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生活中，“道”、“根”等等名词虽直指一所在，但“玄之又玄”[4]，纵然如老子也难以定位，对普通人而言，“重”更具有直观性，可比性，灵活性，通过“重”的比量，知悉“道”、“根”等名词所代表的所在，使理更通透，事更好办，更符合现代人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习惯。今世社会人心浮躁如无根之萍，物欲喧嚣，少信仰又缺乏重心，故中央号召构建社会主义核心文明体系，融合东西方优秀文化，重拾文明尊严，这一切离不开“重”。“重”者，既可以衡量接近形而上衍生万象万物根本的距离，也可以更好的现实构建社会人心的基础，无论是传统还是现代，稳定的社会都离不开一个“重”字。笔者就“重”之要点，“重”之重要作一阐述。

                 一、形而上之“重”

    万物一元，有分则有差，有差即有轻重，物如此，人之主观亦如此。

    1、道之“重”。《阴符经》开宗明义，“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5]，《道德经》也论述“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太”[6]，《大学》稍次一层，详细告知“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7]，一方面存在一个本源的道，另一方面道需要一步步的求证方能接近和到达。然而“道可道，非常道。”[8]“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9]老子的道，是中国文化一以贯之的形而上的道，但此道可得。五千字的《道经》与《德经》即详细说明了道如何德（得）之的道理与道路，最终目的是认识并得到“道”、“一”、“素”、“朴”、“元”等概念的所在，但由于对这些所在的认识程度不一，故而在不断深化的认识过程中需要一些指标进行确认，如同学校学习，假设博士为终点，是最终的根和道之所在，站在幼儿园，无法知晓博士究竟程度如何，故设小中大各级，不断向博士探索，期间每级均有其需要达到的程度，相对与幼儿园，这些程度不断加深加重，绝大部分人会将中学、大学作为道和根（终点），认为累了，或者够了，形而上所谓的证道也类似。故而老子论证，“重为轻根”[10]，又“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11]，从逻辑结构来看，道为众物（轻）之根，则以重为根，万物健生。“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12]，“并作”为轻，所观的“复”为重，三之“重”为二，二之“重”为一，一之“重”为道，次第间“穷数达变”[13]，层层相“重”，“无极复无无极，无尽复无无尽”[14]，则道“上德不德”[15]也。

    2、“重”之表。设无极为源，则太极为根，两仪为枝，八卦为表，由此大千世界主客观均可呈立体球状进行描述，则远近、高下、表里、精粗、小大、厚薄、名实、动静、深浅乃至先后、是非等等概念均可比类轻重，同出而异名：近为远根，则“引重致远”[16]，“其出弥远，其智弥少”[17]；下为上根，则“上善若水”[18]，水善下，利万物而不争；厚为薄根，则“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19]；实为名根，则大丈夫“处其实，不居其华”[20]；生理、心性、行为上的轻与重，则“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21]，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下文陆续将有部分阐述。只有找到“重”之上述不同表征，并知晓其与轻或者真正的根本这两端相对的程度，“重”才产生相对的意义，道理方法才有章可循：如中华思维方式的类比，中医以五行类五脏，通晓生克，揣度利害；如逻辑思维的按数理权衡多寡；如主观方面以人之感性直观判断，以至性游刃人世至情，都是“重”于各个角度的阐发。由此，“重”可拟视为万物的源头，成就的基础：且夫水之积也不厚，置杯焉则胶；适千里者，三月聚粮；若欲抟扶摇羊角而上九万里者，必培风以之下[22]；“合抱之木生于毫末”[23]，“千里之行始于足下”[24]等等，不一而足。

    3、“重”之法。章太炎等国学大师都比较透彻的看到，先秦文化儒道不分，其源同一，[25]事实上老庄孔孟荀等等都以道为形而上的根本，重“道”之心同，“圣人之在天下也，自古及今，其道一也”，[26]但各派都有其各自内容为“重”，以不同的语言逻辑表述和引申，“是故圣人一守司其门户，审察其所先后，度权量能，校其伎巧短长”[27]，从而衍生了各有侧重的方法手段。总的来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8]，牛顿“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从苹果落地论证出万有引力的科学定理，奠定了现代科学的基础，中国人也早已看出叶落归根、厚德载物，效法大地的天人道理，从道推出仁义礼智信忠孝悌忍的儒家行为标准，又从纷杂的人事化繁就简，返回自性，“见素抱朴”[29]，归元守一，可谓“出乎其外，入乎其中”。虽然“均，天下之至理也，连于形物亦然”[30]，但至理者游于差分世间，非常人所能见，故以思维逻辑的求证和致用而言，“重”仍是道的重点重心。由于“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31]，故而通过参照物可找到变的规律之“重”并掌握使用。但既知本末，也不可偏执一端，“致中和”，方可“天地位焉”[32]，此时，“中和”为“重”。

