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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中杰:权贵资本主义的特种部队 
作者:[苏中杰] 来源:[] 2009-04-27

在盛行酱缸文化的中国,有些进步的东西登陆之后,经过被感染,毒化,挤压,扭曲,腐蚀,霉变,诱淫,和权力交配,就生出一个个怪胎,丑胎,坏胎,恶胎和鬼胎。自由主义就逢此遭遇,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即令人侧目的伪自由主义。

伪自由主义有着不可饶恕的罪恶!

自由主义发展到当代,已由历来各领风骚的众多派别,经过各代大辩论,大容纳,大提炼,大整合,从其终极价值出发,形成了比较严密的、完整的、不可分割的体系,在制度、路径、经验、办法和道德伦理等各层面,得到了世界性认同,并由自由民主世界的实践所证实。比如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不可分开的整体性,以及这个整体性同社会正义的不可分割性,同社会道德的关连性,都已是自由主义的ABC。谁如果说他在非民主制度下能搞起一套市场经济,那会被当成智商不全的低级骗子而嗤之以鼻的。可是伪自由主义者,尤其是以一大批“精英经济学家”为主体的伪自由主义者,声称自己让当权者占有公产是为了搞市场经济,同时又把权贵掌控市场的经济格局说成市场经济,把贫富严重分化说成是市场经济的必然,把提高学费、水电费和春运火车票价说成是市场经济原则的需要,把大掏民众腰包说成是 “与国际接轨”。伪自由主义协助权贵对民众进行残酷掠夺,同时,又以“改革”和“市场经济”为权贵高唱颂歌,为掠夺之下的一切罪过开脱。这个时时犯罪并时时为其罪过开脱的过程,惯穿于整个的“改革”过程。

自由主义思想,是完全独立于体制之外的,是传统意识形态的批判者。而伪自由主义,在现实的要害问题上,和体制内的声音是一致的,和传统意识形态在现实中的聚焦点是重合的,和官方话语和意志是亲密而又投机的。关于改革言说便是其例。其实,中国的社会改革(不是行政改革和“党内改革”)只有两个,一个是 1989年以前的那个虽然激动人心但还只是口头上和纸面上的改革,一个则是小岗村的分地到户。其他所谓的改革,主要内容是权力在经济领域里的扩张,是以权力为手段使社会财富朝极少数人手中转移。对这样的改革,人们就有必要,而且有理由进行质疑。但是且慢,你质疑不得,因为“改革”已被意识形态化了,同“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社会主义教育”和“文化大革命”等各次政治运动一样,谁有意见,谁就是态度问题,立场问题。“反对改革”成了个大帽子。这当然是官方话语,经常出现在其报告和相关文章里。而伪自由主义对付改革的质疑者,正好用的也是这顶大帽子,动不动就说“这是要不要改革的问题”,从而把质疑者当成了政治反对者,企图一棍子打死。谁要反对他们协助权贵抢劫公产,掠夺民众,他们就说谁是改革的“阻力”,谁就是要倒退到“计划经济”和文革年代。正因为他们有媚上、媚官、媚权、媚势的良好表现,有压制他人的意识形态为强大后盾,所以始终拥有强大的话语权。当他们遭到忍无可忍的社会公义批评时,他们就斥责别人“站在道德制高点”说话,是“诛心之论”。但是,他们没有看自己是站在政治制高点上的,和杀人差不多。

自由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根本矛盾,不是阶级矛盾,即不是所谓的穷人和富人的矛盾,而是统治权力与民众的矛盾。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原因,在于对统治权力的制约和囚禁,而不是贫与富斗争的结果。解决贫富矛盾的办法,是通过对统治权力的制约和囚禁,从而建立起点公正的发展平台,制定略倾向于穷人的政策。自由主义的伟大也就在这里:只拿权力是问,不以贫富论理。因为前者解决了,后者就好办了。而伪自由主义者不是这样,他们不敢抬起眼皮正视强权,要么对社会不公从不发言,装聋作哑,视而不见;要么用阶级矛盾掩盖统治权力与民众的矛盾,说当下“穷人要打倒富人”,所以,“要保护富人”,“把富人打倒了,穷人要永远受穷”,所以,我们的口号是“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此论者一方面向富人(权贵资本主义下的富人主体必然是权贵)媚笑,一方面演戏,欺骗穷人。他们脑子中根本没的“政治防贼论”和“权力制约论”,而全是阶级斗争论,可是还说别人要搞阶级斗争——把民众的维权和民主要求,视为阶级斗争。特别是关于穷人要 “动乱”之说,几乎等同于提醒权贵时时准备镇压维权力量、力图囚禁权力的社会正义力量,即民主力量。没有比这更卑鄙歹毒的了。在大量的乱七八糟的鼓噪中,统治权力与民众的矛盾不见了,因而统治权力更强了,扩张性更大了,使中国一路狂奔,顺利步入权贵资本主义。如果查看他们这些人的实际身份,不难发现他们是高级官员的幕僚和顾问。据余杰亲眼所见,这些声名显赫的家伙,从京城到地方的时候,一般都是当地党政要员陪同,警车开道、威风八面。余杰还披露,这类人以善于敛财为荣,一场报告会开价数十万之巨,听众多是政府官员和富豪老板。(余杰:《追问知识分子的良知》)对照来看,关于他们“人是好的”、“动机的善良的”之说,不攻自破。

