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将中国经济从由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改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中国历史上自西周以来几次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市场经济前期都产生了如西汉“文景之治”这样的盛世，但后来总是导致社会严重贫富悬殊，爆发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险些导致资本主义。

春秋时代齐国经过300年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市场经济繁荣发展，资本主义也随之兴起，导致资本决定社会财富分配，社会严重贫富悬殊，经济危机爆发，资产阶级觊觎国家统治权。

齐国宰相管仲用“以人为本”的王道政治学、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全面改革，纠正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为国家主导与市场结合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实现了贫富差距有合理限度的共同富裕，成功阻止了资本主义。之后，其王道主义政治学、政治经济学理论与政策成为中国历代阻止资本主义有效的手段。

三中全会《决定》在改革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明确规定了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但历史表明，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有效激励资本自利利他的活力，解放社会生产力的同时，如果对资本损人利己，滥用权力没有合理限制或限制不利，在市场决定资源的同时，就会导致几乎完全由资本决定分配社会财富，于是，共同富裕变成严重的贫富悬殊，市场经济必然右转，走向资本主义。

因此，“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改革是充满巨大风险与挑战的改革。而管仲纠正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机制，阻止资本主义的改革对今天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与警示作用。

一、请重视：市场经济既是配置资源方式，也是分配财富方式

现在所有市场经济理论与国家政策中，仅仅认为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方式，几乎没有看到市场是最重要的财富分配方式。

在已经存在过的市场起决定资源配置作用的经济模式中，社会财富分配的第一原则是按资本分配，因而资本所有者必然获得最大部分社会财富，而没有资本的普通劳动者，只能获得工资性收入，于是必然导致严重的贫富悬殊。

正是由于市场是社会财富的第一分配方式，所以，古今中外所有实施市场配置资源起决定作用的经济模式中，市场分配的最后结果都是社会严重的贫富悬殊，至今没有一例形成社会主义所理想的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

二、市场经济向左走向社会主义，向右走向资本主义

市场经济是以市场配置资源与分配财富的经济模式，不是社会模式。但是与不同的所有制社会结合，会产生不同的社会形态。

向左，与公有制结合走向社会主义；向右，与私有制结合走向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是与公有制和私有制同时混合成为中间状态的社会模式。

中国西周时代齐国开国后，国君姜太公（俗称姜子牙，前1156年——公前1017年）实施的就是自由主义的完全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模式。这一模式逐渐导致了齐国经济繁荣，创造了齐国的经济的准盛世。但是，发展300年后开始走向资本主义，导致全国交替爆发生产过剩与生产短缺的经济危机，资本奴役人民，社会严重贫富悬殊的社会危机。

由于管仲（约前723或前716～前645）任齐国宰相（前685年），辅佐齐桓公（？－前643年），通过经济政治的全面改革，国家掌控土地、矿山、江河湖泽、山林等自然资源，掌握货币发行，控制粮食、盐铁等战略产业的经营，通过市场与政府调控配置资源和分配社会财富，在保护资本合法产权与收益权，激励资本生产经营活力，实现自利利他的同时，限制资本滥用权力损人利己，伤害社会公共利益，奴役人民，企图夺取国家统治权力，建成了国家主导资源配置与市场结合的混合式市场经济模式，国有制和私有制混合的王道统治社会模式，成功阻止了资本主义的兴起。

很多读者读到这里也许有点坐不住了。因为在人们熟悉的历史中，资本主义只是近代的事情。特别是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起点是英国工业革命，两千六百多年前中国春秋时代何来资本主义？

布罗代尔与马克斯.韦伯通过对世界经济历史考证都认为，资本主义早就在工业革命之前就诞生了。“我想强调的是，费.布罗代尔毕竟赋予工业革命十分重要的地位，但他拒绝认为工业革命是‘真正资本主义’诞生的标准。”[1]

而马克斯.韦伯认为，“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和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家（不只是偶尔从商的企业家，而是固定从事实业的企业家），乃是古已有之，并且遍布世界各地的。”[2]

为了说明主题，在此略费笔墨讨论一下与资本主义相关的几个概念的关系。

三、再说什么是资本主义？

到底什么是资本主义？

要能真正弄清资本主义这个问题，首先，应该分清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资本。

管仲没有给资本明确的定义，但是从他的种种论述来看，他认为“资本就是盈利的本钱。”例如他在分析齐国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时候就说，由于商品价格暴跌，人们生产的商品按市价售出连本钱都不够：

“商品遇上大幅降价，就按照工价的一半也卖不出去，销售收入不够人民生产投资的本钱。”[3]

由此可见，他认为资本就是盈利增值的本钱。

西方经济学后来也承认的这个观点：

据布罗代尔考证，资本一词起源于12世纪的意大利。“资本(一词源自后期拉丁语caput，做头部讲)于十二世纪至十三世纪在意大利出现，有‘资金’、‘存货’、‘款项’或‘生息资金’等含意。”[4]

大卫.李嘉图认为，原始人手中的木棒就是资本。许多学者承袭这一观点，把机器设备厂房以及各种原材料等等都看成是资本。

马克斯.韦伯在论述资本主义工厂本质就说“资本主义工厂的本质特征是，劳动场所、劳动手段、动力来源和原料的所有权全部集中在同一个人之手里。这个人就是企业主。”[5]

可见，韦伯将劳动场所、劳动手段、动力来源和原料等等生产要素都看做是资本。

凯恩斯对资本的描述为：“我们最好如此表述，即资本在它的寿命中会产生一个收益，并超出它原来的成本，而不把资本说成是生产性的。因为资本在其寿命之中，之所以会有服务的性质，而服务带来的总价值又大于原来的供给价格，只是因为资本的稀少，而资本之所以稀少，是因为有货币利率与它竞争。当资本的稀少性减少时，那么收益超过原成本的数额也渐渐减少，但就物质的意义而言，资本的生产力，并不一定就会降低。因此我对经典学派的说法是抱有同情心的，它认为一切皆由劳动力生产，帮助劳动力的，就是（a）古人所说的工艺，今天所说的技术；（b）天然资源，如果天热资源丰富，那么可以无代价使用，如果稀少，那么就需要付地租；以及（c）过去的固化资产中的劳动力，其价格也要视它的稀少或丰富而决定。我们最好把劳动力（当然包括雇主及其助手的服务在内）看作是唯一的生产要素，它正在一特定的生产技术、天然资源、自备设备以及有效需求等环境下工作。然后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除了货币单位及时间单位以外，还可以用劳动力单位作为经济体系的唯一物质单位。”[6]

凯恩斯重复了韦伯的观点，但详细地指出了各种形态资本的具体特征。

马克思早就抛开资本复杂的具体形式，通过剩余价值的增加揭示资本的本质：

“原来垫付的价值不仅在流通中把自己保存了，并且在流通中变更了它的价值量，加进了一个剩余价值，或者说增殖了。并且，正是这个运动，使这个价值变为资本。”[7]

也就说，马克思认为：资本就是能够增殖的价值。

无疑，马克思的这一论断直指资本本质，其他的论断则注重说明资本的具体存在形态。例如货币资本，实物资本，人力资本等等。

同时，他和马克斯.韦伯一样，认为所有生产要素都是资本。

如果从产权的角度看，任何资本都是有主人的，因此，所有各种不同形态的具体资本都是有产权的。于是资本也是产权，虽然并非所有产权都是资本，但资本一定是产权。产权用于投资增殖的时候就是资本。