                    二、主观修养之“重”

    哲学家至今争论无休的两大根本问题即唯心与唯物，但有一点可以确信，唯物者必也重视人心的力量。对于人心之力，其向悖可定国之荣辱，善恶可致世之存亡，故无论耶儒道佛，均将人心的修养视为社会国家修养的重要保障。人心修养，按现代观念，可归为主观范畴，其程度也有不同的层次，各阶段皆有其“重”。

    1、人性修养之“重”。渐次抵达根本之“重”。“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33]，明白世间形而上与形而下的道理方法后，“学而时习之”[34]，进行社会“亲民”的实践，其理与事功在根本上均以“至善”为“重”，通过“内圣”达到“外王”。其步骤是“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有所得”[35]，其重点在于“抱一，能无离”[36]，关键在于得一，“彼尧舜之耿介兮，固中道而得路”[37]，“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38]，通过以不同目标的“重”为心灵修养的目标来逐步成就平凡或伟大的不同事功。“惟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也，终不及本所从来而承之，不能遂其功。”[39]所以只有真正达到道之所在，也就是“重”中之“重”的圣人，方能“从心所欲而不逾矩”[40]。客观上也由于“一”为能生灭之妙处，各人程度不一，见地不同，导致所为结果不同，故而人世之“一”混杂可见一斑，因此以“重”入门，以“有待”之“重”入“无所待”之道[41]，是大方便。

    2、人格确立之“重”。一是方向之重，二是程度之重。“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42]此话颇引争议，窃以为此话关键在于其“重”字，恰如上面阐述，“重”引申之意广矣，君子务本，本立则道生，重为轻之根本，不重则根本不固，根本固才能生威仪法则[43]，何为根本？君子之“道”为根本，人生目的、态度、信仰的确立为根本，而非以利害、钱财、职务等外在的条件为根本。外在的条件易变，人性的贪嗔痴慢疑及六根[44]随境而转，以外物为人生根本，则此种根本将永无重心，但世人恰恰乐在其中。孔子四十“不惑”，孟子其时也“不动心”，为何？其“重”皆已生根矣。当一个人的人生之本源、目的、意义、使命都了然于胸，“自知者明”[45]，还有什么能疑惑的东西呢？如此人生处处皆是学问，处处均可以自生根本之道进行价值判断，安善改过，与友融融，学问自然巩固。设不良之欲有害之事侵袭，若固有人格之“重”，则必“虽千万人吾往矣”，[46]而不致失足。佛因一大因缘而生，众生平等，众生也应找到自身的“一大因缘”，恰如牟宗三所理解，人应找到自身本性中所应有的那一个方向，如此，逸气、才气、汉子气向该方向使力，不管所达之“重”的程度几许，总可倍显力量，不致虚度人生。

    3、人心妙用之“重”。一是觉悟，二是功夫。至于佛法中对于心之分析和妙用则更是不胜枚举，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之外还有第七识末那以及第八识阿赖耶，破阿赖耶识方能证得涅槃，儒家以王阳明“致良知”等理论出发，认同心性具备妙用，实际上均借用佛家和道家理论，至于牟宗三将涅槃视为“所”，而非生生之“能”[47]，则似乎非证道者言语，其中良莠暂且搁置。无论儒、道、佛，均在心之研究和体用上层层用功，每一层都有其侧重，但入门功夫则不外乎静，包括天主教也有其“避静”之功课，“静为躁君”[48]，“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49]，撇开“我心具足”、“心外无物”的唯心主义观念，在浮躁的社会，“非宁静无以致远，非淡泊无以明志”[50]，在浮躁的心中加一个心的称砣，越是浮躁，越是要沉得住心气，辩得清是非，看得清方向，“不和同而随俗，不厚古而薄今，不模仿以求名，不依违而寡实”[51]，“所以能以弱胜强，以轻致重也”[52]，而“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则不可以入尧舜之道矣”[53]，这是以静为“重”于人心的妙用。此外，在学习、人际、情绪等等方面，根据实际情况，寻出“重”来，对提高修养，改善环境，加快进步都具有直接而又关键的作用。

                     三、客观致用之“重”