自由主义“人人生而平等”的价值观和崇高追求,是通过起点平等和社会公正来实现的。如果在起点不平等、社会不公正的前提下,比如当下中国,让百分之四的人掌握了百分之九十的社会财富,那么百分之九十多的人,特别是穷人,发出的不满之声就是正义的了。可是当下伪自由主义眼中,“为穷人说话”就意味着保守,落后,可耻,甚至反动。他们认为中国的贫富之差,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为穷人说话就是否认市场经济,就是要回到“计划经济”和文革时期,就是开历史倒车。他们还认为,为穷人说话,就是“民粹主义”,就是煽动“义和团情绪”,就是助长“暴民行为”,什么又要“打土豪,分田地”了,什么“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思维阴魂不散”,又想搞当年的“大锅饭”了。还值得一提的是,“左派”,他们的政治目标虽然是想恢复毛秩序,不能认可,但他们批判社会不公,不能说没有正义性。但是“左派”这个词,因为和文革与暴政联系在一起,在中国已几乎成了“恶人”的别称。伪自由主义在反攻时,便时常用这两个字诬蔑对手。总之,凡是历史中的破坏性行为和“共运”恶名,能想起来的就都加过来,一切脏水能舀起来的就都泼过来。在思想贫乏的中国,许多人,特别是不少单纯的、阅历有限而又愿追求正义的年轻人,初见自由主义,有一种新鲜感和冲动欲,在接受历史和“共运”反思成果的时候,在不分对象、不分历史阶段、不看现实环境的情况下,被他们利用,被他们引上伪自由主义贼船,在阴差阳错中随着他们叫喊。在他们引导下,形成了一股打击正义、维护权贵资本主义的滔滔逆流。而这些伪自由主义,口口声声反对文革语言,反对戴帽子,可是他们打压穷人维权时所用的上述语言,却是货真价实的文革语言和帽子。他们根本不会明白,自由主义的主张是,社会各阶层,无论贫与富,都可以对自己的利益进行表达,而在社会不公正的时候,弱势群体的表达更为重要;他们只明白一个关键:现实权贵的利益至高无上。

歪曲自由主义各种概念的内涵,也是伪自由主义惯用的伎俩。比如宽容,本来是指各种不同意见都有表达自由权而言的,就是允许不同意见的存在,保护反对者和异议者的权益。但在伪自由主义手中,宽容成了压制不同意见的武器:谁要对权贵和邪恶表示不满,谁就是不宽容,宽容成了对权势和罪恶的放纵。再如理性,本来是指符合逻辑的、科学的态度,这同一针见血的判断和基于正义的感情是不矛盾的。但在伪自由主义手里,理性也成了对付民众维护其合法权益和争取自由的大棍棒。社会批评说你们这样搞的改革,是权贵资本主义,他们就写大块文章:《要理性认识中国改革》,把批评者推到非理性一边。民众喊冤叫苦,泣血呼吁,要求司法公正,他们说,你们要理性嘛!在他们的理性大棒下,锐利的透析和正义的呼喊都成了愚众的盲动,反衬着伪自由主义的高贵智慧和圣人面孔。再比如不属于战术范畴的妥协和让步,本来是宪政民主条件下一种政治智慧,指各合法利益阶层(注意:合法利益阶层!)在实力相当的相争过程中,各自让出一步,以成全其更大利益,从而不因小而失大。但伪自由主义的做法是,要求民众向权贵妥协和让步,向权贵专制下的各种邪恶妥协和让步,把面对非正义力量应使用的战术同面对合法利益阶层的政治智慧混淆起来,把对权贵和邪恶的妥协让步提高到价值高度。谁要是不这么做,谁就不是“理性”的、“温情”的知识分子。这样的喧嚣,已有多年,近日《凯迪网络》上突如其来地又出现一篇题为《妥协,让步,温情——理性知识分子的价值追求》的文章,是不是伪自由主义同五毛的合作,存疑。

