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要杀死经济学中的希帕索斯理论 

公元前5世纪，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前580~前500年）坚信“万物皆数”，宇宙间各种关系都可以用整数或整数之比来表达。这时他聪明而天真的学生希帕索斯（hippasus）发现，边长为1的正方形，它的对角线却不能用整数之比来表达。

这个发现摧毁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理论核心，知道希帕索斯开始向别人谈到了他的发现时，学派中的其他成员便将希帕索斯扔进大海，残酷的杀害了他。

而在发端于战国时代甚至更早的《九章算术》中，已经开始对开方不尽数“以面命之”，并用正方形的“面”来定义无理数；成书于两千年前的《九章算术》已经提出正负数的概念，而欧洲直到17世纪才出现负数概念？德国十六世纪伟大的代数学家史替费尔依旧把负数称为“荒谬”。

西方数学思想的极端落后是欧洲人的愚蠢吗？显然不是，决定人类知识边界的是东西方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在西方人的思想中，他们首先看到的是具体的“物”，并企图透过这些个别的物发现背后完美的逻辑形式。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不是这样，在买卖、赢余、收付这些日常事物中，他们首先关注的是这些事物的整体关系，然后才关注具体的个别的“物”。

东西方数学上的差异同样适用于经济学领域，打开西方大学的经济学教科书，你看到的首先是供给和需求、成本和利润以及其背后的均衡理论。那么人类经济产生的基础环境呢？民族国家经济社会系统中始终显示的巨大非均衡呢？人在经济生活中的迥异的能力呢？则不是西方经济学关注的问题。

最早发现中国古典经济理论先进性的是梁启超。他在1909年所作的《管子传》中明确指出，《管子》的作者就已经有了宏观经济学概念。（请注意，1936年凯恩斯才出版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凯恩斯的收入和就业理论的基础上，宏观经济学才逐渐发展成为当代经济学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事实上，直到今天西方的宏观经济学仍然不能像将《管子》一样环境和政治近乎完美地嵌入到经济理论之中——中国自古主张“政经一体”，《管子·轻重甲第八十》释中国古典经济理论这一概念时说：“故申之以号令，抗之以徐疾也，民乎其归我若流水，此轻重之数也。”

一百年前梁启超（1873~1929）《管子传·第十一章管子之经济政策》中写道： 

“经济学之成为专门科学，自近代始也。前此非独吾国无之，即泰西亦无之。（虽稍有一二，不成为科学）自百余年前，英人有亚丹斯密者起，天下始翕然知此之为重。然斯密之言经济也，以个人为本位，不以国家为本位，故其学说之益于人国者虽不少，而弊亦随之。晚近数十年来，始有起而纠其偏匡其缺者，谓人类之欲望，嬗进无已时；而一人之身，匪克备百工；非群萃州处通功易事，不足以互相给；故言经济者不能举个人而遗群，而群之进化，由家族而宗法而部落以达于今日之国家。国家者群体之最尊者也，是故善言经济者，必合全国民而盈虚消长之，此国民经济学所为可贵也。此义也，直至最近二三十年间，始大昌于天下。然吾国有人焉于二千年前导其先河者，则管子也。”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89年，饮冰室专集之二十八·四六）

当世人看到：在曾经养育了人类的资源丰富的非洲古大陆上，还有太多的饥饿！

当世人看到：在科学和生产力已经高度发达的时代，仍是越来越野蛮的环境破坏！

当世人看到：在最繁荣的都市，仍然存在是巨大的使人失去生命尊严的贫富鸿沟！

人类开始寻找另一条经济发展道路以及这条发展道路的理论基础。

两千多年前，以《管子》轻重十六篇为核心的中国古典经济理论已经详细阐明这些问题，全世界的经济学家要么装着视而不见，要么将之贬低为“封建”理财学。一句话，他们要杀死经济学中的希帕索斯理论——中国古典经济思想！

当代西方经济学发展的致命基因

今天，当中国诸多学者以近乎非理性的方式维护西方经济学理论大厦的完整时，他们似乎忘了，二十世纪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新古典经济学是建立在经不住推敲的假设沙滩上的，是拙劣模仿动力物理学的结果。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表明，西方经济学不仅没有带来人类持久的繁荣，反而带来了二十年代的大萧条、持续的战争和严重得已经威胁到人类生存的环境灾难。上个世纪末叶，西方经济理论家们开始对新古典主义的大厦修修补补，除了凯恩斯主义，也引入了博弈论、系统论等新的理论工具，不过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西方经济学将环境纳入理论体系，关注社会经济系统内在的不平衡的趋势——十九世纪经典物理学的某些基本特性已经成为当代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巨大阻力。

1997年，埃里克·D·贝因霍克在《混沌边缘的战略》一文中详尽阐述了经典物理学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关系，十九世纪末西方经济学家显然还没有意识到经济学系统不是经典物理学处理的静态的均衡体系，他们错误地因袭了物理学的知识路线。埃里克·D·贝因霍克这样写道：

“现代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是在19世纪70年代由利昂·沃尔拉思、威廉姆·斯坦利·杰文斯和卡尔·门格创立的，由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世纪之交综合成为一套条理清晰的理论。为了使经济学更具科学性，沃尔拉思、杰文斯和门格借用了当时的领先学科——动力物理学的观点和数学结构。20年前，朱利叶斯·梅厄、詹姆斯·普雷斯科特·焦耳、赫尔曼·冯·赫姆霍尔兹和路德维希·奥古斯特已经在动力物理学方面取得了突破，这就为热力学开辟了道路。早期的经济学逐个等式地复制了19世纪中期动力物理学的数学公式，并用隐喻的手法（并且错误地根据许多物理学家的看法）将其转化为经济学的概念。

“另一位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欧文·费舍尔在1892年他的博士论文中展示了物理学家的‘粒子’如何变成经济学家的‘个体’，‘力’如何变成‘边际效应’，‘运动能量’如何变成‘总支出’等等。虽然微观经济学在20世纪已经经历了许多变化，但它的由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欧文·费舍尔和其他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发展起来的核心思想仍然在今天的经济学教科书中回荡。”（科马里[美]，《信息时代的经济学》，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第175页）

