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管仲的王道政治经济思想理论不主张靠暴力掠夺人民，也不使用武力掠夺他国财富，不推行殖民主义与强权政治使齐国强盛，而是靠“以人为本”，“先富民”后治国的基本国策，那么，怎样实现这个基本国策呢？
管仲的思想与政策就是发展市场经济。
由于管仲推行的市场经济是在其王道政治经济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所以我们称之为：
“王道市场经济”。
对于市场与经济，管仲在“以人为本”，“先富民”，后治国的王道政治经济理论指导下，实施了系列王道经济政策,所以政治经济大获成功。司马迁在《史记》中作了客观的记载：
“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15]”
（本段大意为：管仲在齐国执政为相之后，凭借小小的齐国滨临大海的地理条件，流通货物，积累财富，富国强兵，与普通人同好同恶。所以他的著作中说：‘粮仓充实就知道礼节；衣食饱暖就懂得荣辱；君王的享用有一定制度，六亲就紧紧依附；礼、义、廉，耻的伦理不大加宣扬，国家就会灭亡。颁布政令就好象流水的源头，要能顺乎民心。’所以他的政令浅显而易于推行，一般人所向往的，就因势而给予；一般人所不赞成的，就顺应而革除。 管仲掌理政事，善于转祸为福，转败为功。十分注意事情的轻重缓急，谨慎地权衡利害得失。）
市场是什么？
现代西方经济学认为市场是资源的配置方式和价格确定机制。萨缪尔森定义代表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定义：
“市场是买者和卖者相互作用并共同决定商品和劳务价格以及交易数量的机制。
在市场体系中，每一样东西都有价格，即物品的货币价值。价格代表了消费者与厂商原因交换各自商品的条件。如果我同意以8 050美元的价格购买一辆经销商的‘二手’福特轿车，这就表明该汽车对于我的价值高于8 050美元。另一方面，这一价格也必须高于交易商眼中该汽车的价值。二手汽车市场就这样决定二手福特车的价格，并经由自愿交易汽车分配给那些估价较高的买着。”[16]
关于买卖双方共同决定商品价格的机制，萨缪尔森写得非常轻松：
“对于生产者和消费者来说，价格还是一种信号。
……
在市场中，是价格在协调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决策。较高的价格趋于抑制消费的购买，同时刺激生产；而较低的价格则鼓励消费，同时抑制生产。价格在市场机制中起到平衡的作用。[17]”
对于市场配置资源，调节生产的作用，他继续描述道：
“在每一时点，市场都有一些人正在购买，而另一些人正在出售；一些企业正在投资于新产品，而政府正在制定管制传统产品的法规；一些外国企业正在美国开设工厂，而美国的企业也正在将他们的产品销往海外。在这些喧嚣混杂的经济活动之中，市场正在不断地解决生产什么、如何生存、为谁生产的问题。当市场平衡了所有影响经济的力量时，市场就达到了供给和需求的市场均衡。”[18]
也就是说，现代西方经济学核心思想是将市场看成是资源配置的方法与价格确定的机制。
相比之下，管仲对市场的认识比现代西方经济学全面深刻得多。
首先，管仲认为市场是汇集自然资源，商品交换的场所，是人们合作利用资源，解决国计民生的正道：
“市者天地之财具也，而万人之所和而利也。正是道也。[19]”
（本段大意为：市场是天地生产的财富积聚交易的地方，天下万民交换获利的场所，这是发展经济的正道。）
可见，管仲对市场认识不仅是商品交换资源配置的地方，实现商品价值的场所，已经提高到经济发展的“正道” 的层面上。
也就是说，发展市场经济是实现“以人为本”，“先富民”，后治国的“人间正道”。
因此，不能没有市场，没有市场就不能解决国计民生问题：
“聚者有市，无市则民乏矣。[20]”
（本段大意为：交换商品的人有市场，没有市场则人民的用度就匮乏。）
市场的机制作用是什么呢？
市场的机制作用就是通过商品自由交换来确定商品价格：
“市者，货之准也。”[21]
（本段大意：市场，就是确定商品价格的标准。）
也就是说，市场是确定商品价格的机制。
由此可见，管仲在世界上首次指出了市场的重要机制就是确定商品价格。
对于价格机制形成的结果，他认为不应该是暴利高价。因此他反对大资本操控市场导致高价暴利，主张普惠的低价格市场，其本质就是主张商品价格与价值相等。如果市场物价相对较低，就不会产生暴利，各种事业也能搞好，市场需求得到满足：
“是故百货贱，则百利不得。百利不得， 则百事治。百事治，则百用节矣”。[22]
（本段大意为：所以，各种货物价格低廉，那么各种商品就不能获得暴利；各种商品无暴利{价格与价值大体一致}，各项事业就都能治理；各项事业治理好了，各项需求就都能得到适度的满足。）
第三、市场中“自利利他”现象与“损人利己”现象并存
几乎所有现代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与理论家，在论述市场作用的时候，都引证亚当.斯密关于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伟大作用”来描述市场的合理与完美。集大成者萨缪尔森当然不列外：
“市场经济的有序性最早为亚当.斯密所揭示。斯密以其最著名的论断，即在本章开篇所引的《国富论》中的一段话，指明了公众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和谐一致性。他强调即使个人‘所追求的仅仅是自己的安全或私利。但是，在他这样做的时候，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着他去帮助实现另外一种目标，尽管该目标并非他的本意。追逐个人利益的结果，是他经常地增进社会的利益，其效果比他真的想要增进社会的利益时是更好。’
……
斯密关于市场机制运行的见解启发了当代经济学家——包括资本主义制度的歌颂者和批判者。经济学的理论家们已经证明，在一定的条件下，完全竞争经济是有效率的（请记住，经济效率是指：在不损害其它经济互利的前提下，已无法再增加某个人的经济福利）。” [23]
亚当斯密的这段著名的论述经过西方经济学家西尼尔，约翰.穆勒等人将其提升为理性的经济人假设奠定的第一块基石“自利利他原则”。当代经济学大家萨缪尔森与弗里德曼进一步完善，就演变成了萨缪尔森所说的斯密“指明了公众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和谐一致性。”
的确，人们在追逐利润的时候往往会产生主观为自私，客观利社会的效果。管仲早就发现这种“自利利他”的社会现象，他说：
“商人于国，非用人也，不择乡而处，不择君而使。出则从利，入则不守。国之山林也，则而利之，市尘之所及，二依其本，故上侈而下靡。而君臣相上下相亲，则君臣之财不私藏，然则贪动枳而得食矣。”[24]
如此，则“民自美安”，“民自富”。
“百姓无宝，以利为首。一上一下，唯利所处。利然后能通，通然后成国”[25]。
（原文大意是：商人对于国家并非无用之人。他们居住不挑剔其地，经营不择其国君，买进是为了赚钱，卖出也不会惜售。国家的山林等各种资源，用来盈利，这样就使国家的税收增长，朝中上下（有了税收）都可以进一步消费，君臣的财币不会窖藏不动，都会去追求流动中的利润使市场畅通，而普通民众就因此有工作而得以有饭吃了。
这样，人民自然富裕，社会自然安定。
百姓没有宝贝，惟有追逐利润。追逐利润促进市场商品流通，就形成了工商国家。）
由此可见，管仲早在两千多年前就观察到商人在追逐利润时候，受到利益这只看不见的手的牵引，往往会带来社会利益这种自利利他的市场现象。
不过，管仲虽然早就认识到这种私人资本自利利他的现象，但管仲与亚当斯密一样，同时清醒地认识到，个人的自利行为并不是必然的有利于社会，也常常损害他人利益与社会利益，造成社会危害，甚至危及社会稳定，因此市场并不完美，市场并不总是有效率，“自利利他”现象仅仅是一种现象，并不是一条市场经济的绝对原则或原理。
为什么呢？
