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讲为学”、“以会为学”是王湛之学区别于程朱理学“以学为学”的一个重要特点。讲会和书院的结合，是王湛及其后学寻求学术自由的明智选择，也寄托着社团书院的讲学精神，乃至政治意愿，理应引起人们的注意。正是他们奉“以讲为学”为利器，立书院，联讲会，才鼓荡起百余年的心学思潮。

　　
　　有关明代书院讲会特点的总结，可以从形上、形下两个方面来进行。形而上者，约略而言，其大要不外有二：一是讲会友伦、师道并重，进而讲究吾党同志，形成同质性，使其持续发展、结成社团、由学术转向政治等皆得以成为可能；二是讲席虽然轮换，讲会则所共尊，无论由朱转王，还是由王转朱，明代学术谱系之流变，皆在立书院、联讲会中得以完成。形而下者，亦有二端，一是以讲为学、以会为学的讲学方式，二是轮会与联属大会的组织形式。本文将讨论以讲为学与以会为学的问题。
　　
　　一 以讲为学
　　
　　聚徒会众，以讲为学，是明代书院讲学的一大特色。但查考明人文献，谈到“以讲为学”，则多批评之词。魏校(号庄渠)在给邹守益(号谦之)的信中就说：

　　伯载诵吾兄书，乐与四方讲学者接，此吾兄惓惓盛心也。虽然讲学者众，世道固甚可喜，而亦甚可忧，何也?讲而不学者众也，是以讲为学者也。行必顾言，义必胜利，吾兄亦尝省其私乎?高明今方为人师匠，一言一行，后进楷模，愿以圣门讷言敏行为主。人心多动，则不能自还。明道有言，只外面有些罅隙便走。又曰人心缘境出入，亦不自知敬。为吾兄诵之。

　　魏信中既以讲学为喜，更以“讲而不学”、“以讲为学”为忧，批评之意甚明，并以讷言敏行相规劝。邹守益在回信中虽对魏之规劝厚爱表示感谢，但对交砥互砺的讲学津津乐道，其指示错误、偏颇而趋人于中行之说，更表明他其实并不认为“以讲为学”就是“讲而不学”。其回信称：
 
　　凛凛然敏事讷言之规，敢不祗服，以无负厚爱!今伯载聚处里，洪甫复来柄郡教，斯文之兴，其几先兆矣。愿时加汲引，交砥互砺，以为来学标的。道，天下之达道也，古今人共由之。有所错误，有所偏陂，则相与指示，期趋于中行。古人舍己从人，乐取诸人以为善，意正如此。
 
　　魏校字子材，号庄渠，崑山人，弘治进士。正德、嘉靖之际，任广东提学副使，改道观佛寺为濂溪、明道、伊川、晦庵、崇正、五羊诸书院，“广(州)之诸生来讲者，使散居各书院”，“相与讲明正学”。历官至太常侍卿、国子祭酒。其学私淑胡居仁，《明儒学案》列名《崇仁学案》，算老一辈书院讲学名家。其“貌朴讷简重，言动以礼”，宜乎以敏行讷言而劝到处讲良知之学的邹守益。这是嘉靖初年的情形，但阳明高足们不以为然，随地举会，以讲为学，以会证学等正逢其盛而未有止时。