第二个问题：资本生产。

既然资本就是增殖价值的价值，而增殖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而剩余价值不是来源于流通，而是来源于生产，所以，生产剩余价值的生产就是资本的生产。或者说资本生产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

但是，生产剩余价值的生产并不等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因为所有市场经济中都存在价值增殖，即剩余价值的生产。即使是小商品的生产也存在剩余价值的生产。

第三，资本主义生产。

资本主义的生产不仅是生产剩余价值的生产，而且是资本不断追逐利润最大化的生产。所以韦伯说“资本主义确实等同于靠持续的、理性的、资本主义方式的企业活动来追求利润并且是不断再生的利润。因为资本主义必须如此：在一个完全资本主义式的社会秩序中，任何一个个别的资本主义企业若不利用各种机会去获取利润，那就注定要完蛋。 ”[8]

因此，生产的目的是获得最大的剩余价值，即利润最大化。正是在这一关键之处，资本主义生产开始背离了人类生产活动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这个真正目的，异化为追逐利润最大化，把人的道德伦理等等通通抛弃。

资本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资本可以利用一切，占有一切、反对一切，践踏一切，摧毁一切、取代一切。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是典型的利润最大化结果导向型的生产。只要能搞到大钱，即使上帝的钱柜也可以砸烂。

这种专指生产领域的资本生产是狭义的资本主义生产。

我们通常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是指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它不仅包括生产领域，还包括流通领域，包括整个资本运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个环节。资本为了自己利益最大化主宰一切，因此，利益最大化的重要方式之一是占有劳动者的利益，因此，这是一种资本剥削人的不公平的生产方式。

第四、资本主义社会

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资本主宰一切的生产，为了实现资本利益最大化，可以利用一切，占有一切、反对一切，践踏一切，摧毁一切、取代一切。因此，一切走在它前面的社会形态都必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要利用的，占有的、反对的、践踏的、摧毁的、取代的。

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市场经济中孕育，在它寄生的社会中分娩成长的时候，它利用寄生的社会可以利用的任何条件使自己不断成长壮大；当它的力量还不能够反对、摧毁、取代寄生社会的时候，它就潜伏在寄生社会内等待时机；当它成长壮大，具有足够力量的时候，它就反对所寄生的社会，践踏它，摧毁它，最后占有它，取代它，使寄生社会的财产占有方式变为资本主义的占有方式，使寄生社会变为资本主义社会。

近代资本主义是从欧洲封建社会发展而来，布罗代尔就指出了资本这种寄生性：

“封建制是一种有利于贵族家庭的分配地产的稳固形式，也是一种具有固定结构的等级制。在几百年内，资产阶级一直寄生于这个特权阶级，留在他的身旁，危害它，利用它的错误、奢侈、闲散和缺乏远见，往往通过高利贷攫取它的财产，最后挤进它的行列，并跟着他没落。另一些资产者接着由冒出来，重新开始同样的斗争。总之，这是长时期的寄生现象：资产阶级不断为自身利益而损害统治阶级的利益。” [9]

当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成为全社会的生产方式的时候，于是它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因、意志、理念、原则、思想、组织规则、行为方式等等渗入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于是，社会按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的意志，即按资产阶级的意志组建资本主义的国家，而占有资本的资产阶级理所当然的成为社会与国家的统治者。进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因、意志、理念、原则、思想、组织规则、行为方式等等在社会迅速复制繁衍，并组织建立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发展资本主义法律、制度、文化，形成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通过资本主义国家政策、法律，规则与潜规则、文化、艺术、生活方式，行为习惯等等将全体社会成员变成遵循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法律、制度、规则与文化的人。

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即资本统治的社会、资本主宰一切的社会。

所以，按资本意志组织与行事的国家就是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就是资本统治一切的国家。

四、齐国300年市场决定配置资源经济模式与资本主义兴起

（一）、齐国市场决定配置资源经济模式的繁荣

春秋时期市场经济已经在天下各国兴起，最发达是齐国，资本主义逐渐萌芽发展。

齐国在今山东北部，是周朝开国功臣姜太公的封国。这一代土地是盐碱地，不适宜农业，因此人口稀少，民穷国弱。为了富民强国，自姜太公开国以来，一直重视发展工商业。

太公在未遇见周文王之前，曾经在市场江湖中摸爬滚打，先后在商朝国都朝歌经营过宰牛卖肉的行当，还开过酒店卖过酒等等营生。因此，太公对市场经济有很深的了解。深刻认识到国家没有农业、没有粮食社会就不稳定，没有制造业则国民没有器物可用，人们则不可能富裕，国家没有商业就没有商品交换市场流通，国家不能富强：

太公曰：“人君有六守三宝。六守：‘仁、义、忠、信、勇、谋。’三宝：‘大农、大工、大商谓之三宝。’农一其乡则谷足；工一其乡则器足，商一其乡则货足。三宝各安其处，民乃不虑。无乱其乡，无乱其族。臣无富于君，都无大于国。六守长则群昌；三宝完则国安。”[10]

姜太公将发展大农业、大工业、大商业三宝视为基本国策，“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11]于是齐国各业发展，工商业发达，尤其是铜铁等冶金工业特别发达。到齐桓公时代铁的产量远远超过青铜产量，铁制农具、工具和武器完全普及到几乎每个家庭。

如果齐国经济真正实现“农一其乡则谷足；工一其乡则器足，商一其乡则货足”的国家规划，那么，齐国工商业比例大致已经占国民经济的三分之二，农业仅仅占三分之一，这个比例即使是在当代世界也是相当高的，在近三千年前的全世界更是绝无仅有，完全是一个世界奇迹。比齐国开国晚大约三百年的古罗马，开初的王政时代（公元前754年－公元前509年或前510年）的城市化率仅有11.4%。[12]

据北京大学、山东大学、山东省博物馆等考古单位对齐国故城的勘探试掘资料可知，齐国故城城址总面积已经达到30余平方公里。其布局有大城和小城，即宫城和廓城之分。小城的衔接在大城的西南角。

大城的始建年代大致在西周时期，与史载齐献公由薄姑迁至临淄（前860年）建城的时间基本吻合，而小城的建于战国时期。城墙全部由夯土筑成，故城总周长21.433公里。其中外城周长14.158公里，内城周长7.275米；故城东墙里沿淄河西崖梯势而筑。　

故城内已探出城门11座、其中大城11座，小城5座。主干道道路10条和两处排水系统，4处排水道口。并探出冶铁遗址6处，冶铜遗址2处，铸钱遗址2处和制骨作坊遗址一处。从功能分布看，城西北多为手工业功能区；城东南多为居住区，小城是国家行政机构区。

综上可知，当时的齐国国都已经是一个经济政治十分发达的城市，齐国市场经济已经十分繁荣。

桓公与管仲讨论盐铁税收的时候的谈话就记载了当时的状况：

“现在铁官的理财方法是这样的：每一个妇女都必有一根针和一把剪刀，然后才能够做她的事；每一耕者必有一把犁、一个铧和一把大锄，然后才能够做他的事；每一个修造各类车辆的，必须有一斧、一锯、一锥、一凿，然后才能够做他的事。不具备上述工具而能做成上述事情的人，天下没有。” [13]

