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后，徐通锵先生以字本位思想为核心构建出研究汉语的一种综合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的提出在中国语言学界引发许多讨论和争议。作为一种新的理论体系，字本位理论自身还存在不完善之处，其理论视角的价值和局限性都可以讨论。但是，无论是赞同还是反对，了解它的基本思想，理解它的研究立意和取向，都应该是基本的前提。为此，我们对徐先生这一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做一个大致的梳理，力求客观地对徐先生的字本位理论做一个概述。

　　徐先生一贯主张语言理论研究与汉语事实的结合，主张中国传统语言学成果与现代语言研究的结合，字本位理论研究是徐先生这一思想在汉语整体研究中的又一自觉实践。

　　徐先生字本位思想的形成，是以他前期历史语言学研究中对语言结构性质的思索为基础的。他早期的历史语言学研究已突破了同质的、静态的、封闭的、线性的语言观念，而这些都是结构主义语言研究的基础。在1990年《中国语文》第1期发表的《结构的不平衡性和语言演变的原因》中，徐先生提出了“结构关联”的概念。他认为传统的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是以语言的线性结构为基础的，无法解释各个不同层面之间的关系，如语音与语义、语音与语法等不同层面间的结构关系。“结构关联”这个概念可以摆脱这些方面的局限。在一个结构层面内部，或者各个结构层面之间，我们如果能够通过结构关联的分析而找到结构的不平衡性，那也就找到了探索语言演变因果关系的一条重要线索。该文还指出，音节和词的一对一的对应是汉语结构的重要特点，体现了语音和语法这两个结构层面的结构关联，是汉语演变中的一个“纲”。如变音的实质就是用“变”的方法实现汉语结构的自我调整，保持音节与词之间的一对一的平衡。在他这篇讨论语言历史演变机制的论文中，字本位的基本思想已现端倪。

　　带着新的语言观念，特别是结构关联的思想，反思汉语的语法研究，徐先生认为，以往研究的症结在于对于汉语结构关联的基础没有抓住，因此出现词类划分、词句关系和句子分析间的种种问题。1991年，发表于《语言教学与研究》第3期的《语义句法刍议》，就是着眼于语言结构关联的基础，重新比较汉语和印欧语的结构特征，提出了汉语语义句法研究的初步设想。

　　文章进一步指出，“结构关联的具体含义是：结构成分或结构子系统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衡，彼此组成一种组织有序、协同配合的函数关系，使语言能根据交际的需要而自发地进行自我调整；或者说，结构关联是协调、支配语言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使其最有效地完成交际功能的结构原理和原则，而与子系统的性质无关”。

　　徐先生认为，不同结构类型的语言，其结构基础的结构常数都是“1”，其结构关联方式就体现在1×1=1这样一个结构格式中。结构格式体现了一种编码方式，一种音义关联方式。它是语言的一种结构格局，非常稳固。

　　英语等印欧语的结构基础是句子，其结构格式1×1=1表现为：1个主语×1个谓语=1个句子。印欧语控制语言结构特点的常数“1”在句法层，词受制于句子，词类划分由句子控制，名词和动词是两大基本类别。以主语和谓语一致原则为基础构成基本的形态句法规则，是语法型语言。汉语的结构关联基点是词，其结构格式1×1=1表现为：1个音节×1个概念=1个词，是语义型语言，突出语义句法。语言结构基础不同决定了它们语法规则的重大差异，需要用不同的理论、方法去描写。

　　这篇文章是徐先生最早包含字本位思想的论文，但当时还没有明确提出“字”为结构关联的基础，表述为音节与概念、词的关联。但“音节”是语音层面的单位，“词”是语法层面的单位，都是单层次的结构单位，作为结构关联的基本单位都不恰当，只有“字”具有跨层面的内涵。1992年徐先生明确提出这一关联的枢纽就是字，即1个字·1个概念·1个音节。字作为语言结构关联的基础，应该成为汉语研究的立足点，这一思想是字本位理论的基点，在此后没有大的改变。