    有分则有“重”，识“重”，善“重”，持“重”，经世致用不可须臾离也。

    1、善识永恒之“重”。蒲公英虽轻，必倚其重而落地生根，植物尚且法地，人更须尊重客观规律。然而规律是否客观，则不是以人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宋襄公以其坚持古礼丧身亡国，伯夷以其道统而饥亡，王国维为清而殉，谭嗣同为变法而牺牲，近代仁人志士为革命而前赴后继，如此罗列虽不平，但此类人心背后各有其执着的超出生命之重。如何评判这些“重”的价值？只有放在更长更久远的历史长河中去考察，那些符合最根本伦理道德的人才是最值得人敬重最具永恒光辉的。“夫物芸芸”[54]，人类社会产生的种种现象多矣，评价多矣，特别是在浮躁的社会，“专家”们打着还原历史本来面目、尊重人性的旗号扭曲价值观，使人的思想流于脑残，失去对生命的终极意义的探索和追问，不得“各复归其根”[55]，他们难以尊重社会自然的伦理，找不到社会国家的重心，无力也无心“复命”[56]，这不是“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57]。两千多年前，先哲孔子也“风物长宜放眼量”，通过《春秋》文字评述历史，以千秋公义为“重”，微言大义，如此类具备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立场和态度，方可有资格视为人类永恒的“重”。

    2、善用经世之“重”。世之大用为经世，如何找到社会国家之“重”，其一，道之理上，重为轻根，老子给出的答案是“大国者下流”[58]，“高以下为基”[59]，基础扎实，谦冲方能“不二”，“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60]，河海不择细流方能成其大，“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61]；其二，道之用上，近为远根，“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徕之，既来之，则安之”[62]，孔子谈的修文德，经孟子发挥而提炼了王道的观念，后人理想之，以内修王道为重，康梁变法、孙文革命都有王道的精神内在，天下大同也是无产阶级的理想社会；其三，用之政治中，民为君根，君主专制社会将民比水，君为舟，称“君为轻，民为重”[63]，而民主社会更应踏实“行行重行行”。社会国家之“重”不仅仅在政治，同样体现在文化、生活、生态等等各个环节，近观远望，每一时代巨变之际，均有非常之重点，拿捏不准，“举轻若重”，繁华成虚幻，拿捏准了，“举重若轻”，则开太平之世道。等而下之，战争、教育、经济、外交乃至百姓日常生活琐事等等大小方面，都应研究“重”之道，并善用之。

    3、善持保泰之“重”。人生之世，必然是不平之世，不平，则有高下轻重，需要持“重”寻求解决。就技术而言，“庙算多者胜”[64]，针对问题必须统筹考虑，每个角度都要考量到轻重影响。就操作而言，“重”，需比量“轻”之程度类型，实践而知，就国家而言，国家贫乏，重点或在物质造富；国家虚弱，重点或在培植元气；社会浮躁，则重点或在文化信仰。就个人而言，身体虚弱，重在强身健体；知识贫乏，重在学习教育；人际紧张，重在提升修养。就长远而言，天行健，万物变动不居，由于时空变换，交臂非故，中华文化精粹之《易》的精神即是一“变”字，绝对的变，相对的变。《易》之乾卦自“潜龙勿用”始，“亢龙有悔”终，潜龙者，重也，亢龙者，轻也；潜龙是根是茎，亢龙是花是实；潜龙是培风，是明知，是积德，亢龙是上九霄，是致用，是极限。但道之为物，“阳还终阴，阴极返阳”[65]，“周行而不怠”[66]，亢龙有悔后，复归于潜龙勿用，如此循环往复，轻重之间相互转化，呈螺旋式前进。持“重”而一，默默耕耘，可得收获，“时人不识凌云干，直待凌云始道高”，厚积薄发方显正道沧桑，通达权变才能持泰盈久。

                            四、结语

    中华传统文化历经循环往复旋而至今，造就儒释道从差分到合流的局面，学问大致以心性为基，以经世为用，根据不同侧重的诉求提出了不同的方便。当前，科技使时空缩短，文明交相激荡，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国外文明也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思想中来，原有的平衡不断的被打破和整合，如何认识形而上之“重”，检点人心之“重”，收拾世间之“重”，是一个必须思考的“重”。从根本讲，“东方有圣人，西方有圣人，此心同，此理同”，认识到“重”是主客观的倾向，懂得如何从不同层面的根本上发现“重”，分析“重”，善用“重”，秉持“重”，然后由重生轻，三生万物，皆备于我[67]，则轻自风流，“日月都从肩上过，山河尽向掌中看”[68]，“唯大英雄能真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持重，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