从很大程度上说，正是经典物理学将当代经济学带入了歧途，因为经济系统不是经典物理学处理的封闭均衡体系，人类经济活动本身就是与环境持续互动的结果，用“稀缺性假设”假设远远不能涵盖这种复杂的互动关系。其次，经典物理学家的“粒子”也不同于“个体”，也就是说同质的理性经济人是不存在的。又由于经济是复杂的巨系统，正反馈机制会推动经济处于远离平衡的状态，这使得西方经济学传统的自由竞争机制会导致市场自动平衡和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观点显得不近情理。

二十世纪末，西方经济学家开始从根本上改造新古典主义的核心部分，他们注意到经济系统不是一个封闭的均衡体系，更像一个复杂巨系统，他们在对计算机行业的研究中清楚地看到了收益递增规律，经济系统会存在远离平衡的状态。比如走在这一潮流前面的圣达菲研究所（Santa Fe Institute）的布莱恩·阿瑟（Brian Arthur）教授，他甚至发现自己的经济哲学基础是道家，但却不知道黄老道家已经有了自己完整的经济学思想——《管子》轻重十六篇。 

人类应按照自然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时序进行生产（自然原则）

布莱恩·阿瑟必竟是一个没有受过东方文明教育的外国人，他不知道中国古典经济理论的存在是能够理解的；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就是一些研究中国古代文献的专家，也会似乎荒唐地解读中国古典经济理论。举例说吧：东西方经济学都承认资源的稀缺性，但与西方经济学不同，中国古典经济理论没有只看到“商品”，而是将环境直接纳入经济体系之中，将自然原则作为经济理论的第一原则，即人类应按照自然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时序进行生产。

《管子》轻重十六篇确有一些错简重复，但仍是一个首尾呼应的完整理论体系。轻重十六篇开头就讲不违农时，按照自然季节生产的重要意义。《管子·巨乘马第六十八》以齐桓公与管仲对话的形式论述说：

桓公问管仲说：“请问经济的筹算计划。”管仲回答说：“国家没有财物积蓄，原因出在政令上。”桓公说：“为什么说国无积蓄的原因在于政令呢？”管仲回答说：“一个农民只能种百亩土地，而春耕春种只能在二十五天内完成。”桓公说：“为什么说春耕春种只能在二十五天以内呢？”管仲回答说：“冬至后六十天地面解冻，到七十五天地下解冻。地下解冻才可以种谷，过冬至一百天就不能再种，所以春耕春种必须在二十五天内完成。现在君上修建扶台，国内五方的民众都来服役。一直过了春天您还不下令停止，百姓就失去了春耕二十五天的时机，全国五方之地就成为废弃之地了。征发一人的徭役，百亩地不得耕种；征发十人，千亩不得耕种；征发百人，万亩不得耕种；征发千人，十万亩不得耕种。春季已失去了那个‘二十五天’，夏天又再来征发徭役，这就是春天误了种地，夏天误了耘苗，秋天再无休止地征发，这就叫做粮食、土地不断地丧失。种谷既已延误了农时，君上的官吏又在不停地征税，农民吃用粮食通常只是收成的一半，现今则被君主拿去了九成。此外，官吏收税还要求交纳现钱。这些便是暴乱之所由起和刑罪增加的原因。如随之以暴力镇压，就要发生所谓‘内战’了。”桓公说：“讲得好啊！”  （原文：桓公问管子曰：“请问乘马。”管子对曰：“国无储在令。”桓公曰：“何谓国无储在令？”管子对曰：“一农之量壤百亩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内。”桓公曰：“何谓春事二十五日之内？”管子对曰：“日至六十日而阳冻释，七十五日而阴冻释。阴冻释而秇稷，百日不秇稷，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内耳也。今君立扶台、五衢之众皆作。君过春而不止，民失其二十五日，则五衢之内阻弃之地也。起一人之繇，百亩不举；起十人之繇，千亩不举；起百人之繇，万亩不举；起千人之繇，十万亩不举。春已失二十五日，而尚有起夏作，是春失其地，夏失其苗，秋起繇而无止，此之谓谷地数亡。谷失于时，君之衡藉而无止，民食什伍之谷，则君已籍九矣，有衡求币焉，此盗暴之所以起，刑罚之所以众也。随之以暴，谓之内战。”桓公曰：“善哉！” ）

《管子》轻重十六篇最后一章《轻重己第八十五》主要讲的是按季节推行政治经济政策的“月令”体系，文中开篇提纲挈领地指出治国的基础在“因四时理万物”的自然原则，上面说：

精神产生心，心产生规，规产生矩，矩产生方位，方位产生正中，正中产生时历，时历产生四时，四时产生万物。圣人根据四时产生万物的状态加以调理，治世之道也就完备起来了。（原文：清神生心，心生规，规生矩，矩生方，方生正，正生历，历生四时，四时生万物。圣人因而理之，道遍矣。）

可一些学者在研究《轻重己第八十五》时，竟然认为本章与经济内容不相关，乃是别篇逸简。连中国古典经济理论的基本原则都不了解，更不要说理解人中国古典经济理论的全貌了——中国学者在研究中华文明时，常常不是说文解字就是断章取义，后者常常以“某某人经济思想”的形式出现。如果我们认为《管子》轻重十六篇只是管子的思想，那么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甘肃敦煌悬泉置出土的《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岂不成为“王莽经济思想”？中国学术体系是一代代先人层层累积的结果，一些学者们按西方私人著述的逻辑生搬硬套地研究中华文明，才会出现这样的不该发生的错误。

中国古典经济理论中的自然原则要求将国家经济政策与自然规律相适应，一方面要按自然时序国家依法保护环境，另一方面按自然时序国家帮助人们积极开发自然资源，防止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剥削，二者相辅相成。这就是《管子》一书称之为“轨守其时，有官天财”。《盐铁论·力耕第二》桑弘羊所谓：“王者塞天财，禁关市，执准守时，以轻重御民。”

一言以蔽之，实现自然原则的前提条件是国家按季节调控市场需求，这在中国持久的农业社会是极为重要的，它与西方经济学自由主义传统大相径庭。《管子·山国轨第七十四》论证说：