　　1992年后，徐先生陆续发表了《“字”和汉语的句法结构》、《“字”和汉语研究的方法论》等多篇论文，深入阐述了字本位的思想。

　　1997年，徐先生的论著《语言论———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原理和研究方法》出版，全书是徐先生在这一时期字本位理论研究成果的集成，力求摆脱印欧语的眼光，以字为汉语结构的基点，对汉语的语音、语汇、句法做了全方位的研究，构建了汉语结构研究的理论体系。全书分五部分：绪论、一般原理、音韵、字和汉语的构辞法、语义句法。

　　绪论部分从历史的角度反思汉语研究的发展过程，特别是西学东渐后西方语言理论和汉语实际结合的过程，分析了其中得失，认为汉语音韵研究在接受西方理论的同时没有割裂汉语的研究传统，成效显著，而在语法研究中一方面传统的基础比较薄弱，另一方面印欧语的眼光影响了我们实事求是地研究汉语结构。要摆脱印欧语眼光的束缚，就应该立足于汉语的结构基点去吸收西方语言学理论中那些于我们有参考价值的理论和方法，这一结构基点就是字。

　　一般原理部分阐述了语言的基本性质和结构原理，比较了印欧系语言与汉语的结构的差异。提出语言是现实的编码体系，不同的语言结构类型缘于编码原则的不同，汉语的编码原则强调理据性，与语法型的印欧系语言相比，语言系统凸显音义关联的理据性。书中再次指出语言线性结构观念的局限，强调结构关联是动态语言系统的核心概念，是把握语言整体的关键。

　　音韵部分立足于结构关联的思想，从音系的结构原理出发，综合以往语言历史研究的成果，探讨了字的声韵调的演变规律。书中提出语音的易变性和音系结构格局的稳固性是支配语音演变的一条“纲”。不同音变形式有不同的音系结构基础，连续式音变就是与语言的线性结构相联系，而离散式音变与语言的非线性结构相联系，不同方言系统的竞争则产生叠置式音变。传统的历史比较法和内部拟测法都是立足于语言的线性，而线性体现出的是语言的表层形式，易发生变化。文白竞争是调节方言的演变速度，控制方言的演变方向的力量，使演变只能在音系结构格局所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使歧义的汉语方言始终保持统一的音系结构格局{1}。连续式音变和叠置式音变的竞争是汉语语音演变的一种重要机制。

　　字和汉语的构辞法部分探讨了字和汉语理据性编码机制的关系。徐先生认为“比类取象”和“援物比类”是基本的语义编码原则，体现为1个字义=1个义类×1个义象。汉字的构形是探求字的理据性的重要线索，以“声”为义类而形成的字组为向心字族，字义间彼此具有相似性，以“形”为义类而形成的字组为离心字族，字义间彼此具有相关性。向心和离心成为把握字义的系统关联的两个维向。声训和右文说是立足于传统文字、文献材料对向心字族语义关联和语源的研究，《说文解字》是立足文字材料对离心字族语义关联和本义的探求。单字格局解体后，语义的编码原则并没有改变，义类、义象的交互关系转由双字承担，以往共居一体的义类、义象分离，采用不同单字表示。我们仍可从向心和离心两个维向考察构辞的语义关联，前字为象，后字为类，我们可以从纵横两个不同的角度观察同一语言现象。向心构辞法核心字居后，前字描写核心字的语义特征。离心构辞法核心字居前，后字衬托前字的语义功能。向心辞和离心辞前后两字均有相似、相关两种关系。相似关系的两个字意义同类或对立，同时功能相同，其先后顺序取决于平仄，如“追逐”、“朋友”、“城郭”、“饥馑”等，两字构成的辞的意义并不是两字意义的简单相加，而是意义更加概括、宽泛，是一种语义上的合二为一。向心构辞的相关关系中性状和方式是两种最重要的语义关系，前者如“斑马”、“野马”，后者如“出马”、“遛马”，语义指称上是自指。离心构辞的相关关系体现在核心义象驾驭统帅哪些义类，在意义上转指一种与核心字的意义相关的另一种意义①。书中还指出，四字格是由1分为2转为2分为4，编码原则不变。

