约司徒雷登谈话,其中重要的内容是:“对昆明暗杀案拟重申无威力之人民与党派,政府应负责保护其生命与自由。”这次谈话的背景是,李闻惨案发生后,美国驻昆明领事馆将可能被害的10多位民主人士接到馆中保护起来,司徒雷登等当面对蒋转达民主人士的要求,明显表现出对云南治安的不信任。这使蒋甚为难堪,不得不做出澄清与保证。此时蒋亟需美国的支持,美国人的关注与介入,始终是蒋处置李闻惨案时的重大压力。

    蒋7月20日的“本星期反省录”中写道:“昆明李闻被刺案,殊所不料。干部之无智识,徒增政府情势之险恶,领袖地位之不利,可痛之至。”“殊所不料”四字,显示蒋事先并不知情。(这也可从沈醉的回忆中得到印证。沈回忆说,蒋曾从庐山打电话到南京责问军统毛人凤,毛回答不知是什么人干的。)但接着“干部之无智识”等看,蒋从开始就断定暗杀是其部属所为,只是时机不对,给他添乱。蒋把处理昆明暗杀列为下周工作的第一项,决定令云南警备司令霍揆彰到庐山报告情况,“再定处置”。(1946年7月21日)

    7月23日下午,蒋介石“研究昆明追究凶案情”,给霍揆彰写信,晚上与云南省主席卢汉聚餐,“听取其报告”。24日,蒋再接见卢汉,谈暗杀案,允诺增加卢汉的权力,让其主持云南党政会报,同时下令云南守备机场与沿途的部队“不准再行检查”,以消除当地民众的恐怖情绪。蒋同时催促霍揆彰到庐山。蒋介石在见了卢汉后,对案情已基本了解,故于7月25日初定了“彻底究办”此案的“应注意之点”:

    甲、反动派必以此加强其政府暗杀反对党人之罪恶,更将诬陷为一“法西斯”党矣;乙、对霍处置之方针;丙、公布与审判之准备;丁、宣传技术之注意;戊、政府应主动彻究此案;已、凶手之口供及其行刺之动机;庚、被刺者咎由自取乎;辛、使投机与附共者有所警惕;壬、问霍能否自动彻究此案。(1945年7月25日)

    蒋所注重的有两层:即如何对付反对者利用惨案所进行的宣传,如何从技术层面进行善后,尽快了结。他对惨案的被害者没有丝毫的同情,甚至想制造“被刺者咎由自取”的假象,以杀鸡儆猴,吓倒“投机与附共者”。当晚,他接见了奉命上山的霍揆彰,结果是大发雷霆。蒋在日记中记道:

    “晚课后召见霍揆章,彼犹呈其假造人证与共供,其幼荒谬极矣。乃面加斥责,并明告其所部之所为,且指出其行刺之人名,即令彼自想此案之办法而退。再令张镇宪兵司囗(注:此处一字不清)谈,指示其与霍研究手续与要囗(注:此处一字不清)。临睡已十二时矣。”(1945年7月25日)

    蒋之所以发火,是霍在上山前拼凑“假案情”与证据,企图嫁祸他人,开脱自己。蒋已通过其他的渠道了解案情(据沈醉回忆,案发后,蒋即命警察总署署长唐纵赴云南彻查),故当面斥责霍的假报告。可是,蒋仍要霍等提出具体的善后办法。蒋习惯早睡早起,晚间12点睡对他是“熬夜”理政。

    7月26日上午,蒋约见宪兵司令张镇与霍揆彰,共同研究昆明刺案。   

                         二

    7月30日,马歇尔与蒋介石见面,专谈李闻惨案:

    “正午,马歇尔来谈,彼以昆明暗杀案比内战之消息使美国影响更恶为矣,其意中告余允民主同盟之请求,准彼党共同侦察也。余婉却之。此事自当由政府负责调查,如其调查结果公布后,认有怀疑之点,自可组织有关团体参加研究。彼以为然。总之,昆明之案无论对内对外皆增加政府与余个人之艰难囗囗(注:此处二字不清),更使共匪在时局面上转败为胜。霍之罪孽无穷。”(1945年7月30日)

    美国人的介入,使蒋的压力倍增,他日记中痛骂霍揆彰“罪孽无穷”,开始失态。蒋在“上星期反省录”中记道:“昆明李闻被刺案暗又予反动派以‘法西斯’恶名之诬蔑。干部无知幼稚,殊令人啼笑皆非。本周几乎全为此事增加烦恼之苦痛也。”在“上月反省录”中记道:“昆明李闻暗杀在政治上实予政府以重大之打击,所部无智,徒增苦痛。”蒋介石已确定,是部下为讨好他而制造了李闻惨案,结果让他“啼笑皆非”,受到指责与牵连。

    李闻惨案的基本事实已清楚,但如何处置下属,如何善后,何时宣布处置结果,让蒋介石大费周章。

    8月3日上午,陆军总部副参谋总长冷欣晋见蒋介石,提交了李闻惨案的所有口供。蒋审阅后发现“破绽甚多”,要求冷欣“指正”。次日,蒋又当面向冷欣指示“对昆明案件处理程序”。蒋在“上星期反省录”中写道:“昆明李闻暗杀案处理方针与办法虽定,而尚未宣布。”显然,蒋并非想彻底清查,只要求下属做到尽量不出“破绽”,以应付各方。同时,蒋也在等待合适的时机宣布最后处置。