管仲认为，由于市场的参与者是人，而人的本性是复杂的，人的本能是趋利避害的。人既不像孔子孟子认为那样完全性善，也不如商鞅韩飞认为那样完全性恶，而是善恶兼具，依据生存的环境条件而呈现出其人性的不同方面。所以，管仲说：
“凡人之情，得所欲则乐，逢所恶则忧，此贵贱之所同有也。” [26]
“民夺之则怒，予之则喜，民情固然”[27]。
“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恶害”[28]
（三段大意为：“凡是人的性情都一样，欲望得到满足则快乐，遇到所憎恶的则忧戚，这是地位贵贱之人相同的。”
“ 剥夺民众的利益则愤怒，给予利益则喜乐，这是人之本性。”
“凡是人，没有不爱利而憎恶祸害的。”）
可见，管仲对人性有深刻全面的认识，并没有被民众追逐利润可能产生的自利利他现象迷惑。他已经观察到，资本逐利时并非总是自利利他，也会常常损人利己。特别是随着资本的积聚与集中，市场就会出现大资本垄断操控市场，通过物价波动掠夺人民财富的现象：
管子曰 ：“……今则不然，民重而君重，重而不能轻。民轻而君轻，轻而不能重。”[29]。
（此段大意为：……现在则不是这样，由于市场虚假繁荣，商人控制了市场。商人贵卖，国家跟着贵卖，物价上涨了不能使之下降；商人贱卖，国家跟着贱卖，物价下降了不能使之上升回归合理价格。）
市场不仅仅是资源配置的方式，确定商品价格的机制，还是观察生产供给与消费需求的多与寡、失衡与均衡，社会稳定，天下的治与乱的重要标志：
“故曰：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30]。
（本段大意为：所以说，通过市场可以知道国家治理的稳定或混乱，可以知道市场供给与需求的多少。）
综上可见，管仲对市场的认识远比现代西方经济学将市场仅仅看成是资源配置的方式和价格形成的机制深刻全面得多。不仅发现了所谓资本自利利他现象，也洞见了资本损人利己的必然；不仅认为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方式、价格确定的机制，而且认识到市场是观察供求均衡与失衡的标志，观察社会兴衰治乱的重要风向标，还是实现“以人为本”，富民治国的人间正道。
第五、 市场是动态的，均衡不是固定不变
桓公对于市场供求波动与均衡十分关心，因此问管仲，这种均衡有没有固定不变呢？
桓公问于管子曰：“衡有数乎？”管子对曰：“衡无数也。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桓公曰：“然则衡数不可调耶？”管子对曰：“不可调。调则澄。澄则常，常则高下不贰，高下不贰则万物不可得而使固。”桓公曰：“然则何以守时？”管子对曰：“夫岁有四秋，而分有四时。故曰：农事且作，请以什伍农夫赋耜铁，此之谓春之秋。大夏且至，丝纩之所作，此之谓夏之秋。而大秋成，五谷之所会，此之谓秋之秋。大冬营室中，女事纺织缉缕之所作也，此之谓冬之秋。故岁有四秋，而分有四时。已有四者之序，发号出令，物之轻重相什而相伯。故物不得有常固。故曰衡无数。” [31]
（本段大意为：桓公问管仲：“均衡供求有定数没有？”管仲说：“没有。均衡供求，就是要使物价有高有低，不经常固定在一个数字上。”桓公说：“那么，均衡供求的数字就不能调整划一了吗？”管仲说：不能。调整划一就静止了，静止则没有变化，没有变化则物价没有升降差别，没有差别各种商品都不能被我们掌握利用了。” 桓公说：“那么，怎样掌握物价升降呢？管仲回答说：”一年有四个取得收益时机，分在四季。农事刚开始时，让农民按什、伍互相担保，向他们预售农具，这叫作春天的时机。大夏将到，是织丝绸做丝絮的时节，即夏天的时机。而到了大秋，五谷收获时节，即秋天的时机。大冬在室内劳动，妇女纺织，即冬天的时机。因此，一年有这四个获益时机，恰好分在四季。既然了解这四季的顺序，就可以运用国家政策，使物价有十倍、百倍的升降。所以，物价不能经常固定于一点。所以说，不同时期的均衡供求没有定数。”）
也就是说，在管仲看来，供求与物价有均和的时候，但均衡不是僵死的，固定不变的，而是动态变化的，因此，国家用政策号令来调控也应该是动态调控。
管仲对利益与利润有自己独特而深刻的见解，提出了以道德为范的王道市场经济的利益利润观，并据此提出相应的制度设计的指导思想：
“ 建当立有，以靖为宗，以时为宝，以政为仪，和则能久。非吾仪，虽利不为。非吾当，虽利不行。非吾道，虽利不取。上之随天，其次随人。人不倡不和，天不始不随。故其言也不废，其事也不随。
”[32]
（本段大意为：建立法规，以虚静为本，以合时宜为贵，以中正不偏为准，合乎这三条就能持久。不合乎法规，虽有利也不作；不合乎常规，虽有利也不行动；不合乎正道，虽有利也不取。首先要合乎自然大道，其次合乎人心。人们不应该提倡不合道的事，自然上天不始创的事不跟随。因此，其言论不会失效，其事业也不会失败。）
“非吾仪，虽利不为。非吾当，虽利不行。非吾道，虽利不取。”就是明确王道市场经济的利益观：利益必须合道、合规、合法。
合规中的“规”与合法中的“法”就是“建当立有”，制度设计的结果。制度设计的核心是“上之随天，其次随人”，即合道。
将社会道德元素植入利益利润观念之中，这正是现代西方经济学最缺乏的东西，也是彼得.德鲁克对现代西方经济学道德缺失进行批判以后呼唤人类下一种经济学应该具有的东西。管仲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这样的思想实在是伟大。
市场经济是交换经济。现代西方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产生的前提条件是明晰界定产权。科斯在1959年就指出：“清楚的产权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33]这就是著名的科斯定理。
什么是产权呢？
1、科斯的产权理论
科斯说，“我在《社会成本问题》中说明，在市场中交易的东西不是象经济学家经常认为的那样，是物理实体，而是采取确定行动的权利和个人拥有的、 由法律体系创立的权利。”[34]
显然，产权就是法律界定清晰的人们拥有的权利。可见科斯理论中的产权概念比资产所有权概念更为宽泛，它包括所有权和所有权派生的资产使用权、处置权、经营权、获利权等等。因此，全面理解科斯定理的思想就是：资产所有权及其派生的资产使用权、处置权、经营权、获利权界定明晰是市场经济的前提。
因此，并非必须要资产变为私有才产生市场经济。
或者说：并非私有制才是市场经济产生的前提。
这就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中著名的科斯定理。
科斯的产权思想被历史所证明是正确的。
但有的学者，特别是有的中国学者片面理解为明晰产权就是实现私有化。其理由是私有化的产权才是明晰的。这不符合历史真是。因为商品交换不是产生于私有制社会，而是产生于原始公有制社会中的氏族、部落之间。全世界的历史记载于考古证明力这一点，马克思.韦伯、卡尔.马克思、布罗代尔和曼德尔等也证明了这一点。
2、管仲的产权理论实践
在如何发展市场经济、促进社会生产力，刺激民众生产积极性的时候，管仲就直接提出了国君（国家）所有生产资料，采用委托民众使用经营，然后与民分利模式的产权理论。实际上已经提出了他独特的产权理论：王道产权理论。
首先， 管仲的市场理论中，早就隐含明晰界定产权的思想。
在谈到人们经商逐利自利利他，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时，管仲认为国家要“如鸟之覆卵，无形无声，而唯见其成”， ——这就是保护私人的产权。
而保护的前提必须是对这些权力的明确界定与认可。如果没有对这种权利的明确界定与认可，利益就会受到侵犯，就不可能进行保护。
其权利边界模糊不清怎么保护？权利受不到保护，谁还会“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入焉”， 甘冒危险去谋利？
而事实是，齐国率先成为工商发达的国家，说明齐国的产权制度建设与保护都十分到位。不仅保护好私人产权，而且保护好王有（国家）产权。
3、管仲产权理论：王（国）有民营 官民分利