在桓公时代，齐国铁的月产量已近10亿刀币。[14]，即10亿齐法化。据有关学者研究，齐国货币齐法化的币值坚挺，购买力很强。一枚齐法化在粟价最贱时，大约可购买252．3斤（战国制），约合今天的115．4市斤，可购买食盐22．59斤（战国制），约合今天的10．39市斤[15]。按此币值的购买力比值，一个月铸造的货币可购买粮食是5770万公斤(今制)。一年铸币就可以购买69240万公斤粮食。由此可见，齐国的铸币量已经非常可观，齐国的市场流通的货币量也十分可观。

铁价曾经低于青铜价格，但是由于市场需求旺盛，铁供不应求，所以又回到铁的价格高于青铜价格：“铁之重反旅金（铁的价格重新返回到超过青铜价”。[16]由于齐国各行各业都迅速发展，所以“财蓄货殖”。

齐国不仅盐铁工业发达，服装工业也天下第一。司马迁描述道：“姜太公被封在营丘时，那里本来多是盐碱地，人烟稀少，于是姜太公便鼓励妇女致力于纺织刺绣，极力提倡工艺技巧，又让人们把鱼类、海盐返运到其他地区去，结果别国的人和财物纷纷流归于齐国，就像钱串那样，络绎不绝，就像车辐那样，聚集于此。所以，齐国因能制造冠带衣履供应天下所用，东海、泰山之间的诸侯们便都整理衣袖去朝拜齐国。”[17]

由于“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18]，所以西周时期，齐国的服装工业尤为发达，“冠带衣履天下，”以致各周边国家都到齐国进口服装，“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19]

姜太公根据齐国的国情，因地制宜、因时制宜，通过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促进了国内市场经济繁荣，通过服装、鱼、盐等出口导向的国际贸易战略，使齐国迅速成为天下最重要的经济中心之一。

（二）、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满足民生的人间正道异化为资本决定分配财富

齐国从姜太公开国到管仲担任宰相，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相当于近代资本主义诞生到现在的历史，所以，齐国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十分成熟。为管仲研究市场，认识市场经济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他的结论认为市场是配置资源，交换商品的场所，满足国计民生的人间正道：

“市场是天地生产的财富积聚交易的地方，天下万民分工合作，交换获利的场所，这是发展经济的正道。[20]”

因此，他说不能没有市场，没有市场就不能解决国计民生问题：

“交换商品的人必须有市场，没有市场则人民的用度就匮乏。”[21]

“人民，有利就会来，有害就会去。人民求利，就象水往下流一样，不管东西南北。所以，市场要招来民众，先创造市场对他们有利的条件，虽不招商而人民自然会来。如对他们有害，虽然招商他们也不会来。所以说；‘召远者使无为焉。’” [22]

于是管仲进一步指出，市场是一种刺激资本，促进投资，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

“市也者，劝也。劝者，所以起。”[23]

但是，管仲也看到，由于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机制必然实行“谁投资谁获利”的分配原则，因此，越是具有资本的人获利越多。而没有资本仅仅有劳动力的人显然顶多获得的就是工资收入。国家却毫无办法调控社会财富分配，所以，穷人卖儿卖女是必然的：

“如今国家粮仓空虚而百姓没有积存。农民卖儿卖女，其原因就在于君主没有办法均衡调控人们的收入。”[24]

可见，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市场经济必然形成资本决定分配社会财富的机制，或曰根本原则，也就必然导致具有资本的人越来越富有，没有资本的人也许会随着经济繁荣收入有所增加，但是，与富裕者贫富悬殊将越来越严重。如果一旦失业，失去工资收入，就陷入绝对的贫困。

可见，市场决定配置资源的机制已经将市场经济是解决民生的人间正道异化为资本决定分配财富的经济模式。

（三）、资本决定分配财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产生

管仲发现，在市场决定配置资源的经济中，富商巨贾们决定着市场交换，操控物价买卖：

“现在的情况则不然，商人贵卖，君主跟着贵买，贵而不能使之贱；商人贱卖，君主跟着贱买。贱而不能使之贵。”[25]

市场经济的发展，资本不断的积累，矿山得到开发，冶铁工业、器具制造的制造业、出口服装的服装业，餐饮娱乐业的蓬勃发展，需要很多失去土地等生产资料，只能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无产者。

由于富商巨贾大资本操控市场，乘百姓困难之际，通过买卖剥夺百姓财产，造成社会严重的贫富悬殊，齐国雇佣劳动者已经十分普遍，劳动力已经成为商品，无产阶级已经产生。

齐桓公登基后曾经微服私访一个贫困的老人家，有三个儿子全都是当雇工，说明齐国当时的雇佣劳动者已近非常普遍。正是由于他们生活也十分贫困，所以三个儿子都是光棍儿：

“齐桓公微服出访百姓人家。有一个年老而自己料理生活的人，桓公问他是什么缘故。老人回答说：‘我有三个儿子，家里贫穷，无法为他们娶妻，出去当雇工还没有回来。”[26]

一方面是产生了大量的雇佣劳动者，另一方面则产生了一批富可敌国的大资本家，大商人。

管仲在向齐桓公讲授用宝物抵押给大资本家筹措军费的时候，说道 “富户丁家所藏的粮食，足够三军五个月吃”的对话可以窥测当时的资本积累已经十分惊人：

“过四年后，征孤竹国，了解富户丁家所藏的粮食，足够三军五个月吃用，便把丁家主人召来向他说：‘我有一件无价之宝在这里，现在我有出征的大事，想把这个宝物抵押给你，借用你的粮食。’

丁氏向北再拜领命，送到粮食，但不敢接受这个作为抵押的神宝。桓公便对丁氏说：‘我老了，儿子又不了解这里的前前后后。你一定要收下这个抵押品。’丁氏回家后，便改建房屋，辅设垫席，把龟收藏起来了。过四年，在兵伐孤竹的时候，即可公开宣布丁家粮食确实满足三军吃了五个月。”[27]

大商人大资本操控市场，窖藏货币、获得百倍的暴利，并奴役民众。

“所以，一个万乘之国如果出现了万金的大商贾，一个千乘之国如果出现了千金的大商贾，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国家大量流失财利的结果，于是臣子就不肯尽忠，战士也不肯效死了。年景有丰有歉，所以粮价有贵有贱；政策法令有缓有急，故物价就有高有低。

如果人君不能及时治理，富商巨贾们就自由进出于市场，利用人民的困难，牟取百倍的暴利。

……

而且，君主经过计算度量，耕田垦地多少，本来是心中有数的；百姓口粮，也算有每人一定亩数的土地。统计一下产粮和存粮本来是够吃够用的。然而人民仍有挨饿吃不上饭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粮食被囤积起来了。

君主铸造发行的货币，是民间商品交易流通的手段。这也是算好了每人需要几百几千的数目。然而现在仍有人们用费不足，钱币不够用，这又是为什么呢？钱币与财用被有人积聚窖藏起来了。所以，一个君主，如不能散开囤积的财物，调剂人民的余缺，分散被兼并的财利，调节人民的用费，即使再如何加强农业，督促生产，而且国家在那里无休止地铸造货币，也只是造成人民互相奴役而已，怎么能算得上国家得治呢？”[28]

综上可见，齐国已经产生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立已经成为齐国暗藏的一种社会矛盾，阶级斗争必然发生。

