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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泽:政府过度剥削官僚阶级是造成腐败的根本原因 
作者:[山泽] 来源:[作者新浪博客] 2011-06-23

    首先要明确的是,官僚阶级并非封建制度的产物,而是反封建的产物。在封建制政体中与官僚制度相对应的是贵族家臣制度,两者差异在于生产关系,各级贵族及贵族与家臣间是主仆关系,而政府与官僚则是雇佣关系。官僚阶级与工人阶级等雇员一样都属于雇佣劳动阶层,这个简单的事实是理解一切的关键。

    从私有制角度分析,封建制生产关系下所有权与使用权是合一的,这体现在管理一个地方的封建领主同时也是当地土地和人民的所有者。而在政府集权或资本集权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所有权被垄断在集权政府首脑或金融大资本手中,管理阶层丧失了各级权力的所有权而只拥有权力的使用权,从而成为雇佣劳动者。私有制度下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所导致等级所有制的瓦解是封建制度解体的根本原因,由此产生的集权—雇佣制生产关系取代了封建制度下等级分权制的生产关系。因此,在封建制政体下不存在腐败问题,因为权力的行使者本身就是权力的所有权拥有者,其所治理的土地也就是其个人财富。在集权制的官僚制政体下才存在腐败问题,因为各级官僚只是权力的执行者,而其所管理的地方、事业都非其个人私有,其合法收入只来自于作为工资的俸禄,而如果他们将权力的所有权据为己有、以权谋私时也就产生了腐败。从所有制上看这是利用权力的使用权以侵夺权力的所有权,将所有权与使用权再度合一,其本质就是生产关系的封建化。

    因此,反腐败的本质也就是反对官僚制度的封建化,防止雇佣官员退化为各级封建主和家臣。中国的封建制度虽然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解体,但反封建、防止制度封建化一直到今天仍然是社会体制中最重要的问题。在中古之前中国在防止官僚制度封建化的主要问题集中在防止地方权力的封建化,也就是地方割据问题。地方割据的实质就是地方官员窃取了地方权力所有权而转化为封建领主。这一问题直到宋代集权政府通过对地方权力的不断分化最终得以解决,使各级地方财、政、军三大权力无法统一,从而避免了地方所有权的失控。中古以后,防止官僚体制封建化的重点开始转移到腐败问题上,也就是各级官员的以权谋私。而家臣化也是官僚封建化的重要形式,表现为上下级官僚间形成私人效忠模式,如同封建主与家臣的主仆关系,这是官僚将权力私有化导致的必然结果。

    腐败这一问题由官僚体制自身转变以及政府剥削两个方面的原因所共同造就。从官僚制自身发展来看,经历了从贵族官僚制到平民官僚制的转变,两者差异源于官员的产生方式。所谓贵族官僚制是指官员集中于若干世家大族之中,世代为官的门阀世家垄断了所有官僚职位,这为荫庇制和九品中正制等选官方式所造就和保障。贵族官僚制是最早的官僚制度,不可避免带有封建特质,另外也因为早期的官僚都是从贵族中转化而来。但贵族官僚制的本质是反封建的,这一点必须明确。到中古时期贵族官僚制开始向平民官僚制转化,标志就是隋代开始实行的科举制度。宋代是中国第一个真正的平民官僚制时代,科举选官制度保证了官员职位的开放性和机会均等性,这到今天也是世界主流的政治制度。平民官僚与贵族官僚的一个重要差异在于收入方式,由于贵族官僚都出自门阀世家,其自家财力已非常雄厚,在收入上并不依赖于政府的俸禄。而平民官僚多出自寒门,俸禄是其家庭收入的唯一仰仗,具有重要意义,这也是宋代成为中国历史上俸禄最高的朝代的原因。

    然而随后的蒙元入侵导致了中国社会的巨大退步,在政治制度上表现为种族制的引入和贵族制的复辟。明代虽然继承了宋代的平民官僚制,但同时受到蒙元野蛮文化的影响对官僚制的健康发展造成了重大打击,也就是形成了对平民官僚的过度剥削体制。自明代开始直至今日,官员的工资都被政府压制到不可思议的极低水平,对于出身平民阶层的官员来讲,如果只依赖政府俸禄,其生活水平只相当于底层贫民。这种官员的低工资与其工作性质的重要程度是极不相称,从生产关系上讲就是雇主阶层对雇员阶层的过度剥削。在皇权制时代,官僚阶层的雇主就是皇权家族,因此腐败问题的形成本质上就是平民官僚制时代社会中唯一保留的封建贵族——皇权家族对其雇佣的平民官僚阶层的剥削压迫而导致的官僚制度封建化,从而迫使平民官僚必须通过以权谋私维持生活和获取财富。虽然在今天世袭皇权这一雇主已被推翻,但这种不合理的分配制度依然保留下来,并对整个社会体制都造成了极大危害。

