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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彭小明 :汉字简化的百年误区 
作者:[彭小明] 来源:[联合早报网2009-03-07] 2012-12-01


  联合早报网刊登了胡祖庶先生关于简化字问题的文章,其中主要针对我的一些观点阐发了他的想法。其中的枝节问题不甚重要,关键的问题我觉得必须做出一点回应,给读者一个明确的对照,这样才显得符合百家争鸣的原则。他喜欢用历史、美学等多角度的观念来分析汉字问题,我也完全愿跟随大家一起讨论。2007年底,关于简化字的一些列思考,我已经完成了一本新书《汉字简化得不偿失》,由香港夏菲尔出版公司出版,(北京作家章诒和女士序)。胡先生所谈的许多问题,书中都有详细地分析。估计胡祖庶先生还没有阅读这本新书,所以有些问题已经是过时的问题了。

  1、文化断层

  关于简化字造成文化历史断层的问题,不是我一个人提出来的。问题在中国大陆已普遍存在。每个中国家庭只要让孩子读一读港台的报刊,就知道此言不虚。胡先生说大篆演变成小篆,小篆演变为隶书,隶书演变为楷书和草书也是“简化”,完全是搞错了概念。这些演变跟五十年代的简化字根本不能做简单类比。从甲骨文到小篆,再到隶草行楷,是汉字从象形到抽象的成熟过程,其书写物质从龟甲、牛骨发展到竹木简策,再发展到丝帛而纸张,其书写工具从火烫、刀刻,发展到毛笔墨砚,其思维状态从象形记事发展到书法审美。完全是一个从原始到文明,从蒙昧到自觉的自然演进、水到渠成的过程,秦始皇的书同文只是顺应历史的需要,首次从政令上完成的统一。而1956年的简化跟书写物质和工具的改变基本无关,(电脑输入是八十年代的事情)。汉字已经稳定了约两千年,承载了大量的古典文献,依然具备顽强的生命力,港台人民沿用至今,电脑输入成功皆证明了这种生命力。每个民族对文字作一定的调整和改进都是可能的。但是五十年代的简化却根本不是这样,而是准备取消汉字。1956年1月27日中共中央转发的文改会、教育部党组文件说:“吴玉章同志在报告中阐明了中央和毛主席关于文字改革的方针,即汉字必须改革,汉字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而在实现拼音化以前,必须简化汉字,以利目前的应用,同时积极进行拼音化的各项准备工作”。汉字简化实际上是拼音化的准备工作和权宜之计。例如最为糟糕的同音替代,本质上就是为汉字表音化,汉字向拼音化转变做铺垫。然后,中央文件还宣布,第一批简化字就在公布之日,即四天之后(二月一日)全国推行。文件显示,对于汉字要不要简化,汉字应不应该拼音化,并没有经过讨论,甚至没有听取过反对意见。也没有经过试点,更没有对简化字能够提高认字效率作过科学论证。因为仅是“暂用一时即将废止的文字”,所以已没有必要过细地斟酌和推敲。谁知一用竟然五十多年,现已明确认识到,根本无法用拼音取而代之。必须指出的是,中国大陆流行的所谓“汉字的发展就是不断地简化”的说法也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许慎《说文解字》的时代正是汉字形声字大量形成的时代,很多加上偏旁形成的新字,决不是简化了,相反倒是繁化了。例如羊和祥,厶和私,知和智,希和稀。同时也有一些汉字简化了。如集,原来上面有三个隹,后来只留下一个。这一过程不能简单地称之为简化,应该说是抽象化和笔画化,或者说形声化,(汉字的80%都是形声字)。这些变化没有造成文化断层,反而伴随了文化的进步,从陋野走向了雅训,从粗放走向了精微。汉代以后,特别是魏晋以降,经过长期的行政统一和厉行科举,汉字保持了基本的规范传承。差不多经历了两千年一脉相承的稳定,先秦两汉的大量典籍经过历代文人的整理也大多被抄写、刊印成了繁体字文本。形成了举世罕见的中华文明的遗产宝库。这个传承被简化字搅乱了。不仅正字法被彻底改变,而且中国大陆的人民非经训练看不懂古代的文字了。五十年代的高中生可以轻易地辨认任何楷书、行书的古文典籍,隶书的文献也基本可以辨认,甚至理解颜真卿《多宝塔》字帖的内涵。现在的高中生一般都很困难了。这不是文化断层是什么?中国历史上即使是外族入主,山河破碎,也没有发生过这类严重的文化断层现象。