桓公问管仲说：“不征收赋税而满足国家财政需要，有办法么？”管仲回答说：“统计理财工作做得及时，又能管好自然资源，何必向民间征税呢？”桓公说：“何谓管好自然资源？”管仲回答说：“除春天是人民种地与服徭役的时节外，夏天就要明令规定何时禁止、何时开发山泽，秋天与冬天也都要明令规定何时禁止、何时开发山泽，这都是富民乘时控制市场的时节，这又是物价涨落、贫富兼并的时节。君主一定要注意掌握‘四务’。”桓公接着说：“什么叫作‘四务’呢？”管仲回答说：“大春，人民将用的东西，君主早有贮备了；大夏，人民将用的东西，君主早有贮备了；大秋，人民将用的东西，君主早有贮备了；大冬，人民将用的东西，君主早有贮备了。大春，安排农事的时候就计算好：春天的夹衣、夏天的单衣、竿子、篮子、绳子、青箕、口袋、筐子、竹盒、捆绳等物品，使用多少天，使用的人有多少。凡无钱的农家都可以租借这些工具器物：口袋、筐子、竹盒、绳子和公衣等。完工后归还公家，并毁掉合同。所以，劳力出自百姓，器用出自国家。春季最紧要的十天不误耕种，夏季最紧要的十天不误锄草，秋季最紧要的十天不误收获，冬季最紧要的二十天不误整治土地，这就叫作保证按照农时进行作业了。”（原文：桓公问于管子曰：“不籍而赡国，为之有道乎？”管子对曰：“轨守其时，有官天财，何求于民。”桓公曰：“何谓官天财？”管子对曰：“泰春民之功繇；泰夏民之令之所止，令之所发；泰秋民令之所止，令之所发；泰冬民令之所止，令之所发。此皆民所以时守也，此物之高下之时也，此民之所以相并兼之时也。君守诸四务。” 桓公曰：“何谓四务？”管子对曰：“泰春，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廪之矣；泰夏，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廪之矣；泰秋，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廪之矣；泰冬，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廪之矣。泰春功布日，春缣衣、夏单衣、捍、笼、累、箕、幐、籝、筲、稯，若干日之功，用人若干，无赀之家皆假之械器，幐、籯、筲、稯、公衣，功已而归公，折券。故力出于民，而用出于上。春十日不害耕事，夏十日不害芸事，秋十日不害敛实，冬二十日不害除田。此之谓时作。” ） 

国家直接调节社会财富的分配，原则是损有余补不足，目标是实现百姓均平（均平原则）

除了宏观经济理论，中国人思维方式注重事物整体关系的另一种经济学表现形式是关注财富的分配。梁启超《管子传·第十一章管子之经济政策》中特别列出一节谈《管子》的“调剂分配之政策”： 

“泰西学者恒言曰：昔之经济政策，注重生产；今之经济政策，注重分配。吾以为此在泰西为然耳。若吾国则先哲之言经济者，自始已谨之于分配……管子之意，以为政治经济上种种弊害皆起于贫富之不齐。而此致弊之本不除，则虽日日奖励生产，广积货币，徒以供豪强兼并之凭藉，而民且滋病。此事也，吾国秦汉时尝深患之，泰西古代希腊罗马时尝深患之，而今世欧美各国所谓社会问题者，尤为万国共同膏肓不治之疾。而所以药之之法，在我国儒家言，其主复井田。孔子、孟子、荀子所倡，与夫汉唐以来之均田口分田限民名田等政策皆是也。在泰西社会主义学派，则主土地国有。其尤甚者，主一切财产皆归国有。其意亦与吾国之井田略相近。虽然‘私有权’之为物，随世界文明之进化而起，相沿既久，而欲骤废之，其不能见诸实行，不待智者而决也。若管子均贫富之政策，则举有异于是。”（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89年，饮冰室专集之二十八·五二） 

梁启超生活的时代正在西方资本主义垄断势力大发展的时期，所以他比今天中国许多经济学家都能更深刻体会到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导致的危害。梁启超《管子传·第十一章管子之经济政策》中写道： 

“夫商业之自由放任过甚，则少数之豪强，常能用不正之手段，以左右物价，苦人民而独占其利。此征诸今世之产业组织而可知也。近世有所谓卡特尔（kartell ）者，有所谓托辣斯（Trust )者，皆起于最近一二十年间，而其力足以左右全国之物价，甚者乃足以左右全世界之物价。识者谓其专制之淫威，视野蛮时代之君主殆有甚焉。而各国大政治家，方相率宵旰焦虑，谋所以对待之，而未得其道也。”（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89年，饮冰室专集之二十八·六二~六三） 

那么，中国古典经济理论是如何解决财富分配问题的呢？它认为，如果国家对市场经济放任不管，必然产生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进而影响社会系统的整体稳定。《管子》轻重十六篇不大厌其烦地提到这一点，并要求国家直接调节社会财富的分配，原则是损有余补不足，目标是实现百姓均平，社会和谐发展。

《管子·国蓄第七十三》指出：因为人的天生禀赋不同，市场中会自然出现巨大的财富鸿沟，所以满足于将发展经济，将“财富蛋糕”作大是远远不够的，无论怎要用发行货币的办法刺激经济都不行（美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这样搞，2001年“9·11”事件后尤烈！）还要用政治手段调节能分配，这是实现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所谓“不能调通民利，不可以语制为大治”。这种思想正是西方传统市场经济理论所欠缺的，上面说： 

