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我参与了选拔应届大学毕业生进入三井物产（中国）有限公司的面试工作，其中一个必问的问题是：你对三井物产的了解有多少？令人非常难堪的是，几乎所有面试者包括日语专业的学生都没有听说过三井物产。有2个学生临来面试前，上网了解到三井物产是2003年世界500强排名第13位的日本跨国企业，主要从事国际贸易经营活动。其实，三井物产也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简单的贸易公司，称它为综合商社更为贴切。当你告诉他们丰田公司和东芝公司属于三井集团（财团）的，而三井物产是三井集团的核心领导成员时，学生们的脸上露出疑惑的神情。

    这并不奇怪，因为我进入三井物产时，也是一脸的茫然，不知它是何物，只是想来外企挣点儿高工资而已。只记得当时面试我的日本老板对我说："三井物产是日本最好的大学，你是来学习的，需要做好长期在这里工作的准备。"我是1993年底进入三井物产（中国）有限公司（原北京事务所）工作的。记得第二年，也就是1994年，三井物产成为世界500强排名第一的公司，紧随其后排在第二至第五位的是另外几家日本综合商社，印象中分别是三菱商事、住友商事，伊藤忠商事和丸红商事。此时，我才意识到我进入的这家公司在日本乃至世界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平时在书店里翻看企业管理书籍时，可以时常发现它们经常引用日本丰田公司的管理经验，并把它作为日本式管理的典型代表。也许人们因此而误以为这种丰田公司的日本制造企业管理模式就是日本的经济管理模式，而全然不知日本大企业成长的幕后力量。每当拿起经济管理书籍时，几乎看到的内容全部是与美国股票市场和基金运作有关的文章。那么，日本是怎样管理它庞大的经济体系的呢？我一直找寻学术界是否有哪位经济学家或研究机构真正用心地研究和介绍日本的经济管理机制，提供给我们的国民、企业家和领导人去认知、学习、借鉴或对策。

    可惜的是，至今我只能找到一些有关日本经济管理的零部件，仅能凭借自己在综合商社工作所获得的独特视角和这种所谓的综合能力，结合来自不同方面学者们的研究成果，简单拼装出一部运转日本经济的机器，以便人们对它有个整体的认识。更多精细的工作还有待于有识之士们的不断探索和研究。通过分析和总结日本崛起的各种基本因素和这些因素的内在联系，一个必然的结论就是：支撑日本庞大而有序的经济活动和社会结构的背后是一个行之有效而又随环境变化不断调整的财团机制。事实上，日本财团不仅是经济和社会的主体，也是日本政治、军事、科技的支柱，号称“日本真正的政府组织”。当我们看到媒体报道说“日本官民共担战略储备”等类似“日本官民一体”行动时，必然可以看到日本财团的身影。

    其实，日本以财团机制进行国家经济管理是历史（战时）、地理（资源）、文化（儒学）和战略（反殖民）等各种综合因素的产物。其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在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统治的世界中团结全民的力量，迅速获得有效的竞争优势，在全球范围内争夺原料、技术和市场。从日本1955年加入关贸总协定前后采取的政策，可以清晰地看到日本对抗外国列强经济统治的意志和手段。正是这一时间开始，日本采取“稳定股东工作”的措施，重新组建以主力银行和综合商社为核心的、聚集大型企业形成的、以相互持股和外部董事为特征的财团体系。与此同时，国家经济命脉真正掌握在这些财团企业内部培养起来的、高度忠诚的、具有责任感的、实践型的管理人才。这种由财团机制建立起的日本模式，或由此形成的东亚模式成为发展中国家在短期内迅速跻身于经济强国，并形成持续发展能力的成功典范。

    日本的财团机制对于处于高速经济增长的社会起到了强有力的稳定作用，特别是大型企业集团采取的终身雇佣制成为日本式经营的主要特征之一。企业工会的建立与完善成为化解劳资矛盾、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日本在经济成长期也非常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为此而制定了一系列的产业和金融政策，并不断协调它们与大企业集团的矛盾，建立中小企业与大企业的分工合作体系。此外，在全日本范围内建立的农业协作组织（日本农协），一个类似于综合商社功能的专门服务于农村和乡镇居民的经济合作组织，也是日本经济和社会稳定协调发展的重要基石。在日本，大型企业已经成为连接家庭和社会的重要载体，企业就是家庭，企业就是社会。因此，大企业的兴衰关系到家庭的稳定和社会的稳定，它已经完全成为日本人的心理寄托。与此同时，日本财团领导的大企业形成了以经团联为代表的利益集团，成为主导日本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中坚力量。