为了发挥产权增殖的作用，管仲的政策不是将王有资产（国家资产）的所有权私有化，而是在保留国家所有的基础上，将国有资产的使用权、经营权、处置权、获利权等产权明确予以明晰界定，然后与使用者、经营者按明晰界定的权利共同分利。也就是说，实施的是“王有民营”的政策，本质上就是国有民营，官民分利：
桓公曰 ：“衡谓寡人曰 ：‘一农之事，必有一耜、一铫、 一鎌、一鎒、一椎、一铚，然后成为农。一车必有一斤、一锯、 一釭、一钻、一凿、一銶、一轲，然后成为车。一女必有一刀 ，一锥一箴一鉥。然后成为女。请以令断山木鼓山铁，是可以毋籍而用足。’”管子对曰 ：“不可，今发徒隶而作之，则逃亡 而不守，发民，则下疾怨上。边竟有兵，则怀宿怨而不战，未见山铁之利，而内败矣，故善者不如与民量其重，计其赢，民得其七，君得其三，有杂之以轻重，守之以高下，若此，则民疾作而为上虏矣 。”[35]
（此段大意为：桓公问管仲，衡对我说，一个农夫与织女必须有各种工具才能生产。请下令砍树木，开炉铸铁，那么工具就足够了。管仲说：不可。若派囚犯开山铸铁，他们可能逃跑；征发百姓去，百姓会怨言；边境打仗，百姓怀怨恨而不战。这样开山冶铁未获其利，反而先内败。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将这事交给百姓经营。只要算好它的产值利润，由百姓分利七成，国家分利三成。国家运用轻重之术控制价格，那么百姓就会努力生产经营听从君主的安排了。）
桓公曾经想不向人民征税而又使国家得以正常运行，于是就此事问管仲：
桓公问于管子曰 ：“不籍而赡国，为之有道乎？”管子对曰 ：“轨守其时，有官天财。何求于民？”桓公曰 ：“何谓官天财？”管子对曰 ：“泰春，民之功繇。泰夏，民令之所止，令之所发。泰秋，民令之所止，令之所发。泰冬，民令之所止，令之所发，此皆民所以时守也。此物之高下之时也，此民之所以相并兼之时也，君守诸四务 。”桓公曰 ：“何谓四务？”管子对曰 ：“泰春，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廪之矣。泰夏，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廪之矣。泰秋，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廪之矣。泰冬，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廪之矣。泰春功布日，春缣衣，夏单衣，捍、宠、累、箕、胜、籯、屑若干，日之功，用人若干，无赀之家，皆假之械器胜籯屑□公衣，功已而归公衣折券。故力出于民，而用出于上。”[36]
（此段大意为：桓公问管仲：不收税赋而国家又有收入，有这样的办法没有？管仲答：只有做好理财工作，管理好国家的自然资源就可以。桓公问：怎样才能做好呢？管仲答：国家要管好何时可以开采，何时禁止，并在各个生产时节准备好各种生产资料的供给。对于没有钱购买的百姓，国家就租借给他们使用，完工后归还国家，然后毁掉租借合同。因此，老百姓提供生产的劳动力，国家提供资源与工具等生产资料。）
把土地分别承包或租赁给百姓耕种，然后与百姓共同分配收入，就不必监督百姓，他们会自觉全力生产：
“道曰，均地分力，使民知时也，民乃知时日之蚤晏，日月之不足，饥寒之至于身也；是故夜寝蚤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为而不倦，民不惮劳苦。故不均之为恶也：地利不可竭，民力不可殚。不告之以时，而民不知；不道之以事，而民不为。与之分货，则民知得正矣，审其分，则民尽力矣，是故不使而父子兄弟不忘其功。 [37]
（本段大意为：事物的道理说明：把土地折算分租承包，实行分户经营，可以使人民自觉抓紧农时。他们会关注季节的早晚、光阴的紧迫和饥寒的威胁。这洋，他们就能够晚睡早起，父子兄弟全家尽心劳动，不知疲倦并且不辞辛苦地经营。而不把土地分配下去的害处，就是地利不能充分利用，人力不能充分发挥。不告知农时，人民就是不抓紧；不教以农事，人民就是不干活。实行了与民分货的制度，人民就切实看到有得有征了；再明确征收的标准，人民就会尽力了。于是，不必督促，父子兄弟都会来关心生产的。）
4、产权经营：“托业于民”
管仲看来，在保证生产资料国君所有（国家所有）的前提下，用承包租赁制度将生产经营活动交给百姓的做法就是生产经营的委托制度。
“圣人之所以为圣人者，善分民也。圣人不能分民，则犹百姓也，于己不足，安得名圣。是故有事则用，无事则归之于民， 唯圣人为善托业于民。” [38]
（本段大意为：圣人之所以是圣人，就在于他善于分利于民。圣人不擅长分利于民，就同普通百姓一样了。自己总是贪心不足，怎么能算是圣人呢？所以，国家有事就取用于民，无事就藏富于民，只有圣人才善于把产业委托于人民。）
由于土地属于王（国家）有，“均地分力”，“托业于民”，就是将土地等王（国）有资产委托百姓使用经营，或者将国有资产的使用权与分利权承包给农户，因此这可能是人类最早的委托经营制度，或曰土地承包制度。通过委托经营与土地承包制度，明晰的界定了公有与私营双方的产权和产权关系。
也就是说，土地森林矿山湖泽等自然资源与各种工具设备等生产资料国家公有，劳动力私有，公私合作生产，然后共同分利。这些具体的产权制度与政策充分体现了管仲“安高在乎同利”的思想。
由此可见，管仲的产权理论不仅仅是明晰界定与保护私有产权，而且也明晰界定与保护国有产权。这与当代某些经济学家死搬硬套科斯产权理论，将明晰界定产权理论片面理解宣传为私有化理论是完全不同的。
面对保证生产需要，盘活国有资产的时候，管仲就是明晰界定生产活动参与各方使用权、经营权、处置权与获利权等产权，用国有民营、官民分利的形式来解决的，而不是将国有资产私有化一分了之。因为管仲深知，国家只有掌握了大量的资产所有权这个产权最根本的权利，才能防止大资本对百姓掠夺，保证国家的安全与社会稳定繁荣。
齐国繁荣的市场经济实践证明，只要对产权予以明确界定与保护，无论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社会都会产生商品交换，产生市场经济。例如，无论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的产权制度下，都有租赁制、承包制或曰委托制。通过租赁制、承包制的委托经营合约，明确界定租赁者、承包者与资产所有者，受托者与委托者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后，租赁者、承包者、受托者生产的产品均可进行交换，而租赁权、承包权、受托权本身也成为交换对象进行了交换。
1、资源是稳定天下的物质根本
管仲认为，自然资源是经济发展最重要最基本的条件，是稳定天下的物质根本。国家失去了对资源的所有权与掌控能力，经济就无法健康发展，就无法保障民生。特别是面对富商巨贾们对普通百姓的掠夺，出现“一国而二君二王”的时候， 国君（国家）失去了对资源的掌控就不能统治国家：
桓公曰：“何谓一国而二君二王？”管子对曰 ：“今君之籍取，以正万物之贾，轻去其分，皆入于商贾，此中一国而二君二王也。故贾人乘其弊以守民之时，贫者失其财，是重贫也。农夫失其五谷，是重竭也。故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 。” [39]
（本段大意是说，大资本产生，就会出现一个国家相当于两个国王的现象。如果国家政策不当，大资本这个不是国王的国王就会利用国家不当的政策损人利己获得暴利，造成穷人失去财产，社会严重的贫富悬殊的社会危机。所以作为国君不能保住土地包括矿山、森林，草原，江河湖泊等等自然资源，是不可以成为统治天下的国君的。）
2、国家必须控制资源
资源既然就是稳定天下的物质根本，因此，管仲明确提出，为了实现稳定天下，富民治国的目标国家必须掌控资源与财富：
管子对曰：“……‘故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 。’桓公曰 ：‘若此言何谓也？’管子对曰 ：‘山林菹泽草莱者，薪蒸之所出，牺牲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使民藉之，因以给之，……善者乡因其轻重，守其委庐；故事至而不妄，然后可以立为天下王 。’”[40]