（四）、大资本操控市场  富人奴役穷人 

随着齐国市场经济繁荣，齐国资本主义也逐渐兴起，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资本逐渐积累，夺取贵族土地，农村经济则一片凋敝景象。《诗经·齐风》形容齐国农村土地的荒芜景象咏叹道：

“大田又宽又广啊，可是不能耕种，野草高高啊，长势旺。”“大田又宽又广啊，可是不能耕种，野草深深啊长势强。”[29]

大资本靠财富谋杀君主，篡夺王位，逐渐登上政治舞台。对此，汉代班固描述道：
　 “到周王室衰落时，礼法毁坏。……这些风气流传到一般的士人和平民当中，大家无不背离圣王的制度，放弃农（本）业，务农的民众减少，经商的百姓增多，粮食不足而奢侈品有余。
　　这种衰落的趋势发展到齐桓公、晋文公之后，礼义大为破坏，上下互相冒犯。各国的政治差别很大，大夫们的风气各不相同，但追逐利欲的活动都不能遏制，破坏等级制度的行为也没有止境。

于是，商人贩卖奇珍异货，工匠生产没有实用价值的奢侈品，士人进行歪门邪道的活动，以追逐时俗之所好而取得财货资本。诡诈的人违背事实诈骗博取名声，奸邪之民犯法害人求利，谋杀君主，篡夺国家大权的人成为王公，抢夺大夫封地的人成了雄杰。礼义不能够约束君子，刑罚杀戮不能使小民畏惧。

富人用丝绸来装饰房屋、墙壁，狗狗和马都吃粮食，食肉还有剩余，而穷人连粗布衣都穿不上，经常吃豆子喝生水。他们都是编户平民，但因财力不同而地位有别，有人虽然成为奴仆，仍然没有怨愤。所以，玩弄权术而为非作歹的人，可以一辈子富足；遵循义理、固守正道的人却不能免受饥寒的威胁。这种风气是从社会上层兴起的，来源于法令制度的破坏。”[30]

管仲是在齐国经商后再进入齐国宫廷的，因此对于市场经济，对于商人资本的真实情况了如指掌。他深知，齐国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模式，由于没有制约资本垄断市场的力量，于是大资本操控市场，控制物价，国家也无能为力，市场根本没有根据供求关系来配置资源，决定价格的公平机制：

“现在则不是这样，由于市场虚假繁荣，商人控制了市场。商人贵卖，国家跟着贵卖，物价上涨了不能使之下降；商人贱卖，国家跟着贱卖，物价下降了不能使之上升回归合理价格。”[31]

“因为时节有春秋，年景有丰歉，政令也有急有缓。政令有缓急所以物价有高低，年景有丰歉所以人们有余或不足，时节有春秋所以谷价有贵贱。而国家不注意调剂贵贱的过分现象，游商就可以得到十倍、百倍的高利。百姓的无法务农，贫富的相差悬殊，都是由此而来的。”[32]

（五）、资本没有道德没有祖国  趁火打劫大发国难财

管仲还特别揭露谴责，唯利是图的资本没有道德，没有祖国。在国家出现战争等危难时刻，大资本不但不会帮助国家，还会趁火打劫，大发国难财：

桓公问：“什么是国家管理轻重失准？”

管仲答：“国家受制于他人就是失准。

当战争发生，国君下令征税，并要很快交齐，结果百姓只得贱卖粮食财物，商人贱买囤积。

战争结束，商人再贵卖，结果国家的财物利益尽被商人所有。

国家对此束手无策，反受制于大资本大商人，富人就会奴役穷人，国家没有可以凭借依靠的（财富），这就是国家管理轻重失准。”[33]

管仲揭露的在国家出现战争等危难时刻，唯利是图，没有道德，没有祖国的大资本不但不会帮助国家，还会趁火打劫，大发国难财的现象被历朝历代所反复证实。1949年，解放军进入大上海的时候，上海的奸商们就囤积粮食高价出卖谋取暴利，导致市场粮荒，社会动乱，企图搞垮新生的人民政权。

（六）、金融资本分散国家金融主权   高利贷盘剥人民

大资本不仅发国难财，而且总是乘人之危，落井下石放高利贷，与国家不当政策一起共同造成了一个劳动者相当于养四个债主是社会险恶现象：

“凡是农业，其收入的特点是按月算往往是不行的，按年测算才可能有余。

然而官府征税却急如星火，没有定时，农民只好借‘一还二’的高利贷来上缴征课。耕田锄草都有季节限制，但雨水不一定正好及时够用，农民又只好借‘一还二’的高利贷来雇人浇地。商人秋天买粮的粮价是‘五’，春天卖粮的粮价是‘十’，这又是一项‘一还二’的高利贷。

所以，把官府的征索算进来，成倍索取农民的地方就达到四项，因为关市的租税、府库的征收、十分之一的征粮和各种劳役放在一起。一年四季加起来，也等于一项‘一还二’的高利贷了。于是这就等于一个农民要养四个债主，所以对于外逃者处刑，国君也不能制止农民外流。”[34]

更为严重的是，民间大金融资本用高利贷盘剥百姓，分散国家金融主权，于是形成“一个国家，五个国王”的金融危机状态。

桓公说：“我需要办理的事情很多，只好派官向富商巨贾和高利贷者征收赋税，来帮助贫民和农夫维持农事。但若改变这种办法，还有别的出路么？”

管仲回答说：“只有运用国家政策来改变这种办法才行。”

桓公说：“具体如何办呢？”

管仲把宾须无、隰朋、宁戚、鲍叔四人派到全国明察暗访， 回来报告让桓公大为震惊：各地高利贷者们的利率有的竟高达100%！共放债三千万钱，三千万钟左右的粮食。借债贫民三万多家。四位大臣报告完毕，管仲说：

“没有想到我国的百姓现在等于是一个国家有五个国君在征敛！这样还想国家不贫穷，军队不弱小，怎么可能啊？！”[35]

管仲在看到资本能“自利利他”，促进经济繁荣的同时，十分清醒地看到，资本逐利会“损人利己”，损坏社会公共利益。资本没有祖国，无良商人没有道德，趁国家有难发国难财，百姓有难就趁火打劫。金融大资本的高利贷，等于是大金融资本在重复征收重税，使老百姓贫穷，国家落后，军队弱小。形成了一个国家“五个国王”的状态。

总之，资本主义的兴起加剧了社会的贫富悬殊与阶级矛盾冲突，资本正在奴役人民，危及国家，资本主义是人民的灾难。

（七）、市场错配：生产过剩与市场短缺的经济危机交替出现

在企业层面的微观领域看来，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效率的确是很高的。但是，由于竞争与资本盲目追逐利润最大化，总是导致资源错配，市场失灵。由于市场自我纠错能力有限，当错配资源积累超过市场承受临界点就爆发生产过剩，或者市场短缺的经济危机。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造成社会经济的萧条，停滞的结果是国家社会宏观层面的经济效率低下，甚至对经济造成毁灭性打击。

因此，对市场经济效率的判断应该是从整体的宏观的持久的角度来判断，而不仅仅是从微观的层面，短时间的侧面来判断。西方经济学目前提出的所谓市场效率问题基本是从企业微观的层面和经济发展周期的复苏、繁荣阶段作出的判断，而无视经济危机的萧条、停滞的阶段市场配置资源的低效率与无效率，甚至负效率。