伪自由主义,还善于玩弄诡辩花样,制造逻辑陷阱。如中国何去何从,讨论时,选择应该是多元的,在逻辑上存在着多个选言肢:要么搞文革前的计划经济;要么搞权贵资本主义经济,要么搞民主制下的自由经济。但在他们的欺骗宣传和坦护罪恶的诡辩中,隐藏“搞民主制下的自由经济”这个选言肢,用剩下的两个选言肢组成二元矛盾逻辑:要么搞文革前的计划经济;要么搞权贵资本主义经济(他们宣传为“市场经济”),非彼即此,两不相容。答案是:既然不能回到文革,那么,只有让权贵瓜分公产才是合理的、正确的、唯一出路。他们用这个招术,把反对者推入逻辑陷阱:你要反对他们名为市场经济的权贵资本主义,他们就说你要回到文革前,搞倒退。这个用白骨和血泪实践着的逻辑陷阱,为反民主、反自由、反人权,立下了汗马功劳,也给中国当代哲学界带来奇耻大辱。此外,他们还有两个常用的诡辩花样。一个是偷换概念。比如中国的房产商实际是官商,贪婪残忍,臭名昭著,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可是,当记者就此特意问他们对房产商的看法时,他们闭口不说“房产商”这三个字,而是绕个大弯子,大赞中国企业家的伟大贡献,以此把房产商囊括进去,记在功劳簿上。实际上,“企业家”是集合概念,该集合所具有的属性,其内的分子“房产商”不一定具有。这正如说“中国人是聪明的,张三是中国人,所以张三也一定是聪明的”一样荒唐。老奸巨滑!其二是偷换论题背景。比如他们说,中国房价不算高,该涨!学费不高,该涨!水电价格,也该涨!春运火车票,更该涨!他们谈这些论题,自设的现实背景是市场经济,说一定要按市场规律办事,似乎这里没有权力介入,结果必然是公正的。但是,在廉房不建厕所问题上,他们就不说市场经济了,而是换一个背景:怕有钱人占有,只好让廉租房不建厕所。逻辑陷阱的歹毒和诡辩的花样,直接显现出以权贵利益为中心的可耻嘴脸。

如同装神弄鬼,又像巫婆神汉一样神神秘秘,进行滑稽、可笑而又愚蠢表演,是伪自由主义的另一特点。他们主张把公产送给权贵,参与制定领导层收购政策,一肚子鬼胎,不少人都看出来了。可是,他们一个个却装扮出救世主的模样,似乎是在实现一个扭转乾坤、改变历史方向、拯救苍生的宏大理想,不是大智慧者和大圣贤者,是不可能理解的。别人责难他们,他们就说别人是“反智主义”;别人要是质疑,他们的回答只有三个字:“你不懂!”即就是他们的专业同行进行质疑,他们也将其打入“反智主义”行列,也用这三个字:“你不懂!”别人有什么不懂的?不就是“以产权换特权”、以剥夺民众来“实现私有化”的歪招嘛!不就是用权力打劫嘛!不就是以“辉煌的目标”来遮盖罪恶的手段嘛!以为他人都是蠢猪,看不出来?普通人拿你们没办法,舆论被你们掌控着,何清涟们没有说话的地方。这批巫婆神汉借助官方提供的平台,经过一翻装神弄鬼的表演之后,很快成了“精英经济学家”,很快就在政协、人大等荣誉机构和各类学术机构中享有一般学者得不到的位置,并在诸多大型企业和公司中担任“战略策划”和“独立董事”,中央、地方的电视、广播、报纸(可悲的是,还有比较进步的报纸也参与其中),像请天下第一风水先生一样,把他们当成“求师问道”的最高神圣,对他们那套浅薄、无知、混乱、邪恶的东西,进行现代化的和智慧的包装,让全国人接受他们的愚弄。结果,这些家伙的名字一个个在社会上如雷贯耳,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成了当代中国不可逾越的高人,超人,智人和改革的中坚,谁要是对他们提出批评,不管如何有道理,首先遇到的责问是:你敢批评某某某,你读了多少书?好好学些年头再说吧?此种无知和迷信,加上既得利益者、成批黑心老板以及为其服务的小金领和大白领有目的的吹棒和声嘶力竭的维护,便形成了一股通过维护伪自由主义——“精英经济学家”来维护权贵资本主义的滚滚浊流。其实,再高深的经济学,化为政策落实到老百姓头上后,马上简单化了,明了化了:刀刀见血!有的说这是“卖路钱”,有的明确说 “要牺牲几代人”,这不是魔鬼语言吗?