（本段大意为：管仲回答说“……所以为人君主如不能严格掌控其山林、沼泽和草地，也是不能成就天下王业的。”桓公说：“这话是啥意思？”管仲回答说：“山林、沼泽和草地，是出产柴薪的地方，也是出产牛羊等祭祀用物的地方。所以，应当让民众到那里去开发利用资源，然后由政府供应他们。……善治国者，一向利用轻重之术，掌握充足的钱物贮备，所以，事件发生不至于混乱无措。然后，才可以成就天下的王业。”）
当桓公问管仲关于国家资源管控问题，管仲用历史上由于资源分散，导致无数战乱的历史说明，国家应该统一控制矿山的各项产权，防止战争发生，人民生命涂炭：
桓公曰 ：“ 地数可得闻乎 ？”管子对曰 ：“……修教十年，而葛卢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送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是岁相兼者诸侯九，雍狐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雍狐之戟芮戈，是岁相兼者诸侯十二，故天下之君，顿戟一怒，伏尸满野，此见戈之本也 。”[41]
（本段大意为：桓公问用土地资源理财的方法。管仲列举黄帝、伊尹等的作法以后说，当年黄帝颁布禁令十年后，由于雍狐山山洪爆发，露出金属矿石，蚩尤独占后制作兵器与十二个国家发生战争，导致“伏尸满野”。因此资源分散后被某人独占，是战争发生的根源。）
既然资源被少数人独占是战争的根源，因此，管仲主张国家一定要统一掌控资源，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守物而御天下”：
管子曰 ：……善为国者， 守其国之财，汤之以高下，注之以徐疾，一可以为百。未尝籍求于民，而使用若河海，终则有始，此谓守物而御天下也 。”[42]
（本段大意为：管子对曰……善治国者，掌握国家的财物，用物价高低来刺激经济，用政策缓急来调节供求，就是可以做到以一变百的。他并不曾向人民索取，而用财如取之大河大海，周而复始地供应不绝。这就叫作掌握物资而驾御天下了。”）
如果国家不掌控资源与财富就不可能富民治国，国家一定要掌控资源财富这些经济命脉——管仲这些睿智的见解真是洞穿历史，力透当今！这对于当下中国的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参考价值。
1、货币是一般等价物
管仲对货币的认识十分深刻。
首先他认识到黄金布帛等货币是商品交换不可或缺的商品交换媒介，是一般等价物通货：
“黄金刀布者民之通货也”。
2、货币是商品的价值尺度
管仲已经清楚的认识到货币的各种职能，认为黄金货币的第一个职能就是是商品的价值尺度，因此他说：
“黄金者，用之量也。” [43]”
3、货币是驾驭市场，保障民生的重要手段
不仅如此，管仲还认为货币的重要功能是国家驾驭市场，保障民生，稳定天下的的重要手段。所以他说：
五谷粟米者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布者民之通货也，先王善制其通货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尽也。 [44]
（本段大意为：粮食，是人民生命的主宰；货币，是人民的交易流通的媒介。先王就是善于利用流通货币来控制主宰人民生命的粮食，所以就把百姓生产的积极性完全调动起来了。）
“玉起于禺氏，金起于汝汉，珠玉起于赤野。东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绝壤断，舟车不能通。先王为其途之远，其至之难，故托用于其重，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三币握之……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45]
（本段大意为：玉出产在禺氏地区，金出产在汝河汉水一带，珍珠出产在赤野，东西南北距离周都七干八百里。山水隔绝，舟车不能相通。先王因为这些东西距离遥远，得来不易，所以就借助于它们的贵重，将珠玉定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这三种货币，……先王是运用它来控制财物市场，掌握民生用度，而治理天下的。）
综上可见，管仲不仅认识到货币的基本职能，更深刻认识到货币的重要职能之一是治理天下的重要手段，主张国家效法先王，牢牢控制货币，通过货币调控市场，保障民生，安定天下。
管仲在两千多年前对货币有如此深刻的认识，即使两千多年后的马克思也没有如此深刻的认识。
4、早提出货币需求量的计算式
货币是商品交换媒介，市场的通货，那么一个市场到底需要多少货币呢？
桓公问管子曰 ：“请问官国轨？”管子对曰 ：“田有轨，人有轨，用有轨，乡有轨，人事有轨，币有轨，县有轨，国有 轨，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 。”桓公曰 ：“行轨数奈何 ？”对曰 ：“某乡田若干，人事之准若干，谷重若干，曰：某县之人若干，田若干，币若干而中用，谷重若干而中币？”[46]
（本段大意是：桓公问管仲，关于国家统计理财的管理应该如何？管仲回答：土地、人口、需求、常用开支、货币、县、乡、国家等等各个方面都需要统计，没有统计，不懂统计理财，治国就不行。桓公问：实行统计理财的具体办法应该如何办？管仲回答说：一个乡的土地多少？人们消费标准是多少？粮食总值多少？还有一个县人口多少？土地多少？货币多少才适合该县市场的流通？什么样物价水平需要多少货币才合适？）
由此可见，管仲认为，国家应该对人口、土地、物价与粮食、衣服等等用费等作统计，掌握基本国情，然后才能知道市场流通需要多少货币，还需要了解物价在什么价位确定需要多少货币。也就是说，管仲已经提出了货币需求的基本公式。根据管仲论述，管仲的货币公式就是：
一个市场货币的需求量=市场总商品×商品价格
由于当时的时代条件，商品与货币流通速度较慢，对经济影响还不明显突出，因此，货币流通速度还没有引起管仲的关注。但是，管仲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货币需求的公式——也是人类第一个货币需求公式。
管仲认为，社会的消费应该适度，不能太节俭，也不能太奢侈：
“黄金者，用之量也。辨于黄金之理，则知侈俭。知侈俭，则百用节矣，故俭则伤事，侈则伤货；俭则金贱，金贱则事不成，故伤事。侈则金贵，金贵则货贱，故伤货。货尽而后知不足，是不知量也，事已，而后知货之有余，是不知节也，不知量，不知节不可，为之有道。 [47]”
（本段大意是：黄金是计量商品价值财用的尺度。懂得这个道理，就懂得什么是奢侈与节俭。懂得奢侈与节俭。各项用度消费都能得到适度的满足。消费过少，不利于生产事业；消费过多，造成商品生产供给不足。因为，消费过少，则金价低了，金价低则各项消费事业不好办，故对消费事业不利。消费过多则金价高，金价高则商品太贱，所以对商品生产不利。等到商品消耗光，才知道生产供给不足，这是不懂得消费与生产适量的原故；等到事业完成后，才发觉商品过剩，这也是不懂得消费与生产合度的原故。不懂得适量，不知道适度都不行。而要懂得并正确运用它们是有规律的。）
由此可见，管仲认为，国家用度与社会消费对货币与商品供给有重要的影响，必须适度消费，否则会形成生产过剩或生产短缺。只有适度消费，才能是货币与商品供给需求均衡适度。
1、政府无为而治：市场自由发展
管仲认为市场既然是富民治国的人间正道，因此，国家应该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利用人趋利避害的本性，让人民自由的经营逐利，不要干扰市场，而应该“如鸟之覆卵，无形无声，而唯见其成”：
