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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可桢论通识教育 
作者:[竺可桢] 来源:[] 2012-12-22

    阅纽曼关于通才教育之解释.谓大学教育之目的在于造成英国派式之君子而非一个基督教徒或宗教家,大学所教乃理知而非道德.南宋朱、陆之争,朱主张导学问,陆主张导德,故陆久渊笑朱晦庵诗:“简易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沉浮。”则大学所教多为支离事业。纽曼以为大学正可将各家之意融为一炉而贯通之,而其理即在其中矣。(1945年9月日)(《竺可桢日记》第2册P863)

    现阅哈佛关于通人教育的报告,第二章54页谓:所谓通人教育,其目的在使民主国之国民能对于选人、择业知所取舍。在现时专门技术时代,一人不能无所不精,必须依赖专家,故生病则求医,涉讼则见律师,走远则要汽车夫,电灯发生故障则请机匠。通人教育不能使人为良医、大律师,但能使人与医生、律师接谈以后,知其良莠。(1945年12月21日)(竺可桢日记第2册P888)

    侧重应用科学,而置纯粹科学、人文科学于不顾,这是谋食不谋道的办法。(竺可桢:《新生谈话会训辞》,《浙大日刊》1936年9月23日)

    1946年7月,教育部开会讨论大学组织法时,竺可桢提出要修改原有的大学宗旨,但未获成功。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次即讨论大学组织法。……最要的为组织法第一条'大学宗旨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下,余主张把通才教育加入,即西文liberal Education,未得通过。”(《竺可桢日记》第2册P592)

    国家为什么要花费这么多钱来培植大学生?为的是希望诸位将来能做社会上各业的领袖。在这困难严重的时候,我们更希望有百折不挠、坚强刚果的大学生来领导民众,做社会的砥柱。所以,诸君到大学来,万勿存心只要懂了一点专门技术,以为日后谋生的地步久算满足。(竺可桢:《大学生之责任》,见《国立浙江大学》,台北,浙大校友会印行出版,1985年版,62页)

    我们受高等教育的人,必须有明辨是非、静观得失、缜密思虑、不肯盲从的习惯;然后在学时方不致害己害人,出而立身处世,方能不负所学。大学生不应如中学生时代之头脑比较简单,后者常赖被动的指示,而必须注意其精神的修养,俾能对一切事物有精细的观察,慎重的考虑,自动的取舍之能力。我们固不肯为传统的不合理的习惯所拘束,尤不应被一时感情所冲动,被社会不健全潮流所转移,或者受少数人利用。今后赖许多教授指导和人格感化,希望诸位更能关于关于运用自己的思想,不肯做轻率浮动的行为。10年20年以后的诸君,都可以成社会的中坚分子,而中国今后是最需要头脑清楚善用思想的任务。(竺可桢:《大学教育之主要方针》,见《国立浙江大学校刊》,第248期,1936年)

    余之政策,数、理、化与国文、英文必须有第一等的教授。(《竺可桢日记》第2册P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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