伪自由主义还有一个相当明显的特征,就是极力反对网络文化,甚至视之为仇寇,与官方对待自由媒体一样,恨不得除而铲之而后快。他们公开叫叫嚣,网络是垃圾场,配合对网络的打压;说“要坚决顶住网络舆论”,当作洪水猛兽而防之。公允地说,网络的确有不少不能恭维的东西,但这并不是应该打压的理由。人人都应有表达权,是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首要的问题不在于说的对不对,而在于能不能说;人类就是在争取大家都能说话的奋争中前进的;真理就是在大家都能说话的环境中发展的;人们的情操是在言论自由中逐步净化的;人权是以说话权来体现的。网络为言路逼窄的中国民众,提供了一个相对自由的表达平台,在中国,应该是科技力量落实人权的小小起步。伪自由主义仇视网络的原因,从直接的利害关系上看,是藏龙卧虎的民间社会通过网络批评,揭穿了他们这批“精英”贪婪无耻的德性、巫婆神汉的招数和江湖骗子的伎俩;从价值追求上看,则在于他们反人权的本性。

给自己身上贴个闪亮的标签,手上打出一个诱人的旗号,欺骗社会舆论,也是伪自由主义以售其奸的重要手段。他们贴给自己的标签是“改革者”,他们举的旗号是否定文革,否定计划经济。饱受文革和计划经济之苦的国人,怎不喜欢这样的标签和旗号呢?然而,历史的经验却是,否定满清者,未必拥护共和制度,否定文革者,也未必是为了搞宪政民主。这不过同历史上的改朝换代一样,谋私者是借用对前朝的不满力量来实现其政治经济目标的。事实也证实这一点,权贵资本主义者也是否定文革的,但他们否定的内容与民主主义者是不同的。他们只否定文革使他们失去手中的权力,要把权力再拿到手上;而民主主义者否定文革,则是其极权制度,是要限制和囚禁权力。前者当权力到手,可以以权劫公,用经济浩劫代当年政治浩劫的时候,对文革的“反思”也就被禁止了,成了言论禁区。所以,以后关于文革如何不好的言说,只能用于“今昔对比”,比出改革的成就,以掩盖权贵的掠夺。由此可见,伪自由主义对文革的否定,目的十分明确。还有,他们中的个别人,有时也喊几句民主口号,其言说的深度和广度,比延安对准国民政府的民主言说差十万八千里,不过是淡淡的、心不在焉的敷衍而已。可是,尽管是淡淡的、心不在焉的敷衍,在相信口号的国度,也能成为一种迷人的旗号,让不少人误认他们为民主派,从而当成“自己人”,并为他们协助权力劫掠公产的罪恶辩护。他们的上述欺骗之所以能得逞,是因为国人手中的一个照妖镜还没有举起来:透过你的标签和旗号,看你说的,做的,学术方向和思想进击目标,是不是给权力上镣铐。这个照妖镜举起来之后,那些家伙的五脏六肺就可以看清了。但是,很可惜,没有言说的自由,这个照妖镜就难以普及。
看伪自由主义的上述表现,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伪自由主义是权贵资本主义的特种部队!

权贵资本主义在其建立的过程中,固然要大批武装力量对付下岗工人和失地农民的维权行为和上访活动,在拆迁中要出动警力打击各种反抗行为,平时要用国家机器保护抢到手的财富。但是,没有这支特种部队,权贵资本主义是建立和发展不起来的。因为伪自由主义发挥了枪杆子
所没有的力量。

读完本文,有人也许要问,当代中国有没自由主义者?回答说,有,只是太少。如秦晖和何清涟们,贺卫方、李劲松、莫少平们。秦晖和何清涟们同上述伪自由主义有直接的对照性:秦晖的“低人权”论,具有正义和智慧的穿透力和爆破力,颠覆了“辉煌成就”。何清涟,是经济学界反击权贵资本主义最早的巾帼英雄!上述那些司法界人士,被民间舆论称之为社会的良心和民族的脊梁!

我们相信,历史是公正的,它知道鲜花应该献给谁;我们相信,历史也是无情的,它知道应该把谁推到历史审判台前,钉到历史耻辱柱上,而且一个也少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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