　　语义句法部分以话题—说明为基本结构框架，提出了汉语语义句法中的基本语义范畴和形式标记，阐述了有定性范畴和句法结构的关系，以及汉语的两种基本句式自动式和使动式。汉语因其编码的语言范畴与概念范畴一致，因此句法上“因字而生句”，具有开放性。话题与说明的关系仍是“比类取象”或“援物比类”的关系，特别是后者。“类”相当于说话的主题或话题，是陈述的对象，“物”相当于其他层次的“象”，用以衬托说明“类”。为说明汉语的语义句法结构，书中提出了字、辞、块、读、句等语义句法单位，总结了汉语基本的语义范畴，包括“离散—连续”、“定量—变量”、“肯定—否定”、“有定—无定”等。话题位置上的结构单位具有统一的语义特征，都是离散、定指和定量的，即有定的。汉语许多特定的虚字的功能也可以纳入这个语义范畴体系做出统一的解释，如“的”是字块离散性的标志，有定性和离散性是“把”字句的两个重要特点。语序作为重要的形式在向心字块和离心字块中功能有所不同。在向心字块中，离心越近信息从无定转向有定，由一般转向个别，体现了新旧信息的相关性和字块结构的关系。在离心字块中，语序与时间的流向基本一致。②虚字可以改变语序。书中提出，有定性范畴是建立语言的语法结构的纲，与支配语法的运转、决定语句面貌的必不可少的语义特征相关。印欧系语言中有定性决定于谓语动词，汉语的有定性结构处于句首话题的位置或可以调整到句首话题的位置，否则就需要有特定的语法标记。自动和使动就是以句首位置的有定性话题为观察视角对句式做出的基本区分。

　　《语言论》构建了汉语字本位理论的完整体系，很具有原创性，但也存在一些表述上的纰漏，徐先生在后来的研究中对其中的许多观点有进一步的阐述和发展。发表在1998年《语文研究》第3期的《说“字”》中指出，根据音义关联的基点确定的语言基本结构单位具有现成性、离散性或封闭性和语言社团的心理现实性三个特点。具有这些特点的单位，印欧语是词和句，汉语是字。字与词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字以一个音节去关联一个意义，而词中的音节与意义无联系。这反映了不同语言社团语言感知单位、感知方式的差异，并由此形成语言感知单位、听觉单位和结构单位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差异。印欧语的最小语音感知单位是音素，汉语的最小语音感知单位是声母和韵母。和汉语的音节相比，印欧语的音节缺乏内聚力和离散性的特点，外接的拼合能力却很强，因为它不是表意的语音单位，语义对它没有强制性的制约作用。文章还指出，汉字适合汉语的结构特点，“形、音、义”三位一体的“形”可以成为音义关联研究的重要线索。文章还进一步阐述了音义的相互转化和字的生成机制，指出字的生成和运转经过了大致三个阶段。1.音义一体时期，文字上体现为象形、指事、会意等为特点的书写形式；2.音、义相互转化时期，文字表现形式是形声字；3.字组形成时期，理据性向线性的方向转移。相关问题在此后发表的《“字”和汉语语义句法的生成机制》（1999）、《编码机制的调整和汉语语汇系统的发展》（2001）等一系列文章中有更进一步的论述。

　　2005年出版的《汉语结构基本原理———字本位和语言研究》在以往字本位理论的基础又有进一步发展。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1.强调汉字和汉语的特有的密切关联和字的形音义三位一体。论著提出汉语书面语的规范化不断巩固和加强“文”的地位和作用，并以此来控制和影响“语”的演变，使其不能超越与“书同文”相对应的汉语结构格局所能控制的范围，前文提到的文白异读现象，就体现了“文”对“语”的演变的影响。三位一体的结构单位使语言的各个层面粘结在一起，呈现出高度的综合性，字形中蕴含着丰富的汉语结构信息，对字的研究是对汉语语音、语义、语汇、语法的综合性研究。