“故凡治乱之情，皆道上始。故善者圉之以害，牵之以利。能利害者，财多而过寡矣。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 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入焉（这与现代西谚“为利扬帆赴地狱，哪怕烈火灼尽帆”完全相同）；故善者势利之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来，不烦不扰，而民自富。如鸟之覆卵，无形无声，而唯见其成。夫为国之本，得天之时而为经。得人之心而为纪。……”[48]
（此段大意为：所以凡是社会的治与乱，其根源都从根本问题上开始。所以，善治国者要用“害”来约束人们，用“利”来引导人们，能掌握人们利害者，则财富增加而过错减少。凡人之常情，见利没有不追求的，见害没有不想躲避的。商人做买卖，一天赶两天的路，夜以继日，千里迢迢而不以为远，是因为利在前面。渔民下海捕捞，海深万仍，在那里逆流冒险，航行百里，昼夜都不出来，是因为利在水中。因此，利之所在，即使千仍的高山，人们也要上；即使深渊之下，人们也愿意进去。所以，善治国考，掌握住利源之所在，人民就自然羡慕而甘心接受；无需推动，他们也会向前；无需引导，他们也会跟进；不烦民又不扰民，而人民自然富裕。国家对此应该这就象鸟孵卵一样，无形无声，任其自然而成。治国的根本，掌握天时叫作“经”，收得民心叫作“纪”，……。）
可见，管仲对于民众合理的追逐利益，有利于社会的时候，采取的就是这种无为而治的不干扰政策。
如果政府干扰市场，造成百姓生产无利润，甚至亏损，那么就会引起市场混乱，社会危机：
管子曰 ：“农不耕，民或为之饥。一女不织，民或为之寒；故事再其本，则无卖其子者。事三其本，则衣食足。事四其本，则正籍给，事五其本，则远近通，死得藏。今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无止，是使奸涂不可独行，遗财不可包止，随之以法，则是下艾民，食三升，则乡有正食而盗，食二升，则里有正食而盗。食一升，则家有正食而盗。今操不反之事，而食四十倍之粟，而求民之毋失，不可得矣；且君朝令而求夕具，有者出其财，无有者卖其衣屦，农夫粜其五谷，三分贾而去，是君朝令一怒，布帛流越而之天下。君求焉而无止，民无以待之，走亡而栖山阜。持戈之士，顾不见亲，家族失而不分，民走于山中，而士遁于外，此不待战而内败 。”[49]
（本段大意为：管仲说：如果农夫不耕田，人们就可能挨饿；如果妇女不织布，人们就可能受冷冻。农事收益达到成本的两倍，农民就不会卖儿卖女的；三倍，则衣食充足；四倍，则赋税有保证；五倍，则余粮远近流通，死人也得到妥善地安葬。农事收益如果达不到成本两倍，君主又不停地征收苛捐杂税，那就路有盗贼，单人不敢走路，钱财不敢放在手里了。此刻，若国家再用法律镇压，等于暗中谋害百姓。五谷中只有三谷成熟，每个乡就会有因饥饿而出现偷盗的；五谷中只二谷成熟，每个里就会有因饥饿而偷盗的；五谷中只能收到一熟，每个家庭都会有因饥饿而偷盗的了。如果人们老是干着亏本的职业，吃着涨价四十倍的口粮，还想要他们不流离失所，是办不到的。加上君上早上下令征税，晚上就限令交齐，有钱人家拿得出来，穷苦人家只好变卖衣物，农民卖粮交税，仅能按十分之三的价钱出售。这就是说，朝廷政策失误，财物就流失于天下了。国君对百姓的征敛没有止境，百姓无力完成，只好逃入山林。战士见不到亲人，家庭破灭而不能存在。平民在国内流亡，而士人逃奔国外，这样，不用战争，国家就会从内部自行垮台的。”）
由此可见，管仲是主张人民自主生产经营，获得正常合理的利润。人民在市场中追逐利润产生自利利他的时候，反对政府干扰市场经济。政府应该用看得见的手保护市场 看不见的手。
2、政府有为而治：建立良好的市场环境，招商引资，繁荣市场经济
为了吸引商人来齐国贸易投资，管仲主张建立良好的市场投资环境，还为到齐国投资经商的客商提供免费餐饮、马料和服务人员等良好的服务：
桓公曰 ：“皮、干、筋、角、竹、箭、羽毛、齿、革不足，为此有道乎？
“管子曰 ：“惟曲衡之数为可耳 。”桓公曰 ：“行事奈何？” 管子对曰 ：“请以令为诸侯之商贾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刍菽，五乘者有伍养，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 。”[50]
（本段大意为：桓公说：“齐国短缺皮、骨；筋、角、竹箭、羽毛、象牙和皮革等项商品，有办法解决吗？”管仲回答说：“只有多方收购的办法才行。”桓公问：“具体咋办呢？"管仲回答说：“请下令为各国到齐国的商人建立招待客栈，规定：拥有四马所驾一车的商人，免费吃饭；有十二匹马三辆车的商人，还外加供应牲口草料；有二十匹马所驾五辆大车的商人，还给他配备五个服务人员。这样各国的商人就会象流水一样聚到齐国来投资经商。”
正是齐国采用管仲建立良好的市场投资环境的政策，使大量商品、资本与人才流向齐国，齐国的市场空前的繁荣，齐国首都临淄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大小城周长合40华里，约7万户人家，城中约35万人口。其经济盛况，今天看来也邻人惊叹不已：
“临淄甚富而实，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踏鞠者”；大街上“车毂撃（击），连絍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51]
管仲主张士农工商根据职业分工分别集中居住，这样有利于彼此技术传承与交流，促进生产力发展，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
桓公曰：“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奈何？”管子对曰：“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其事乱。是故圣王之处士必于闲燕，处农必就田野，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52]
（本段大意为：桓公说：“划定人民居处，安排人民职业，应怎么办？”管子回答说：“士农工商四民，是国家的柱石之民，不可使他们杂居，杂居则说的话做的事都不一样。因此，圣王总是安排士住于闲静之地，安排农住近田野，安置工匠靠近官府，安置商人靠近市场。）
由于商人们靠近市场，便于生意买卖，于是四方交易，市场繁荣：
“管仲对曰……令夫商群萃而州处，观凶饥，审国变，察其四时，而监其 乡之货，以知其市之贾，负任担荷。服牛辂马以周四方；料多少，计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买贱鬻贵，是以羽旄不求而至，竹箭有余于国，奇怪时来，珍异物聚……[53]。
（本段大意为：管仲回答说……要使商人集中居处。他们会观察年景凶饥，了解国内情况，观察四时，研究本乡货物，而预知市场物价。他们负任担荷，赶牛驾马，以周游四方；料定商品供求多寡，估计商品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贱买贵卖。所以，雉羽和摈尾一类的珍品，不必远集而自至；竹箭—类的产品，—国内就有浮余。各种新奇的商品经常到来，珍稀罕有的东西会聚集……。
管仲认为，国家应该不干扰市场，但不等于不干预市场。
因为市场经济中，由于无序竞争与自然气候影响生产供给与需求等原因，常常会导致供求失衡，价格总是波动不停，因此需要调控，使之趋向均衡。
其次，资本逐利的时候虽然能常常自利利他，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但资本逐利也常常损人利己。巨商富贾掠夺百姓，会造成贫富严重悬殊，供求失衡与严重的社会危机，因此自由的市场经济并非绝对完美，而是有利有弊，那么，政府就不能完全无所作为，而应该干预市场，兴利除弊。
如何兴利除弊呢？
管仲主张国家统一掌控资源的同时，主张对市场当中资本自利利他行为，国家应无为，不要干扰，也就是尊重民众在不损害他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前提下，合理追逐利润的自由。这就是兴利，保护正当求利与正当竞争。
