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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涛:还儒家一个整体面目 
作者:[梁涛] 来源:[《中国科学报》2012-11-12] 2013-01-12

   我们今天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恢复我们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重建精神家园和精神信仰,这其中就包括儒学的重建。   
    
    思想家荀子是先秦儒家的殿军,但自韩愈、朱熹等人,及至新儒家,近一千年来荀子被排除于道统之外,“重孟轻荀”成学术界常态。
    
    近年来,荀子的思想引起人们注意,继2007年在山东临沂举办了荀子国际学术研讨会后,前不久,在荀子故里河北邯郸再次召开了“荀子思想价值与地位”国际学术研讨会。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梁涛曾多年致力于儒家思想研究,现在他意识到了,重建儒学就需要重新研究荀子,并提出《论语》、《礼记》、《孟子》、《荀子》为“新四书”。
    
    《中国科学报》:重孟轻荀,“轻”是指什么?
    
    梁涛:首先是指评价,比如说新儒家的学者牟宗三所写的《荀子大略》,认为荀子片面发展了儒家礼学,背离了孔孟的仁学系统,其价值至多是作为孔孟的一个补充。这也是新儒家的基本态度。
    
    其次,孟子方面的研究大家辈出,有一些大家公认的经典性的作品。但在中文世界,目前还没有出现公认的荀子研究的权威学者,也没有公认的经典著作。大陆、港台至今也没有学者一生专注于荀子研究。
    
    值得注意的,西方学者中出现了约翰·诺布洛克和柯雄文这样一生研究荀子的学者。诺布洛克著有《荀子:全译及研究》。柯雄文则出版了《伦理论辩:荀子道德认识论研究》等多部荀子研究专著。
    
    《中国科学报》:为什么会有这种倾向?
    
    梁涛:有两方面的原因。孟子讲的是大丈夫精神,一种独立人格;荀子比较崇拜权威,崇拜圣人,崇拜师法,他讲“礼云亦云,师云亦云”,礼法怎么规定的,你就怎么做,老师怎么讲的,就按老师说的做,他有一种权威主义的思维倾向。大概从宋代开始,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起来以后,荀子遭到排斥,渐渐地就被排除在道统之外。
    
    另一个方面,韩愈、朱熹当时面对的问题是儒学如何应对佛教的冲击,他们要解决的是人的信仰问题,即“性与天道”的问题。这个问题孟子谈得比较多,荀子关注的是礼法,所以荀子相对来说不受重视。
    
    《中国科学报》:现在的学术界对荀子的认识是不是发生了改变?
    
    梁涛:总体上看,目前荀子研究的趋势,是摆脱新儒家重孟轻荀的倾向,给荀子以客观、公正的评价。这在大陆学者尤其是台湾学者中尤为突出。如台湾政治大学教授刘又铭发表多篇论文,提出建立新荀学,恢复荀学的正当性。
    
    我的观点是:儒学是一个丰富性的传统,如果要讲道统的话,至少应把儒家的仁学和礼学都包括进去,从这一角度来看的话,那么,孟子是有所失,他发展了儒家仁学,拓展了内在主体性的方面,但对外在礼学、制度有所忽略;荀子则是有所偏,他过分重视外在的礼法,对人的道德自主性、内在性谈得不够。因此,对于儒家的仁学,我们要继承,对儒家的礼学,也不可忽视。发展仁学,改造礼学,才能发展出当代的新儒学。
    
    《中国科学报》:您一直是研究思孟的,现在怎么转到荀子研究?
    
    梁涛:这要从我对思孟学派的研究说起。和其他学者一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对孟子较有感情,读《孟子》感到比较体贴。对荀子不太能接受。
    
    我开始研究荀子,是在2007年。这年山东临沂召开了荀子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国内比较重要的荀子研究会议。没想到会开得很热烈,学者有很多争论。会议之后,我就开始准备转向荀子研究了。
    
    现在想想,这里边有一定的必然。当时我的《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已经收尾了,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我提出一个观点:回到子思去。就是说从孔子到子思,再到孟子和荀子,实际上是儒学内部分化的过程。分化一方面是深化,比如孟子把儒家的仁学,荀子把儒家的礼学作了进一步发展。但深化往往也就是窄化,儒家本来是一个丰富的思想系统,但孟、荀只是向一个方向去发展,忽视了其他方面,这样就将儒家丰富的传统窄化了。我的思路就是把孟子和荀子统合起来,儒家本来就是一个整体,不要人为地分成两派。
    
