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错误的哲学会直接导致错误的实践。过去二十多年来，“凡是计划经济的东西都是错误的, 凡是市场经济的东西都是正确的”，这种非彼即此的二元对立思维，这种“两末之议”极大地损害了中国改革进程的正常发展。它将“市场”与“计划”从经济调控手段固化为经济学教条，从而别有用心地为“唯市场经济论” 张本。本文作者情满山川是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大学教授，此君以一种平怀，大隐于世——难得！

在中国任何模式一经被固化、被僵化，它就会失去光彩、失去创造力、失去生命力，今天在中国推行的“市场经济”体制正是这样一种被固化、被僵化了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备受指责，在这些指责面前，人们通常头也抬不起、腰也伸不直、说话也不能理直气壮。

这种状况集中体现在今天中国政府的身上。今天中国政府经常遭到指责，说它违背市场规律、违背市场化原则；这种指责有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也有来自国内急于想把中国推向资本主义的右派“公知”们,更为主要的是来自急于想彻底搞垮中国国有企业,全面实现私有化的政府部门的一些领导甚至是主要领导。无论是来自国内还是来自国外的指责，无论是来自民间还是来自官方的指责，在这些指责面前，政府的表现都是抬不起头、伸不直腰、不能做到理直气壮。之所以这样，就是因为今天的中国政府固守着一种已经被固化、被僵化了的市场经济模式。只有抛弃“市场经济”的固化模式，才能抬头挺腰、才能理直气壮。

一、邓小平从来没有说过在中国一定要搞市场经济

今天在中国推行的市场经济,实际上是以削弱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公有制经济为目的、全面实现私有化的市场经济。极力鼓吹全面实现私有化的市场经济的“领导”和“公知”们依据的理论是邓小平的市场经济理论。但这实际上是强加于邓小平头上的“伪市场经济理论”。

读遍邓小平文选，找不到一句邓小平说中国一定要搞市场经济的论述。

邓小平关于市场经济的论述，主要集中在这么几处： 

1．1979年11月26日上午，邓小平会见了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等人。会见中，邓小平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2．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以上两处是邓小平关于市场经济的最集中的论述、最明确的表达。当然关于市场经济邓小平还有一些其它论述，但其它论述都比不上这两处的论述集中、明确。以邓小平关于市场经济最集中、最明确的两处论述为例进行分析，可明确知道：邓小平从来没有说过在中国一定要搞市场经济。

第一处邓小平关于市场经济最明确的论述是这么两句“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第一句“为什么不可以搞”？这是一个疑问句，既然是疑问，就表示对“搞”与“不搞”市场经济拿不准，并不是说一定要搞；第二句“也可以搞”，这是一个选择句，既然是选择，那就还有另一个选择，就是“也可以不搞”，并不是说一定要搞。

第二处邓小平关于市场经济最明确的论述是这么两句“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第一句“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 在这里“计划经济”与“计划”显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无论是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都不同；第二句“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在这里“市场经济”与“市场”显然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并得不出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一定要搞市场经济的结论。

既然邓小平关于市场经济最集中、最明确的论述中都找不到在中国一定要搞市场经济的论述，那么，从1992年到2012年的二十年间，市场经济这一模式为什么却被中国政府做得越来越大、做得越来越僵化？这就不能只从经济上找原因，而必须从政治上找原因，即是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社会主义的基础是公有制，要和平演变的走向资本主义，就必须先削弱社会主义的基础---公有制；怎样才能削弱社会主义的基础公有制呢？这就是打着市场经济旗帜，大搞资本主义的私有化。

二、邓小平的“手段论”为什么演变为了“唯市场经济论”？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我们不否认，上述邓小平关于市场经济的论述中尽管没有明确讲过在中国一定要搞市场经济，但在当时的语境中，邓小平是想搞市场经济的。不过有一点必须明确的是，尽管邓小平也想搞市场经济，但邓小平要搞的市场经济,绝不是今天中国的这种打着市场经济旗帜大搞资本主义的私有化的市场经济。