　　2.强调语汇研究和语法语用研究的结合，以字为基础研究汉语语汇的生成。论著提出以核心字为基础生成字组是汉语语汇生成的基本途径，而根据此途径形成的生成模式对借字等原无意义的音节进行字化的改造，则是丰富汉语语汇的一条重要途径。

　　3.提出字的语法化的“阶”的思想，更系统地揭示出字与其他各层次的结构单位的关联。字的特点是以语义为核心，它的线性组合是编码机制的调整带来的语汇化过程，是组字代替造字，也是字实现语法化的第一步。①字块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通过联结的标记而成为表达一个概念的单位，这种联结标记是虚字。这比字组的语法化上了一个台阶，称为次阶。高于字块的结构层次是读，高于读的是句，读和句也可分别称为形句和意句。这一层级的结构单位与字、字组和字块相比，不仅仅是客观的结构单位，而且有说话人的主观因素参与和渗入语句的结构，对所陈述的事件表现出他的主观感情、态度和意向，语气字是重要的表达标记，这是语法化的末阶。三个语法化的阶，使字组、块、读各级单位都能发挥语法的潜能，为“因字而生句”架设过渡的桥梁，随着“阶”的提升，所借助的另一个字的字义的虚化程度也就越高，呈现出语法化的阶与字义虚实的正比关系。

　　4.强调语法结构与思维方式的联系。认为汉语社团“比类取象”、“援物比类”是隐喻的思维方式，与印欧语的推理式思维有很大差异。思维方式的差异与不同类型的语法结构相联系。思维方式的差异根植于语言结构的差异，而由此形成的思维理论则又成为语法研究的方法论基础。

　　总体上看，《原理》一书已显现出徐先生对汉语研究的思考更为深广。在以往的研究中，徐先生强调“字”作为汉语最小的结构单位，具有“1个音节·1个概念·1个字”这样的特征，是汉语不同层面结构关联的基础，但在《原理》一书中，“字”的文字属性也纳入“字”的概念内涵，强调汉语与汉字的密不可分的关系。传统的文字、音韵和训诂研究都属语言研究，今天的语言研究不应过于强调语言与文字的差异而忽略二者的相互依存。由此，徐先生对语法的定义也超越了狭义的“组词造句规则”之类的表述，而更具本原意义和概括性，认为语法是“基本结构单位的构造规则”。从这个意义讲，传统对汉字字形结构的研究也属于语法的部分，这与grammar最初的含义十分接近②。徐先生对汉语思维方式和汉语结构关系的探讨也让人看到语言研究具有的更深广的背景，每一理论体系背后隐含着复杂的哲学和文化的根源，我们在吸收和借鉴国外的理论时不可忽略，汉语研究也宜扩大视野，以更深入地挖掘汉语特点的本质。

　　2001年出版的《基础语言学教程》是徐先生立足于早期字本位理论体系编写的一部语言学概论性的教材。论著重申了《语言论》中关于语言基本结构单位性质的观念，分别从语言的共性和个性两个方面讨论了语言结构的基本原理，比较了汉语和印欧语的结构差异。2006年出版的《语言学是什么》也是一本语言学概论性的论著，其中反映了徐先生的字本位理论在后期的一些新的思想，在对语言学的学科性质和发展前景的探讨上更具宏观性。

　　2006年完成，即将出版的《汉语字本位语法导论》是徐先生字本位体系的最后总结，全书30多万字，分绪论和上、中、下三编，对字本位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和汉语语法的基本结构规律作了系统的阐述。

　　论著在绪论中论述了语言特点的释取和语言理论研究的关系，提出要通过语言特点的研究追溯共性的结构原理，从不同语言间差异的比较中梳理语言共性的结构原理，同时需要不断地从科学发展的思潮中吸取相应的理论和方法，加深对汉语特点的认识，实现与国际的接轨。汉语的特点凝结于字，应以字的研究为基础吸收西方语言学和我国传统语言研究的一些立论精神，实现语言研究的中西、古今的两个结合。

　　上编“方法论”，从语言的基本性质，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语言与文字的关系，以及语言结构单位的生成发展等几个方面，论述了语言理论的研究方法和汉语基本结构单位的性质和特征，以及其中隐含的共性结构原理。

