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3年全国高考作文题说起

                               

     100多年来，从洪秀全的拜上帝会、光绪的维新变法、立宪以及各种政治和教育的改革，到三民主义、五四时的科学与民主、马克思列宁主义，再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启蒙、市场经济、与国际接轨的各种现代企业制度、现代法律、学术规范、后现代主义等，尽管无数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不断地向西方寻求真理，但传统的东西事实上在发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除了我们到处看到的儒家、道家、佛教以及各种来自传统的帝王将相、风水、八卦、养生外，另外一个少有提及但广泛发生影响的即是韩非的法家思想。除了70年代“儒法斗争”给人们留下的不愉快的记忆外，传统法家思想本身的特征也注定了它很难成为一门显学，就像在传统中也只能是阳儒阴法一样。

在儒家看来，法家思想的特征是“以力假仁者霸”《孟子·公孙丑章句上》，就象商鞅在游说秦孝公时所说的霸道一样。在当代社会，我们很多人对此已经有了很多的体会，在广告中我们曾看到，考试的材料、方便面以及儿童都要称王称霸，如“天霸、”“浴霸”、“九州霸”、“考霸”、“面霸”，“小霸王学习机”等，在现实中我们还看到路霸、霸道的垄断企业、学霸等等。在这些广告中，许多东西也许仍然是无意识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那种自觉的意识确实在增强了。在2003年的高考作文题中，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的一段寓言成为几百万高考生作文的阅读材料，作文的题目是“感情的亲疏对事物认识的影响”。

对于韩非的这一段寓言，也许出卷人有自己独特的考虑和理解，也许教师、考生和家长们感到这些阅读材料和作文题过于深奥难解，但无论如何，它们是法家思想的一个有机的部分，它表现了战国时代的社会和心理状况，也是为韩非的所描写的政治权术提供理论论证的。在韩非看来，人的一切的思想和行为均受到现实的利益和情感的影响，是变化无常的，不可预测的，这样臣下在君王面前就始终面临着种种危险，韩非的寓言就是要说明这样的道理，原文如下：

宋有富人，天雨墙坏，其子曰：“不筑，必将有盗。”其邻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财。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邻人之父。此二人说者皆当矣，厚者为戳，薄者见疑，则非知之难也，处之则难也。《韩非子·说难》

在这个寓言中，富人之子和邻人之父说的是同一句话，但富人从感情的亲疏厚薄出发，却赞赏自己孩子的聪明，并怀疑邻人的父亲，作出了不同的认识。从韩非的本意来说，他并不是那种现代意义上的教育家和理性主义者，也并不是要用理性去控制人的情感以摆脱偏见，而是表现了韩非对现实社会的深切感受。我们知道，战国是一个辩士云涌，靠三寸不烂之舌以参与政治，谋取高官厚禄的时代。韩非为人口吃，作为韩国公子既不见用于韩，后又被害于秦。韩非在他的书中深深感到了法术之士在游说君王，参与政治时的险恶与艰难。这个寓言所在的《说难》以及《难言》等篇，在篇名上就已经表达了这样的含义。在韩非看来，君王对一些事情的判断往往受到感情的亲疏和爱憎的影响，而且往往是变化无常的，不可测的，法术之士在游说和进言的时候，同样的语言在不同的时间和对象上就可能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既可以得功，也可能获罪。假如你的话讨人喜欢，富有文采，则可能被看成是“华而不实”，“虚而无用”，假如你的话敦厚、率直和务实，则可能被认为是“拙而不伦”，“僭而不让”和鄙陋。假如你在好名者面前说之以厚利，则会被君王视为卑贱而离弃；而在好厚利者面前说之以高名，则也无法得到君王的重用；那么如你在表面好名而实际好利的人面前说之以高名，那么君王则会表面上任用你而实际上疏远你。在这段寓言的前后，韩非各讲了一件事情，它们要说的道理是和作文题中的寓言是一样的，原文是：

昔者郑武公欲伐胡，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娱其意，因问以群臣：“吾欲用兵，谁可伐者？”大夫关其思对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戳之，曰：“胡，兄弟之国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闻之，以郑为亲己，遂不备郑，郑人袭胡，遂取之。宋有富人……。昔者弥之瑕有宠于卫君。卫国之法，窃驾君车者罪刖。弥子瑕母病，人闻，有夜告弥子，弥子矫驾君车以出。君闻而贤之，曰：“孝哉！为母之故，忘其犯刖罪。”与君游于果园，食桃而甘。不尽，以其半啖君。君曰：“爱我哉！忘其口味。以啖寡人。”及弥子色衰爱弛，得罪于君，君曰：“是故尝矫驾吾车，又尝啖我以余桃。”故弥子之行未变于初者也，而以前之所以见贤而后获罪者，爱憎之变也。”

在前一件事中，大夫关其思猜知郑武公的真实意图而建议伐胡，但没有想到郑武公还需要一个牺牲品来进一步麻痹胡国国君，因而被杀。在后一件事中，春秋时代的弥子瑕以男色有宠于卫灵公，当卫君宠爱他时，窃驾君车，以余桃啖君都成了“孝”和“爱”这些优点，但当他色衰爱弛，不再受到卫灵公的宠幸时，窃驾君车等同样的事情又成了罪行。在以后的历史中，“余桃断袖”即成了男性同性恋的代名词。作文题中的寓言，所说的也是同样的道理，君王对待法术之士，就象宋国富人对待邻人之父和自己孩子一样，完全以爱憎好恶为转移。所以在韩非看来，法术之士要游说君王，必须要察知君王的好恶爱憎，“故有爱于主，则智当而加亲；有憎于主，则智不当见罪而加疏。故谏说谈论之士，不可不察爱憎之主而后说焉。”（《说难》）。

在这里，我们至少可以看到，韩非的思想并不象笛卡儿和斯宾诺莎以及现代的理性主义者那样去崇尚理性以控制情感，而是有点类似18世纪英国的休谟或20世纪的一些具有后现代倾向的哲学家，休谟说理性永远是情感的奴隶和工具，海德格尔认为人的一切思想都依赖于人的心境情调。当然，他们思考的内容和角度也有很大的不同，韩非的思想也具有复杂和多重性，但在总体上来看，韩非倾向于相信人的一切判断都建立在利益和情感的基础上，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都是赤裸裸的利害关系，一切都在不断的变化，都是特殊的，没有什么普遍恒常的东西，韩非的其他一些寓言，如守株待兔、矛盾等等，都是要说明类似的道理。在韩非的思想中有一种马基雅维里式的风格。在韩非的时代，春秋时代孔子思想中的那种理性主义衰落了，人越来越多地面临着经验和感性的世界，韩非的寓言不仅表达了他自己的思想，在某种意义上也表现了那个时代的状况。

当然， 出卷人也许没有必要考虑那么多复杂的问题和韩非自己的原意，后世人可以有自己的理解，一些寓言在流传过程中已经多少偏离原意了。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个问题可能的多重的答案和影响也是不能回避的。也许出卷人受到报纸上所登载的一些欧洲国家作文题中那种哲学意味的影响，也要从我们从中国自己的传统哲学中寻找一种资源来增进我们的思考，但我们也要看到，韩非尽管是中国传统中的重要的思想家，尽管社会的发展也许使人对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或韩非关于感情亲疏的思想有了越来越多的共鸣，其思想中毕竟也包含着许多消极的内容，以至为后世搞政治权术者所常用，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也应当是有辨别地批判继承。无论如何，这个题目是存在一些可商榷之处的，且不说当代世界对这些问题的各种争论，它在事实上也不完全符合许多教育家崇尚理性的理想。

                                                             2004年1月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