　　及至万历二十六年(1598)，“以讲为学”被再度作为问题提了出来，但这次已不是师友间的规劝，而将其和泰州学派讲学名家罗汝芳过往在宁国府、云南等地书院讲学传道扯到一起，上报朝廷，并最终引出了驱逐学人而禁立书院的事件，闹得很大。其始作俑者是南京通政使杨时乔，据《明史》记载，时乔“最不喜王守仁之学，辟之甚力，尤恶罗汝芳，官通政时，具疏斥之”。杨疏“大意在维世道正人心，而所指清本澄源者在辟邪说，所指为邪说之魁者，则原任参政罗汝芳也”。疏中罗列罗氏在宁国、云南等地“日集诸生文会讲学”，传其邪说，并称：“数年来，始有直以释老之说为孔子之说，又以禅老在孔子上，直搀入于文章如科举文字者，又以传注为支离，而其言惟以讲为学，会众聚徒，即是不事修为阶级，以知为道，血气心知，即是不事躬行循理。一切皆归于禅老，后学皆不以经书为本领，内则心无所主，外则其言不归于禅老，则归于庄列，子史文体遂坏矣。”其时罗汝芳已逝世十年，秋后算账，似不厚道。但礼部左侍郎摄部事余继登仍借“疏中辟邪崇正之论”，“移文都察院，转行直隶提学御史及各该巡按，遍行各提学官，地方中但有罢闲官员、山人方士、学佛学仙者，听其于山林空寂之处各修其业，有于通都大邑中聚徒至数十人者，即行驱逐。其不由抚按具题擅立书院、祠宇者，即行禁约，并禁坊间所刻离经叛道新说诸书，不许鬻卖。士子行文，务依二祖所颁示《集注》《大全》为主，而参以《蒙引》《存疑》诸书，各阐理道，勿杂禅机。提学校文，务取不背经义纯正典雅者，童儒仍用新说者不准入学，生员仍用新说者径自黜革。至于乡试、会试行文，知会一体遵行。有仍前不遵者，容臣部及该科指实参治。庶异说渐熄，圣学自明。”如此驱逐学人、禁刊新书、禁立书院，可谓凌厉。但从《明史》“前尚书余继登奏请约禁，然习尚如故”的记载来看，“士大夫多崇释氏，教士作文每窃其绪言，鄙弃传注”的局面并没有真正改变，立书院，联讲会，会众聚徒，以讲为学仍然是当时的主流。数年之后，顾宪成等重建东林书院，更将书院讲学推至另一个层面。

　　应该说，上述魏校的观点代表讲学者内部不同的声音，而杨时乔、余继登等人的意见，则表达的是“最恶”级的王学反对派的立场，尽管他们的切入点、关注点不尽相同，但对书院以讲为学的批评却是共同的。这表明，在反对者看来，从正嘉到隆万，数十年间，聚众会徒，以讲为学始终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就阳明后学而言，以讲为学则是一个持续了数十年的讲学传统。

　　需要指出的是，魏、杨、余等人的反对基本上还是在学术层面的交锋，虽然余氏之驱人禁院之议，几乎可以视作嘉靖、万历禁毁书院之后续动作，抑或看成是天启之毁的前奏，但终究还没有包藏明显的祸心，离政治之险恶尚有足够安全的距离。正为如此，在经历东林书院一东林学派一东林党的惨案、改朝换代的巨变之后，清代康熙晚期的学人胡煦可以留下比较中肯的评说文字，其称：

　　朱子之学以学为学，后儒之学以讲为学。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有借朱子而指摘阳明者。圣人之门，贵行而不贵言，使朱子而居阳明之时，不识能逮阳明之事功否?

　　胡煦为康熙五十一年(1712)进士，官至礼部侍郎，已身处18世纪初而远离晚明当年的是非场景，所言属公平之论。因而，我们认同并赞赏其由“以学为学”、“以讲为学”分别朱子之学、阳明之学的观点，并进而主张，朱王之学互为参照，可以得出“以讲为学”是明代阳明学人书院讲学的一大特点的结论。
 
　　何以阳明学者要不同于“以学为学”的程朱理学传统，而高扬“以讲为学”的旗帜呢?这与阳明后学秉持“讲学须得与人人面授”，“须口口相传”的师训不无关系。《王阳明全集》附录钱德洪《刻文录叙说》一文，其称：

　　先生读《文录》，谓学者曰：“此编以年月为次，使后世学者，知吾所学前后进诣不同。”又曰：“某此意思赖诸贤信而不疑，须口口相传，广布同志，庶几不坠。若笔之于书，乃是异日事，必不得已，然后为此耳!”又曰：“讲学须得与人人面授，然后得其所疑，时其浅深而语之。才涉纸笔，便十不能尽一二。”