　　文中再次从“语言是现实的编码体系”这一基本语言观念出发，对语言的结构进行了纵横两个方向的分析。纵向两层是语音和语义，音义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非线性的结构。横向是语汇和语法，是语音和语义结合而生成语汇的结构单位和语法结构的规则。两种不同性质的结构分层纵横交错、相互制约，即语音、语义及其相互关系寄生于语汇和语法，而语汇和语法的规则也受制于语音、语义及其相互关系的特点。不同语言的结构差异和相互间所隐含的共性原理，无不包含于这纵横分层的相互关系中。这比以往结构关联的概念对语言结构的把握更为深入。

　　从纵向看，音义关联方式和语言基本结构单位的生成构成了不同语言结构的基本特征。文中着意强调音节与概念意义间的对应，将语言分为两种类型，即所谓单音节语和多音节语。

　　单音节语就是音节与独立表义的结构单位有强制性的联系，汉语的“字”体现为1个字·1个音节·1个概念的一一对应，是“一个音节关联着一个概念的结构单位”，汉语是一种典型的单音节语。多音节语与此相反，音节不是表义的语音单位，与语言中任何有意义的结构单位都没有强制性的联系，如英语、俄语等印欧系语言都如此。

　　多音节语由于音节和独立的表义单位没有强制性的联系，因而需要通过音节的线性组合去寻找与意义的关联，生成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词是多音节语的一个基本结构单位。词的结构是“1个词·n个音节·1个概念”。音节的线性组合和意义的关联标记，在印欧语中是重音，在阿尔泰语中是元音和谐。印欧语中词的意义不能独立，只有进入句的结构它才能表达具体的概念性意义。词和句的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使印欧语形成独特的“双轨制”的语法结构：词类和句子结构。

　　音节的音义关联方式的差异和不同语言音义关联基点的选择决定了语言基本结构单位的特点。基本结构单位是驾驭语言系统的枢纽。

　　从横向看，语汇和语法之间界限比较模糊，都是音义相结合的对现实的编码。语汇侧重于概念性结构单位的研究，语法侧重于语句的结构，重点研究语汇单位间的关系。语汇厚、语法薄的单音节语，它的基本结构单位的构造规则侧重语义成分的组配，称为语义语法；相反，那些语法厚、语汇薄的语言，它的基本结构单位的构造规则侧重于由词的形态变化相衔接的词和句的关系，重点考察语句的结构，称为语形语法。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是字，属于语汇语法或语义语法的范畴；印欧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是词和句，因而对它们的构造规则的研究就是印欧语的语法，属语形语法的范畴。

　　文中还谈到了语言理据性载体在不同语言中的差异是造成音义结构关联差异的根本原因。与意义相联系的语音感知单位称为理据载体，汉语属于成分理据，印欧语属于组合理据，有成分理据的语言一定有组合理据，而有组合理据的语言不一定有成分理据。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理据载体使两种语言的语法向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形成彼此间的重大差异：以成分理据为基础的语言重语义，直接以理据为基础进行组合，形成语义语法和语义型语言，而只有组合理据的语言重形态，形成语形语法和形态型语言。不同语言思维方式的差异以及语言与文字的关系，与不同语言的编码机制是统一的。

　　论著还从理据载体入手，探讨了汉语结构单位的生成和发展规律，指出了汉语理据载体的转移和生成方式的变化，其基本发展趋向是：集语音、语义、语汇、语法于一身的综合性特点渐次减弱，而分析性特点渐次加强，具体表现就是“序”在汉语研究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越重要。昨日的结构单位转化为今日的理据载体，即由低层理据载体组合而成的结构单位可以因语言的发展而成为高层结构单位的理据载体，而低层的理据载体则由此淡化，直至隐退。下面是著作中给出的汉语结构单位生成发展示意图：