对于资本损人利己，危害社会行为应该有所作为，国家应该适当干预。 这就是除害，适度干预调控市场，防止供求失衡，防止损人利己和不正当竞争。
既然市场经济有利有弊，国家要兴利除弊，那谁来实施呢？
政府。
管仲主张不干扰市场，但并不是主张政府市场缺位，不干预市场失衡与混乱。因此管仲的市场理论不像西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学认为那样，对市场完全放任自流。因为他深刻认识到市场的意义不仅仅是商品交换场所，资源配置方式、确定价格机制，而且是关系发展经济，关乎社会稳定，天下兴亡：
“故曰，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而不能为多寡，为之有道。[54]”
（本段大意为：因此说，通过观察市场，可以通晓社会的治乱状态，可以通晓物资的供给与需求的多少，只是不能通过它创造物资的多寡而已。掌握市场变化可知，市场也是有规律的。）
所以他认为，国家不干扰市场，但必须干预市场。在“务市事”，即关于对市场管理一节中，管仲说道：
“是故事者生于虑，成于务，失于傲，不虑则不生，不务则不成，不傲则不失”[55]。
（本段大意为：因此，市场管理中的各种事项总是产生于谋虑，成功于务实，失败于轻心骄傲。不谋虑则不能产生形成，不努力务实则不能成功，不骄傲轻心就不会招致失败。）
干预的办法主要办法一是通过国家建立粮食储备与货币基金进行双向宏观调控，一是建立法制，依法治市。
（九）、王道宏观调控论：商品、货币与行政调控
1、用粮食与货币双向调控市场
管仲认为，干预调控市场的办法主要是通过控制货币与粮食来进行。
粮食与货币是什么关系呢？
管仲认为，粮食贵了黄金就贱，反之黄金贵了粮食就贱。两种波动，不能永远固定在一个水平，善于治理的人应该重视粮食的价格：
“粟重黄金轻，黄金重而粟轻，两者不衡立。故善者重粟之贾（价）。”[56]
（本段大意为：粮食价格高则黄金价格低，黄金价格高在粮食价格低，两者关系不能固定不变。所以善于治理市场的人应该重视粮食的价格。）
管仲及先前的政治家们首先已经清楚地认识到，粮食是关系人民生存的商品，因此说“五谷粟米者民之司命也”，同时深刻认识到黄金与货币是商品交换不可或缺的一般等价物，所以说“黄金刀布者民之通货也”。
那怎么调控市场粮食的供给与价格呢？
国家通过控制货币的供给来驾驭粮食的价格与供给：
“先王善制其通货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尽也。[57]”
（本段大意为：先王控制货币来驾驭粮食，所以民众的力量可以全部发挥。）
管仲认为，国家掌控了五谷粮食与货币的供给，双向调控市场，就可以用来使天下太平：
“玉起于禺氏，金起于汝汉，珠玉起于赤野。东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绝壤断，舟车不能通。先王为其途之远，其至之难，故托用于其重，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三币握之……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58]
（本段大意为：玉出产在禺氏地区，金出产在汝河汉水一带，珍珠出产在赤野，东西南北距离周都七干八百里。山水隔绝，舟车不能相通。先王因为这些东西距离遥远，得来不易，所以就借助于它们的贵重，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这三种货币……先王是运用它来控制财物，掌握民用，而治理天下的。）
具体怎么进行宏观调控呢？
建立国家粮食储备与市场调控基金，即管仲主张的“轻重之术”：
“故善者委施于民之所不足，操事于民之所有余。夫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敛积之以轻，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十倍之利，而财之櫎可得而平也。凡轻重之大利，以重射轻，以贱泄平，万物之满虚随财准平而不变，衡绝则重见。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使万室之都，必有万钟之藏，藏襁（钱）千万；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钟之藏，藏襁百万。春以奉耕，夏以奉芸。耒耜械器，种镶粮食，毕取赡于君。故大贾蓄家不得豪夺吾民矣。”[59]
（此段大意为：所以善治国者总是在民间物资不足时，把库存的东西供应出去；而在民间物资有余时，把市场的商品收购起来。民间物资有余就肯于低价卖出，故君主应该以低价收购；民间物资不足就肯于高价买进，故君主应该以高价售出。用低价收购，用高价抛售，君主不但有十倍的盈利，而且物资财货的价格也可以得到调节后的稳定。轻重之术的巨大利益，就在于先用较高价格购取廉价的商品，然后再用较低价格销出这些平价的物资。各种物资的余缺随季节而有不同，注意调节则维持正常不变，失掉平衡那就价格腾贵了。人君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总是用平准措施来进行掌握。使拥有万户人口的都邑一定藏有万钟粮食和一干万贯的钱币；拥有千户人口的都邑一定藏有干钟粮食和一百万襁的钱币。春天用来供应春耕，夏天用来供应夏锄。一切农具、种籽和粮食，都由国家供给。所以，富商大贾就无法对百姓巧取豪夺了。）
也就是说，国家掌控了货币，有了粮食货币基金与粮食储备，在市场过剩，价格下跌时收购粮食储备在国家粮食储备库中；在价格高涨时，再用储备粮食平抑粮价。那么，就可以使货币与五谷粟米等等商品的供求均衡，实现等价交换，避免发生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保护生产积极性，满足民生需求，确保富商巨贾不得通过市场的暴涨暴跌掠夺普通民众的财富，因而安定天下。
对于国际贸易，管仲还提出，国家需要通过商品价值的测算，制定出物价标准作为市场指导，使各种商品的价格，要与所值的货币多少相当，并与各诸侯国的物价保持大体一致。防止因国内商品价格偏低则外流他国，同时也防止国内价格偏高，则招致别国倾销取利。
通过这些办法就能够保证市场的供求均衡与等价交换，即“准平”。
这些经典的论述是我们能够见到的人类最早的通过市场商品、货币供给与需求双向宏观调控，保持市场均衡与商品等价交换的系统论述。而这些深刻的思想，今天依然正确。较之弗里德曼货币主义理论仅仅靠货币单向调控市场失衡的思想更为全面，实用。
综上所引可见，管仲已经成功的向我们证明：
调控市场还是均衡供求，稳定价格，防止富商巨贾操控市场掠夺百姓，稳定社会、治理国家的重要手段。
2、用国家政策调控货币供给与商品供给，使之保持适度均衡
用粮食与货币来调控市场商品物价，保持供求均衡，那么又有用什么来调节货币与粮食呢？
由于“五谷粟米者民之司命也”，是人们最重要最基本的必需商品，所以粮食的价格就基本代表了当时的物价走向。 要调控粮食与货币就必须懂得黄金（货币）供给与商品供给关系。因为：
“黄金者，用之量也。辨于黄金之理，则知侈俭。知侈俭，则百用节矣，故俭则伤事，侈则伤货；俭则金贱，金贱则事不成，故伤事。侈则金贵，金贵则货贱，故伤货。货尽而后知不足，是不知量也，事已，而后知货之有余，是不知节也，不知量，不知节不可，为之有道。 [60]”
（本段大意是：黄金是计量商品价值财用的尺度。懂得这个道理，就懂得什么是奢侈与节俭。懂得奢侈与节俭。各项用度消费都能得到适度的满足。消费过少，不利于生产事业；消费过多，造成商品生产供给不足。因为，消费过少，则金价低了，金价低则各项消费事业不好办，故对消费事业不利。消费过多则金价高，金价高则商品太贱，所以对商品生产不利。等到商品消耗光，才知道生产供给不足，这是不懂得消费与生产适量的原故；等到事业完成后，才发觉商品过剩，这也是不懂得消费与生产合度的原故。不懂得适量，不知道适度都不行。而要懂得并正确运用它们是有规律的。）