    8月6日,蒋记道:“下午,考虑昆明案件处理方针甚切,幸得上帝指示改变前定办法。”从日记中找不到在祷告中上帝是如何指示他,及他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之前的办法。但蒋当晚召见空军总司令周至柔“授处理方针”,命周飞昆明落实。次日,蒋介石记道,“朝课后派至柔飞昆明,指示处理暗杀案方针,必须撤究严惩霍揆章方得其平也。”(1945年8月7日)由日记的逻辑关系推论,蒋介石原先似不想严惩霍揆彰。8月10日,蒋接见回到庐山的周至柔听取报告,指示周再飞回昆明,“传达意旨”。

    8月15日,军事合议审判法庭对暗杀闻一多案凶手举行第一次公审。8月18日,冷欣受顾祝同之命携带对闻被判案审判供辞及相关报告飞到庐山,呈交给蒋介石。蒋批阅至深夜,“研究至再,未能决定办法,十一时睡。”次日,蒋向冷欣下达了“对昆明案决定要旨及公布方式”,做出了最后的决定。蒋日记中详细地记了自己的感想与决定:

    “共匪猖狂异甚,美国压力续增,艰难可云极矣。而又加上昆明暗杀案使万目睽睽,中外注视,敌党匪部皆以此为集中攻讦诬蔑之目标,而对霍揆章之愚拙粗暴,可痛可愤,但又不能不为之恕谅,殊令人受意外之打击。可说近年以来,无论外交内政如何困苦,未有如本案处置之拮据也。今晨六时点起床,朝课后拟定处置办法,决将二凶犯枪决,而将霍革职交顾总司令看管,待李(公朴)案破获后,再定霍之处。如此先将闻案解决,告一段落,再观舆论之变化也。”(1945年8月19日)

    8月20日,蒋介石凌晨即起,“默念昆明案件”,他上午召见冷欣,“谆属其转告顾总司令注意之事。”大概就是将前一天确定处置办法交顾祝同等办理:枪毙两凶犯,将霍揆彰革职管束。

    在李闻惨案处置善后过程中,蒋介石非常注意舆论的态度,尤其是美国舆论的态度。8月22日下午,蒋“总览美国舆论”中关于李闻惨案的报道,大受刺激:“以论坛报对我文告社评为最坏,咸以昆明暗杀案件指明为余部下所为矣,更加深刻。心神顿受刺激。美国受共匪宣传之深,几乎牢不可破矣。”(8月22日)次日,蒋再次审阅昆明闻一多被刺案之全卷,指示应注意的“要点”。晚上,蒋仔细阅读《申报》所载昆明闻案公审情形,发现报道中多与其“所要指正者有碍也”。蒋再次召见冷欣,“补充数点后,令即赴滇。”(8月24日)从前后文推想,蒋所要求补充的,应是针对《申报》报道的质疑。

    8月25日,在昆明举行闻案第二次公审,判决结果是将两凶犯汤时亮、李文山判处死刑;警备总司令霍揆彰革职,交陆军总部看管;李公朴案“严饬速缉务期破案”。至此,李闻惨案的处置告一段落。蒋8月26日的日记如下:

    “昆明闻一多被刺案,凶手已判决处死。昨日正式宣布,同时将霍揆章革职妥管,以平公愤,对其特务营以及所有关系人员一律监禁与解散。如此或可告一段落。然而困难、痛苦与受辱未有如此案之甚者也。而李公朴案则犹未解决,只可作为悬案乎?”(1945年8月26日)

    而在蒋8月底所记的“上月反省录”中,与李闻惨案相关的内容是:“闻一多被刺案已审判公布,告一段落,此为月内政治上最烦恼之一事,竟有一解决,亦得自慰。”读来颇有些解脱困境的快感。

                      三

   以上是7月17日至8月底蒋介石日记中关于李闻惨案的全部记载,时间点上与惨案的善后过程处置重合,大致能勾勒出蒋与李闻惨案关系的基本轮廓。似可得出以下几点简单的结论:

    1、蒋介石事先对李闻惨案并不知情,惨案发生后,他颇感被动。

    2、在惨案性质的认定上,蒋介石深信涉案下属的忠心,对遇刺李闻等人也无丝毫同情,只是觉得下属无智,时机不对,令他“啼笑皆非”。有趣的是,在蒋日记中,霍揆彰的名字始终被误写为“霍揆章”。

    3、李闻惨案的善后工作,一直在蒋事无巨细的亲自过问下进行。国内外的压力,尤其是来自美国的压力,使蒋不能不认真处理此事。蒋的出发点,并非查清真相,缉拿真凶为死者昭雪,而只是在不出漏洞的情况下敷衍,应付危机。

    4、在处置凶手方面,蒋8月6日前后态度有所转变,此前想丢卒保车,降低处分层级,之后才不得不抛出霍揆彰以平息民愤。整个事件的处置过程中,他非常注意舆论的风向。

    5、在善后的总体策略上,蒋步步为营,见风使舵,凡事没有证据没有压力就不认账。他将前后相连、性质相同的李公朴案、闻一多案分成两个案件,只查发生在光天化日下民愤更大的闻一多案,对发生在夜间案情复杂的李公朴案则搁置,让其变成“悬案”。如此,割断两案间的联系,减少对国民党当局的冲击力。单从技术层面看,蒋介石还是成功的。

    综合考察,笔者同意闻黎明先生的观点,即蒋介石对李闻惨案的处置,尤其是对闻一多暗杀案的处置是其统治大陆时期罕见的例外,此前的政治暗杀案最终都不了了之。在处置闻案时,蒋介石亲历亲为,派出数员大将,最后公审处决凶手,并革职封疆大吏。这样的举措,前所未有。蒋介石日记为我们观察这个例外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如果把蒋介石处置李闻惨案善后的过程,当成是他一生中应对各类突发性事件的个案来观察,或许值得研究的东西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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