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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效民:琉璃厂的兴衰与中国文化的命运 
作者:[智效民] 来源:[] 2012-11-04

    位于和平门外的琉璃厂文化街,是北京著名的景点之一。早在元代以前,这里还是郊外。元朝建立后,统治者在这里设立官窑,专门为皇宫烧制琉璃瓦。明成祖迁都北京以后,由于修建宫殿的需要,琉璃厂的规模得以扩大,并成为工部的五大工厂之一。到了嘉靖年间,因为修建外城的需要,琉璃厂变为城区,那些官窑迁到门头沟一带。清朝建立以后,严禁汉人在内城居住,大批汉族官员便把家安在琉璃厂附近。

    1772年,乾隆皇帝为了编纂《四库全书》,下令征集天下图书,并任命纪晓岚担任总编纂。为此,全国各地书商纷纷携带形形色色的书籍来到琉璃厂售卖。时间一长,这里就成了古籍善本、手抄秘籍、碑帖字画、和文房四宝的集散地。

    《四库全书》的编纂,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项巨大工程。这件事费时之长,耗资之巨,可谓史无前例。那么,乾隆皇帝为什么要搞这样一项大型文化工程呢?这与他所奉行的文化专制主义有关。据统计,康熙在位61年,较大的文字狱11起;雍正在位13年,著名的文字狱20多起;乾隆在位60年,大型文字狱130多起,大大超过他的前辈。此外,乾隆还创造了以“搜集古今群书”为名、行查办禁书之实的统治策略。也就是说,乾隆皇帝编纂《四库全书》的真正目的,就是要通过这一大型文化的工程,彻底销毁具有早期民主思想和“反清”意识的图书。因此,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查缴禁书3000多种,焚毁的图书70多万部。这个数字与《四库全书》所收书籍数量几乎持平。难怪历史学家吴晗会说:“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

    此外,《四库全书》还根据统治者的需要,对所收古籍作了篡改。比如把岳飞的“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改为“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把辛弃疾的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改为“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宋主曾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胡虏”、“匈奴”、“寄奴”等词语,不仅犯了清廷大忌,还容易鼓舞读书人的骨气。因此鲁迅认为:阅读《四库全书》之后,将“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作者里面,也曾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

    就在乾隆皇帝编纂《四库全书》的时候,欧美国家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773年,也就是乾隆皇帝开设四库全书馆的第二年,美国波士顿人民因不堪忍受英国军队的血腥镇压,开始进行反抗。两年后,他们在莱克星顿打响了独立战争的第一枪。经过十年苦战,美国终于获得独立。在此期间,美国涌现出乔治·华盛顿、约翰·亚当斯、托马斯·杰斐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本杰明·富兰克林等一批伟大的政治家。几年后,法国大革命爆发,革命者不但攻占了专制主义的象征巴士底狱,还召开制宪会议,通过《人权宣言》,从而使天赋人权、君主立宪、三权分立等思想日益深入人心。这一切,与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等思想家的努力有关。

    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产物。康德认为:“启蒙”就是使人们脱离未成熟状态,把人们从迷信或偏见中解放出来。因此,18世纪启蒙运动就是要用天赋人权反对君权神授,用三权分立取代独裁专制,用自由民主根除贪污腐败。在启蒙运动的推动下,许多优秀人才投身于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从而爆发了工业革命。相比之下,当时的中国读书人却仍然醉心于科举和考据。从此,中国与欧美国家的差距开始拉大。另外,由于当局沉浸在“盛世”的迷梦之中,所以官场的腐败也在所难免。其中富可敌国的大贪官和坤,就是最典型的案例。

    话说回来,《四库全书》的编纂,毕竟让琉璃厂进入鼎盛时代。到了辛亥革命以后,这里仍然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比如1912年5月,鲁迅到北京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就去琉璃厂买了一套古书。随后,逛琉璃厂成了他的一大爱好。另外,琉璃厂旁边就是厂甸,所以周作人在《厂甸》中写道:“厂甸的路还是有那么远,但是在半个月中我去了四次,这与(钱)玄同(刘)半农诸公比较,不免是小巫之尤”。

    1949年以后,读书人成了政治运动的主要对象,再加上公私合营等政策的实行,琉璃厂陷入不死不活的境地。文革开始后,琉璃厂所有字号在“破四旧”中被迫停业,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前夕,各家店铺才陆续开业。当时店面里只能摆毛泽东著作,个别书店摆一两本旧书,也是专供外宾购买的。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

    上世纪80年代以后,琉璃厂经过短暂复苏,又淹没在汹涌澎湃的经济大潮之中。90年代时我曾到过这里,还看到一些旧书旧刊。但因为要价太高,只能是看一眼罢了。最近,我又专门去了琉璃厂一趟。这里本来是以旧书买卖闻名于世的,但是我从琉璃厂西口走到东头,却没有看到一本旧书。于是我想,从琉璃厂300年的兴衰中,人们不难看到中国文化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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