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堪称翻译大国。不仅是现代翻译大国，也是古代翻译大国。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译经事业也就绵延不绝。早期是西域僧人来华，与汉地僧人合作翻译。后来，汉地僧人不辞九九八十一难，也前往印度取经，回来组织译场翻译。由于中国古代造纸术和印刷术发达，许多汉文佛经得以保存下来，最终汇集成《大藏经》，总共有两千多部。这是世界文明史上一大奇观。其中大量的佛经原典已在印度本土失传，因此，国际学术界为了适应佛教史研究的需要，还不断将一些汉译佛经转译成英语。

　　自东汉至唐宋历时千年的佛经翻译史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既有对翻译方法的探讨，也有对翻译家资质的总结。隋朝彦琮的“八备”说，是对翻译家的德、才和识的全面要求。诸如“诚心爱法，志愿益人，不惮久时”，“襟抱平恕，器量虚融，不好专执”，“耽于道术，淡于名利，不欲高炫”，这些是品德和修养方面的要求。同时，要求精通佛教义理、梵文和汉文。其实，对翻译家的这些要求古今相通。作为一个文学翻译家，对于文学的热爱应该如同对于宗教的虔诚，这样，他就会将翻译当作一门艺术，苦心孤诣，精益求精。当然，志愿向社会奉献翻译精品，单凭真诚和热情还不行。他还必须精通外文和中文，并具有广博深厚的文学修养和细腻敏锐的艺术感受力。我们从当今许多受人称道的翻译名家身上，都不难看到这些资质。

　　确实，我们现在的翻译事业空前繁荣。但大河奔流，难免泥沙俱下。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不成熟或不合格的译作，经不起对照原文阅读。这说明这些译者尚不具备翻译家的资质。问题是，一般读者并不会对照原著阅读译作。这也不是出版译作的本意。这种现象也不能完全依靠翻译批评解决。翻译批评只能起到举一反三的作用。这样，保证翻译质量的重任势必落到出版社肩上。按照佛经翻译史上设立译场的经验，译经工作大体有译主、笔受、证梵、润文、证义和校勘的分工，以保证翻译质量。如今我们的翻译主要以个人翻译为主，那么，其中有些必不可少的工序就得由出版社严格把关或直接分担。这又涉及到出版社编辑出版翻译作品的资质问题，实在是个系统工程。

　　对翻译方法的探讨，也贯穿整个佛经翻译史。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认真研究佛经翻译史的第一人。他一语破的，指出“翻译文体之问题，则直译意译之得失，实为焦点”。那么，佛经翻译方法的探讨怎么会由文体引发并环绕文体进行？这是因为中印古代文体发展进程存在差异。在小乘佛教期间，佛经完全以口头方式创作和传诵。早期来华僧人并不携带经箧，而是直接凭口诵出。与口耳相传的方式一致，口语文体的特点是质朴和繁复。这与中国古代简约流丽的书面文体恰成对照。而在大乘佛教期间，佛经虽然仍以口头方式创作和传诵，但在文体上逐渐接受古典梵语作品的影响，开始趋向文字化或文学化。当时，赴印求法的汉地僧人也能取回大量贝叶佛经。这样，汉地僧人对于佛经原典文体有个认识过程，对于如何忠实于佛经原典文体也由此得以澄清。

　　然而，即使大乘佛典具有文学化倾向，但相对中国儒道经典文体，在总体上仍嫌质朴和繁复。那么，在佛经翻译中，除了采用偏向质朴和繁复的文体之外，能否也采用简约流丽的文体？这便形成梁启超称之为“直译”和“意译”的两种翻译方法。在佛经翻译史上，这两种翻译方法或风格由来已久。而最杰出的两位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和玄奘恰恰代表了这两种翻译方法各自取得的最高成就。正如唐朝释澄观所说：“会意译经，姚秦罗什为最；若敌对翻译，大唐三藏称能”。一般地说，玄奘能准确地紧扣原文翻译，也不回避繁复之处，而鸠摩罗什时有删削或改易，以追求译文简约流丽。

　　这里可以举出《金刚经》中的一首著名偈颂为例，窥豹一斑。玄奘依据原文一字不漏地译为“诸和合所为，如星翳灯幻，露泡梦电云，应作如是观”。而鸠摩罗什译为“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据此能说鸠摩罗什犯了漏译的错误吗？显然不能。正如唐朝道宣对鸠摩罗什译经成就的总体评价是“善披文意，妙显经心”。而且，从接受学的角度看，在中国佛教史上，《金刚经》的鸠摩罗什译本远比玄奘译本通行。这其中的缘由值得我们认真思索。

　　以今天的眼光，我以为玄奘的翻译风格更适合理论著作的翻译。而对于文学翻译，应该允许有相当的灵活性。文学是语言艺术，文学翻译中的语言转换含有创造性，以尽量减少或补救艺术性的流失。其实，所谓的直译和意译并不是对立的翻译方法，两者都蕴含着翻译的真谛。只要真正具备了文学翻译家的资质，一切方法都能为我所用，以求译文的完美，对得起原著，对得起读者，也对得起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