对于经济危机爆发和造成的宏观经济效率低下与人民贫困，管仲描述道：

“年景如果遇上丰收，农民丰收的粮食卖不出去，这时连猪狗都吃和人一样的粮食。

年景如果遇上灾荒，买一釜粮食要花十繦钱，而且道有饿民。

这难道是因为地力生产不足而粮食不够吃所造成的么？

这是因为往年粮价太低，猪狗都吃人食，所以（谷贱伤农，农民就减少粮食生产），下一年的民食就不足了。

商品遇上大幅降价，就按照工价的一半也卖不出去，销售收入不够人民生产投资的本钱（即生产过剩危机）。

商品遇上大涨价，就是出十倍高价也买不到商品，人民需要得不到满足（即生产短缺危机）。

这难道是由于东西本来太少，生产和贮存不够所造成的么？

这是因为人民错过了生产财物的时机，（导致生产供给与需求严重失衡）商品价格就大幅波动起来。”[36]

也就是说，齐国300年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市场经济实施的结果，已经交替产生了生产过剩与供给严重短缺的经济危机，齐国陷入生产过剩与严重供给短缺经济危机轮流出现的恶性循环之中。

生产过剩的时候人们生产的产品收不回生产成本与投资，严重的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生产短缺的时候，市场没有足够的粮食供给，于是价格暴涨，普通民众饿死，“道有饿民”。于是宏观经济完全失去效率，齐国处在严重的社会不稳定的危机状态。

（八）、一国二王 二君  资本欲夺王权

随着资产阶级的崛起，开始与政府官员、外国势力勾结操控市场，危及国家经济主权：

桓公问管仲说：“从前周朝享有天下，诸侯宾服，名教行于天下，然而竟被下面篡夺了。下面是用的什么办法呢？”

管仲回答说：“国君在不同地区得到贡物，是放在市场上自由买卖的。这样，利用黄金买卖是一个办法，利用江阳之珠买卖是一个办法，利用秦地明山所产的曾青是一个办法。这叫作以少变多，以小变大，也属于轻重之数的范围。”

桓公说：“天下的理财方法全属于轻重之术么？”

管仲说：“例如假如现在粮价上涨十倍而其他物资价格还很低，大夫便把商入找来说：‘你为我贩卖粮食而收购其他物资。’如果粮食原价为一，这就有九倍盈利。由于粮食贵而其他商品物价还很低贱，这样，大夫就买进来九倍的物资。待粮价恢复原状，又把这九倍的物资加价销出去，货物推销到民间，九倍的货币又进入大夫之手。

结果钱、粮的赢余收入都归大夫了。天子反倒成了客位，等于是大夫在随时发布命令。

精通粮食业务的官员外逃，被别国诸侯接纳为官。他们结聚朋党，操纵物价，包揽市场民用。

就国内说，大夫自谋私利而不肯尽忠；就国外说，诸侯串通结聚朋党。精通粮食业务的官员则外逃。所以天子便丧失了他的政权。”[37]

管仲与齐桓公这段对话说明了当时大资本内外勾结，官商勾结操控市场，必使国家丧失经济主权，国家受制于资本，受制于它国。即使现在看起来再强大，也会被慢慢地摧毁。而当时的齐国正面临这种危险的局面。

不仅如此，由于大资本官商勾结，内外勾结操控市场，牟取暴利，资本不断积累，资本的实力日益壮大，企图主宰一切，出现资本实力挑战王权的“一国二王二君”的现象，为此管仲警告齐桓公要严防大资本篡夺王权：

“大资本产生，就会出现一个国家相当于两个国王两个国君的现象。如果国家政策不当，大资本这个不是国王的国王就会利用国家政策失误损人利己获得暴利，造成穷人失去财产，社会严重的贫富悬殊的社会危机。”[38]

管仲还继续警告，资本不能过分的集聚与集中，不能让资本控制国家权力，否则会对社会大众与国家利益造成威胁。如果巨商富贾们进入国家的统治阶层掌握政权，政策就会倾向他们，财富就会向他们集中，就会产生资本主宰一切，百姓生活更加艰难，社会贫富悬殊拉大的危险，于是民众失去道德廉耻，治理国家就很艰难，连士兵也不会誓死保卫国家：
        “如果商人在朝中掌权，财货贿赂就会流往上层；……在财货贿赂流往上层，赏罚不可信，民众无廉耻的情况下，要求百姓安定很困难，要求士兵誓死卫国是不可能的。”[39]

可见，管仲已经向齐桓公发出王权已经受到资本金权的严重威胁，受到资产阶级严重挑战的警告。

五、启迪桓公改革开放  朝堂颁立改革新法

面对齐国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导致的经济危机，社会严重的贫富悬殊，资本主义的兴起欲夺取国家统治权，管仲实施了“以人为本”的全面经济政治改革与开放。

他虽是齐国宰相，但胸怀天下，始终将治理国家放在天下纷争的背景下思考，绝不坐井观天，封闭自大。

管仲认为，任何封闭的管理是行不通的，每一层管理都应该是开放的，国家更应该对外开放，学习借鉴他国的好的思想与方法：

“按照治家的要求治理乡，乡不能治好；按照治乡的要求治理国，国不能治好；按照治国的要求治理天下，天下不可能治好。

应该按照治家的要求治家，按照治乡的要求治乡，按照治国的要求治国，按照治天下的要求治理天下。

不要因为不同姓，不听取外姓人的意见；不要因为不同乡，不采纳外乡入的办法；诸候国不要因为不同国，而不听从别国人的主张。象天地对待万物，没有什么偏私偏爱；像日月普照一切，才算得上君主的气度。[40]

为什么要改革开放呢？

管仲提出了改革的哲学理论基础：“法制与度量是王者治国的准则和工具。坚持过时的仪法和道德，就是害伯变革。而天与地就好象神在那里不断的推动着，变化，变化乃是天地的最大特征。

能参与变化而善于运用变化的人，切不可中途停顿。仁者、智者都是善于运用变化的。不是这样的人，变化的良机就空自与神逝去了。”[41]

“不正确的政治措施，不能治理国家；局限于静止的思想理论，不能说明事物的本质道理。

掌握好时代脉搏与政治事务的关系，就可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前进了。把完全的无所作为看作道，把所谓‘齐’的思想看作‘德’，这是消极避世主义，是谈不上与时进取的。 ”[42]

 “圣明君主，更善于协调事物的矛盾，……改革得最好的也必须应合时势发展：不能预见事物端倪者，是要遭灾的。因此，要顺应地利，服从天的意旨，厚祀祖先，开放国门，并且丰厚地祭告诸神。

……开放国门，可以研讨吸收国外的高明思想理论；……至于发展到国外，还要威慑强者，旌表谦虚。这样，全天下社会都将归正，臣民坦示其内心而来。”[43]

管仲这些关于改革开放与自然天地，与道，与德等等关系的论述，其哲学理论的核心就是自然天道社会是开放变化的，所以治理国家应该效法自然大道，与时俱进，改革开放。

桓公理解管仲的思想之后，召集群臣在太庙祖先灵前，郑重其事的正式宣布齐国的改革开放，推出一些列改革开放的政治经济措施：

这天，桓公坐在王位上，管仲、隰朋进见。站了一会儿，有两只鸿雁飞过。桓公叹息说：“仲父，那些鸿雁时而南飞，时而北飞，时而去，时而来，不论四方多远，愿到哪里就到哪里，是不是因为有两只羽翼，所以才能把它们的意向通达于天下呢？”