凡将治国，不懂得轻重之术，就不能组织经济之“笼”来控制民间；不能够调剂民利，就不能讲求管制经济来实现国家大治。所以，一个万乘之国如果出现了万金的大商贾，一个千乘之国如果出现了千金的大商贾，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国家大量流失财利的结果。那样臣子就不肯尽忠，战士也不肯效死了。年景有丰有歉，故粮价有贵有贱；号令有缓有急，故物价有高有低。如果人君不能及时治理，富商就进出于市场，利用人民的困难，牟取百倍的厚利。相同的土地，强者善于掌握；相同的财产，智者善于收罗。往往是智者可以攫取十倍的高利，而愚者连本钱都捞不回来。如果人君不能及时调剂，民间财产就会出现百倍的差距。人太富了，利禄就驱使不动；太穷了，刑罚就威慑不住。法令的不能贯彻，万民的不能治理，是由于社会上贫富不均的缘故。而且，君主经过计算度量，耕田垦地多少，本来是心中有数的；百姓口粮，也算有每人一定亩数的土地。统计一下产粮和存粮本来是够吃够用的，然而人民仍有挨饿吃不上饭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粮食被囤积起来了。君主铸造发行的货币，是民间的交易手段。这也算好了每人需要几百几千的数目。然而仍有人用费不足，钱不够用，这又是为什么呢？钱财被积聚起来了。所以，一个君主，如不能散开囤积，调剂余缺，分散兼并的财利，调节人民的用费，即使加强农业，督促生产，而且自己在那里无休止地铸造货币，也只是造成人民互相奴役而已，怎么能算得上国家得治呢？（原文：凡将为国，不通于轻重，不可为笼以守民；不能调通民利，不可以语制为大治。是故万乘之国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有千金之贾，然者何也？国多失利，则臣不尽其忠，士不尽其死矣。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贾游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强者能守；分财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赓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调，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且君引錣量用，耕田发草，上得其数矣。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亩之数矣，计本量委则足矣。然而民有饥饿不食者何也？谷有所藏也。人君铸钱立币，民庶之通施也，人有若干百千之数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藏也。然则人君非能散积聚，钧羡不足，分并财利而调民事也，则君虽强本趣耕，而自为铸币而无已，乃今使民下相役耳，恶能以为治乎？）

《管子·揆度第七十八》中作者将巨大的社会贫富鸿沟称为“贫者重贫，富者重富”，这样的结果就是人们互相奴役（民更相制），与上面《管子·国蓄第七十三》中“民下相役”同义，不过这里强调的主要是战争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核心仍然是国家要直接干预社会财富的分配：

管仲回答说：“如果天下各国起兵进攻我们，对于凡能谋划利国定民的大臣，就要割地而封；凡能作战成功立名的大臣，也要割地而封。这样。实际上是天下在封赏您的大臣了，而不是您本人进行封赏。天下已经使您把十里土地封给大臣，而随着天下每一次动兵，又要把二十里土地再次“封给”富民商人。您国的富民不是您使他发财致富，而是天下使他们致富。邻国每动一次兵，都会造成您国的富民商人多发一次财，弄得贫者更贫，富者更富，这就是失准的必然结局。”桓公说：“这又是什么意思呢？”管仲回答说：“如果天下各国出兵攻打我国，百姓放下农具，拿起武器出外打仗，那么，举国不能种地，这并不是天灾，而是人祸造成的。国君在战时，早晨下令征税晚上就要交齐，百姓只好抛卖财物、粮食，折价一半脱手。商人买进而加以囤积，那么，国内的一半财货就进入商人之手。战争结束，百姓复归旧业，物价会回到战前水平。商人在此时售出他所囤积的财物，可以把国内市场一少半的货币积藏在自己手里。这样一来，币值可以提高十分之三，货物价格可以下跌十分之三。商人就在这贵贱十分之三中买来卖去，国家财物将全部落入商人之手，国君是束手无策的。百姓贫富之间不断地互相奴役，国君无能为力，这些就是轻重的失准。” （原文：管子对曰：“今天下起兵加我，臣之能谋厉国定名者，割壤而封；臣之能以车兵进退成功立名者，割壤而封。然则是天下尽封君之臣也，非君封之也。天下已封君之臣十里矣，天下每动，重封君之民二十里。君之民非富也，邻国富之。邻国每动，重富君之民，贫者重贫，富者重富。失准之数也。”桓公曰：“何谓也？”管子对曰：“今天下起兵加我，民弃其耒耜，出持戈于外，然则国不得耕。此非天凶也，此人凶也。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财物与其五谷为雠，厌分而去。贾人受而廪之，然则国财之一分在贾人。师罢，民反其事，万物反其重。贾人出其财物，国币之少分廪于贾人。若此则币重三分，财物之轻重三分，贾人市于三分之间，国之财物尽在贾人，而君无策焉。民更相制，君无有事焉。此轻重之失准也。” ）

《管子·轻重甲第八十》为了防止《管子·揆度第七十八》中所说的百姓“重贫”的出现，高利贷的发生，要求国家积极参与到农村的信贷中去，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事，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的农村金融市场反而因为“现代化”而萎缩了。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存在大量农村人口的国家来说，农村的发展长期以来都是第一位的。此篇将对农民的支持提高到了国家安危的高度，核心是国家控制农村金融体系，“利出一孔”，防止农民为商业资本集团所左右。《管子·轻重甲第八十》论述说：

