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风云，中国经历了漫长的现代转型。向西方学习，从改造器物、改造制度，再到改造人心。学习西方，最为彻底的是在教育领域，尤其是大学教育。今天，中国大学移植了西方的教育制度，却面临“画虎不成反类其犬”的困境。没有学到西方“自由教育”的精髓，却将官僚化和市场化的糟糕做法学了过来。今天，当我们摆脱了救亡的压力，将目光投向“民族复兴”这一历史使命时，我们是否可以更为自信平和地面对自身传统，从传统中找寻资源、找寻灵感？“书院传统”这一民间教育的历史资源也许值得深入挖掘。

　　中国历史上的书院，出现于唐朝，兴盛于宋代，时值“唐宋之变”：在政治上，新兴的科举取士取代了世家大族主导举荐选官，为平民参与政治打开了新的窗口；在经济上，商品经济和城市生活高度发展，社会各阶层的财富力量不可小觑；在文化上，知识由贵族垄断向平民普及，通俗文化兴旺发达。这是一个贵族秩序不断瓦解、平民社会逐渐兴起的大转型时代。

　　在贵族主导的政治秩序中，儒家经典和文化的传承主要依托两种途径：其一，是官学。由国家举办，以之积聚人才并掌控官方意识形态。自汉以来，儒学与官方的合作就成为一种常态。其二，是家学。世家大族以之传承学术，维系文化精英地位。自汉以来，世家大族就以家学渊源自傲。初唐时代，仍有崔氏大族不屑与帝王之家联姻的故事，可见世家大族的文化优越感。官学和家学主导的教育模式，精英化倾向明显，大体只向国家官员和贵族子弟开放。伴随着异族入侵、佛教传入和经济发展，贵族衰微而平民崛起，社会经历着复杂的转型，古代中国面临着“东西之辩”：如何包容异族文明、如何消化佛学挑战、如何回应平民诉求，这是当时不得不回答的时代之问。显然，官学和家学并不具备回答这些问题的能力：官学旨在守成，谨遵祖宗之法，维系正统文化、正统观念，缺乏改革动力；家学往往囿于一姓一地的私利而缺乏整体的宏观视野，难以思考时代难题。这意味着，官方的儒学和私人的儒学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儒学原生期所具有的“为万世开太平，为往圣继绝学”的理想主义品格，也丧失了儒家躬行践履的实践主义能力，反被现实利益所蒙蔽。真正的读书人，不得不向民间汲取力量，向古典时代求取灵感。书院，这一来自民间的新兴教育形式便应运而生。

　　经历了唐末五代的“礼崩乐坏”之后，宋代儒学以“回向三代”为旗帜，力图重拾道统、再建秩序。由此，儒家知识分子提出两个方案，一为“得君行道”，一为“觉民行道”。“得君行道”主张，道学与政事密不可分，士人应“以道学辅人主”，实现儒士与皇帝共治天下。“得君行道”的代表，有倡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相范仲淹，有提出“民胞物与”的大儒张载。宋初，要实现“得君行道”，需要儒士大量进入官僚体系，拔除武士集团篡权割据的流毒。由此，朝廷支持的官学与书院充分合作，出现“官私联营”的办学模式。在范仲淹的支持下，胡瑗在苏州、湖州两地办学，力图改变五代以来崇尚辞赋的学风，重启重经义、尚时务的风气。他探索出一套“苏湖教法”，即实行“分斋教学”，设经义斋和治事斋，分别教授经典典籍和实务科目，学生则根据自身的特长、兴趣分别学习。至北宋中后期，随着官方的三次兴学，官学逐步坐大，挤占了书院的发展空间。到了南宋初年，朱熹等人一度致力于改造官学，却发现官学导致士人只知追逐科举，谋求入仕为官，既没有治理天下的雄心，也没有解决实务的能力。因此，朱熹等人另谋它途，力图重建书院，发展独立的学术品格，希望以讲学“传斯道而济斯民”，对抗儒家思想官僚化的倾向，走一条“觉民行道”之路。书院再度勃兴并开出新意：依托自由讲学，穷究世事之真理，宇宙之道义，继而以道御政、以道治国、以道觉民。民间书院的勃兴也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尽管朱熹等具有改革精神的士人没有“得君行道”，也无法取代现实主义取向的官僚集团，但他们倡导的书院却为大量的地方精英提供了助力，推动民间社会力量的兴起。到了明代，书院得到进一步发展。由于明朝君权与士人集团之间矛盾重重，士人不具备“得君行道”的条件，只好向民间发展，致力于培育社会、组织乡里。由王阳明开创的心学，拓宽了程朱理学的社会基础，降低了修学问道的道德门槛，开辟了面向社会各阶层“觉民行道”之新途。他们依托书院，以民间讲学来启迪民众，充分发掘人民的自主性，倡导人人皆可为舜尧，力图在社会基层打造觉民行道的实践空间。