    实际上雇佣关系封建化导致的腐败现象不是政治领域的专利,它出现在所有雇佣制生产关系当中,只是由于官僚阶层工作性质的特殊性使其特别受到关注。所有受到雇主阶层严重剥削的雇员阶层都必然封建化,雇员通过将负责掌握的权力或资源私有化以换得私利,这表现在当今中国社会的所有行业所有领域都充满的形形色色的潜规则和灰色收入。这种情况是中国社会严重压榨雇佣劳动阶层的分配体制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了解腐败的本质就可以明白,腐败与政府采取集权制还是民主制无关。之所以在欧美富国民主制政体中存在较少腐败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民主制政府并非社会资源的最高垄断者,其本身受到垄断资本的操纵而没有实权,因此在民主制政府中,官僚无权可有,自然也无私可谋。另一方面民主制通过将贿赂合法化成为其制度的一部分,如建立在政治献金基础上的政党制和选举制。而在同样实行民主制的第三世界国家,由于政府雇员工资过低也存在严重的腐败行为。因此腐败与政府集权制是没有因果关系的。

    对于官僚阶层而言,合理的收入分配应与其工作重要性和贡献度相当,特别对于政府集权制国家而言更是如此。在政府集权制中,政府是社会资源的最高垄断者,作为其雇员的官僚阶层所掌管的权力也相应非常重要,这是与资本垄断型社会的民主政府具有本质差异的。而集权政府与资本集权的大企业在对社会资源的控制上存在竞争关系,其中之一就是对人才资源的控制。当今中国最优秀的人才多进入外企等大型企业,而造成这种情况重要原因就是政府官员收入过低,这与大企业中管理阶层的极高收入形成鲜明对比。而必须通过贪污腐败才能获取财富的官僚工作模式也与合法经营便可名利双收的企业工作模式形成极大反差,这最终导致集权政府所掌控人才的严重流失。这对集权制政府是一种严重威胁,人才竞争的失败将导致政府与大资本在所有领域的竞争中处于劣势。

    集权制政府各级官僚合理的收入应比照相应收入规模的企业管理阶层,其收入水平至少要与对方持平或高于对方,让官僚阶层能通过合法收入成为社会中最富有的阶层,这不但可以防止官僚制度的封建化,同时也将进一步加强集权政府在社会的影响和控制力,以压制金融大资本培育出的精英中产阶级。

    认为清官必穷乃至推崇穷官都是病态的,官员的高薪是保障官僚制健康发展的必要前提。高薪并不会防止腐败,但为防止腐败提供了可能;而低薪则必然导致腐败,它使反腐败成为空谈。高薪的作用并非为了养廉,而是避免了腐败发生的制度性机制。真正的反腐败仍需要通过对权力的制约、监督和相应的处罚得以完成,但如果缺少了高薪这一前提,就会治标而不治本,形成五百年来腐败问题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恶性循环。明初四大案杀光了中央和地方官员,文化大革命推翻了整个官僚阶级,然而两者最终也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官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官员的腐败是对剥削的恶性反抗,这与农民起义是对剥削的暴力抗争在性质上并无差别。单纯地镇压不但不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历朝社会的崩溃莫不于此。官僚阶层作为人民中的一员其利益同样应受到保障,只有调整分配结构才能根本上避免问题的发生。在此基础上,如同上古通过分化地方权力解决地方割据问题一样,本质为反封建化的反腐败同样需要通过对权力的分化和制约得以解决,而这需要对官僚制的进一步改革。

    另外,当今法律惩罚制度最大的弊端在于缺乏连带性,只处罚个人而不及其族类。对于家庭观念至上的中国人而言,个人利益并非最高利益,牺牲个人以保障父母和子女的利益是极为寻常的。在多数腐败中贪官的家人才是实际最终获利者,他们却并不受到任何惩处,这是现今处罚体制对腐败官员无法形成决定性打击的重要原因。即便不恢复连坐制,至少要极大加强财产处罚力度,才能保证贪官家属不会逍遥法外坐享胜利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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