管仲说：“万乘之国如有万金的大商人，千乘之国如有千金的大商人，百乘之国如有百金的大商人，他们都不是君主所依靠的，而是君主所应剥夺的对象。所以，为人君而不严格注意号令的运用，那就等于一个国家存在两个君主或两个国王了。”桓公说：“何谓一国而存在两个君主或两个国王呢？”管仲回答说：“现在国君收税采用直接征收正税的形式，老百姓为交税而急于抛售自己的产品往往降价一半，产品因此落入商人手中。这就相当于一国而二君二王了。所以，商人乘民之危来控制百姓销售产品的时机，使贫者丧失财物，等于双重的贫困；使农夫失掉粮食，等于加倍的枯竭。故为人君主而不能严格控制其山林、沼泽和草地，也是不能成就天下王业的。”桓公说：“这话是什么意思？”管仲回答说：“山林、沼泽和草地，是出产柴薪的地方，也是出产牛羊等祭祀用物的地方。所以，应当让百姓到那里去开发，去追捕渔猎，然后由政府供应他们。对百姓的爱护，能够像弟之与兄，子之与父的关系一样，然后就可以沟通财利，直接相互支援了。因此，再请君上拿出一部分余钱，把它分别存放在各个邑里。阳春，养蚕季节一到，就用这笔钱预借给百姓，作为他们买口粮、买养蚕工具的本钱。这样一来，国家对丝的征收也可以减少一半。如果这样做四方百姓还不来投奔我国，那就还要掌握好六个时机：春天的耕地时机，下一步的收麦时机，再其次的种芋时机，再其次的种麻时机，再其次的除草时机，最后是大雨季节将临、农田的锄草培土时机。抓好这六个时节的农贷，老百姓就将被贷款吸引到我们国都来了。善治国者，一向是利用轻重之术，掌握充足的钱物贮备，所以，事件发生不至于混乱。这而后才可以成就王业。”（原文：管子曰：“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干金之贾，百乘之国必有百金之贾，非君之所赖也，君之所与。故为人君而不审其号令，则中一国而二君二王也。”桓公曰：“何谓一国而二君二王？”管子对曰：“今君之籍取以正，万物之贾轻去其分，皆入于商贾，此中一国而二君二王也。故贾人乘其弊以守民之时，贫者失其财，是重贫也；农夫失其五谷，是重竭也。故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桓公曰：“此若言何谓也？”管子对曰：“山林、菹泽、草莱者，薪蒸之所出，牺牲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使民藉之，因此给之。私爱之于民，若弟之与兄，子之与父也，然后可以通财交假也，故请取君之游财，而邑里布积之。阳春，蚕桑且至，请以给其口食筐曲之强。若此，则絓丝之籍去分而敛矣。且四方之不至，六时制之：春日倳耜，次日获麦，次日薄芋，次日树麻，次日绝菹，次日大雨且至，趣芸壅培。六时制之，臣给至于国都。善者乡因其轻重，守其委庐，故事至而不妄。然后可以立为天下王。” ）

防止贫富分化，人与人互相剥削的唯一手段是国家垄断经济资源（储备原则）

在《管子》一书的思想体系中，防止贫富分化，人与人互相剥削的唯一手段是国家垄断经济资源， 除了垄断自然资源，还要进行大量的商品储备。政府要防止自然灾害和私商投机影响正常的社会生活。《管子·轻重甲第八十》将储备原则和自然原则并列，指出治理国家的关键是“务在四时，守在仓廪”。《管子·山权数第七十五》论证说：

桓公问管仲说：“请问通权达变的理财方法。”管仲回答说：“天以天时水旱体现其权变，地以财物多寡体现其权变，人以能力高低体现其权变，君主以发号施令为权变。君主如不能掌握天的权变，人地的权变也无从掌握。”桓公说；“为什么不掌握天权，人地之权就无从掌握？”管仲回答说：“商汤在位时有七年旱灾，夏禹在位时有五年水灾。人民没有饭吃以至有出卖儿女的。商汤只好用庄山的金属铸币，来赎救人民无食而出卖儿女的；夏禹只好用历山的金属铸币，来赎救人民无食而出卖儿女的。所以，君主对于天时水旱不能掌握防备，人力和土地财物也都无从掌握了。因此，成王业的君主总是每年贮蓄粮食十分之三，三年多就能有相当于够吃一年的贮备。三十七年就能有相当于十一年多一点的贮备。每年贮蓄三分之一不至于伤害民生，还可以促进农民重视农业并勤奋努力。即使天灾毁坏土地生产，发生凶旱水涝百姓也不会有死于沟堑或沿街乞讨的了。这就是掌握天时以对待天的权变的办法。”（原文：桓公问管子曰：“请问权数。”管子对曰：“天以时为权，地以财为权，人以力为权，君以令为权。失天之权，则人地之权亡。”桓公曰：“何为失天之权则人地之权亡？”管子对曰：“汤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无卖子者。汤以庄山之金铸币，而赎民之无檀卖子者；禹以历山之金铸币，而赎民之无檀卖子者。故天权失，人地之权皆失也。故王者岁守十分之参，三年与少半成岁，三十一年而藏十一年与少半。藏三之一不足以伤民，而农夫敬事力作。故天毁埊，凶旱水泆，民无入于沟壑乞请者也。此守时以待天权之道也。”）

西方传统政治经济理论中总是趋向于将人看作无区别的“原子”，无论是“选民”还是“理性经济人”都是这样。而在在中国古典政治经济理论中，人与人总是不同的，不仅是创造财富的能力不同，人的社会生活起点也不同，理性经济人这样的概念在中国古典经济理论中是存在的。中国古典政治经济理论中的人是活生生的社会人，国家的根本任务就是帮助弱者，根据百姓均平原则调整组织经济生活，实现社会协调发展，除了一般的轻重之术，必要时可以用以工代赈的手段或采用直接救济的方法。

《管子·乘马数第六十九》谈到用国家储备粮用以帮助穷困，以工代赈时说：

国君控制物价的高低，可以做到每年贮备粮食的十分之三，十年必有三年的积蓄。如果遇上大旱大水的灾年，百姓无法务农，则修建宫室台树，雇用那些养不起猪狗的穷人以做工为生。所以，修建宫室台榭，不是为观赏之乐，而是实行国家的经济政策。（原文：人君之守高下，岁藏三分，十年则必有五年之余。若岁凶旱水泆，民失本，则修宫室台榭，以前无狗后无彘者为庸。故修宫室台榭，非丽其乐也，以平国策也。）

《管子·轻重己第八十五》谈到春季国家政策时，还提出要直接救济弱者，如果路上有乞丐，那么当问责于国家最高行政长官宰相。当我们看到全世界最豪华的都市无所不在的乞丐，我们能将之看作一种历史的进步吗？《管子·轻重己第八十五》中说：

民之无父无母者，叫作孤子；无妻无子者，叫作老鳏；无夫无子者，叫作老寡。这三种人，都应依靠官府生活。无论能做事或不能做事，都应按其自报的条件进行供养而不可遗弃。官府多收养者有功，少者有罪。所以，路上不能有乞食的。如有乞食者，就要归罪于宰相了。这是天子春天的政令。（原文：民生而无父母谓之孤子；无妻无子，谓之老鳏；无夫无子，谓之老寡。此三人者，皆就官而食，可事者不可事者，食如言而勿遗。多者为功，寡者为罪，是以路无行乞者也。路有行乞者，则相之罪也。天子之春令也。）