管仲和隰朋都没有回答。桓公说：“你们两位为什么都不回答？”

管子回答说：“君上您有成就霸业的心愿，而我则不是成就霸业的大臣，所以不敢回答。”

桓公说：“仲父何必这样呢？为什么不进直言，使我有个正确的方向呢？我有仲父，就像飞鸿有羽翼，过河有船只一样，仲父不发一言教导我，我虽然有两只耳朵，又怎么听到治国之道，学得治国的办法呢？”

管仲回答说：“您要成就霸王之业兴举大事吗？那么就必须从它的根本事情做起。”

桓公立刻挪动身体，离开自己的王位走向管仲，拱手说：“敢问什么是它的根本？”

管子回答说：“齐国百姓，便是它的根本。百姓很怕饥饿，但是当前齐国的税收却很重；百姓很怕死罪，可是当前齐国刑政十分严酷；百姓很怕劳顿，而齐国举事竟无休无止。君上若能轻征赋税，百姓就不愁饥饿；宽缓刑政，百姓就不愁死罪；举事有时间限定，百姓就不愁劳顿了。”

桓公说：“我听到仲父说的这三点，算是懂得了。但我不敢私听这些话，要举荐给列祖先君才行。”

于是命令百官有司，削好记事的木板，准备好墨笔。第二天，全体都在太庙的门庭朝见，当堂为百官确立了新的法令：

第一、   税率下调到百分之一；

第二、   孤幼不准处刑；

第三、   山林水泽按时开放；

第四、   边境贸易的关卡对往来客商只查问而不征税；

第五、   市场只书契约合同而不收税；

第六、   对近处的国家示以忠信；

第七、   对远处国家示以礼义等等。

这样实行了几年，天下各国的人民来归附齐国，竟好象流水一样。 [44]

管仲提出的一整套改革开放措施内容丰富而可行，像国内市场将税率下调到百分之一，只书契约合同而不收税等等税收政策大大减轻了人们的负担和商人的交易成本，极大的刺激了生产和消费，繁荣了市场。

六、改革：先富民，再强国——实施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

  管仲所有这些改革开放政策都是在其王道主义政治经济理论统领之下，核心是“以人为本”，先富民，再依法治国强国。所以，他向齐桓公提出了自己治理国家，实施德法宪政的大纲：
      “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45]。
        也就是说国家的全部政治经济活动的根本是人，人是社会全部政治经济活动的目标与保障。
        正是有了“以人为本”鲜明的政治经济思想，因此，管仲不仅主张“藏富于民”，而且主张“先富民”，“再治国”： 
      “凡是治国的根本办法，一定要先使人民富裕。人民富裕就容易治理，人民贫穷就难以治理。为什么呢？人民富裕就安于乡居而爱惜家园，安乡爱家就恭敬君上而畏惧刑罪，敬上畏罪就容易治理了。人民贫穷就不安于乡居而轻视家园，不安于乡居而轻家就敢于对抗君上而违犯禁令，抗上犯禁就难以治理了。所以，治理得好的国家往往是富裕的，动乱的国家必然是贫穷的。因此，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一定要先使人民富裕起来，然后再加以治理。”[46]

管仲根据这一治国大纲，首先在经济上将300多年以来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改革为国家掌握土地矿山等自然资源，国家经营具有战略意义的盐铁国有企业，国家掌握货币与粮食储备，对市场进行双向宏观调控的混合式市场经济模式。

调节的手段主要是国家掌握货币、粮食供给与储备进行市场双向调节；其次是国家财政政策调控货币与商品，使之趋向均衡；第三是国家通过债券的买卖公开市场操作调控货币；第四是通过奢侈品买卖调控货币（具体内容太丰富，由于篇幅原因，此不展开，参见笔者《<管子>：人类第一部政治经济学巨著》或《管仲的王道政治经济理论》）。

国家主导的结果既全面保护人民产权和资本合法经营权，获利权，激励了资本的投资经营的积极性和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同时又限制大的商业资本滥用权力损人利己，操控市场，大金融资本控制国家金融，高利贷盘剥人民；

既有效的促进了市场经济发达繁荣，实现充分就业，使劳动者、经营者都各得其利，安居乐业，又防止了严重贫富悬殊，保持贫富有度的合理差距；

既实现经济繁荣，齐国迅速民富国强，又有效的克服了生产供给短缺的经济危机，也克服了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使齐国经济均衡健康的发展，成为国家综合实力天下第一的超级大国。

七、开放与招商并举：率先自建单边零关税国际贸易区 

由于改革，国内市场迅速繁荣，于是，齐国加大对外开放，实施国际自由贸易。为了繁荣国际贸易，齐国海关实施边境对往来客商只查问而不征关税的政策，率先自建单边零关税国际贸易区，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单边零关税国际自由贸易区，而这种零关税国际自由贸易区正是当代世界区域之内国家间促进贸易的最重要的形式之一。

对近处的国家示以忠信，对远处国家示以礼义等等政策正是在传递着遵守和平外交政策，公平自由贸易规则，坚守诚信，保护国内外客商产权，天下和谐的思想理念。

为了吸引天下各国商人来齐国贸易投资，管仲建立良好的市场投资环境，还为到齐国投资经商的客商提供免费餐饮、马料和服务人员等良好的服务：
     桓公说：“齐国短缺皮、骨；筋、角、竹箭、羽毛、象牙和皮革等项商品，有办法解决吗？”

管仲回答说：“只有多方收购的办法才行。”

桓公问：“具体咋办呢？”

管仲回答说：“请下令为各国到齐国的商人建立招待客栈，规定：拥有四马所驾一车的商人，免费吃饭；有十二匹马三辆车的商人，还外加供应牲口草料；有二十匹马所驾五辆大车的商人，还给他配备五个服务人员。这样各国的商人就会象流水一样聚到齐国来投资经商。” [47]

齐国两千六百多年前的开放是世界上第一个国家主动的单边的零关税改革与对外开放，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创举。

八、批判国际比较优势论，坚持国家经济主权

管仲主张改革开发，但他同时深知，开放的同时必须坚持国家的经济主权，否则国家将会失去自主能力。

当时有的官员却主张国家放弃粮食储备，彻底的任由国际市场来满足粮食与商品需求。管仲对此貌似正确的理论予以批判，认为首先应该坚持开发国内的土地生产粮食，坚持国家储备。

在与桓公讨论国际贸易的时候，桓公问管仲说：

“佚田对我说：‘善于治国的人，能够运用不归他所有的资财，使用不归他所有的人力，为什么不利用各诸侯盟国的外援来控制天下呢？’”

管仲回答说：“佚田的理论是不对的。那种善于治国的人，总是使国内的荒地得到开发，人民就安心留住；仓廪粮食充裕，人民就懂得礼节。如果国家无积蓄将受敌国围困，城防不坚固将受敌国攻击。国内不稳定，根本就无法掌握天下。所以，佚田的话是不对的。”

管仲接着说：“每年贮备粮食一成，十年就是十成。每年贮备二成，五年就是十成。十成粮食由国家掌握五成，注意用蔬菜补助民食，就可以保住这五成常在政府手里。

这样，看农业年景加强贮备，积年累月，国家若有十年的积蓄，就可以做到以富胜贫，以勇胜怯，以智胜愚，以用兵精妙胜不精妙，以有义胜不义，以有训练的士卒战胜无训练的乌合之众，这全部制胜的因素都具备了。于是发兵如风雨，动作如雷霆，独出独入，无人阻止，根本不需要外国的帮助。所以佚田的话是不对的。”

