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下文是唐君毅七十年代中在香港的一篇演讲，内容是讲解孔子为什麼是中华民族的圣人；他与世界其他宗教圣人的分别；他在中土如何成为”圣人”的历史过程。此文对理解当代新儒家如何歪曲中国文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百家皆源于西周王官学，史载甚详，何止孔子一人独承六经，荒唐！
  

    今天在此地与诸位见面，很高兴，在二十年前，当牟先生在此地任教时，我曾应人文友会之邀而作一次演讲，今天是旧地重游了。  

今天讲的是孔子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地位，本来这题目我的一篇发表在中华学报的文章，有二三万言，此文曾在香港转载，因中共之批孔，故近来注意这方面。中华学报未必为一般人所见到，且那文章亦未将意思表达得完全，重点在那里，看的人亦未必十分清楚,故今日再讲这题目。  

现在不是说孔子的学问本身，孔子思想究竟怎样，是另一问题。亦不是考订孔子在历史文化中的地位，而是看实际上孔子在历中文化中的地位是作样形成的。当然，要研究孔子，发扬孔子的学问，亦必须参考过去的历史文化中孔子的地位，了解古人对孔子的了解是怎样的，这对研究发扬孔子学问是很有帮助的。  

关於此问题，民国以来许多学者乃至外国之汉学家都有许多说法，孔子本是诸子之一，何以他的地位如此特殊呢? 很多人说是因为汉朝的董仲舒的尊儒而造成，因而妨碍了中国学术的进步，这说法到处流行，又有说因为儒家与政治有密切的关系，为历代帝王所提倡，四书五经为考试的内容，故孔子有崇高的地位，又有说孔子所讲的道理，对统治者有帮助，如三纲五常之说，这些说法都极普遍，亦可说是事实，外国之汉学家亦视中国为儒教国家，重视儒家的政治意义。当然儒家影响政治是没有问题的，但这究竟是因呢，还是果呢? 若是因，则孔子思想便先天地限制於政治上，若是果，则这些都是因为中国人推尊孔子而产生的结果，由於中国人的推尊孔子，而致使帝王提倡儒学，今天要说的重点便在这里。其次，孔子地位的形成，并不是在某一个时候完成的，而是逐渐由各时代对孔子的推尊而渐次形成的，为中国历史上各种文化领域的人所共同推尊而形成的，政治与帝王的力量，只是果，而不是因。  

我们为什麼这样子说呢? 这是一历史的事实，因若我们说孔子的地位是由政治造成的，则首先便有一不能解释的事实，即孔子在当时的政治界是不得意的，先秦诸子者中都有记载孔子失意的事情。只是死後，得鲁君的哀悼，此外，便没有其他政治力量。故孔子的地位，主要是靠他的弟子的尊崇。孔子死後，弟子但都以丧父之礼事之而无服，心丧三年，三年期满後，弟子们聚会以话别，散後，子贡则独自再回到孔子坟前再居三年。此後，孔子许多学生及其他人，便聚在孔子坟前居住，一两百年後，便形成「孔里」，由於孔子的弟子及弟子与政治发生关系，而使主政者对孔子的尊重，但这已是两代以後的事，孔子的影响，直接是在於教育，孔子直接影响的是他的学生，後来这些学生许多从政，更有成为王者之师。於是便慢慢形成孔子的地位。孔子直接的影响是在教育上，在这点如深本渊源，可见到孔子自己也说好学，「好古敏以求之」，他对前圣先哲，是自居於学生的地位，他是先为学生然後为师，孔子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乃至晏平仲为师，然後孔子的学生以孔子为师。孔子在中国的地位，如同耶稣之在西方，穆罕默德之在回教国家，释迦之在印度，但他们并不如孔子的有老师，而自居於学生的地位。耶稣是前无所承的，而为後人之师，为後人之教主，他并没有老师在他之上。释迦本有老师，但佛经上载释迦出生时，便自谓「上天下地，唯我独尊」，此代表佛教对释迦的观念，认为没有人能当他的老师，法华经上说佛之前身有老师，但今生则没有老师，这说法在佛经上是一致的。穆罕默德承认在他之前有先知，如摩西、耶稣，但说他自己是最大最後的先知，并不是承继耶稣而来的，他对上帝，有特殊的了解，而并没有师承。是以他们都与孔子不同，都不承认有所师，都是空前的。孔子则不然，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也」，他自居於学而知之，自谓「学不厌而教不倦」，此可见孔子是自居於一学生的地位，故我们应说孔子是一学生，有许多老师，如尧舜﹍又有许多学生，既承先，又启後，既继往，又开来，这是孔子的特点。而耶稣等虽启後与孔子同，但却看不起先辈。  

其次，孔子所承的先辈，都属於中华民族的，夏商周虽属不同的部族，但文化是一气相承的，如周公，虽代商之无道，但对商之圣主，仍是尊重的，故我们可视夏商周为一大民族(华夏民族)。故孔子所传承，所开启的，是本身的民族文化，而耶稣之教，却传放外方，今日之犹太人，并不信基督，释迦亦然，这虽更有时代性，但他们所要求的宗教精神，与他们本身的民族精神，有一段距离。而孔子所要求的精神生活，精神生命，便能与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精神生命合一，为中国人所共同遵守。回教在这地方与孔子不同，但回教之所以能为阿拉伯人所信，因为穆罕穆德本人是军事的领袖之故，是凭著军政的力量，使阿拉伯人接受回教。孔子则纯粹靠他的文化思想、学术内容，以「文」的传承，成就中国文化，而不是靠军政的力量，而使孔子的精神与中华民族的精神分不开。由以上之比较，便可见出孔子的特殊。孔子的「文」的承先启後，承先，是承尧舜，启後，是开启後来的学术，诸子百家差不多都是後孔子一百年方兴起，可说多少都受孔子影响。孔子的学问，同用「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二语以表之，兼修己及治人二方面，而墨子，是得「行义以达其道」一方面，以义行仁，道家则得「隐居以求其志」一方面，重个人精神之游於天地。於此可说道墨皆是孔子某一方面的精神，而孔子兼之。 