  国民党政府时期曾经两度提出简化,(大陆1935年和台湾1952年),皆因内部(戴季陶和胡秋园)反对而搁寝。《汉字简化得不偿失》有专门一章叫做“中华民族的宿命”,就是说简化运动。西学东渐以后,左右两派,乃至毛蒋两人都主张简化。这就表明我们这个民族在日韩越的拼音化和西方文化帝国主义欧洲中心论、苏俄语言文字阶级论的铁壁合围中已经无法摆脱汉字简化的悲剧宿命。我在该书中谈到,如果两岸实现和平民主建国的话,也无法摆脱这一场宿命,但是由于当时拼音派、汉字改革派和反对派都还健在,按照民主协商、边试行,边改进的办法,不这样仓促、不这样草率,说不定经过一二十年的尝试,最后等到了七十年代的电脑信息时代,这一场汉字悲剧的宿命就可以不太痛苦地安然度过了。然而,历史没有假设。国民党政权政治独裁,但在文化争论方面多少还可以发表一些反对意见,所以台湾接受了批评。而共产党领导人在决策方面没有商量余地,于是实行了简化。不幸在实行不久,大陆发生惨烈的反右运动,凡是对文字改革提出批评的人都被打成右派,头号大右派章伯钧的第五条罪状就是反对简化字。从此,没有人再敢对简化字说三道四,否则就会遭到严厉处分,株连家属子女。

  2、害怕劳动人民识字?

  胡先生说封建统治者害怕劳动人民认字,是极左的语言文字阶级论的表现。中国近两千年的科举制度并没有对普通农家子弟实行过不准入学的歧视制度。(以风化为由对娼优子弟确有限制)。陈胜能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黄巢能写黄金甲诗,朱元璋能念佛诵经,登基后删削孟子,李自成自幼识文断字,兵败时仍读兵书,李秀成被俘后写李秀成自述虽多错字,亦可达意,这些农民起义头领都不是文盲,难道皆是偶然的吗?历史上中国农村各地多有公田制,公田出产之钱粮供族中贫家子弟入学。著名学者钱穆、钱伟长叔侄就是这样成才的。百岁大学者季羡林回忆他自幼家贫如洗,上大学就是依靠山东清平县的官助。清末兴义学的武训免费供贫苦子弟上学,竟得到朝廷召见,御赐黄马褂是当时天下最高的褒奖。统治阶级看来根本不害怕这些贫寒农家子弟知书识理嘛!

  3、汉字太难

  胡先生列举的一大堆两岸名人几乎都已经作古,到本世纪刚刚去世的巴金则已经对他过去拥护简化的主张发出了沉痛的忏悔。在《随想录》中他认识到,汉语汉字并不比西方拼音文字难学。“语言文字只要是属于活的民族,它总是要不断发展,变得复杂,变得丰富,目的是为了更准确,更优美地表达人们的复杂思想,绝不会越来越简化,只是为了使它变为简单易学。”其他如陆定一、王元化等已故中共名人,也提出了反对简化的想法,2009年2月,季羡林这样的老学者也直接质问道:两千年中国人都使用了繁体字,现代人怎么就觉得太难了?

  4、简化字易认易学吗?

  胡先生的认识还停留在“简化字易认易学”的误区中。早在2005年我已经指出,从心理过程来说,简化字并不比繁体字更易认易学。胡先生到今天仍然坚持说那是电脑的功能,而不是人脑的功能。甚至用人上楼梯的事例来做比较。这样的认识完全是大错特错了。恰恰是人的大脑不是像上楼梯那样一级一级地行动(处理信息),而是同时一下子处理组合型信息。正是电脑信息论的发展促进了认知心理学的发展。心理学发现,大脑对信息使用了并行加工parallel processing,(即同时地处理多重信息),而不是系列处理serial processing(即逐个地处理多重信息)。字形,作为一个整体的视觉图像被传输,繁体字是一个视觉图像单位,简化字也是一个视觉图像单位。视线扫描的面积都是相同的字形方块。简化字的空白虽然多一些,可是视线扫描并不能忽略这些空白,空白和笔划在传输信号意义上是同等信息量的信号。阅读一个汉字,不论繁简,用信息学的说法就是对这个方块字整体地,而不是按笔划进行扫描、编码、储存,再提取、比对,做出判断,认识或者不认识,理解或者不理解。跟这个汉字的笔划数量没有关系。

  认知心理学的理论可以说使得简化字的基本理论从此彻底地轰然倒塌。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所有既熟悉简化字又熟悉繁体字的老年知识分子都有体会,阅读简繁两体,速度完全一样快,没有任何分别。另一个简单实例是,实行简化五十多年,儿童的识字教育依然不能缩短,仍然是六年,两岸三地基本相同,大陆的儿童反而缺失了对传统汉字的敏感。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根据认知心理学和信息学原理的分析,简字不简,繁字不繁。简化字幷不好记,繁体字幷不难记。