桓公说：“好。”[48]

佚田的理论很像今天西方经济学的国际比较优势论。这种理论从纯粹原理上来说，也是正确的。但是其成立的前提条件是公平的国际分工、国际和平与国际自由贸易。但是事实上迄今为止，这种理想状态基本没有出现，更不用说恒久保持。因此，粮食虽然不是军火，但是人们的饭碗，是稳定社会最重要的战略物资，只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可以依靠国际市场调控余缺，但总体上不能依赖他国，受制于国际市场，受制于其他国家。可见佚田的理论是貌似正确而实际有害的书生理论，正因为如此管仲说佚田的理论是错误的，是误国误民的理论。

梁启超对管仲实施的国际贸易战后评论道：

“由今观之，其道虽若近于滑稽，然实有至理存焉。近世之言国民经济学者，皆谓一国之中，必须各种产业同时发达，万不可有所偏废。就中如日常生活必需之品，尤当自产之而不可仰给于外人。即如现在英国，惟务工商，农业日废，虽已富甲天下，而国中有识者犹忧之。当英国废止谷物条例时（事在西历千八百四十六年），其反对党昌言曰： ‘今国之民食，仰诸邻封。一旦有事，敌国闭关不与我通，我势不得不乞降。是明毁政治之独立，而使我民为人虏也。’云云。”[49]

  管仲基于对国际政治、经济的清醒认识，居安思危，在和平的时候想到战争的时候，所以，即使在对外开放，自己主动建设单边的零关税国际自由贸易区的时候，仍然清晰的坚持国家掌握经济主权，主张国家自己控制粮食生产，储备粮食不受国际市场的控制，绝不为貌似正确的佚田理论所迷惑。

九、贪享乐桓公沉迷钟磬   悲齐王管仲恨铁成钢

经济改革取得了伟大成就，使齐桓公开始忘乎所以，开始贪图享乐。为了躲避政事，赤裸着身子装病不朝，整天在盘桓在钟磬之间，陶醉在歌舞吹竿鼓瑟的音乐之中。但是此间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事件：

宋国攻伐杞国，狄人攻伐邢国和卫国。

但是桓公都没有出兵援救，而是光着身子，抱住胸部装病。

他召见管仲说：“我有千年的食禄，而没有百年的寿命，现在又生了病，姑且行乐一番吧!”

管仲说：“好。”于是下命令悬起钟磬，陈设歌舞吹竿鼓瑟的音乐，每天杀牛数十头，连续了几十天。

群臣都来进谏说：

“宋国伐杞国，狄国伐邢国、卫国，君上您不可不出兵援救。”

桓公说：“我拥有千年的食禄，而没有百年的寿命，现在又有疾病，让我暂且行乐吧！人家并没有进攻我的国家，不过是征伐邻国，你们都是平安无事的。”

管仲看到这一切，悲从中来。但是，管仲并不绝望，他寻找机会，一定要让桓公放弃贪图享乐的思想。

宋国已经取得杞国，狄国已经攻下邢国和卫国。桓公还盘桓在钟磬之间享受他的音乐。

管仲跟着他走到大钟的西侧，桓公面南而立，管仲面北而立，大钟响奏起来。桓公看着管仲说：“快乐吗，仲父？”

管子回答说：“我说这是悲哀，而不是快乐。

据我所知，古代君王称得上行乐于钟碧之间的，不是这种情况。而是发出命令就行于天下。即使游于钟磬之间，也没有四面兵革战争的忧虑。

现在您的情况是：命令并不能行于天下。虽然身在钟磬之间，而齐国的四面都在刀兵杀伐之声。这就是我的所说的悲哀，而不是快乐呵！”

桓公听后说：“好。”

于是砍掉钟磬的悬列，撤除歌舞音乐，宫中空虚无人了。

桓公说：“我已经砍掉钟磬的悬列，撤除歌舞音乐了，请问国事将开始做些什么？”

管子回 答：“宋国伐杞国，狄国攻伐邢国、卫国，您没有出兵援救，我是为您庆幸的。据我所知，诸侯争强的时候就不必与之分强。现在，您何不趁此安派好三国国君的居处呢？”

桓公说：“好。”于是命令以车百乘，士卒千人，把缘陵封给杞国；以车百乘，士卒千人，把夷仪封给邢国；又以车五百乘，士卒五千人，把楚丘封给卫国。

……

当桓公完成王业之后，又修治钟磬乐器并重新宴乐起来了。管子这时对桓公说：“这才是我所说的快乐呵！”[50]

管仲不是君王，所以他要实现“以人为本”的王道政治经济理想只能借助君王，而齐桓公偏偏在小有成就后就及时行乐，沉迷与钟鸣鼎食的侈靡生活之中。所以管仲在恰当的时候，用正确的方法讽喻桓公，教导桓公，振作精神、励精图治。

十、纠正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机制  组合对策阻止资本主义兴起    

前文已经叙述，随着市场经济的繁荣，资本主义全面兴起，大商人操控市场，大金融资本垄断出现，在全国分散夺取了国家金融控制权力，官商勾结，内外勾结，甚至出现了“一国五君”，“一国二王二君”的现象。

那么，如何在保护资本正当权益，繁荣市场经济的同时，阻止资本主宰社会的资本主义兴起呢？

管仲首先提出，国家对百姓开放自然资源，供给生产资料让百姓开发；同时国家金融信贷支援百姓，将百姓从大商人、大金融资本的垄断与高利贷奴役下解放出来：

“商人趁老百姓有危机的时候来控制他们销售产品的时机，使穷人丧失财物，等他们便陷入双重的贫困；使农夫失掉粮食，等于加倍的枯竭。所以为人君主而不能严格控制其山林、沼泽和草地等自然资源，就不能成就天下王业的。”

桓公说：“这是什么意思？”

管仲说：“山林、沼泽和草地，是出产柴薪的地方，也是出产牛羊等牺牲祭祀用物的地方。所以，应当让百姓到那里去开发，去狩猎捕鱼，然后由政府供应他们需要的物资。对百姓的爱护，能够像弟弟对于哥哥，儿子对于父亲的关系一样，然后就可以沟通财利，直接相互支援了。

因此，再请君上拿出一部分余钱，把它分别存放在各个邑里。阳春，养蚕季节一到，就用这笔钱借给百姓，作为他们买口粮、买养蚕工具的本钱。这样一来，国家对丝的征收也可以减少一半。

如果这样做四方百姓还不来投奔我国，那就还要掌握好六个时机：春天的耕地时机，下一步的收麦时机，再其次的种芋时机，再其次的种麻时机，再其次的除草时机，最后是大雨季节将临、农田的锄草培土时机。抓好这六个时节的农业信贷，老百姓就将被贷款吸引到齐国来了。善治国者，一向是利用轻重之术，掌握充足的钱物贮备，所以，事件发生不至于混乱。这而后，才可以成就天下的王业。”[51]