    近些年通过郭店竹简的研究,特别是子思的遗篇的研究,我发现子思的思想固然影响了孟子,另一方面也影响了荀子,思想史上虽然不存在一个思荀学派,但二者思想也存在一定的联系。基于这种认识,我认为尊孟或尊荀,在二者之间争来争去很没有必要。合理的做法是在分化的基础上,把二者重新统合起来。所以我用了“回到子思去”这样一个口号式的说法,实际代表了一种重建。
    
    《中国科学报》:现在研究荀子与过去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梁涛:近代以来,荀子的研究水平参差不齐。近些年成果很多,但多是低水平重复。那么,如何将荀子研究推向深入呢?我认为以下三点是值得重视的。
    
    首先是历史观念。荀子长寿,一生中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
    
    50岁以前,也就是“年五十始游学于齐”之前,主要是在赵国(他是赵国人),荀子是在赵文化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思想家;之后他来到了当时的学术文化中心齐国,在稷下学宫“三为祭酒”,受到齐国稷下黄老思想的影响;晚年他又退避兰陵,兰陵当时属于 楚国,但历史上曾属于鲁国,受鲁文化的影响很深。
    
    荀子一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不能不对其思想产生影响。所以荀子的很多作品可能是不同阶段完成的,其思想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很多学者注意到,荀子的思想并不一致,比如,他有《性恶》篇,但除了这篇外,其他各篇并没有明显的性恶的思想,因此研究荀子一定要有历史的观点。
    
    引进政治哲学的视角。近些年政治哲学越来越受到关注,很有可能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甚至 “显学”。儒学可称为内圣外王之学,内圣讲心性,讲内在超越,道德自觉;外王讲制度礼法,讲“化性起伪”。内圣外王又包括两个相互关联的维度:由内圣而外王和由外王而内圣。这二者在周公、孔子那里基本是统一的,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但到孟、荀那里,有所偏重,孟子讲内圣多,走的是由内圣而外王的路子;荀子重视的是外王,强调的是由外王而内圣,这两个方面其实是应该相结合的。我下面准备写的一本书是《外王之道——出土文献与荀子哲学》,就是突出政治哲学的视野。荀子本来关注的就是外王、政治的问题,从政治哲学出发,自然可以更好地对其思想作出阐发。
    
    《中国科学报》:这与新儒家的观点完全不同。
    
    梁涛:的确。大陆的情况比较特殊,1949年以后儒学 研究基本中断了。而港台及海外儒学研究则一直没有中断过,出现了几位大师级人物,像牟宗三、徐复观等。我们这批大陆中青年学者基本是受他们的影响成长起来的,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慢慢也有了自己的理解。毕竟,我们是生活在大陆的环境下,所处的时代与港台新儒家也有所不同,对儒学的理解自然也不会与其完全相 同。而且,从儒学的发展来看,每个时代都应有属于那个时代的儒学——新儒学。
    
    我们与他们不同之处是重视儒家内部荀子的思想,及礼学的传统。我们重新评价荀子,就是要把孟、荀重新统合起来,将儒家制度之学、礼仪之学经过改造,重新纳入到儒学的系统中来。这与他们确实是不一样的。
    
    《中国科学报》:请谈谈您对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结合的思考,儒家文化对现实有什么意义?
    
    梁涛: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孟子与荀子之间的分歧,应与儒学的分化有关。我们不应在孟荀谁是正统上争来争去,而应该统合孟荀,在一种丰富性的基础上重建儒家道统。因此,我不同意传统上《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四书”代表了儒家道统的观点。而认为早期儒学 其实是一个更为丰富、开放、包容性的精神传统,可以代表这一传统的应是《论语》、《礼记》、《孟子》、《荀子》四部书,可称为“新四书”。今天儒学研究的 一个任务,就是统合孟荀,建构仁礼统一的儒学思想体系。
    
    尽管儒学中的很多内容需要经过调整,但儒学的一些基本价值观念则是永恒的——只要中华民族存在,这些观念就要一代代传播下去。

作者简介:梁涛,男,西历一九六五年生,陕西西安人。一九九六年于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获博士学位(导师张岂之教授),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做博士后研究(指导教授卢钟峰、姜广辉),出站后留历史所思想史研究室工作,二〇〇六年调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现为国学院教授,山东大学儒学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儒学研究中心、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兼职教授。著有《訄书评注》、《先秦学术思想史编年》、《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思孟学案》等,主编《中国思想史研究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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