　　
　　上图中的“名”体现在文字上指形声字之前的象形、指事、会意等字符，从语言单位上字讲其构成就是声韵。每一个时期不同枝杈上的两个理据载体的组合就能生成一个字。史前时期是声、韵或双声、叠韵的组合，古代时期在文字字形上体现为声（符）、形的组合，是名的非线性组合，近现代是字与字的组合。从史前汉语到现代汉语，汉语的理据载体经过了声韵、名、字等不同阶段，结构单位也经过了名、字、字组的演变，但字始终是处于基本结构单位的地位。重要的是不同时期结构单位构成成分具有共同的语义关联。

　　中编结构论，从字组的生成和扩展的角度，对汉语的基本结构格式作了系统的阐释。论著认为，字组的生成隐含着基本的语法规则。每一个字作为生成字组的核心字，都具有两方面的特征，既可在字组中表义象又可表义类，这是其语义功能的二重性。这种二重性分别体现为核心字处于字组的前一位置还是后一位置，如果是核心字在前一位置，则生成离心字组，如果是核心字在后一位置，则生成向心字组，如果核心字重叠，则生成同心字组。这就是字组的基本生成模式。为此，作者提出序位和序素的概念。字组作为结构单位是由两个理据载体合成的，分别是前一位置和后一位置，这构成序位，而具体的成分可称为“序素”，其深层语义结构就是“义象+义类”。同时，“位”是有层次的，即字组也可以作为“序素”进入某个序位，这样，序位就是使字、字组具有特定句法语义功能、实现语义功能二重性的结构位置。义类与义象的语义关系形成两种不同的类型。以“类”为核心，“象”起限定和修饰的作用，字组意义与义类呈上下位概念关系，生成“以前饰后”的限定关系；以“象”为核心，用类去衬托和展现“象”的特征，表达两个不同概念间的关系，生成“以前导后”的引导关系。前者是“后管前”，后者是“前管后”，如果义象=义类，则为并列关系。这样，字组的语义句法关系分三种：限定关系、引导关系和并列关系。

　　这样，字组结构分为三个层次：1.深层概念性语义结构：“义象+义类”；2.句法语义结构：限定关系、引导关系和并列关系；3.语汇的结构模式：向心、离心和同心。

　　下面是徐先生著作中对这三层结构的相互关系所作的图示：

    
　　
　　图中的箭头表示结构关系的投射。“义象+义类”是深层概念性语义结构，投射到语汇，生成向心、离心和同心的字组结构模式，投射到字组的句法语义结构，生成限定、引导和并列的结构关系。语汇结构模式和句法语义结构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只有通过深层的概念性语义结构才能发生间接的联系。这三个层次的划分，使论著对字组结构的论述比以往更加明晰。

　　在此基础上，论著讨论了字的语法化和句法语义结构的关系。论著首先提出了字的语义分类，借助于能否受“不”修饰，区分出具有连续性质的动字、动辞和具有离散性质的名字、名辞，借助于能否受“很”修饰，区分出静态动辞和动态动辞。字的语义分类是“字”的语法化的初阶，这比此前对字的语法化初阶的界定要更明确。每一辞类都既可为义象，又可为义类。在以辞类为基础考察语义句法功能时，论著借鉴了“三品说”，引入“辞品”的概念。字组结构中的名、动辞因受序位的制约而显现其特定句法语义功能的语法单位，可以名之为字品或辞品。辞类、序位和辞品的关系是，居于类序位的结构单位的辞品高于居于象序位的“品”，处于受限定和受修饰的地位。但徐先生认为，辞品若离开限定关系的句法语义基础就不适用了。

　　在字组的基础上扩展，则生成各种句法语义结构。基本规则是：并列关系，向前向后都不能扩展，如家家、写写、朋友；限定关系，可以向前扩展，如（保护）人、（发言）人；引导关系，可以向后扩展，如打（官腔）；向前向后都能扩展的结构转向表述，如鸟飞、狗吠。理论上字组的长度没有限制，可以递归。