　　由此可知，王阳明对“面授”和“口口相传”的讲学方式情有独钟，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知受教者学之浅深，相机而授，广布其学于天下同志。至于“笔之于书”，和口传、面授相比，其力“十不尽一二”，相差太远，不被王阳明看好。

　　先师既有如此圣训，阳明后学形成“以讲为学”远胜“以学为学”的普遍共识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以面授和口耳相传为主的“以讲为学”，比之以读书和穷尽经史为主的“以学为学”，要优越、快速、有效得多。更何况孔圣人早就慨叹，“学之不讲，是吾忧也”，而学不讲不明，理不辨不明，本来就是古之明训。正是在这种情势之下，阳明学人奉“以讲为学”为利器，立书院，联讲会，鼓荡起百余年的心学思潮。

    二　以会为学
　　
　　与“以讲为学”相近的表述还有“以会为学”。“以会为学”见王畿《与汪国潭》，其称：

　　弟春暮赴江西之约，期与东廓、念庵诸兄会于青原、白鹿之间。盖以会为学，务求取善之益，非敢以学为会也。 在这里，“以会为学”和“以学为会”相对应，是王畿使用的一个谦词，意在表明他期赴青原会、白鹿洞书院讲会等这类江右著名讲会的崇敬之情。其实无论是“以会为学”，还是“以学为会”，仅是一体两面，只有将两者合而观之，才可获得完全之义。而“会所以讲学明道，非徒崇党与立门户而已也”。会之核心在讲学，在明道，讲学者既可以“以会为学”，又何尝不可以“以学为会”呢?

　　事实上，王畿一生赴会无数，“林下四十余年，无日不讲学，自两都及吴、楚、闽、越、江、浙，皆有讲舍”。会之于他，讲之于他，已经成为生命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会而讲之，年逾八十而不止，实乃纯乎天性，自然而然。同时代，像王畿这样的人有很多，如邹守益、钱德洪、王艮等，而学习仿效他们的后学则更多。代代相传，相生相衍，于是以讲为学，随地举会，随缘结会，以会为学，以会证学，赴会订学，凡此种种，不胜枚举，自然演成明代书院讲学的一个持久而特色鲜明的传统。

　　“以会证学”最原始的表述为“以会证此学”，见查铎万历年间为水西书院讲会所订立的《水西会条》序言中，其称：“孟子云：‘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几希者，言此心之灵，只这些子。然人与禽兽之分，实系于此。故能存之，则此心之灵，常为之主。所以参三才而灵万物者以此。不能存之，则中无所主，而恣情纵欲，尚气斗狠，无所不为，名虽为人，实违禽兽不远矣。今语人以禽兽，未有不忿然怒者，乃在于几希之存不存。噫，可畏哉!故学也者，所以存此几希；学矣而有会也者，正求与朋友合并讲明此几希而求存之也。此会之不可以已也。然会以证此学，非必会而后学也。未会之先，用功何如，则于会中商之。既会之后，新得何如，则于会中启之，不徒泛泛浮论，徒长知见。庶乎会可以久，而学可以成也。”

　　以会证学的例子不少。以王畿为例，他在《松原晤语》中说：“因兄屡书期会，往赴松原新庐，共订所学。……往复证悟，意超如也。”其《书同心册卷》也记录了他和张元汴以会证学的事情，其称：“阳和张子志于圣学有年……期予往会，商订旧学……或发主静翕聚之旨，或申求仁一体之义，或究动静二境得失之机，往复参互，要在不悖师门宗教，诚所谓同心之言矣。”而江右王门弟子在书院开讲会以证师学的事例就更为典型，据记载王门高弟张元冲长期在江西做官，历任江西参政、布政使、副都御史、巡抚等职，政事之暇，与同门东廓、念庵、洛村、枫潭诸公“联讲会，以订证文成之学，因辟正学书院于省会，群彦士而修业焉。先生岁时进考，其成喁喁如也。异时名世巨儒，多出其中已。又建怀玉书院于信州，以处湖东诸郡士，且特迎龙溪、绪山两先生递主讲席。江右宗风丕振，遂留绪山卒文成《年谱》之役，相与上下其议论，踰年而竣”。由此可知，南昌正学书院实为江西省会书院，赣省彦士咸集，联讲会而订良知之学；信州怀玉书院则为江右、浙东两省王门弟子共证文成之学的重镇。