如果说曾经称霸中国的齐国没有乞丐，那么一些人肯定会嗤之以鼻，不过说改革开放前中国几乎没有乞丐这些人倒是相信的，因为改革开放的历史才三十年；今天我们确实能够清楚看到的是，《管子》的作者已经开始反对消费主义的和依附型的经济，前者是今天美欧国家典型的经济特征，特别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美国，为了刺激消费，其国家和国民的负债率都很高；依附型的经济是太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道路，历史证明这是一条绝路，特别是拉丁美洲，依附型经济已经成为那里的贫困之源。

在积累与消费之间，《管仲》的作者强调积累（储备）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在世界政治还没有统一的条件下，经济战仍是看不见硝烟的战场。《管子·事语第七十一》以“泰奢”这个虚拟人物的形式反对泰奢，即过度的消费主义，上面有：

桓公说：“秦奢教我说‘不修饰车帷车盖，不大量添置衣服，女工的事业就不能发展。祭祀之礼不用牲，比如诸侯依礼用牛，大夫依礼用羊，不如此，六畜就不能繁育。不能高建楼台亭榭，美修华丽宫室，各种木材就没有出路。’这种说法对不对？”管仲说：“这是错误办法。”桓公说：“为什么说是个错误办法？”管仲回答说：“这是定地管理的方法。那里天子管辖方圆千里土地，列国诸侯方圆百里，滨海的子国七十里，男国五十里，象身体上的胸臂一样互相为用。所以调节缓急余缺，即使粮财散在民间，也不致成为统一国家君主的忧虑。但是，领土狭小而还要起来与大国争强的国家，必须使农夫努力耕耘，成果归于君主，使妇女勤于纺织，成果归于官府，这并不是想要伤害民心与民意，而是因为国无积蓄就不能用人，国无余财就不能鼓励臣下。过分奢侈的办法，不可用在领土狭小的国家。”桓公说：“好。” （原文：桓公曰：“秦奢教我曰：‘帷盖不修，衣服不众，则女事不泰。俎豆之礼不致牲，诸侯太牢，大夫少牢，不若此，则六畜不育。非高其台榭，美其宫室，则群材不散。’此言何如？”管子曰：“非数也。”桓公曰：“何谓非数？”管子对曰：“此定壤之数也。彼天子之制，壤方千里，齐诸侯方百里，负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若胸臂之相使也。故准徐疾、赢不足，虽在下也，不为君忧。彼壤狭而欲举与大国争者，农夫寒耕暑耘，力归于上，女勤于缉绩徽织，功归于府者，非怨民心伤民意也，非有积蓄不可以用人，非有积财无以劝下。泰奢之数，不可用于危隘之国。”桓公曰：“善。”） 

梁启超以为，“管子之意，以为若使天下能为一家，则财之艳于此者还注于彼，虽稍奢而不为害。若犹有国界，与他国竞争，则一国之母财，必期于丰；而母财丰生于积蓄，积蓄生于俭，故以奢为大戒也。”（梁启超，《管子传•第十一章管子之经济政策》，载《饮冰室合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89年，饮冰室专集之二十八•五一） 

《管子》在的经济思想与十九世纪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eidrich List 1789~1846）的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李斯特认为，英国当时鼓吹的自由贸易理论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因为它的前提条件是假定世界联盟与持久和平的形势已经存在，而现实中根本就没有这样一个超截止国家边界的“大同世界”。自由贸易理论是以牺牲贸易伙伴利益为代价的，弱小国家不得不用保护性关税和其他保护措施来培育发展自己的工业，同英国抗争；平等的工业地位才是实现真正的自由贸易以及各民族大联合的基础。李斯特在他1841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雄辩地论证说：

“流行学派（指当时流行的自由贸易理论——笔者注）把那些还没有出现的情况假定为已经实际存在的情况。它假定世界联盟与持久和平的形势是已经存在的，然后由此推定自由贸易的巨大利益。这样就把因与果混淆了。就那些已经在政治上联合起来的各省、各州、备邦来说，持久和平的状态是存在的；由于这种政治上的联合产生了商业上的联合，由于在这样形势下的持久和平，才使商业联合对它们那样的有利。历史上一切的成例告诉我们，领先的总是政治联合，跟着发生的才是商业联合。由后者带头而由前者跟进的情况，简直举不出一个例子。但是在目前世界形势下，实行普通自由贸易的结果是不会产生一个世界范围的共和国的，情形将适得其反，比较落后的国家将普遍屈服于工商业与海军强国的优势之下，作出这种结论的理由是极其充分的，在我们看来，这样的形势简直是万难避免的。要使一个世界共和国（按照亨利四世和圣皮埃尔神甫所理解的），也就是世界各国彼此承认有同等权利、放弃单独采取纠正行动的广泛同盟成为现实，只有多数国家在工业与文化、政治修养与权力达到尽可能近于同等的程度时，才能办到。只有当这样的同盟在逐渐形成的过程中时，普遍自由贸易才能发展；只有由于这样一个同盟的结果，才能使一切国家象现在在政治上联合起来的各省各州一样，享有同样大的利益。有些国家在文化上同那占优势的国家比起来还差得很远，但是那个国家决没有从上帝手里取得垄断工业的永久权利，不过在时间上它比别的国家占先了一步而已。保护制度是使落后国家在文化上取得与那个优势国家同等地位的唯一方法。从这一点看起来，保护贸易制度可以认为是促进各国实现最后联合，也就是促进真正自由贸易的最有效方法，”（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91年11月，第113页）

历史常常有着惊人的相似。今天美国人鼓吹的全球化已经成为大英帝国自由贸易的代名词，中国主张西化的人忘记了李斯特的教导，中国主张本土文化的人又忘了《管子》的劝诫，今天，一切主张资本管制的言论，一切主张建立本国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人，一切贸易保护的做法都成了异端。大家人人争着跟国际接轨——在跟国际接轨的同时，我们至少不能割断本土文明的脐带，否则我们会贫血而死！

对于“佚田”主张依赖储侯外援，经济放任的思想，《管子》的作者则指出，对外依附型的经济是不可取的，只有国家有丰厚的物质储备，才能国富民强，战无不胜。《管子·事语第七十一》写道：

