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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君山:而今迈步从头越——读《中国不高兴》 
作者:[欧阳君山] 来源:[作者惠寄] 2009-03-20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这是鲁迅先生1934年9月提出和思考的问题,时值“九·一八事变”三周年,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在践踏东三省后,正向关内步步进逼,亡国灭种的威胁迫在眉睫,悲观失望的情绪笼罩神州大地。

时间已走过四分之三个世纪,按理说,中国人应该也已经信心满满。不仅连同日本在内的帝国主义被驱逐,而且时间也重新开始——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又经过一个甲子的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建设,中国重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不仅经济总量大大增强,综合实力也蒸蒸日上。这从一个“洋鬼子”的一句话充分见证,2008年3月,在接受《华盛顿时报》专访时,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迈克尔·海登表示,中国将“不可避免地成为美国的敌人”——这里的“敌人”几乎可视为“嫉妒”的同义词。

精神下跪的中国精英

但鲁迅先生的问题并没有过时,这是近日拜读《中国不高兴》之后一个最强烈的感觉,该书副标题叫“大时代、大目标及我们的内忧外患”,作者包括凤凰卫视特约军事评论员宋晓军先生、中国民族主义领军人物王小东先生、社会学家黄纪苏先生、《中国可以说不》的主要作者宋强先生、资深媒体人刘仰先生,笔锋直指当前中国一部分精英们西装革履下虚荣而虚弱的内心。

大的方面,某些精英们自然会弄得冠冕堂皇。但常言说得好:“魔鬼在于细节。”一些微不足道的小节十分精准地暴露出精英们的低三下四。但看一二无妨,一个细节是该书主要作者之一的黄纪苏先生在《这个时代的学术腐朽》的文章中谈到的:

“我有回浏览杂志,看到什么“A层面上的D线效应”、“D层面上的F线效应”,还以为是说二极管什么的呢,其实说的是中国话剧。学者们走到这一步还真不是学习西方,而就是冒充西方了,因为西方好像也没到这地步。”(《中国不高兴》第262页)

这可能不是学界的全部货色,但我敢肯定,在哲学社会科学上,此类货色绝对不是少数,没有九成,也占八成。这还是学术吗?打肿脸充胖子,拉大旗做虎皮,故弄玄虚吓唬人,不学有术也!

另一个细节是该书主要作者之一的王小东先生在《切勿去学香港“管家文化”》的文章中谈到的:

“我曾经听到一个笑话:哈贝马斯来了,大家争着谁先跟他握手。真没出息,所以我群发了一个邮件,问:哈贝马斯是谁?居然就有人蹿出来说:你太没学问了,你都不知道哈贝马斯是谁!居然就看不出我这个话的讽刺性。”(《中国不高兴》第265页)

争着握手似乎无可厚非,中国人好客嘛!但的确反映出王先生所揭示的问题:“中国学术界、文化界在精神上跪着,怎么可能出现原创性的人物呢?原创是需要站着的。”

近几年来,舆论不时要探讨“中国什么时候能拿诺贝尔奖”及“为什么近现代中国不出大师”的问题。相当一部分人归之于言论及思想不自由——这当然是主要因素,但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更在于,我们学者自身从来就没有真正站起过,大都跪拜在西方偶像之下。甚至当某个学人想站起时,一些学者还挥舞大棒,充当学阀,说你文章中怎么就没有“A层面上的D线效应”之类。

秀才遇着兵

为什么中国人民都站起一个甲子了而精神上仍然跪着,乃至发生王小东先生多年来所批判的“逆向民族主义”呢?如果追根究底,原因还真的很简单,那就是人性的势利:强者的一切都是优秀的,弱者的一切都是糟糕的,没有实力,什么都甭谈。

当电影《梅兰芳》热映时,有人在博文中表示:京剧在西方根本没有任何市场,所谓“梅兰芳上世纪三十年代在美国的风靡”是被虚夸的。有一个跟帖说:“想让京剧占领美国市场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中国军队在美国设立军事基地,懂不?”王先生认为这个话糙理不糙,简单透彻地摆明了“软力量”与“硬力量”的关系,并进一步表白:

