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原按:此为我近作《儒家的和谐社会理念及其历史局限》之第二部分“儒家构想和谐社会的几个层面”之第四节，以及第三部分“儒家和谐社会理念的历史局限”之第二节。）
执政者的率先垂范
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即执政者必须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这样才能上行下效，达到社会的和谐。《大学》云：“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背），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这就是说，构建和谐社会要从执政者自身的道德榜样做起，如果掌权的人操行卑污，贪渎腐化，道德沦丧，那就是“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孟子·离娄上》）。
当时掌握最高权力的是君主，所以孟子强调治理社会首先要从“正君心”开始，因为“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如果“君心不正”，那就有赖于“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同上）。到了宋代，由于理学家的社会道德理想直接受到“君心不正”的阻碍，所以他们把“格君心之非”提升到治道之“本”的高度。如二程说：“治道亦有从本而言，亦有从用而言。从本而言，惟从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程氏遗书》卷十五）朱熹也说：“熹常谓天下万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要切处。所谓大根本者，固无出于人主之心术……此古之欲平天下者，所以汲汲于正心诚意，以立其本也。”（《朱文公文集》卷二十五《答张敬夫》）
“君心正”然后可以选贤任能，君主与贤士大夫“共治天下”，从而“安民”、“惠民”，以实现社会和谐的理想。《尚书·皋陶谟》记载舜帝与皋陶、大禹讨论政务，皋陶说：“在知人，在安民。”大禹说：“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这里所谓“知人则哲，能官人”就是执政者能够“知人善任”，这样就可以“安民则惠”，人民对执政者也感怀之。
孔子继承、发展了“知人则哲”“安民则惠”的思想，如《论语·颜渊》篇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孔子所说的“爱人”，包含着“安民则惠”的意思，如孔子赞扬子产“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又说“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论语·尧曰》）。孔子所说的“知人”，其中一个重要的意思就是知人善任，所以“樊迟未达”，孔子指点说：“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子夏进一步解释说：“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论语·子路》篇又记载：“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所谓“先有司”就是先设置行政管理之职，“赦小过”就是省刑罚，宽以待民，“举贤才”就是要把贤能之士选拔到行政管理岗位。孔子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即若要民众信服，行政官员必须是正直的贤能之士。
孟子也认为，在“君心正”的前提下，君主的首要之务就是“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孟子·公孙丑上》）。如果“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就可以“国家闲暇”，“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同上）。孟子又说：“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孟子·尽心上》）因为只有“亲贤”，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才能真正贯彻“爱人”“安民”之旨。
有了“君心正”，又有了“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执政者就可以率先垂范，政令畅通，取信于民。《论语·颜渊》篇记载：“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孔子之所以把“民信之”看得比“足食，足兵”还重要，就是因为执政者必须首先做到“敬事而信”（《论语·学而》），“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如果执政者自己没有诚信，那么人民就必然不信任执政者。“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失去了诚信的国家不能有所成立，此所以执政者的自身诚信，取信于民，从政治管理上说，比“足食，足兵”还要重要。
政治制度的局限
“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中庸》），先秦儒家所肯定的政治制度，一是尧舜二帝的禅让制，二是夏商周三代的世袭封建制。这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像经济上的井田制那样，已经不适应当时“礼崩乐坏”、“诸侯力政”、“兵革不休”的变乱形势。孟子“述唐虞三代之德”，欲以王道之德政统一天下。而历史的现实是，“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论衡·书解》），秦国是靠着君主集权的郡县制、土地私有制以及“富国强兵”的实力和暴力来统一中国的。虽然汉代在意识形态上“独尊儒术”，但其政治制度以及经济制度都是承袭了“秦制”，这就是《后汉书·班彪列传》载班彪所说“周之废兴，与汉殊异……汉承秦制，改立郡县，主有专已之威，臣无百年之柄”，清代史学家赵翼称“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廿二史扎记》卷二），近代谭嗣同也说“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仁学》一）。
在君主集权的政治制度下，儒家的和谐社会理想注定不能实现。董仲舒为使儒家伦理适应君主集权制度而提出了“三纲”之说，“纲”含有绝对尊卑和绝对服从的意义，这在先秦儒家的思想中是没有的。董仲舒说：“《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所谓“自贵者始”，就是从正君心开始。他说：“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王道终矣。”（《汉书·董仲舒传》）然而，如何保障君主能够“正心”呢？董仲舒提出“屈君而伸天”（《春秋繁露·玉杯》），欲以天的“谴告”或“阴阳灾异”来儆戒人君。这种手段的有限性在董仲舒本人身上就体现出来，有一次他言“高庙”灾异，被汉武帝下狱，“当死，诏赦之，于是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史记·儒林列传》）。
理学家二程和朱熹等把“格君心之非”作为治道之本，而他们的“格君心之非”一是劝说皇帝“正心诚意”，二是在不得已时也要拿“阴阳灾异”来儆戒人君[1]，其失败也是必然的。程颢在劝说宋神宗时，“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贤育才为先”，而实际结果却是“兴利之臣日进，尚德之风浸衰”（《程氏文集》卷十一《明道先生行状》）。朱熹除了把正君心作为治世的“大根本”外，还提出其他“要切处”，“如论任贤相、杜私门，则立政之要也；择良吏、轻赋役，则养民之要也；公选将帅、不由近习，则治军之要也；乐闻警戒、不喜导谀，则听言用人之要也”，但这些“要切处”都须以“君心正”为前提，“未有大本不立，而可以与此者”（《朱文公文集》卷二十五《答张敬夫》）。
由于“君心不正”，儒家所设想的“选贤任能”“正朝廷以正百官”或“任贤相”“择良吏”等等就也无从实现。历史的事实证明，执政者的率先垂范不仅需要其自身的道德修养，而且必须在现代社会的民主法制下，对执政者实行有效的监督，对以权谋私、贪渎腐化者给予法律的制裁，才有望真正实现。
（作者系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
注：
[1] 参见拙文《程朱的“格君心之非”思想》，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6年第1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