  2005年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研究中心的江新博士在德国美茵兹大学作了报告,无意中使用了许多心理学实验的例证,无论是北京的小学生,还是台湾的大学生,还有西方的留学生的实践都表明,汉字的笔划数量对于学生认读汉字没有影响。甚至有一项实验的结果令人十分惊异,京郊小学生的认读心理测试中: 棗、養、爺、鶏、壺、亂、飯、鐡等八个繁体字的认读成绩,反而比简化字更好。心理学实践经验告诉我们,人们阅读认字的时候,是把整个汉字图像作为一个整体,一眼看去,就可基本辨识,而无需把每一个笔划都数过才认识一个汉字。只有当遇到相似的字或比较模糊难以分辨的情况,才多看上一眼,把不确定之处加以确认。也就是说,人认识汉字是利用汉字图像的整体信息识别的过程。人们对笔划断裂或笔划模糊的汉字仍然可以大致认字,这一事实也证明人的认字过程不一定需要一笔一划。

  认知心理学有一个组块原理,比如说,(字例) 101001000100001000100,共21个数字。人们很难一下子记住这么长的一个数字。但是如果我们将它分解成六个组块,(字例)10,100,1000,10000,1000,100。我们就能轻而易举地重述这个数字。比如说, tothepark 学过英文的人很快能分析出,是三个部分组成的:to the park. 如果学习过new、news和paper 以后,再学newspaper 就觉得方便好记。英文还有很多意义不完全确定的范型、字根和前后缀 pro, ent, ex-, -ous, -nis, -tor等等,汉字也有许多偏旁部首。例如马,贝、车、讠、门等等。心理学家还发现,这些组块,也就是偏旁,一旦被记忆,里面到底有多少笔划,多少成分,就不再发生影响,就变成了一个简单的记忆单位。汉字简化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将偏旁简化。从这一原理来看,偏旁作为组块,一旦记住这个偏旁,里面的笔划是多是少,对于记忆已经不发生影响。马和馬,一样的好记。将偏旁减少笔画就成了多此一举。1983年国家语委颁布统一部首表,水氵,金钅,食饣……合并,汉字教学中,被简化的偏旁原来是什么意思,多少笔划,仍然要求学生学会。结果繁体偏旁不能废除,简化字在记忆上又并不优越,简化有什么意义?

  汉字中形声字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形声字就是由形旁和声旁组成:言(讠)表示说话,义表示读音,就是議(议);車(车)表示与车辆有关,侖(仑)表示读音,就是輪(轮)。偏旁越常见,越容易记住。一旦记住,笔画多少就不起作用;而将这些偏旁减少几个笔画,就越没有意义。

  其他非形声字也有很多是带有常用或次常用的偏旁的。

  学习汉字就是积累很多偏旁印象,一旦一个偏旁成为固定的记忆组块,以后出现在其他地方,记忆就跳跃完成。从论推广到轮轮纶囵,简化不简化都一样。

  一般人的初级记忆单位大概是多少呢?一般是七个左右,多则九个,少则五个,几乎同样便于记忆。汉字的成分多半两三个,四五个,而六七八个偏旁在一起成为一个字就很少了。声音的聲---声,被省去了两个成分,殳和耳。其实都是比较常见的部首,单位仍在七个之内,耳旁更是逻辑提示,便于进入初级记忆,然后向长期记忆推进。

  认知心理学的原理帮助我们分析汉字记忆的过程,在《汉字简化得不偿失》这本书里面,我对五十年代汉字简化的八个原则,分别用典型字例作了分析。证明只有少数例外,比如鬱、龜这样的汉字,没有常见偏旁,确实不容易记忆以外,大多数简化字只是少写了几个笔画,在记忆上没有帮助。而这些极少数例外的情况,决不能成为汉字全面简化的理由。总之,心理学已经证实,简字不简,繁字不繁。这个发现推翻了人们长期以来的一个想当然的错误想法,所谓“简化字易学好记”。

  心理学认为,对称的汉字或偏旁易学易记,可是简化字偏偏将一些对称的汉字或偏旁变成了不对称:車车、門门、貝贝、華华、東东、賣卖、鬥斗、爾尔、會会、過过、……

  5、简化字提高了书写效率吗?