　　比字组大的结构为字块，其组合性质不同于字组，讨论两个概念如何通过联结手段成为表达一个概念的结构单位，有联结标记。字块可以说是有标记的字组。标记源于实字的虚化，这是字的语法化的次阶，是对初阶名动分类的再分类。名字中分离出量字，动字中分离出副字和介字。其虚化的条件有语义和位置两个方面，共同的功能是连接两个不同的概念，使之生成字块，形式的标志是字序的固定化和黏附化。由此，论著统一地解释了虚字在限定结构中的作用，论著特别指出，按照介字的连接功能，应是介字结构在被修饰语后，古汉语是这样，但现代汉语不是这样，这与汉语基本句式的演变相关。汉语的基本句式是自动和使动，自动式符合汉语的时间顺序原则，从古至今没有大的变化，而使动式则不然，发生多种形式的演变。以往所谓的动补式、连谓（兼语）式、受事主语句、主谓谓语句以及介字离开联系项居中的位置等等句法现象，都与使动式的历史变异相关。如果追溯使动式变异的原因，又与两汉时期双音节辞盛行，组字代替造字相关。《导论》立足于汉语编码机制的基本原则，把汉语的基本句式结构和各种历史演变贯穿起来，作了统一的理论阐释。

　　论著的下编是表达论。徐先生认为，表达是对结构规则的运用，最大的特点是主观因素的参与，涉及“我”与语言结构规则的关系。结构与表达互相制约，形成语言的动态的结构。印欧语的句子（sentence）既是结构的单位，也是表达的单位，但汉语的句只是表达的句，不是结构的句，因而凸显了主观因素的参与，字和不同结构类型的字组都有可能在话语中实现小句化。

　　汉语的语义结构框架是义象+义类，语句表达框架则是话题+陈述。话题一陈述框架与主谓框架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是意合，而后者是形合；前者话题是有定的，而后者主语可以是无定的；前者是开放的，而后者是封闭的。汉语的语句表达框架要借助于汉语语义范畴的标记，这些标记同样源于实字的虚化，这可称为字的语法化的末阶，典型的如语气字。人们借此实现语言表达的主观化，体现说话人对所述事件的主观感情、态度或意向。在这一编中，徐先生从说话者主观的爱憎褒贬、空间时间的表达诸方面，提出并探讨了汉语各种语义范畴及其性质。

　　在对-子、-儿、-头等单位性质的讨论中，徐先生指出了变音在实字虚化为语义范畴标记中的重要作用，指出变音是汉语语义范畴的一种表现形式，应以音节的音义关联为基础，统一考察变声、变韵、变调、轻声、合音、分音之类的变音现象。

　　在论述汉语时空表达中，徐先生认为，汉语时空表达中，“我”是静止的，空间和时间围绕“我”运动，如“未来”、“将来”、“过去”都体现了这一点。基于这样的视角，徐先生对许多汉语时空表述形式作了统一的解释，如空间表现为具体的名物，“内/外”、“前/后”、“左/右”、“上/下”等与静态空间的表达相关，“来/去”、“进/出”等与动态空间的表达相关；又如，时与体的表达中，“着”体现了动态时间的静态化，“了”体现了永恒运动着的时间离散化、状态化等。

　　汉语的“±肯定”也是一对重要的语义范畴，因为它关联着语言结构的语义基础和主观的表达；它与字的语义性质有关，“±肯定”与结构单位的语义的“量”有密切的关系，小量与否定相联系，大量与肯定相联系。而这又与汉语话题的有生性和动词的自主性有联系，是说话者主观意愿和感情色彩的表达。

　　在论著的最后一个章节，徐先生再次强调，有定性范畴在所有语言的表达中都是重要的，处于语言结构中的核心地位，是联系语汇和语法的枢纽，它以语义的定指为基础，特指现实中一个具体的、可识别的实体（或一类实体）或某一种特定的时态，同时又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联系着句中的各个结构成分，驾驭相关的语法规则，形成以有定性范畴为核心的语法体系；不同的语言由于其有定性范畴的表现方式不同，因而也就形成各具特点的语法体系。如果语言世界观的“主观性”、“片面性”体现为重空间，重“静”不重“动”，那么其有定性范畴大致都集聚于名性字语；如果语言世界观是重时间，重“动”不重“静”，那么其有定性范畴大致都集聚于动性字语，表现为动词的特定的“时”，名词性结构成分的“±定指”往往也需要接受它的调整。汉语属于前者，而印欧语属于后者。