邓小平关于市场经济有两点是非常明确的：

第一，它只是手段，“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就非常明确地指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可以利用两种“手段”，一种是“计划经济手段”，一种是“市场经济手段”，哪种“手段”有利于经济发展，就用哪种“手段”。任何稍微有点逻辑思维的人都知道：“手段”不是“体制”，更不是“制度”；所谓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是违背邓小平原意的。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伪命题。

即使按照邓小平“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来理解，也是把它作为一种“经济手段”来限定的，而不是把它作为一种“经济体制”、“经济制度”来提倡的。把“经济手段”演变为“经济体制”、“经济制度”，把“手段论”演变为“唯市场经济论”，这就是打着市场经济旗帜大搞资本主义的私有化的“顶层设计”。

第二，它有一个前提,这就是社会主义。即使按照邓小平“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来理解，首要的也是“社会主义”，其次才是“市场经济”。也就是说，无论是搞“计划经济”，还是搞“市场经济”，其目的都是为了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而不是削弱“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基础是公有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所以，一切以削弱 “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为目标的“改革攻坚”，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使中国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走资本主义道路。近年来，国务院出台的经济政策，有几项是为了巩固和发展“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对于那种打着市场经济旗帜大搞资本主义的私有化的“顶层设计”，“人们啊，你们要警惕啊！”。

三、 替“市场经济”辩护的逻辑为什么不能成立

为了把“市场经济”从“手段论”推向“体制论”、“制度论”、“唯市场经济论”，就必须向人们灌输一种新的僵化思想,在全国推行新的两个凡是,即“凡是计划经济的东西都是错误的, 凡是市场经济的东西都是正确的。”从而使人们不能对市场经济提出批评、不能对市场经济提出反对，谁要讲计划经济的好处，谁要讲市场经济的坏处，谁就会被扣上“极左”的帽子、被挨上“五毛”的棍子。动不动就抡起“极左”的帽子、“五毛”的棍子来棒杀对市场经济提出批评、提出反对的人和意见，久而久之，“凡是计划经济的东西都是错误的, 凡是市场经济的东西都是正确的”这样一种新的僵化思想形成。当这种新的僵化思想形成后，那种打着市场经济旗帜大搞资本主义的私有化的“顶层设计”就能够肆无忌惮推行。

事实上，从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计划经济，我们建立起了独立的工业体系、建立起了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我们从新中国成立时连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到拥有“两弹一星”，建立起了独立的国防体系；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们做到了既无外债又无内债，这一切无疑都是计划经济的成就与功劳。

我们不否认，当时人们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生活水平普遍较低，但这并不是计划经济的过错。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这么两个方面：一是经济的发展本身有个累积的过程，二是当时国家的重点不是民生。凡是经历过这段历史或是了解这段历史的人都不难理解这两点。新中国是在一个百孔千疮的农业国的基础上建立的，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大约是工业占17%左右，农业占83%左右。要在一个农业国的基础上建立起工业化的强国,需要积累工业化的第一桶金。新中国工业化需要的第一桶金，既不能象当年美国那样靠贩卖上千万黑奴来获取第一桶金，也不能象当年英、法、德、日等国那样靠发动对外侵略战争掠夺他国财富来获取第一桶金；新中国工业化需要的第一桶金只能靠人民的节衣缩食，所以，当时人们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生活水平普遍较低就没什么可指责的了，更不能归罪于是计划经济造成的，从历史发展的观点看，这是新中国走向工业化强国必经的历史阶段。没有当时计划经济所取得的成就与功绩，就没有后续的一切发展。

经济发展从来就不是只有一种模式，“计划经济体制”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利于社会公平，我们就用“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利于社会公平，我们就用“市场经济”；“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利于社会公平，我们就用“有计划的市场经济”。

结论：

1．邓小平从来没有说过在中国一定要搞市场经济。

2．邓小平实验的“市场经济”，只是经济发展的一种“手段”，不是“体制”，更不是“制度”。

3．过去二十年的“市场经济”实验，加剧了社会不公平，造成了严重的两极分化，邓小平说：“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了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邓选》第三卷-111页）严重的两极分化的现实表明“市场经济”的改革已失败。

4．经济发展从来就不是只有一种模式。今天的中国只有抛弃市场经济这样一种已经固化、已经僵化了的模式，探索或创新一种新的、适合中国实际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经济才能持续发展、中国社会才能公平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