故孔子在先秦是居於承先启後的地位，而并非是诸子之一，是在诸子之上的，以孔子为诸子之一，始自章太炎，以前人是不如此说的，孔子当然是儒家的宗师，但孔子并不只是属於儒家，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於论述各家时，皆引孔子之言以作评论，可知班固是以孔子为居於九流之上的。在这地方，我们可知孔子是上承六艺，下开百家的，学不厌，是承六艺，教不倦，是开百家。庄子天下篇将学问分三种，一是政治，二是学术(诗书礼乐) ，三是百家，但没有列孔子，百家中没有儒家。可知儒家是归入诗书礼乐部分，是从古代传下来的，而孔子是承六艺之学而来的。百家之学与六艺之学并不相同，百家是後起的，而六艺是从传统下来的，史记上说「考信六艺」，以之为标准所在，最为明显。 

由此可知董仲舒罢黜百家是要回归到本源的意思，不肯只讲分散的学问，而要讲本原的，因百家是後起，而六艺是本原。其实只讲黄老，只讲申韩，而不说本原，不能综合，这是不够的，故要以本原处来统一，这是所以要崇儒的缘故，罢黜，是罢黜百家政治地位，而不是禁止研究。 

六艺之学，以今语说之，即人文的学问，诗是文学，书是历史，礼是法律礼仪，乐是艺术，易是天道，哲学，春秋是明是非，乃历史哲学。此为人文学问的全体，故汉初之或言黄老，或言申韩，只是讲得一部分，而非全体，故董仲舒的崇儒，是要以全体代替部分，并非如後人所想之专制。在六艺之下，百家亦可成立，但不能居於最高的地位。但亦无禁止之事，如西方之待异教。 

其次，孔子不只是儒家，而可通於其他各家，亦不只是哲学家，以前人看孔子是先师至圣，是文宣王，并不是狭义的哲学家，他的思想为孟荀所承接，但有许多人不是以思想承接孔子，如司马迁:「孔子至今五百岁﹍」亦衷心欲继孔子，故他是以史学来承继孔子，董仲舒是以思想来承继孔子，但他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可以与司马迁在史学上相比吗? 故我们可说，汉代真正承继孔子的人是司马迁。其後，刘勰亦认为文章的各种体裁，是从六经而来的，而要宗经徵圣，显然地他是以文学来承继孔子。文学家中，如陶渊明，亦是要继承孔子的，他虽有佛道气息，但他说的「先师」，如「先师有遣训」，明是指孔子，又曰「游好在六经」他以他的诗来承继孔子，李白虽曰「狂歌笑孔丘」，但亦说「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亦是要以风雅来承继孔子，杜甫更是宗儒。虽然汉唐注流是明显的继承孔子者，但对孔子精神的契接，未必比得上几位文学家。关於以後的宋明儒如何承继孔子，不详说了。 

这些推尊孔子的人，都在政治上不得意，董仲舒险遭杀戮，司马迁则受刑，魏晋玄学家之尊孔者如王弼、何晏等，多遭祸，陶渊明是一贫士，刘勰是和尚，更不得意，再者，李白、陈子昂、韩愈亦俱不得意，可知他们尊孔是纯为敬佩孔子的学问精神人格的，与现实政治毫无关系，而孔子地位的形成，是由於後人以其学术地位、文化地位所共推尊而成的，然後才有皇帝出来封孔子。宋明儒之起，初是凭几个在野的苦学之士(宋初三先生) ，明儒之始，是一面耕种一面讲学的吴康斋，他与陈白沙一起下田而弄伤手指，但仍力耕不辍。朱子被斥为伪学，周濂溪是一隐士，二程张载在政治上俱不得意，阳明被贬，方孝孺被诛十族，文天祥刘蕺山则死难，皆不是因官禄而尊孔的。这情况从清朝以後方开始变，清代皇帝多提倡孔子，但他们一面倡孔，一面兴文字狱，可知并非真能尊孔，清代可称为儒家者，只一曾国藩，但他只能在文化上表现孔子精神，而不能在民族大义上发扬孔学，而曾国藩亦是在野的。可知历代之尊孔契接孔子精神者，多是不得意的在野之人，而从民国以来所说孔子地位是由於政治力量所造成之论，是倒果为因的说法。 

清代对孔子的看法，与前不同，今不多说。 

袁世凯想作皇帝，便推尊孔子，於是使人引起错觉，以为孔子是帮助统治者的，孔子的地位是靠在位者提倡而成的。而其实真正了解孔子，推崇孔子的，在政治上都是不重要的，但你能说他们在中国文化上的地位不重要吗? 如司马迁、刘勰、陶渊明、李白、杜甫，他们不重要吗? 可知孔子的地位的崇高，不只是在於思想上，而是及於整个中国文化的全体，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