　　徐先生认为，不同语言都有各自的语言范畴，有其特定的表达标记，但在印欧语中是形态变化表示的语法范畴，体现在结构单位中，而在汉语中是各种虚字表示的语义范畴，具有说话者的主观因素，体现在表达中。对汉语结构与表达的区分，使徐先生以往就提出的语义语法思想得到了更清晰的阐释。

　　与此前的著述相比，徐先生的这部遗著是以字本位为基础专论汉语语法体系的论著。它运用不同类型语言对比的方法，从语言是音义关联的对现实的编码这一语言观念出发，以字的编码方式、字的语法化的三个阶为贯穿全书的线索，在横的方面打通了汉语语汇和语法的层面，纵向贯通了汉语的历时和共时，力求揭示汉语各层面语言现象背后的一般性的运作机制，以及在其中体现的语言的共性原理。论著在多处修改了以往的论述，包括一些概念术语的重新界定，同时也提出了许多新的研究理念，最突出的是理论框架的调整。从20世纪90年代初第一篇有关字本位理论的论文发表，到2006年完稿的最后的遗著《导论》，十几年中徐先生一直致力于这一理论的探索。他的字本位思想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要了解徐先生的观点需要清楚这一点。

　　字本位研究思路以字为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这是整个理论体系的最重要基础，但这并不是理论的全部。我们把徐先生字本位理论体系做一个简要的归纳总结，可初步概括为以下几个要点：

　　1. 语言是对现实的编码体系。编码机制是制约整个语言结构运作的根本，它取决于最基本的结构单位的音义关联方式。编码机制的差异造成不同语言类型的差异。

　　2. 编码中如何借助理据关联，是导致整个编码机制的根本，音义关联方式是其表现。这一原则导致在各层单位的结构构成中有的语言重语义关联，有的语言重语形关联。对于前者，研究中重要的是要揭示语义范畴的性质，对于后者，要归纳语法范畴的功能。

　　3. 语言的表层形式是容易发生演变的，但底层的编码原则是稳定的，要揭示这一底层的原则要把语言的历史和现状结合起来，作统一的解释，不宜割裂语言的共时和历时。

　　4. 不同性质的文字与有声语言间有不同的关联方式。文字不仅仅是对语言的记录，文字反映着语言的特性，还有对语言的反作用，在某些情况下影响语言的演变过程。

　　5. 从以上几方面看，字是汉语中最基本的结构单位，这一性质贯穿古今。汉字编码与汉语结构单位的编码模式有相当大的一致性，语义关联是编码原则的基础。字的编码原则延伸至字以上的结构。

　　6. 在汉语语法中，字无疑承担了语法功能，但无论是字类还是虚字都是以基本的语义属性起到结构关联的作用，与语形语法有所不同。

　　7. 汉语语法中各种语义范畴最终体现在表达中，与说话者的主观性不可分。其中有定范畴是最重要的，这一范畴在汉语和印欧语中的差异，正与前者句子的开放性和后者句子的封闭性相对应。语言编码机制的不同，最终在语言表达的实现中，表现出不同语言巨大的差异。

　　徐先生的字本位理论中，包含着对中西语言学史的梳理反思，对语言根本性质的重新思考，以及对语言学研究方法论的深入探讨，这是形成字本位研究思想的基础。从这一研究基点看，字本位理论更像是一套基于汉语的普通语言学理论体系，这种对揭示语言一般原理的自觉追求，尤其反映在徐先生后期的研究中。

　　通过以上概述我们已经能够感受到这一理论视野带给汉语研究的启示。这一理论对许多汉语语言现象的解释已经揭示出其间深层的内在的联系，许多以往不同的汉语研究成果得到有机的综合。相信这一理论体系对于中国的理论语言学的发展会有更深远的影响。

                  （作者系北大中文系副教授，长期师从徐通锵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