  以上介绍的认读情况,下面再说书写情况。每个人的认读总比书写多很多倍,越是普通人,书写的成分越少于认读。简化字的确比繁体字容易书写,虽然并不更易记忆,但至少可以少写一些笔画。这只是表面现象。我们知道,简体字并不是五十年代出现的。在中国传统社会早已流行着大量的行草简字。学校教师和学生世代相传,心领神会。财会金融、中医中药部门还有行业间的通用行草简字。这些行草简字也是中国人民文化遗产。简化方案却仅仅将其中的书、尽、农、长、专等等一少部分吸收进来,成为规范字,其余还有大量两岸流行的行草简字被排除在外。一旦方案规范化以后,那些过去流行的行草简字就变成了不规范汉字,不再流行,而且在文革中知识分子不得这样书写,因为弄得不好会被指责是故意作弄劳动人民,打击工农子女。

  草书楷化实际上是减低了书写速度。规范化客观上是制约了知识分子的行草速度,变相地楷书化。因为人民中书写的主体是知识分子,劳动群众的书写总是比他们少得多,方便了劳动群众书写(认读效率并没有帮助),却减缓了知识分子本来的日常行草书写。看看历史上的许多名人书简,就可以明白这个情况。(行草简字许多都不同于简化字,各人的喜好和选择也不尽相同)。所以,简化字的推行从民族书写的总体上并没有提高效率。简化五十多年来,至今没有人敢于说破这个非常简单的事实。

  6、简化字的丑陋

  胡先生的简化字美学也没有说到要害处。清华校长顾某不认识古诗中的汉字,恰恰证明了长期隔绝接触传统汉字,大陆知识分子的文化断层心理现象的严重性。若说简化字笔画少,没有简化的“一二三大小你好工人”,笔画也少,为什么要说简化字不美呢?其实简化字如果仅仅减少一些笔画,应该不脱离原来的点横撇捺,从间架、布白等多方面来说仍然是一样的。问题是草书楷化不协调。明明是草书的气韵笔势,却改作楷书的姿态。好比是庄严的军队方阵中裹挟一位跳跃的芭蕾舞演员,好比团体操有序的动作中胡乱滚出一位马戏团丑角。芭蕾舞和丑角也是美的创造,但是必须跟整体协调。另外,汉字的美很大一部分借助于汉字的对称视觉。可惜简化字伤害了不少原本十分对称的汉字或偏旁:車车、門门、貝贝、華华、東东、賣卖、鬥斗、爾尔、會会、過过、……

  总而言之,对于简化字的认识存在着百年误区。当伽利略利用比萨斜塔做了试验,证明轻重两个重物同时下落,同时落地,而不是重者先,轻者后,才逐渐将人们心中的想当然驱散。我写这本新书也是想献给所有的炎黄子孙一座比萨斜塔。许多详细的论证,以及如何废除简化字,书中已经叙述,这里不可能重复。(参看附录,该书的目录)

  任何改革,总是要有所改善,有所进步。可是简化字实际上对于认字和记忆,对于书写效率,均没有好处,而且对于两岸文化上的统一(奥地利、瑞士和德国行政不统一,至少文字却是统一的),对于人民的文化延续,国民素质的提高,对于电脑信息处理(简繁转换,占用编码空间,古籍今译)都是严重的障碍和负担。简化字完全是无用的赘疣就应该及早废止,越及时越好。好比我们家中有一把祖传钢刀,略有锈斑,仍可使用。有人拿来一把合金新刀,说是如何锋利好用。结果用后发现,只能切新鲜嫩肉,切不动陈年腊肉、香肠,也切不动羊肉牛肉,而且合金的元素可能伤害手掌中的血液,造成思维或生育障碍。对于这样的新刀,还是赶快拿走不用,将祖传老刀磨砺擦洗,重新启用。

  我还愿意向读者补充几句:百年前“消灭汉字,先简化,再拼音化”的想法是一种错误思想,已被实践所证明。当然这些想法本是前辈们强国梦的一部分,我们不必苛责前辈。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这些“去汉字化”错误思想的背后,也存在着西方文化帝国主义欧洲中心论(包括日本的脱入欧论)和苏俄语文阶级论的阴影。他们的走向就是要消灭东方的独特文化,一切文化都向西方靠拢。这类文化霸权思想已经没落,少有人公开鼓吹。现在新的思想是绿色的人类文化思想。各民族的文化都有生长发育和繁荣的权利。当人类具备绿色文化意识以后,再也不能去人为地废止某种语言文字,或抑制某种语言文字,反而应该在必要的时候,伸出援手去救援那些受到戕害压制的语文,让它们继续存活下去。自然语言和相应的文字是人类文化的创造物。如自然物种一样,一旦失去,就将永远失去。汉字并不排斥有分寸的改革,以适应现代化,但是汉字简化是一场人为的摧残,伤筋动骨,剪除汉字的遗传密码,危及汉字的生命传承。如果废止汉字则势将危及文化的生命。而汉字简化正是废止汉字的前锋行为。

  砍伐森林,破坏环境我们都知道是很不文明的言行,自然生态的破坏已经带给人类许多灾害。但是很多现代人还没有意识到,对于我们的文化生态其中包括对传统汉字的摧残,也是犯罪。目前已经造成了文化断层的现象,如不及早回头,今后危害还将进一步扩大。汉字简化不仅不是有益的改革,而是一种反文明、反文化的落后的愚昧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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