     桓公又问管仲说：“佚田对我说：‘善于治国的人，能够运用不归他所有的资财，使用不归他所有的人力，为什么不利用各诸侯盟国的外援来控制天下呢？’”管仲回答说：“佚田的话不对。那种善于治国的人，总是使国内荒地开发，人民就安心留住；仓廪粮食充裕，人民就懂得礼节。而且国无积蓄将受敌国围困，城防不固将受敌国冲击。内部不安定，就无法掌握天下。佚田的话是不对的。”管仲接着说：“每年贮备粮食一成，十年就是十成。每年贮备二成，五年就是十成。十成粮食由国家掌握五成，注意用蔬菜补助民食，就可以保住这五成常在政府手里。这样，看农业年景加强贮备，积年累月，国家若有十年的积蓄，就可以作到以富胜贫，以勇胜怯，以智胜愚，以用兵精妙胜不精妙，以有义胜不义，以训练有素的士卒战胜无训练的乌合之众，这全部制胜的因素都具备了。于是发兵如风雨，动作如雷霆，独出独入，无人阻止，根本不需要外国的帮助。所以佚田的话是不对的。”桓公说：“好。”（原文：桓公又问管子曰：“佚田谓寡人曰：‘善者用非其有，使非其人，何不因诸侯权以制天下？’”管子对曰：“佚田之言非也，彼善为国者，壤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且无委致围，城肥致冲。夫不定内，不可以持天下。佚田之言非也。”管子曰：“岁藏一，十年而十也。岁藏二，五年而十也。谷十而守五，绨素满之，五在上。故视岁而藏，县时积岁，国有十年之蓄，富胜贫，勇胜怯，智胜愚，微胜不微，有义胜无义，练士胜驱众。凡十胜者尽有之，故发如风雨，动如雷霆，独出独入，莫之能禁止，不待权与。故佚田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

必须指出的是，《管子》并不是一味反对发展外向型经济，对于那些资源基础薄弱的国家，这是唯一的选择。对于土壤漏失水分，无法生产粮食的国家，《管子》主张发展林木业，制造用精美木器来换取其他国家的粮食。《管子·山至数第七十六》上有：“漏壤之国，谨下诸侯之五谷，与工雕文梓器以下天下之五谷。”梁启超对《管子》作者因自然条件，因地制宜制定发展路线的思想赞美有加，并以现代各国崛起的历史证明之：“彼荷兰比利时，皆以蕞尔国当列强之冲，而其天然之恩惠又极薄；而顾以富闻于天下者，经济政策得宜故也。即如彼英国，其国内之农产物，曾不足以资其国三月之民食，而不以为病者，彼能以其工艺下天下之五谷也。”（梁启超，《管子传•第十一章管子之经济政策》，载《饮冰室合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89年，饮冰室专集之二十八•七一） 

国家主导核心战略资源的市场经济

整个二十世纪的人类经济思想史贯穿一条主线，就是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斗争。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管子》的作者一方面一以贯之的反对儒家以轻税为核心的自由主义小农经济，另一方面反对对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实行计划经济式的管理，认为“官百能”、“发民”会使人失去积极性，而是对有各种有才能的人进行奖励（详见《管子·山权数第七十五》“请问教数”部分）；管子的作者也不主张今天流行一时的混合经济，《管子》轻重十六篇提倡的是一种国家主导核心战略资源的市场经济，这与西方建立在私人企业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体制完全不同。

《管子·山至数第七十六》通过对虚似人物梁聚轻税思想的批判，指出政府必须集中财力，才能实现国家的强大。不过《管子》的作者反对轻税思想并不意味着主张重税思想，它更重视“轻重之术”。税收在中国古典经济理论中调节社会财富的作用显然没有西方传统经济学中的作用突出，难怪梁启超将《管子》以不收租税为原则的财政政策称之为“无税主义”。《管子·山至数第七十六》：

桓公问管仲说：“梁聚对我讲：‘古时候实行轻税而薄征，这算是税收政策中最适宜而易行的了。’梁聚的意见如何？”管仲回答说：“梁聚的话不对。轻赋税则国家仓廪空虚，薄征收则兵器工具不足。兵器、工具不足则皮、帛不能出口，国家仓廪空虚则战士低贱无禄。对外，皮货和丝帛不能输出于天下各国；对内，国家的战士又处境低贱。梁聚的话显然是错误的。国君有山，山中产铜，可用铜铸造钱币。如能用钱币折算粮食发放全国俸禄，粮食就全都掌握在国家手里，粮价可上涨十倍。农民晚睡早起，不用驱使就可以成十倍地增加产量。这样一来，战士只要有从前一半的粮食俸禄，就可以为国效命；农民又晚睡早起而努力耕作不止。所以，善于主持国家的人，不必直接用言语驱使百姓，而百姓不得不为所驱使；不必直接用言语利用百姓，而百姓不得不为所利用。这样，使百姓没有不为他所用、为他所使的。梁聚的意见是错误的。”桓公说：“好。” （原文：桓公问管子曰：“梁聚谓寡人曰：‘古者轻赋税而肥籍敛，取下无顺于此者矣。’梁聚之言如何？”管子对曰：“梁聚之言非也。彼轻赋税则仓廪虚，肥籍敛则械器不奉。械器不奉，而诸侯之皮币不衣；仓廪虚则倳贱无禄。外，皮币不衣于天下；内，国倳贱。梁聚之言非也。君有山，山有金，以立币，以币准谷而授禄，故国谷斯在上，谷贾什倍。农夫夜寝蚤起，不待见使，五谷什倍。士半禄而死君，农夫夜寝蚤起，力作而无止；彼善为国者，不曰使之，使不得不使；不曰用之，使不得不用。故使民无有不得不使者。夫梁聚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管子·山至数第七十六》紧接着驳斥“请士”的“官百能”思想，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西周官营手工业体制的解体。上面说：

