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毛泽东19岁，中华民国刚成立一年。这一年毛泽东写了《商鞅徙木立信论》。　　

该文天才般地批评了中华民国效仿西方民主体制是行不通的，并给出了中国未来的政治方向：开启民智,既开启人们高尚美好的人格、天性。而毛泽东的一生，就是开启民智的一生。所以说，《商鞅徙木立信论》是毛泽东的政治宣言。　　

在今日左派、右派为中国前途命运大论战之际，该文实在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1、从《商鞅徙木立信论》到《总理遗嘱》　　

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叶，很多仁人志士为国家前途命运四处探索。到1911年，孙中山效仿西方民主体制和基督教意识形态建立了中华民国。国家成立后，孙中山效仿华盛顿退去总统职位，着力于铁路修建和经济建设。没想到袁世凯却称了帝。1925年，孙中山在《总理遗嘱》中承认，中国问题的根本在于“唤醒民众”。这正是毛泽东13年前的观点。　　

    这段曲折的历史表明：　　

1）若民智不开，简单照搬西方民主体制注定要失败。　　

2）19岁的毛泽东目光如炬，自有伟大之器，是中国民族的大救星。　　

3）从某种意义上讲，30年改革开放也印证了上述两点。　　

2、从《商鞅徙木立信论》看西方民主体制的困境　　

文章一开始，毛泽东就开明综义地提出：自古以来，国民思想愚昧，民智不开，往往不理解、不接受好的政策法规，到了民国也不例外。这是国家几乎灭亡的根源所在。　　

随后毛泽东用了一个反问句，开始了自己的论证，其论证逻辑是这样的：　　

法律本是要造福人民的。对于一个好法律人民应该是欢迎和拥护的，政府要人民信任和接受是很容易的。对于一个不好的法律人民必然反对，即使政府要人民相信和接受也是枉然。这是民主法制体制的基本前提。　　

商鞅的法律能富国强民、惩奸除恶、保护人民权利、树立国家军威。这个法律是非常好的法律，百姓应欢呼才对，为何反而惧怕和不相信，以至于用 “移木赏金”才去信任呢？现在，中华民国实行了新的政治，可人民还是惧怕、不信任，为什么呢？ 共同的原因是：民智未开。　　

总结该文，毛泽东尖锐地指出：民智是民主法制的前提，是一切政治体制的基础，若民智不开，效仿西方实行民主法制体制的中华民国注定要失败。　　

现在，台湾推行西方的民主法制，表面上繁荣富强，实际上贪污腐化、卖淫嫖娼等不良风气严重，社会问题不断。奉劝他们好好地读读《商鞅徙木立信论》。　　

而美国自身，其所谓民主法制体制导致了世界霸权和经济危机，而我们国内精英们面对国内诸多问题，还在鼓吹和宣扬这些。奉劝他们也读读《商鞅徙木立信论》。　　

3、《商鞅徙木立信论》是毛泽东工作的方法和原则的写照　　

毛泽东在《商鞅徙木立信论》所提到的民智，不是知识和技术，而是人格、天性。　　

纵观毛泽东的一生，其处理政治、军事、外交事务的根本方法，就是开启民智，让人民美好、高尚的天性发挥出来，实现自我管理、自我发展。采取这种方法,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人民，以极为贫乏的物质资源,取得了巨大的军事、政治、经济成就。　　

毛泽东的一些主要教工作方法：　　

1)        在军事上，推行官兵平等，发扬军事民主，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2)        在政治上，吸纳基层群众意见，邀请各民主党派参与政治活动。　

3)        在经济上，反对物质利益刺激，反对经济挂帅，发扬人的自觉意识和自信心。　　

4)        在外交上，对一切小国家平等公正相待，对一切强权国家针锋相对斗争。　

5)        在生活上，要求党员干部树立“为人民服务”而不是“当官做老爷”的思想，并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形成了清正廉洁的新风尚。

6)        在教育上，发现并歌颂小人物身上的伟大品格，如张思德、白求恩、南京路上好八连，雷锋、王杰，等。

7)        在工作形式上，浅显易懂、幽默风趣，使人民容易理解，并不断《改造我们的学习》，防止“精英们”自高自大，脱离群众，让知识分子接受“贫下中农”在道德人格方面的“再教育”。

8)        在工作上，深入基层，走群众路线，与群众交流，发扬群众的创造性。

9)        在学习上，让人们开动脑筋自己学习，自己思考。　　

为了形成开启民智的良好机制，使民族走上持续繁荣、富强之路，毛泽东一生坚持整党整风，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纠正党员干部盲目自大、自以为是、脱离和打击人民群众的错误意识，到最后发动了文革。　　

