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国，在执政党本身的意识形态急剧衰落的同时，社会层面的意识形态多元化，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可以说，什么样的“主义”都可以从中国社会找到，并且任何一种社会意识形态都有或多或少的社会影响力。这个情况有些类似于晚清和五四运动前后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个必然的局面。晚清和五四运动前后，各种意识形态的背后是革命，信仰者的动机是通过革命为国家寻找一条出路。今天，各种意识形态的出现不仅反应了中国利益多元化的局面，更重要的是，它们的出现也再次说明了意识形态的本质就是要改造社会。只有当人们对所处的社会感到不满的时候，才会去求助于一种不同的意识形态。没有人可以排除，今天的一些意识形态尤其是左、右派所秉持的那些大意识形态，其目标也是影响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方向。

　　再者，无论是五四运动期间还是今天，百花齐放体现出三个主要特点。其一，社会层面的各种意识形态大都是从西方进口，很少有植根于中国本土的，也就是说，和五四运动期间一样，中国社会还是试图继续用西方思想来改造中国。第二，代表各种意识形态的社会力量之间不存在任何共识，各种意识形态都在竞争其信仰者，在争取其在社会的支持者。第三，各种意识形态的不断激进化，各方都在创造着自己的意识形态神话和乌托邦。不过，也有和五四运动不同的特征。五四运动期间，各种意识形态的信仰者主要局限于知识阶层，对普通社会群体来说，这些意识形态离他们的实际生活太远。不过，当代各种社会意识形态信仰者更广。一方面是因为今天的社会成员所接受的教育程度越来越高，另一方面是今天有更有效的传播方式，尤其是以互联网为基础平台的传播技术的普及。

　　社会意识形态多元的局面不可避免，但也在产生着严重的负面后果。首先是政府权威和权力的急剧衰落。任何一种政权都必须具有建立在意识形态之上的合法性。一旦这种合法性不再存在，政权也会失去其存在的“理由”。清政权的解体和其意识形态不再和社会现实相关是有很大关系的。当时，种种从西方进口的意识形态没有一种可以论证清政府的合理性，为清政府提供政权的合法性。今天的情形也差不了多少。各种进口的意识形态要不和中国社会不相关，要不可以对现政权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

　　第二是政府和社会之间的沟通无法有效进行。对任何一个政权来说，其意识形态是软力量，是政府和社会两者沟通的最有效手段。在官方意识形态衰落的情况下，社会不再能够理解政府的意图，社会对政府既没有信任感，也没有信心感。相反，因为缺少官方意识形态，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冲突面就凸显出来。两者之间一旦缺失软力量，那么双方的关系必然体现为“硬碰硬”，即暴力对暴力。

　　第三，缺失官方意识形态使得执政党和其政府内部的腐败每况愈下。执政党从前有两种力量，一是组织，二是意识形态。一旦没有了意识形态这种软力量的约束，而只有硬力量（组织）的约束的时候，腐败变得不可避免。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中，意识形态往往扮演一种准宗教的角色，来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现在没有了软约束，硬力量的应用越来越甚。但腐败为什么越来越风行呢？很简单，个人总比政府聪明。腐败者总能逃离“硬力量”的约束，被发现腐败案例总会是少数。腐败不仅有效损害着政府的合法性，而且更使得维持政权的成本急剧提高。

　　第四，缺失官方意识形态，信仰不同意识形态的社会群体之间也容易发生冲突。一个社会出现意识形态多元化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一社会没有一个主流意识形态。很难想象，美国社会没有了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会成为什么样子？主流意识形态是调节社会群体的有效手段。不同社会群体因为利益不同会偏离主流意识形态，但它们的中心仍然以主流意识形态作为参照物。没有了主流意识形态，那么各社会群体会显得极其自私，因为它们视自己所信仰的意识形态为唯一真理。

　　第五，缺失官方意识形态使得社会成员，无论是官员还是老百姓，都感觉不到生活的真正意义。中国文化是世俗文化，没有宗教。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人不需要宗教。在传统社会，官方以儒家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扮演了宗教的角色，因此儒家也被成为“世俗宗教”。现在传统文化衰落了，人们便转向各种主义例如民族主义、民主、公平正义等等寻求意义，把这些视为是“世俗宗教”，但因为大多这样的主义在中国并不存在，人们很难从这些主义中得到生活的真实意义。当然，也有大量的民众直接转型信仰各种宗教，也有人转向创造宗教（大多是人们称之为“邪教”的东西）。与之相关的就是中国各社会在商业社会面前显得焦虑不安，安静不下来。没有能够使人安静下来的文化或者意识形态，社会就很容易发生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