桓公又问管仲说：“有一个名叫请士的人对我说：何以不对各种有才能的人进行管束？”管仲说：“何谓管束有才能的人？”桓公说：“就是为了使智者全部拿出智慧，谋士全部拿出谋略，百工全部拿出技巧。这样做，就可以治国么？”管仲回答说：“请士的话是错误的。俸禄轻，士人就不肯死难；币值低，士人就轻视奖赏；物价低，谋生易，士人就苟且偷生。国家有此三种怠情现象，还有什么办法呢？如果把粮食的七成操纵在国家手里，只让三成在下面流通，谋士就可以用尽他们的谋略，智士就可以用尽他们的智慧，勇士也就不惜生命了。请士的话是错误言论，因为不懂得轻重之术，就只能叫作错误的言论。” （桓公又问于管子曰，“有人教我，谓之请士。曰：‘何不官百能？’”管子对曰：“何谓百能？”桓公曰：“使智者尽其智，谋士尽其谋，百工尽其巧。若此则可以为国乎？”管子对曰：“请士之言非也。禄肥则士不死，币轻则士简赏，万物轻则士偷幸。三怠在国，何数之有？彼谷十藏于上，三游于下，谋士尽其虑，智士尽其知，勇士轻其死。请士所谓妄言也。不通于轻重，谓之妄言。”）

不仅对士阶层，《管子》的作者还反对用计划经济的方法，征发百姓进行生产，认为那样会导致百姓对政府的痛恨，人心涣散。最好的办法是让民间商业自由发展，政府调节市场。《管子·轻重乙第八十一》在论及“官山海”的具体政策时，以铁的生产为例说：

桓公说：“衡对我讲：‘一个农夫的生产，必须有犁、大锄、镰、小锄、鎒 、短镰等工具，然后才能成为农夫。一个造车工匠，必须有斧、锯、铁钉、钻、凿、轴铁等工具，然后才能成为车匠。一个女工，必须有刀、椎、针、长针等工具，然后才能成为女工。请下令砍伐树木，鼓炉铸铁，这就可以不征税而保证财用充足。’管仲回答说：“不可以。如果派罪犯去开山铸铁，那就会逃亡而无法控制。如果征发百姓，那就会怨恨国君；一旦边境发生战事，则必怀宿怨而不肯为国出力。开山冶铁未见其利，而国家反遭‘内败’了。所以，良好的办法不如交给民间经营，算好它的产值，计算它的赢利，由百姓分利七成，君主分利三成。国君再把轻重之术运用在这个过程，用价格政策加以掌握。这样，百姓就奋力劳动而甘听君主摆布了。”（原文：桓公曰，“衡谓寡人曰：‘一农之事必有一耜、一铫。一镰、一鎒、一椎、一铚，然后成为农。一车必有一斤、一锯、一釭、一钻、一凿、一銶、一轲，然后成为车。一女必有一刀、一锥、一箴、一鉥，然后成为女。请以令断山木，鼓山铁。是可以无籍而用尽。’”管子对曰：“不可。今发徒隶而作之，则逃亡而不守；发民，则下疾怨上，边竟有兵则怀宿怨而不战。未见山铁之利而内败矣。故善者不如与民，量其重，计其赢，民得其十，君得其三。有杂之以轻重，守之以高下。若此，则民疾作而为上虏矣。” ） 

管子这种公私兼顾的经营模式，不直接税于民的财政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民间将管子奉为“盐神”，至今香火不绝，足见管子经济财政思想影响之大。梁启超在《管子传•第十一章管子之经济政策》中对《管子》的铁官设置高度不满，却对《管子》制定的盐政高度赞美，不知何故。他可能受到了汉儒对铁官激烈抨击的影响（如在公元前81年西汉政府举行的《盐铁会议》上），可当时汉儒同样攻击盐的专卖政策。梁启超认为管子是将盐税作为间接税最早的人，远早于西方各国，他写道： 

此管子财政策之中坚也。以今语释之，则曰：盐与铁皆归政府专卖而已。铁官之置，使人民生事之具日啬，其法非良，故后世行之，不胜其敝。若盐，则自秦汉以迄今日，皆以为国家最大之税源。虽屡更其法，卒莫能废。即今世所谓文明国，其学者虽以盐税为恶税，倡议废止，然废者不过二三国。岂非以每人所课者极微，而政府所得者极丰乎？秦西各国之国税，前此皆以直接税为中坚。今则殆皆以间接税为中坚。盖负担之普及，收税费之节省，人民之不感苦痛，皆间接税之特长。若盐又间接税中最良之税品也，而首发明此策者，则管子也。（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89年，饮冰室专集之二十八•六七） 

至少到汉武帝时代，管子的基本经济思想仍在相当程度上得到贯彻。当时一方面抑制兼并，防止剥削（役利细民），维持百姓均平，另一方面将孔仅、东郭咸阳等商人吸纳进政府，让他们为国效力，其治绩是显著的。据《史记·平准书》载：

（公元前117年，汉武帝元狩六年）大农奏上盐铁丞孔仅、东郭咸阳的话说：“山海是天地藏物的大仓库，都应该属于少府，陛下不为私有，命属于大农作为赋税的补充。请准于招募百姓自备经费，使用官府器具煮盐，官府供给牢盆。一些浮游无籍的人欲独占山海的利益，求取财富，奴役贫民取利。他们阻挠此事的议论，听不胜听。建议敢于私铸铁器、煮盐的，钛其左脚趾，没收其器物用具。不产铁的郡设置小铁官，隶属于所在县。”于是使孔仅、东郭咸阳乘着传舍的车子到各地去督促实行官办盐铁，建立官府，除授原来经营盐铁的富家为吏。（原文：大农上盐铁丞孔仅、咸阳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属少府，陛下不私，以属大农佐赋。愿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浮食奇民擅管山海之货，以至富羡，役利细民。其沮事之议，不可胜听。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钛左趾，没入其器物。郡不出铁者，置小铁官，便属在所县。”使孔仅、东郭咸阳乘传举行天下盐铁，作官府，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 

超越计划与市场的形而上的争论，我们看到了《管子》轻重十六篇中建立在中国哲学基础上的中国古典经济理论——轻重之术。在二十一世纪的晨光中，中国古典经济理论显得太古老，以至于长期内我们忘记了她的存在；她又太新生，以至于我们一时无法全面理解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