　　时至清末，西方文明大举入侵，中央集权式微，中华文明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临“亡天下”的空前危机，甚于周秦之变，亦甚于唐宋之变。面对民族国家体制强大的汲取能力与现代官僚体系惊人的动员能力，中国旧有的政治秩序显得脆弱无力、风雨飘摇。1905年，实行了千余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模仿西洋的新式学堂大规模建立起来，书院制度受到重大打击。有识之士，如章太炎等，便对教育领域的全面西化有过激烈批评。面对西方文明的挑战，儒家士人传统并非毫无招架之力。书院虽然失去官方的支持和保护，却依然在民间找到了自己的传承者，例如唐文治创建无锡国学专修馆(1920—1950)，章太炎创办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1935—1936)，马一浮创办复性书院(1939—1947)，钱穆创办新亚书院(1949—1964)，等等。从晚清到民国，具有文化使命感的学人力图重新激发书院精神，将开民智、修民德、兴民力三者并举。以梁漱溟为代表的学人，亲自参与社会实践，力图从重建乡村秩序入手，收拾人心，革新伦理，激活民意，巩固社会。然而，时不予势，国际与国内联动的革命大气候已经不允许这种“小火慢炖”的良药得以施行，书院传统逐渐受到忽视。

　　总结中国书院传统，可以发现以下特点。首先，其精神实质是知行合一。书院中的文化精英，不会仅仅停留于问学，更倾向于对天下兴亡进行深入思考。既有对政治现实的批判，又是实现理想的建构性力量，从而不断推动社会改革更新。其次，其运行方式在于知行相长。书院与社会、国家之间存在着连续不断的互动，书院即是沟通社会与国家的中介性力量。推动文化与社会政治变革的朱熹、王阳明、顾宪成等人，一方面是书院中人，一方面也对现实政治有着深刻领会。如果说形成并传播于书院的很多理念是“坐而言”，那么朝野中受到书院影响并积极行动的官员群体就是“起而行”。这两个群体互相推动，但又各自独立。最后，其实践载体系于社会民间。书院实为乡里空间(沟口熊三语)的建构提供了思想资源和组织资源。真正的知识创新、可靠的伦理维系往往来自民间，但需要严谨的治学态度加以去芜取菁。明代心学兴盛，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民间思想、下层力量自我意识的觉醒。如果这种趋势可以与现代国家的建构相辅相成，不失为政治发展的一种可能性。

　　今天，经过百年努力，中国已经建立了独立而强大的现代国家体系，摆脱了救亡的危局。然而，阶层对立、贫富分化、共识失落、伦理溃败却是不得不面对的严重问题。造成这种局面的因素，既包括国家主导性力量过强带来的社会发展滞后，也包括资本主义全球化带来的现代性危机。在西方社会，二战结束以来，就有很多思想家如阿伦特、沃格林、哈贝马斯等等，开始反思知识与行动之间的二元对立造成的现代性恶果。他们不断地向古代希腊罗马传统、基督教传统和启蒙传统寻求灵感，力图重建公共空间，打通知识和行动。在中国，由于外源性社会改造理念的引入，知行之间的断裂更加明显。外来的“先进知识”与本土的“生活实践”之间难以沟通，甚至激烈冲突，导致普遍的精神分裂，体现在中国大学教育中，就是西学与中土之间严重断裂，在人文社科领域尤为明显。这种断裂不仅会产生思想混乱，还会导致集体认知的乖谬和公共决策的失误。由此而言，中国当前的问题可谓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结合，难以单一模式应对解决，而需要调动各种思想资源，实现文化整合。不仅要吸收西方现代文明传统，还要激活马克思主义。现在很多学人开始重拾古代传统，力图恢复经典儒家思想，这更是一种值得肯定的思想倾向。然而，“学院派”的儒学研究曲高和寡，难以在社会层面引起共鸣；坊间的儒学通俗读本又常常沦为“成功学”、“心灵鸡汤”式的表面文章，与儒学的精神内核大相径庭。在这种情况下，重申儒学的真精神，强调通过类似书院的组织平台重建文化精英的社会网络，或许是激活传统力量的一个好办法。

　　在社会已有一定发展的条件下，回归书院传统、重建知行关系，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目前的大学体系，为官僚化和市场化原则所辖制，如同丧失活力的“官学”，难以改革，步履维艰。如能将视野打开，面向社会、面向民间、面向大地，探索新的教育模式，则善莫大焉。这要求各方有识之士具备战略眼光，能够洞察国家、社会乃至世界格局中存在的问题和机遇，并将之与传统智慧相结合。大势如斯，社会在生长，希望在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