　　以讲为学、以会为学、以会证学，其核心都是讲学，而一旦讲得过多，流而成弊，其结果也就难逃魏校所指之“讲而不学”。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病灶。因此，自王阳明开始，就提出了诸多防范措施，将讲学划为“讲之以口耳”、“讲之以身心”两类，主张轻口耳而重身心，轻讲说言词而重躬身实践，并将其上升为源自孔门之学的是一个重要原则。王阳明曾说：“世之讲学者有二，有讲之以身心者，有讲之以口耳者。讲之以口耳，求之影响者也；讲之以身心，行著习察，实有诸己者也。如此，则知孔门之学矣。”四十余年之后的万历初年，王畿在赴张元忭云门之会时，仍在强调老师的观点，其称：“夫学必讲而后明，务为空言而实不继，则亦徒讲而已。……故曰讲学有二，有以口耳者，有以身心者。入耳出口，游谈无根，所谓口说也；行著习察，求以自得，所谓躬行也。”凡此云云，无非都是区别讲学的原则，可以存而不论。

　　这里我们将引王门安福弟子刘晓另一版本的言说，看看在同一原则指导之下，乡村书院的讲会中又是如何讲学的：

　　讲学不能废词说。词说似胜，躬行则寡。讲说亦不必别求，《五经》《四书》切于身心者甚多。先师天启，倡道东南，辩论考索，至当归一，直与洙泗血脉贯通。吾辈今日只宜探讨体验，优游实践，尊其所闻，行其所知。其于圣人之言有所未透，则当研究以求融会，其于贤儒之论有所未合，不妨放过以阙疑。殆究而言之，皆是糟粕，惟在咀嚼真味，以完精神，更不必索隐探玄，以惑后学。

　　强调体验实践，强调尊闻行知，反对索隐探玄，意在躬行，讲求的是身心真味，反对的是言之糟粕。主张以研究融会而释未透，以阙疑而放过未合，以《四书》《五经》而切身心，意在防止讲词言说之胜而寡躬行。如此这般，可谓用心良苦。

　　正是内部原则的建立以及诸多用心良苦的持续的防范、约束，再加上来自反对派的夹持、打击，王门书院讲会之以讲为学、以会为学得以长期在身心躬行的正确轨道上前行，悠然而成特色。

　　但是，以讲为学、以会为学似乎也有一种滑入口耳之学、讲而不学的宿命。诚如王畿所说，“只因吾人许多习闻旧见缠绕，只得与剖析分疏。譬诸树木，被藤蔓牵缠，若非剪截解脱，本身生意终不条达”。无可奈何，“吾人今日讲学，未免说话太多，亦是不得已”。而正是这种不得已的“在言语上承接过去，翻滋见解”的太多说话，“为病更甚”，其结果“只是胜(滕)口说，与本根生意原无交涉也。”随着王门后学第一代门生相继去世，王学末流失去把持，好些书院讲会终于还是坠入原本就刻意防范的空谈性命，甚至由儒入禅的歧途。所幸东林学派由王转朱，东林书院由辨无善无恶而惩王学末流之弊，东林讲会挽口耳而归之身心，使以讲学为学、以会为学的讲学模式又回归到正确的发展路径。
　　
　　三　结论
　　
　　总之，以讲为学，以会为学是明代书院讲会的特点。讲会既是一种学术组织、学术团体，又是书院固有的学术讨论、会同讲学、学术聚会等会讲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讲，讲会和书院之间的关系从组织形式上看是并行而各自独立的。但实际上，由于“讲学”这一共同事业，“会讲”这一共用的讲学形式等等原因，书院和讲会两者往往是连体共存，以“立书院，联讲会，相望于远近”为其生存状态。讲会和书院的结合，是王、湛及其后学寻求学术自由的明智选择，也寄托着社团书院的讲学精神，乃至政治意愿，理应引起人们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