总的说来，为建立繁荣、富强、文明、自由的新中国，毛泽东除了吸收世界各国先进的文化、政治、经济、科技思想方法外，其根本方法是开启民智。“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4、毛泽东：人民的信徒　　

19世纪末，美国著名的中国研究专家，亚瑟.斯密斯在《中国人的特性》一书指出 “中国需要的，我再重复一遍，仅仅是独立人格和良知。”因此他认为，内部改革、外交、商业、科学、选举都不能从根本上促成中国富强。 “为了变革中国，必须追溯其人格的起源，还必须让人格得到净化，良知得到实际尊重。” 这简直和《商鞅徙木立信论》的观点不谋而合。　　

作为基督徒，亚瑟.斯密斯先生指出：“中国所需要的是正义，为了获取它，她绝对需要具有一套上帝的知识。” 　　

毛泽东不是基督徒，他说“人民就是我的上帝。”他从他的上帝——人民——那里找到了正义和良知，并竭尽全力去保护她、开启她、发扬她，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毛泽东深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是国家富强、民主、文明的根本所在。　　

毛泽东，人民的信徒！

附录：《商鞅徙木立信论》

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谓予不信，请罄其说。

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政府国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则不惟无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惧，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虽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乃若商鞅之与秦民适成此比例之反对，抑又何哉？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当孝公之世，中原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言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綦难哉？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虽然，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矣，吾又何怪焉？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东西各文明国民闻之，当必捧腹而笑，舌而讥矣。乌乎！吾欲无言。

附录：译文：

　　我读史书读到商鞅搬移木杆树立诚信一事，不禁慨叹起我国国民愚昧，执政者煞费苦心，几千年来民众不觉悟、国家接近走向灭亡的悲惨命运来。认为我说的不可信，请允许我详尽地说出我的道理。

　　法令，是谋求幸福的工具。法令如果好，它让我们民众获得的幸福就一定多，我们民众正担心不公布这些法令，或者公布后担心这些法令不产生效力，一定竭尽全力来保障它，维持它，务必使它达到完善的目的为止。政府和国民互相维系，哪有不信任法令的道理呢？法令如果不好，那不但没有幸福可言，而且还有足够让人恐惧的危害，我们国民又一定会竭尽全力来阻止这些法令。即使想要我们信任（法令），又哪有相信它的道理呢？就如商鞅与秦国民众之间（具有同样的利害关系），却恰恰运用跟政府与国民互相信用相反的方法（即运用徙木立信的办法）去做，这又是为什么呢？

　　商鞅的法令是好法令。如果试着翻阅一下我国四千多年的记载，寻求那些利国福民的伟大的政治家，商鞅不是位居第一吗？商鞅处在秦孝公时代，中原局势极不安定，战事正盛，全国民力疲惫，（达到了）不能够言说和描述（的程度）。在这种情势下，却想战胜各诸侯国，统一中原，不很难吗？在这种情势下，变法的命令出台了，这些法令惩罚坏人来保护人民的权利，鼓励种田织布来增加国民的财力，崇尚战功来树立国威，把贫困、懒惰者收为奴隶来杜绝人力、物力资源的损耗。这确实是我国从来没有过的重大政策，国民害怕什么而不相信呢？一定要（通过）搬移木杆来树立诚信，我从这里知道了执政者都费了苦心，我从这里知道了我国国民愚昧，我从这里知道了几千年来民众智慧缺乏、国家差点儿走向灭亡的悲惨境地是有原因的。

　　虽然这样，但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开始出现时，百姓对此会感到惊惧。国民是这些国民，法令是那些法令，我为什么对此感到奇怪呢？我只担心这搬移木杆树立诚信一事，如果让东西方各国文明程度高的那些国民听了，一定会捧着肚子大笑，（或者）高声讥诮。唉呀！我不想说了。

涤庵先生尾批： 

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学。 

涤庵  

六月二十八号 

【注释】 

1912年，湖南省立一中（今长沙市一中）建校时，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编在通（科）一班，读了一学期。毛泽东于1912年春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同年秋即退学自修，此文当写于1912年上半年。  

其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是迄今止国家所发现的他一生中之最早的文稿，全文413字。作文眉批五处76字，尾批65字，总计141字。18岁的毛泽东，在作文中表现出了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怀和“利国福民”的改革抱负。 

涤庵先生在批语中赏识道：“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涤庵先生是国文教员柳潜，字钧湄。湖南湘阴人，清末秀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