    拉美国家经济和东南亚国家经济之所以受到跨国公司的操纵，最终引起大规模的金融危机，政府不得不听命于外国势力的安排，关键在于其国家和政府为赢得一时的经济增长而放弃了国家经济主权，没有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建立期自主的财团体系。在我理解，所谓财团体系，实际上就是将现代战争中以集团军组织结构为基础的多兵种合成作战体系引入到了经济活动中。学生时代，我一直感觉“战略”这个词通常是军事领袖使用的术语。但是，在日本综合商社工作过程中，每当遇到投资项目时，频繁使用的单词不是“利润”，而是“战略”。还有一个通常使用的单词就是“统合”。另外，我们通常所说的“项目”这个词也几乎都被日本人说成是“事业”。事实上，日本现代企业制度来源于二战时期的战时统制经济政策，保留了非常突出的军事体制和计划经济的痕迹，成为日本战后迅速崛起的重要法宝。

    研究日本经济管理千万不要只看到其著名制造业的企业管理模式，应该更多地同时关注日本财团内部的三股力量：综合商社、主力银行、大型制造企业，它们之间是一个有机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整体。其中，综合商社这种独特的经济组织在日本社会中扮演者极其重要的角色。综合商社是日本经济的参谋总部，是日本国家经济战略的制定者，同时也对日本政治、外交和军事等方面具有很强的政策影响力。日本政府对世界经济事务的认识和研究几乎完全依赖于财团的研究机构。例如：三井财团的“三井物产战略研究所”和三菱财团的“三菱综合研究所”。实际上各国政府的经济政策研究和制定都是来自于对在世界范围内收集的各种情报分析和研究。日本综合商社在经济情报方面有着无与伦比的巨大资源，这也决定了它在国家经济决策中的重要地位。  

  为了加强对生产企业的控制力，综合商社通常把更多的资本投入放在对生产企业的上游原料物流和下游产品销售代理权的争夺。美国企业一般使用代表表决权的绝对持股比例或有效持股比例来控制其集团内部的成员，而日本财团将组织内部大企业联系起来的方式更加采用“小资本+大物流”的方式。仔细观察日本可以发现，发达的物流业是日本重要竞争力之一。日本财团内部，虽然主力银行大都与大型生产企业有一定比例的资本关系，但仅发挥“稳定股东工作”的作用，避免财团成员企业被外国大资本兼并。财团成员企业日常的经营活动，基本上通过综合商社的参与而进行协调与合作，特别表现在对外投资上。由于日本是一个矿产和能源极度贫乏的国家，以及综合商社在财团内部和整个日本经济中定位的自身角色，综合商社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负责日本资源和经济安全保障的核心机构。

  1996年，在三井物产东京总部，从事对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粮食贸易与物流工作时，我真正意识到综合商社在日本经济安全和社会保障中的重要作用。然而，当综合商社主导资源和物流的本性从日本国内延展到第三国或是全球时，不可避免地与它国原有内部经济主导力量发生碰撞。对于已发达的、资源相对人口丰富、文化差异大的、市场对外封闭、或本国也具备同样（或类似）综合商社组织的国家、地区或经济领域，日本综合商社的活动力量通常受到制约和抵抗。而对于欠发达的、资源相对人口匮乏、文化接近的、市场对外开放、且本国不具备（或类似）综合商社组织的国家、地区或经济领域，日本综合商社可以长驱直入地获得主导权和控制权。不可否认，以综合商社为核心的财团组织形态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着非常积极和重要的作用，但是要看这样的综合商社和财团是否掌握在中国人自己的手中。