由此可见，管仲认为，国家用度与社会消费对货币与商品供给有重要的影响，必须适度消费，否则会形成生产过剩或生产短缺。因此要掌握好两层关系：一是消费需求与商品供给关系；一是货币需求与货币供给关系。
只有适度消费需求，才能是商品供给与需求均衡适度；
只有适度的货币供给，才能使货币供给与需求均衡适度。
基于这些认识，所以管仲主张通过国家政策号令发布的轻重缓急来调控货币，保持商品供求与价格均衡适度：
管子曰 ：“善为国者，如金石之相举，钧重则金倾。故治权则势重，治道则势赢。今谷重于吾国，轻于天下，则诸侯之 自泄，如源水之就下，故物重则至，轻则去，有以重至而轻处者，我动而错之，天下即已于我矣。物臧则重，发则轻。散则 多，币重则民死利，币轻则决而不用，故轻重调于数而止。五谷者，民之司命也。刀币者，沟渎也，号令者，徐疾也。[61]
（本段大意是：管仲说：善于治理国家市场，就像把黄金与秤锤放在天枰上一样，只要加重秤锤，黄金就能会跌下来。因此，讲求通权达变则国家力量强盛，遵循道则国家获得力量。现在，粮食在我国价高，在其他诸侯国价低，各国的粮食就象水源向下一样流入我国。所以，价格高则财货聚来，价格低则财货散走，有因高价聚来而跌价尚未散走的物资，我们及时动手掌握之，天下的这项财富就归于我们了。把财货囤积起来则价格上涨，发售出去则价格下降，民间就充足。钱币贵重则人们拼命追求，钱币贬值则人们弃而不用。所以，要把钱物贵贱的幅度调整到适度而后止。粮食是人们的生命主宰；货币，是物质流通的渠道；号令（国家政策），是调控制经济过程缓急的。”）
为了顺利实施国家政策调控货币供给的政策，管仲告诉桓公，这种办法在周文王与周武王时代已经使用了：
桓公问于管子曰 ：“以天财地利立功成名于天下者，谁子也 ？”管子对曰 ：“文武是也 。”桓公曰 ：“若此言何谓也？” 管子对曰 ：“夫玉起于牛氏边山，金起于汝汉之右洿，珠起于赤野之末光，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里，其涂远而至难。故先王各用于其重，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令疾则黄金重，令徐则黄金轻，先王权度其号令之徐疾，高下其中币，而制下上之用，则文武是也 。”[62]
（此段大意为：桓公问管仲说：“以利用天地资源立功成名于天下的，有谁？”管仲答：“周文王和周武王。”桓公：“这话是啥意思？”管仲回答：“玉产在牛氏的边山，黄金出产在汝河、汉水的右面洼地一带，珍珠产在赤野的末光一带。这些地方与周朝中央相距七千八百里，因此路远而难得。所以先王区别它们的稀贵程度，规定珠玉为上等货币，黄金为中等货币，刀布为下等货币。国家调控政策急（紧缩）就会导致金价上涨，缓慢（宽松）则金价下跌。先王能够考虑政策的缓急，调节黄金价格的高低与供给，而控制下币刀布和上币珠玉的作用，那就是周文王和周武王了。” ）
管仲继承了先王周文王与周武王国家调控货币的思想与办法。 但是，管仲并不是简单继承文王武王控制货币，而是创造性的通过掌控了五谷粮食与货币的供给，双向调控市场，使天下太平。
管仲用储备物资商品与调控货币来双向调节物价与市场供求的宏观调控政策是非常先进的。而现代西方货币主义的政策仅仅用货币调控，因此，调控结果总是不理想，所以最终被许多国家所逐渐认识而抛弃。例如中国的粮食、棉花、石油等储备方法，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采用战略储备石油来调控油价的作法本质上就是管仲主张的商品与货币双向调节的办法，只是目前仅仅在极少数商品上才采用储备物资调节，但是可以预见，管仲用货币与战略商品进行双向调控，使市场趋于均衡的办法将被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用。
3、分别国情，进行不同的公开市场操作
如何调控货币供求，使之均衡呢？
管仲认为，应该根据国家大小与国情差异分别采用不同方式。小国可以发行国债，中等国家可以通过控制资源的适度开发，大国可以通过宏观政策来调控：
“ 然则大国内款，小国用尽，何以及此？曰 ：“百乘之国，官赋轨符，乘四时之朝夕，御之以轻重之准，然后百乘可及也。千乘之国封，天财之所殖，械器之所出，财物之所生，视岁之满虚，而轻重其禄，然后千乘可足也。万乘之国，守岁之满虚，乘民之缓急，正其号令，而御其大准，然后万乘可资也 。”[63]
（本段大意为：然而大国财力空虚，小国财用耗尽，怎样才能补给呢？办法是：百乘的小国可以由国家发行法定债券，然后根据不同季节的物价涨落，运用轻重之术的调节措施加以掌握，这样百乘小国就可以得到补给了。千乘的中等国家，可以适时适度封禁或开发自然资源，这是器械和财物的来源。再根据年景的丰歉，运用轻重之术来调节官吏军队的俸禄。这样千乘之国就可以得到满足了。万乘的大国可以根据年景的丰歉，利用人民需要的缓急，正确运用宏观政策来调控市场，这样万乘之国也就可以够用了。）
4、用奢侈品调控货币供求关系
现代国家在调控货币供给时常常采用公开市场操作，卖出或买进国债来调控货币供给。春秋时代，国债虽然已经产生，但并不普遍，除了以上介绍的调控方式以外，还有什么特别调节货币供求的方法呢？
管仲采用了货币与粮食之外的宝物，即奢侈收藏品来调节，通过宝物奢侈收藏品来吸纳投机货币，或放出货币，将投机货币转换为正常的市场流通货币：
桓公曰 ：“何谓行流 ？”管子对曰 ：“物有豫，则君失策而民失生矣，故善为天下者，操于二豫之外 。”桓公曰 ：“何谓二豫之外？”管子对曰：“万乘之国，不可以无万金之蓄饰。千乘之国，不可以无千金之蓄饰。百乘之国，不可以无百金之蓄饰，以此与令进退，此之谓乘时 。”[64]
（本段大意为：桓公说：“何谓流通中的作用？”管仲回答说：“市场物价若出现投机诈骗的现象，则国家失去理财之法而民众失去生活之路。所以，善治天下者，要掌握粮食、钱币两大投机对象以外的物资。”桓公说：“什么是两个投资与投机对象以外的物资？”管仲回答说：“万乘之国不可以没有价值万金的库藏龟宝，千乘之国不可以没有价值千金的库藏龟宝，百乘之国不可以没有价值百金的库藏龟宝。利用这种后备的宝物，同国家政策号令的进退相结合，这就可以叫做乘时调节市场的物价。”）
也就是说国家在调节货币供求关系时分别采用了政策号令、公开市场操作与宝物“奢侈品”来调控。
管仲认为，国家在掌握货币粮食的基础上还应该掌握货币与粮食之外的“宝物”，可用来吸纳投资投机资本，调控货币供求关系，从而进一步调控市场。管仲当时用的是“贡龟”来吸纳投资投机资本，并在适当时候将其转换为市场流通：
桓公立贡数。文行中七，龟中四千金，黑白之子当千金。凡贡制，中二齐之壤，策也用贡：国危出宝，国安行流。[65]
{本段大意为：桓公实施了利用贡龟的调控货币的办法。确定文行的贡龟价值七千金，年龟价值四千金，黑白子的贡龟价值一千金。凡是用贡龟制度吸纳的资金收入价值，相当于两个齐国土地的价值。贡龟使用的政策是，国家出现危险需要资金的时候，就将贡龟抵押出去（国家吸纳了流通中的货币），国家安定的时候，就让它在市场中流通起来（国家投放货币）}。
因此，这些宝物吸纳货币的作用与今日之收藏的钻石珠宝等等奢侈品相同，相当于今日通行各国的股票买卖与国债买卖的作用，可以调控货币供给与需求。在国债不发达的时代，这个办法真实聪明绝顶——这就是管仲的独特的公开市场操作之一。
（十）、王道资本论：反对一国二王，资本控制国家权力
管仲对资本有清楚地认识。他知道，资本没有祖国。在国家出现战争等危难时刻，大资本不会拯救国家，还会趁火打劫，大发国难财：
桓公问于管子曰 ：“请问大准。”管子对曰 ：“大准者，天下皆制我而无我焉，此谓大准 。”……“今天下起兵加我，民弃其耒耜，出持戈于外，然则国不得耕，此非天凶也，此人凶也；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财物，与其五谷。为雠厌而去，贾人受而廪之，然则国财之一分在贾人。师罢，民反其事，万物反其重，贾人出其财物，国币之少分廪于贾人，若此，则币重三分，财物之轻重三分，贾人市于三分之闲，国之财物，尽在贾人，而君无筴（策）焉，民更相制。君无有事焉，此轻重之大准也 。”[66]