“说实话,如果不是西方的坚船利炮打败了中国,中国人有几个会去喜欢西方的歌剧?即使今天,我也从根本上怀疑那些花重金去听西方歌剧的小资是真的喜欢它。恐怕其中很多人根本不喜欢,但他们不敢像西方人评论中国的京剧那样毫无顾忌地说出来,他们必须装作十分喜欢,不然他们就会被周围的人认为‘不文明’。”(《中国不高兴》第63页)

这个话有道理,很能够说明近现代中国的遭遇。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中国其实是不缺“软实力”的,曾有着自己的坚强自信。当年大英帝国派马戛尔尼勋爵访华,请求通商贸易,乾隆大帝答复英国国王一道旨,其中有言:

“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尔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

——牛,实在是牛!今天看,乾隆皇帝的确坐井观天,但在某种程度也确实属于实话实说。在当时农业文明、自然经济交通技术所能及的范围,咱中国的确是抚驭四海,万邦来朝,至少在大半个亚洲是如此。

但中华文明的自尊随后被严重质疑,乃至被摧毁,秀才遇着兵了。在乾隆大帝向英国国王下旨大约半世纪后,1840年6月,盎格鲁—撒克逊人一支由48艘舰船、540门大炮和4000名士兵组成的“东方远征军”侵入广东海面,鸦片战争爆发!当今国际上流行“文明冲突论”的说法,鸦片战争可说就是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正式冲突的开始。为人民英雄纪念碑题词时,毛主席之所以要“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原因应该也在此。

在坚船利炮以至于鸦片的支持下,西方人把神州大地变成了半殖民地,胜者王,败者寇,拳头就是真理,随之而来便是西方文明大军压境,形形色色的思想主义长驱直入,中华文明一时相形见绌,一部分中国人走向自残,甚至自绝,打倒孔家店,消灭中医,全盘西化,乃至废除汉字——钱玄同不就是典型吗?

 “河殇论”变“中国威胁论”

的确称得上“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从来的外来文化都是被吸取和同化,但欧风美雨的到来“激起了骚动和不安”,同不了,化不下!1949年8月5日——也就是在新中国成立前不久,美国国务院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国务卿艾奇逊颇有历史高度地总结了“西方的影响”:

“中国自己的高度文化和文明,有了三千多年的发展,大体上不曾沾染外来的影响。中国人即是被武力征服,最后总是能够驯服和融化侵入者。他们自然会因此把自己当作世界的中心,把自己看成是文明人类的最高表现。到了十九世纪中叶,西方突破了中国孤立的墙壁,那在以前是不可逾越的。这些外来者带来了进取性,带来了发展得盖世无双的西方技术,带来了为以往的侵入者所从来不曾带入中国的高度文化。一部分由于这些品质,一部分由于清朝统治的衰落,西方人不但没有被中国融化,而且介绍了许多新思想进来,这些新思想发生了重要作用,激起了骚动和不安。”

所谓“激起骚动和不安”是过于保守的说法,就是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不也是来自欧洲的舶来品么?但另一方面,“激起骚动和不安”也是符合现实的说法。对“文化大革命”,目前有种种说法和解释,中西文化的冲突在这里实质上是有迹可循的。“大跃进”也是如此,毛泽东当年提出“向地球开仗”和“钢铁元帅升帐”,难道就不属于西化的骚动?如果仔细分解毛泽东的思想,不难发现中西两种思想的骚动和冲突。

但最后究竟是谁同化谁或者说谁归于谁呢?这可能是决定民族自信与否的关键,如果归于西方文明,那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可能就沦为空谈,老老实实做你的二等公民吧。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河殇论”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鼓吹所谓“黄色文明”必定要归于“蓝色文明”,整个中华民族是不幸而悲哀的。

“河殇论”放到今天,盲目性显而易见,荒唐性更是赫赫然也。按英国“新经济基金会”2007年底发布的报告,全世界像美国一样消费,需要“区区”5.3个地球。黄色文明怎么归于蓝色文明呢?你想归,人家还不让归!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尖锐指出:如果中国也像美国人一样消费汽车,大气层都得着火。真的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还不到三十年,“河殇论”就变成了“中国威胁论”。

