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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玉忠:答吴敬琏——为什么说主流经济思潮误导了中国改革 
作者:[翟玉忠] 来源:[] 2006-01-14

反思改革是一种进步,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走向成熟的标志

    前不久,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 》采访时对主流经济学家屡遭到媒体和公众质疑一事公开反驳道,“主流经济学家到底惹谁了?凭什么说中国主流经济学家误导了中国改革,扰乱了市场化的方向,造成了各种灾难?我认为这个判断根本上是不对的。”他进一步指出:“如果说主流经济学家是指那些能够对经济发展起到一定重要作用和影响,起到一定促进作用的学者的话,那么,全世界都承认20年里中国经济发展得非常好,主流经济学家也影响了中国经济发展,而他们却反而成了‘王八蛋’了,这是怎么回事?”

从国企改革,到医疗改革,再到教育改革,人们反思改革是一种进步,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走向成熟的标志。我们应珍视这种成熟,如果过去的主流思潮有问题,我们应立刻改正,而不是谁反对主流就是太岁头上动土,“友邦”说中国改革形势一片大好我们就高呼万岁,人云亦云的结果只能是失去清醒的头脑和辨别是非的能力。那么为什么说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主流经济思潮误导了中国改革呢?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主流改革思潮违背了后发国家实现工业化的基本规律,将中国改革开放简单地理解为自由开放,使国家工业能力受到了极大的损害。

应该说一个后发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早在马克思时代就解决了。当时伟大的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1789-1846)在总结了西方各国的工业后经验后指出,工业能力对是国民财富产生的最终原因,如果没有工业能力,拥有大量硬通货(还有膨胀的GDP)的国家也会很快变穷。对于一个后发国家来说,保护自己正在上升中的工业能力是必须的,自由开放政策最多只适用于那些已经拥有强大工业竞争力的国家。李斯特用“经济发展阶段说”将各国经济发展分为五个历史阶段,即原始未开化时期,畜牧时期、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农工商为时期。不同时期应实行不同贸易政策。比如在农业时期,实行自由贸易,自由输出农产品,自由输入工业品,一面促进农业发展,一面培育工业基础。在农工业时期转而实行保护贸易,对具有发展可能的工业,采了措施防止外国竞争,保护民民族工业的建立与发展。在农工商业时期,则转而实行自由贸易,用先进工业打入外国市场,以获得最大的贸易利益。李斯特还举例说英国在农工业时期,采用重商主义保护政策,加快工业发展;在农工商业时期,就以后进国家为牺牲转而实行自由贸易。当时的美国和德国正处于农工业时期,以实行保护贸易为有利。等到进入农工商业时期,才有实行自由贸易的条件。

如果我们考察美国和德国的经济发展史,我们就会发现二者基本上是按照李斯特所说去作的。通过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这两个国家在十九世纪末建立了强大的工业能力,成为世界级的经济强国。中国的主流经济思潮则不是这样,为了“与国际接轨”,他们无原则的开放中国市场,开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极大地影响了我国的国防安全,连西方经济学家也认为中国的开放程度超越了他的经济发展水平。事实上直到今天也没有任何一个西方发达国家允许别国几乎没有市场准入限制地侵入自己的战略产业。

其次,主流改革思潮错误地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解为由计划经济到自由市场经济的转轨,而他们头脑中的“自由市场经济”从来没有在这个星球上存在过。

去年有一本关于全球化的著作格外引人注目,它就是华盛顿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学者皮厄特拉·里奥利(Pietra Rivoli)所著的《T恤衫的全球之旅》(The Travels of a T-Shirt in the Global Economy)一书。在写这本书之前,里奥利承认出于职业习性她更偏爱亚当·期密200年前开创的自由贸易理论,认为只要让自己的学生、同胞和其他同事“明白”这一理论,每个人都会同意这一理论。

然而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棉田、到中国长江三角洲的纺织车间,再到美国市场,最后到东非一些国家如坦桑尼亚、乌干达和肯尼亚的旧服装市场,在作者走遍全球追寻完一件T恤的世界生产/销费链时发现,一件T恤的命运较少取决于市场力量,背后关键的力量在于政治、历史和那些努力逃避市场的运作,甚至那些对自由市场大唱赞歌的人也总是努力逃避市场竞争。在一件T恤的生产/销费链中,不同阶段的胜利者是那些不善于市场竞争而善于避开市场竞争的力量。这些逃避市场的力量对穷人的损害远大于市场竞争本身对这些人的损害。比如制成T恤衫的原料德克萨斯种植的棉花具有竞争力,不只是因为美国南部各州拥有肥沃的黑土地这一“比较优势”,而是因为美国政府对该行业投入了巨额资金,以及相关利益集团坚持不懈的游说行为。里奥利指出,对生产环节的直接补贴,以及政府常年支持下投入的大笔投资,正在损害西非地区广大棉花种植者的利益,他们比德克萨斯的棉花种植者贫穷得多。

大家知道,T恤是当今全球化大生产中最普通的产品,从一件T恤的市场命运我们看到,全球化时代不存在中国许多学者不断鼓吹的自由市场经济,就像里奥利女士所发现的那样,市场只不过是嵌入政治和历史密谋网中的一颗棋子而已。当我们以更高的价格竞购美国石油公司失败的时候,当我们的电视产业对外国中间件的依赖已经越来越大的时候,当我们的纺织品遭遇特保从那些人编织的WTO天堂中跌落的时候,是我们一些经济学家睁开眼睛看清世界市场本来面目的时候了。

里奥利博士最近写信给笔者说,她的《T恤衫的全球之旅》中文版将于今年在中国大陆出版,笔者建议中国一些经济学家多读读这样严谨描述“真实”世界市场的著作。


最后,主流改革思潮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泛市场化,灾难性地将市场化改革引入了医疗、教育等公共生活领域。

有一次笔者遇到一位在公安战线工作的年轻干警,他告诉我说他们是有经济任务的,就是要罚一定数量的款才算完成了工作指标。我问他完成这些任务难不难,他说所里基本每个人都能完成,只要多抓些嫖客就行了;我说这样怎能行,他的回答令人惊讶万分,他说市场经济时代就是这样,局里经费也不宽裕。

我们的有些经济学家宣传效率是如此之高,连公安部门都能市场化,那还什么不能市场化。教育、医疗,就业当然都可以市场化。结果呢?经济发展了,GDP增长了,可中国老百姓的基本民生,看病、住房、就业、教育却没有了保障,国民财富没有实质性增长。劳动本来是一个人不可剥夺的权利,那些人却说要减人增效,结果人是减了,效却没有增(一位参与改制的大型工厂中层干部曾对笔者如是说)!

在西方,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将医疗、教育和就业等领域完全市场化,而中国的一切都被一些经济学家放到了利润的审判庭上,只要没有利润,就是可恶的计划经济,就是逆改革大潮,就要口诛笔伐——必须立刻结束中国经济改革中的泛市场化倾向,这种倾向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社会生活的稳定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这里我们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在过去20年中,中国许多经济学家(包括所谓的主流和非主流经济学家,就是吴先生所说的常在媒体上露脸的和不常在媒体上露脸的)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不过也应该看到,一些经济学家拿着国外基金会或其他特殊利益集团的钱贩卖书斋里编造的所谓“经济理论”,这样的学者是可耻的,应受到历史的严酷惩罚;笔者的确曾亲耳听到有经济学家气愤地称某些经济学家是“王八蛋”——我个人认为这种态度是不对的,学术讨论应针对思想而不是个人——所以我们反思针对的应是主流经济思潮,而不是主流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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