面对大商人操控市场成为商品市场里的“王”，大金融资本操控金融货币成为金融市场的“王”，资本主义一国二王的危机，管仲采用了一系列组合对策。

对于大商人大资本通过操控市场的不平等交换与不正当竞争已经获得的巨额财富和高利贷者盘剥人民获得巨额财富，管仲没有通过国家权力强行剥夺，或采用鼓动百姓采用暴力革命的方式予以剥夺，而是一方面利用国家的政策权调控市场，稳定物价，从根本上彻底铲除了大资本操控市场的条件；一方面“以彼之道，还治其身”，炒作奢侈品，通过奢侈品交易的温和方式夺回大资本盘剥人民的非正当所得，和平的解决了日益尖锐的阶级冲突。

齐桓公对高利贷盘剥人民，“一国五君” 这种危险很是着急，急切地问管仲：“有办法解决吗？”

管仲给齐桓公出谋划策说：“只有运用国家的政策来改变这种情况才行。请命令前来朝拜贺献的，都必须献来织有‘ 枝兰鼓’花纹的美锦，美锦的价格就一定上涨十倍。君上在‘栈台’所藏的同类美锦，也会涨价十倍。

再请下令召见高利贷者，由君上亲自设宴招待。

太宰敬酒后，桓公便提衣起立而问大家：

‘我需要办理的事情很多，只好派官吏在国内收税。听说诸位曾把钱、粮借给贫民，使他们得以完成纳税任务。我藏有‘ 枝兰鼓’花纹的美锦，每正价值万钱，我想用它来为贫民们偿还本息，使他们免除债务负担。’

高利贷者听后都将俯首下拜说：‘君上如此关怀百姓，请允许我们把债券捐献于堂下就是了。’

桓公再说：‘那可不行。诸位使我国贫民春天得以耕，夏天得以耘，我感谢你们，没什么奖励，这点东西都不肯收，我心不安。’

于是，高利贷者们都会说：‘我们再拜接受了。’国家拿出栈台的织锦还不到三千纯，便清偿了四方贫民的本息，免除了他们的债务。四方贫民听到后，一定会父告其子，兄告其弟说：‘种田除草，是君主的迫切要求，我们还可以不用心尽力么？国君对我们的关怀已至于此！’这套办法就叫作‘反准’的措施。” [52]

管仲就是用炒作奢侈品成为天价，然后用天价奢侈品与大资本等价交换的办法剥夺了剥夺者。

管仲还继续警告桓公，资本不能过分的集聚与集中，不能让资本控制国家权力，否则会对社会大众与国家利益造成威胁。如果巨商富贾们进入国家的统治阶层掌握政权，政策就会倾向他们，财富就会向他们集中，就会出现资本主宰一切，百姓生活更加艰难，社会贫富悬殊拉大的危险，于是民众失去道德廉耻，治理国家就很艰难，连士兵也不会誓死保卫国家：
        “如果商人在朝中掌权，财货贿赂就会流往上层；……在财货贿赂流往上层，赏罚不可信，民众无廉耻的情况下，要求百姓安定很困难，要求士兵誓死卫国是不可能的。”[53] 

因此，管仲严格禁止大资本家进入齐国的朝廷，进入国家的政治系统任职。

   综上可见，管仲已经预见到，随着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资本不断积累，资本将主宰整个社会，必将使全体人民匍匐在金钱脚下。所以，他借助齐国的王权，全力以赴地阻止了资本主义，用王道主义的思想意志成功的驾驭了资本，使资本成为实现”以人为本”王道理想的手段与工具，而不是相反。

为了保持和刺激资本活力，利用资本自利利他作用，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丰富物资生产，促进人民富裕，同时又能遏制资本损人利己，伤害社会公共利益，治理好国家，成功阻止资本主义的兴起，管仲实施了一套完整的政治经济方案：

1、确立“以人为本”，先富民，再治国的政治纲领；

2、国家掌握土地、山林、湖泽、矿山等自然资源，适时开放资源让人民合理开发；

3、实施国家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模式，国家保障私人资本的正当产权，合法逐利的权力与合法收益，禁止不正当竞争；

4、国家掌握货币铸币权、发行权，货币供给权，用货币信贷政策扶助穷人，支持百姓农业生产，用国家信贷将高利贷挤出市场；

5、  加强农业生产，对农业生产进行“轻徭薄税”，“相地而衰征”；

6、  发展矿山，冶炼，渔业、盐业、服装、器用、房地产等产业，发展交通物流，商品交易等商业，发展娱乐服务等第三产业，繁荣市场，促进就业；

7、  国家建立粮食储备制度，通过货币、粮食与债券等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市场，既反经济周期，也反大资本操控市场。

8、  国家掌握盐铁的生产经营，获取丰厚利润来获得国家财政收入，并因此减轻普通民众的税赋，甚至免征税赋。例如实现对农民免征税赋。

9、  用奢侈品通过与大资本交易的温和办法剥夺大资本的非公平正当所得。

……。

总之，管仲纠正了齐国经济中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机制，实施了国家主导资源配置与市场配置结合，国家调控的混合式市场经济模式，在促进市场经济繁荣的同时，成功阻止齐国资本主义兴起，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成功的经济政治模式。

十一、管仲阻止资本主义对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机制改革的警示 

齐国从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模式导致资本决定社会财富分配，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形成，资产阶级寄生在封建社会的市场经济之中发展壮大，欲夺取国家统治权。这说明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机制具有自动导向资本主义的趋向。

管仲纠正了齐国完全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机制，建立了以人为本，国家主导资源配置与市场结合配置资源的机制与财富分配机制，实施了国家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模式，通过王权与市场办法，温和的剥夺了资产阶级对普通人民的剥削，实现了贫富差距有合理限度的共同富裕，阻止了资本主义兴起，迄今已经有两千六百多年，为今天市场决定配置资源机制的改革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警示。

今天的中国改革与当年管仲在齐国实施的改革有许多共同点。三中全会《决定》在将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的同时，在原则上坚持了国有企业在经济中的主导作用，保证了货币主权掌握在国家中央银行，保证了土地矿山等自然资源掌握在国家手中，保证了更好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因此，这样的原则坚持确保了与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放任资本的不同。

重要不同点是，管仲把姜太公的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资本决定社会财富分配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转化为国家主导配置资源的经济模式，实现了贫富差距有合理限度的共同富裕。

由于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机制具有导向资本决定社会财富分配的最重要原则的必然性，由于资本具有自利利他与损人利己，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两面性，因此，三中全会这一改革是充满无限风险与挑战的改革。

如果在市场决定配置资源的机制下，实现了政府与市场权力的合理分工，使政府在不该缺位的地方一定在位，不该在位的地方一定退出，不该越位的地方绝不越位，真正实现政府更好的发挥宏观调控作用，确保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那么，无疑，这样的改革既能发挥市场看不见的手的正面作用，又能限制其负面作用，既能发挥政府看得见的手正确作为作用，又能限制其乱作为与不作为，这就是前所未有成功的改革。中国从此将走出自己独特而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并进一步完善中国社会主义模式。

反之，如果市场决定配置资源的机制下，市场被大资本垄断控制，土地矿山等资源在土地流转的合法形态下被兼并集中，社会财富完全由资本决定，国有经济被公私混合式经济掏空，偷换为私有制的经济；政府总是缺位，失去了有效调控市场的功能与调控社会财富分配能力，市场完全被资本利益最大化的力量左右，导致市场错配失灵不能纠错，经济危机爆发。那么，共同富裕的中国梦必然破灭，市场决定配置资源的机制必然导向偏离社会主义而走向资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