从博弈论理解中华文明

那是不是中华文明就有可能在与西方文明的“文明冲突论”中胜出呢?现实可能不是中华文明胜出,而是西方工业文明自动下水。就在三月中旬,来自80个国家的大约2000多名气候科学家在哥本哈根提交的报告指出,由于气候变暖,海平面的上升幅度比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在2007年发表的预测要高几倍。据最新推算,到2100年,海平面将上升75至190公分——毫无疑问,这极其可能是毁灭性的。

丝毫也没有幸灾乐祸的意思,这是包括中华民族在内的全人类的危机和挑战。更是中华民族的巨大危机和挑战,因为中华民族人口最多,全人类五分占一。但面对天诛地灭式的巨大危机,我们的确应该从大历史的高度来反省一下人类的文明问题。

谈到中华文明时,我们总是戴着各种各样的有色眼镜,甚至把过多的概念附会上去。实际上,不妨从更一般的也就是人与人相博弈的角度来理解文明的问题。不管一种文明的内部具体如何,封建主义也好,资本主义也好,专制也好,民主也好,科学也好,愚昧也好,有宗教也好,无信仰也好,黑人种也好,白人种也好,大陆型也好,海洋型也好,内省文化也好,外向文化也好,窝里斗也好,不窝里斗也好,其他种种也好,完全可以对这一些纷争置之不理,但都可以肯定,该一文明的总格局是人与人的博弈——只要是人的文明,任一文明的总格局都是人与人的博弈;这一总格局与任何其他因素无关,唯一只与人情人心人性紧密相关。

如果我们从外部看到某一文明长时间大体稳定,甚至一直处于大体稳定的状态,应该可以肯定,该一文明内部格局已达到博弈均衡,要不然,它不可能老是大体稳定!对这样的文明,应该表示尊重!而如果这样的文明不属于小文明——小文明可能会存在特殊性——而是巨型文明,甚至是超巨型文明,那更应该表示尊重!中华文明就正是这样的文明,一者五千年绵延不绝,大体一直稳定;一者超巨型,人口和面积都是超巨型的——所以绝对应该尊重中华文明!判断文明之优劣的标准在哪里呢?难道不是时间和历史的考验?!

这样回过来头再看中西两种文明的冲突,是不是想起老百姓一句叫“笑到最后才笑得最好”的话?中华文明并不差,并不劣,并不弱,鸦片战争以来的屈辱只是“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但理终究在我们这一边的,未来属于我们,古话说得好:“一时成败在于力,千古胜负在于理。”从这一点来讲,中华文明是全人类的信心所在!我得再一次拜托,不要简单地把某些概念——比如自然经济或农业文明——附会到中华文明之下,要从博弈论去理解。

天命所归大中华

《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们差不多都直接提出:中国人要终止“自我矮化”,要对自己的民族和文明有信心,要在全球化时代树立一个大目标!这久违的呐喊令人鼓舞,我们曾经声嘶力竭地高喊过“把红旗插遍全球”,甚至也大力支持过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但那多少有点夜郎自大,甚至自不量力,而且意识形态的味道过浓。但如今咱们的中国已经登上全球化的列车,的确需要一个大目标。王小东先生快人快语:

“中国应该有什么样的大目标?我认为第一是要在这个世界上除暴安良;第二是管理比现在中国所具有的更大更多的资源,给世界人民还来福祉。” (《中国不高兴》第98页)

这甚至谈不上高尚,最简单不过:要是没有一个大目标,十三亿人的现代化,怎么办?请给个答案!黄纪苏先生把话摊白了:“我们面前只有两条路:或压垮这个世界,或再造这个世界。”从咱们的人口规模出发,再结合咱们的文明传承,选择其实只有一种,那就是再造这个世界——王小东先生这方面的说法十分大气:“天命所归”!

的确关山重重,但没什么犹豫的了。皇天后土,中华民族必须重建自信,重新出发!这不只是大国崛起的关键,也是咱们推进政治革新的关键,还是包括解决最受全社会关注的腐败问题的关键。一个没有自信的民族、一个没有追求的政府、一个没有雄心的执政党,只会添堵,而不太可能真正解决自己的问题。建议每个人体验一下自信、不自信、有雄心、没雄心的感觉。

走笔至此,想起毛主席写于长征途中的词句,谨借读《中国不高兴》之机,献给我们这个民族: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

苍山如海,

残阳如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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