  在重视日本财团机制的同时，我们还需要研究产生和维系这种组织体系背后的文化因素，以及日本人由于地理环境而形成普遍的国民心态。当我进入更深的层次研究日本经济时，越来越多地体会到，决定一个国家或一个企业迅速崛起的内在因素是经营者的哲学思想和道德理念。例如：日本社会中的“财散人聚”哲学是大型企业得以造就和沿承的基石。现代日本大型企业集团已经完全摆脱了家族企业形式，它们通常被称为民间企业，而不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私有企业或民营企业。此外，我们还应注意到日本大学教育设置通识课程的积极意义，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本式教育理念有别于西方教育的重要特征，也是考察日本经济崛起的途径之一。此时，我真正认识到，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除了其著名的《国富论》外，另一篇著作《道德情操论》的重要意义，而后者在目前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几乎没有提及。在日本，儒家思想就是一部东方版的《道德情操论》，贯彻在企业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孔子名言：“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语出《论语·述而》：“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朱熹注：“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恶，则我从其善而改其恶焉。是二人者，皆我师也。”就我们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而言，面对世界上不同思想和文化的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即：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的美国和集体主义、重商主义的日本，我们应该作出怎样的选择呢？请大家读一下《周恩来略传》中记录的一段有关中国女排崛起的史实吧，它也许会告诉我们一个合适的答案：

     50年代和60年代日本女排在大松博文教练带领下迅速崛起，在世界排坛表现出很强的实力，引起周恩来的关注。周恩来说：“教练员能以身作则带着运动员干。大松博文一人领着大家干也够累的，大松能这样同运动员一齐练习，参加实践。他那种严格的精神是和我们提出的’三从’是一致的。’三从’的实质就是练为战。所以要从实战需要出发来从难、从严。这也是运用毛主席《实践论》的精神”。从此，从难、从严和从实战出发，就成为运动训练原则，至今为体育界所遵循。周恩来很内行地指出，“日本滚动救球的技术很熟练也很科学。这种办法不大容易受伤”。他问中国运动员会不会？问日本勾手飘球的性能与中国上手飘球有何不同？周恩来认为日本很注意战术意识的训练，特别注意小配合。

    大概没有哪个国家的总理在办公室里放着一本体育训练手册作参考。可是周恩来却有一本，即日本著名排球教练大松博文写的训练手册《跟我学》。大松博文应周恩来总理邀请于一九六五年来华，帮助训练中国女子排球队。大松，这个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侵占华北的日本陆军中当过二等兵的排球教练，对中国总理给予他的荣誉感到受之有愧，他感激地接受了邀请。他对中国姑娘按照他的要求严格训练感到满意，并预言总有一天她们会成为世界冠军。当中国女子排球队在一九八一年第一次夺得世界冠军（世界杯）后，她们深深怀念当年在排球场上向她们传授球艺的大松教练，特意去他的墓地，向他致敬。这位已故的教练曾带领日本女子排球队夺得世界冠军。

    谈到这里，我真希望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和经济领袖们的手边也有这样一本训练手册《跟我学》，不是关于日本女排，而是有关日本综合商社和财团。这也是我编辑这组文章，以及创建“超级主义者”研究网站和《东方经济学》的主要目的。期望不久的将来，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综合商社和财团能够象中国女排一样通过学习和实践，经过拼搏与奋斗，在经济领域获得世界冠军的荣誉与称号。让我们回顾一下《人民日报》1951年2月20日发表的一篇文章，标题是《美国正把日本变为它的殖民地》。仅仅30年后，美国NBC电视台于1980年的7月份在电视专题片《日本能，我们为什么不能？》中惊呼“美国已成为日本的殖民地”。

  韩国学者宋丙洛在他的《全球化和知识化时代的经济学》序言中这样写道：“在中国翻译出版的美国经济学教科书，连提都不提有关企业集团的问题。只在韩国和日本存在的被称为综合商社的企业组织也一样。我们学习经济学的目的，在于强国富民。但是，西方的大多数教科书偏重于图表、数学等手段的概念分析。有关企业或国家经济如何提高国家竞争力并实现其发展的问题，几乎没有什么说明。 今后的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如何，可以说将取决于中国国民理解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程度，这并不是夸大其词的说法。韩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没有理解好经济学基本原理而曾经经受过很大的社会混乱。 中国是具有灿烂的历史和传统的伟大国家。我希望中国经济将能够得到继续发展并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还成为世界中心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