（此段大意为：桓公问：什么是国家管理轻重失准？管仲答：国家受制于他人就是失准。当战争发生，国君下令征税，并要很快交齐，结果百姓只得贱卖粮食财物，商人贱买囤积。战争结束，商人再贵卖，结果国家的财物利益尽被商人所有。国家对此束手无策，反受制于大资本这个不是国王的国王，富人就会奴役穷人，国家没有可以凭借依靠的（财富），这就是国家管理轻重失准。）
由此可见管仲的见解睿智而深刻，独到而全面，既看到资本能“自利利他”的现象，也看到资本逐利会“损人利己”的本性。资本没有祖国，无良商人没有道德，趁国家有难发国难财，加剧了社会的贫富悬殊与阶级对立。
管仲两千多年前这些一针见血的见解，得到亚当.斯密后来重新阐述，他们的思想可以说是智者所见略同：
斯密指出，由于美洲的发现，本来是可以通过自由贸易给各国人民带来利益的，但是欧洲资本家损人利己的蛮横却“成为若干不幸的国家遭到摧残和破坏的根源”：
“美洲的发现给欧洲各种商品开辟了一个无穷的新市场，因而就有机会实行新的分工和提供新的技术，而在以前通商范围狭隘，大部分产品缺少市场的时候，这是决不会有的现象。劳动生产力改进了，欧洲各国的产品增加了，居民的实际收入和财富也跟着增大了。欧洲的商品对美洲来说几乎都是新奇的，美洲的许多商品对欧洲来说也是新奇的。于是发生了一系列以前从未想到过的新的交易，它当然对旧大陆有利，但自然对新大陆也同样有利。由于欧洲人蛮横地侵害别人的权利，一件对所有国家本来都是有利的事情，却成为若干不幸的国家遭到摧残和破坏的根源。”[67]
“资本使用者的规划和设计，支配指导着劳动者的一切最重要动作。但他们这一切规划和设计，都是以利润为目标。利润率不象地祖和工资那样，随社会繁荣而上升，随社会衰退而下降。反之，它在富国自然低，在贫国自然高，而在迅速趋于没落的国家最高。因此，这一阶级的利益与一般社会利益的关系，就和其他两阶级不同。在这一阶级中，商人和制造业者通常是使用资本最大的两阶层。因为他们最富裕，所以最为社会所尊敬。他们终日从事规划与设计，自比大部分乡绅具有更敏锐的理解力。可是，因为他们通常为自己特殊事业的利益打算，而不为社会一般利益打算，所以，他们的判断，即使在最为公平（不总是如此）的场合，也是取决于关于前者的考虑，而很少取决于关于后者的考虑。他们比乡绅高明，与其说是由于他们更理解公众利益，倒不如说是由于他们更理解自身的特殊利益。由于这种比较优越的理解，他们往往利用乡绅的宽宏施行欺骗手段，使他老老实实地相信，他自身的利益不是公众利益，唯有他们的利益才是公众利益，并使他仅仅凭了这单纯而诚笃的信念，舍弃自己的利益和公众的利益，去迁就他们。其实，不论在哪一种商业或制造业上，商人的利益在若干方面往往和公众利益不同，有时甚或相反。扩张市场，缩小竞争，无疑是一般商人的利益。可是前者虽然往往对于公众有利，后者却总是和公众利益相反。缩小竞争，只会使商人的利润提高到自然的程度以上，而其余市民却为了他们的利益而承受不合理的负担。因此，这一阶级所建议的任何新商业法规，都应当十分小心地加以考察。非小心翼翼地、抱着怀疑态度作了长期的仔细检查以后，决不应随便采用。因为他们这般人的利益，从来不是和公众利益完全一致。一般地说，他们的利益，在于欺骗公众，甚至在于压迫公众。事实上，公众亦常为他们所欺骗所压迫。”[68]
由此可见，斯密认为商人的利益从来不与社会利益一致，而是矛盾冲突的，常常损人利己，欺骗公众，压迫公众，此刻，资本何来自利利他呢？
“他们这般人的利益，从来不是和公众利益完全一致。一般地说，他们的利益，在于欺骗公众，甚至在于压迫公众。事实上，公众亦常为他们所欺骗所压迫。”
斯密类似与管仲对私人资本一针见血，直指人性贪婪的论述，西尼尔、穆勒、萨缪尔森、弗里德曼是没有看见，还是有意回避呢？
斯密仅仅是关于个人逐利行为中可能的自利利他现象的描述，怎么就被变成萨缪尔森论述的“市场经济的有序性最早为亚当.斯密所揭示。斯密以其最著名的论断，即在本章开篇所引的《国富论》中的一段话，指明了公众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和谐一致性”了呢？
如果斯密认为那是市场经济的原理或原则，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应该怎样解释斯密对资本损人利己的这些揭露与谴责呢？
通读《国富论》，看不到斯密关于所谓“自利利他”现象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原理”，或原则的任何论证，反复看到的倒是斯密对个人逐利时不择手段，损人利己的揭露与谴责。
由此可见，所谓市场经济中，“公众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和谐一致性”，不是斯密的思想，不过是现代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拉大旗作虎皮。
管仲还认识到，资本不能过分的集聚与集中，不能控制国家权力，否则会对社会大众与国家利益造成威胁。如果巨商富贾们进入国家的统治阶层掌握政权，政策就会倾向他们，财富就会向他们集中，就会出现百姓生活更加艰难，社会贫富悬殊拉大的危险，于是民众失去道德廉耻，治理国家就很艰难，连士兵也不会誓死保卫国家：
“商贾在朝，则货财上流；……货财上流，赏罚不信，民无廉耻，而求百姓之安难，兵士之死节，不可得也。”[69]
（本段大意为：如果商人在朝中掌权，财货贿赂就会流往上层；……在财货贿赂流往上层，赏罚不可信，民众无廉耻的情况下，要求百姓安定很困难，要求士兵誓死卫国是不可能的。）
管仲还警告，即使巨商富贾们没有掌握国家权力，但由于资本高度集聚与集中，大资本大商人操控市场现象的出现，也会产生了“一个国家两个国王”的社会危机：
管子曰 ：“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百乘之国，必有百金之贾。非君之所赖也，君之所与。故为人君而不审其号令，则中一国而二君二王也 。”桓公曰：“何谓一国而二君二王？”管子对曰 ：“今君之籍取，以正万物之贾，轻去其分，皆入于商贾，此中一国而二君二王也。故贾人乘其弊以守民之时，贫者失其财，是重贫也。农夫失其五谷，是重竭也。[70]”
（此段大意是说，大资本产生，就会出现一个国家相当于两个国王的现象。如果国家政策不当，大资本这个不是国王的国王就会利用国家政策失误损人利己获得暴利，造成穷人失去财产，社会严重的贫富悬殊的社会危机。）
两千多年后斯密的论述，更是证明了管仲的这些思想。
斯密揭露一些大私人资本出于自私自利胁迫政府，加害国会议员，对自由贸易的严重阻碍与破坏：
“不能期望自由贸易在不列颠完全恢复，正如不能期望理想岛或乌托邦在不列颠设立一样。不仅公众的偏见，还有更难克服的许多个人的私利，是自由贸易完全恢复的不可抗拒的阻力。如果军队的将校，都像制造业者反对在国内市场增加竞争者人数的法律那样激烈和那样一致地反对缩小兵力，都像制造业者鼓动他们工人，以暴力攻击这种法律的提议者那样激烈和那样一致地鼓动他们的士兵，以暴力攻击缩减兵力的提议者，那末要想缩编军队，正如现在想在任何方面减缩我国制造业者既得的危害我们同胞的独占权同样危险。这种独占权，已经在那么大的程度上增加了某些制造业的人数，他们像一个过于庞大的常备军一样，不但可以胁迫政府，而且往往可以胁迫立法机关。赞助加强此种独占权提案的国会议员，不仅可获得理解贸易的佳誉，而且可在那一个以人数众多和财富庞大而占重要地位的阶级中，受到欢迎与拥护。反之，要是他反对这类提案，要是他有阻止这类提案的权力，那末，即使他被公认是最正直的人，有最高的地位，有最大的社会功绩，恐仍不免受最不名誉的侮辱与诽谤，不免受人身的攻击，而且有时有实际的危险，因为愤怒和失望的独占者，有时会以无理的暴行，加害于他。”[71]
亚当.斯密揭露大资本胁迫政府与国会，加害议员的现象不就是当今一些国家常常产生的现象吗？不就是管仲所说的“一国而二王”吗？
综上可见，管仲与斯密一样，都发现了资本逐利的时候，常常会自利利他，但也常常会损人利己。而现代西方经济学却把斯密对资本损人利己的揭露与谴责阉割了，然后将资本自利利他现象绝对化市场经济的原则原理，再将自由的市场经济美化神化为最合理完美的经济学教条，其思想流毒，危害世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