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的起源

    公元前11世纪，地处商朝西部边陲的一个小属国周原(陕西扶风、岐山一带)国力逐渐强大，此时，商朝在纣王统治下，政治腐败，民怨沸腾。周原的君主姬发，经过数年的准备，公元前1046年率大军灭商，建都镐京，定国号为周，史学家称为西周。

    为了收服人心，巩固新建的政权，周朝统治者在政治上采取了许多政策和措施。首先，采取了以殷治殷，分而治之的办法，安抚殷商遗民。其次，采取封邦建国的方略，实行对全国的统治。另外西周政权还建立了一套等级森严、复杂烦琐的礼义制度，以保持国王及贵族的身分永不变色。“儒”这个职业也就是在这个时代产生了，他们的主要职责是主持国王及贵族们的朝拜、国宴、婚丧、祭祀、…… 等事，所谓“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可见其复杂程度，不过有一点：儒是只为王室和贵族服务的，因为只有王室和贵族才能享受“礼”的待遇，老百姓根本用不着礼，孔子说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即是此意。到了春秋时代，儒也教授礼、乐、射、御、书、数这样的实用技艺。

                                                              儒家最悲惨的时代

    在西周王朝建立三百多年以后，历史的车轮驶入了春秋战国时代，周王朝各封国纷纷脱离了中央政府的管辖，没有人再遵守周政府的的礼仪，所以史学家称那个时代为“礼崩乐坏”的时代，对于以主持礼仪为生的儒家来说，这可是个可怕的年代，（他们的饭碗都被砸了，能不可怕吗？）但对于全体中华人来说那是一个大黄金时代，似乎中国上下五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军事家、政治家、纵横家都从那个时代走了出来，中华人的创造力源源不断的发挥出来！那不但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更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在东亚大陆出现了数以百记大小国家，各分封诸侯间征战不已，周天子无力阻止。几乎每一年都有国家灭亡，或者国君被赶下宝座，每个国家都在寻找富国强兵之路，以免遭灭国之灾。各学派的贤才为一展自己的抱负，奔走于各个封国之间，其中以法家学派鹤立鸡群，颇有建树，在此不再多述。

    在这里有必要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时代儒家在做什么。深得儒家学派精髓的鲁国人孔丘，为使人们自己对自己进行约束,重新回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时代（用他的话说叫“克已复礼”），四处游说，大声疾呼。鲁国国君姬宋曾任命他为宾相（主持国君会面等大场合的高级司仪）据他的门徒们说，他在齐鲁两国的宴会上，以“礼”力争，使齐国大为震恐，就把从前侵占的鲁国的土地还给了鲁国。

    公元前四九八年，孔丘建议三桓（当时鲁国真正握有实权的三大家族）拆除他们的都城，以求鲁国国君重振久已失去的权威，这就是著名的“堕三都”运动。但两桓还没拆完，三大家族就感觉到了不对劲，都改变了态度，孔丘当然不肯中止，他请国君姬宋亲自率兵前去讨伐，结果大败而回，只好眼睁睁看着二桓把已拆掉了的那两个都城重建起来，这是孔丘企图恢复传统秩序所受的最大挫折。

    孔丘做的第三件“大事”就是杀少正卯，少正卯是当时一位很有名望的文化人，杀了他之后，孔丘宣布了他有五大罪状：“１居心阴险，处处迎合人的意思；２行为邪恶，不肯接受劝告；３说出的全是谎话，却坚持说全是真话；４记忆力很强，学问也很渊博，但知道的全是丑陋的事情；５自己错误，却把错误润饰为一件好事。”这种抽象的罪名，居然构成了死罪？恰巧遇到君主主持对天老爷的大祭典，在分祭典肉的时候，三桓故意不分给孔丘。这是周礼中最严重的一种处分，表示已被深恶痛绝。孔丘只好流亡，出奔卫国。在流亡列国（他的门徒们称之为周游列国，这里大家要注意，孔丘并不想主动辞官不做，而是如果不流亡国外就可能性命不保）的十三年中，再没有人起用这个可怜的老头。（他的学生被称为“亚圣”的孟子也遭受了跟他相似的境遇）。孔丘回国的时候已六十三岁，他继续教授门徒，传播他对周王朝初创时代的怀念和崇拜。如果你在当时是个儒的话你也会理解他的，因为只有周初才是儒的黄金时代。

    虽然孔丘一生没有过大的成就，但他编篡的五部儒书却为后世儒学奠定了基础。在这里，我把这五部书做个简单的介绍：

    《诗经》出现在公元前十二世纪，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选集，包括贵族作品和平民作品。孔丘这次编选删定，把其中两千多首诗歌删除，只保存了他认为有价值的符合他的观点的三百首——。这是中华文化的一大损失。

    《尚书》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政治文献选集，孔丘对此书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删改，后来汉武帝年间，有人推倒了孔府的墙壁，在墙内发现一本《尚书》，发现其内容比儒家经典《尚书》多16篇，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被汉刘向《隋书·经籍志》及刘知几《史通》皆以为是孔子删削《尚书》之余篇的《逸周书》，由於《逸周书》部分内容及思想与儒家道德理论相违背﹐其书迄清代一直不甚为人所重﹐故乏精校﹐版本文字脱误严重，但近年对此书与考古发掘出来的物品以及金文相对照，它的真实性远高于儒家的《尚书》。

    《易经》是一部暧昧不明的形而上学的玄书，它所用的字句简单而模棱，因之使它显得好象十分深奥，读者们可以站在各种角度，作各种不同的解释。也是五经里面最难懂的一部书。

    《春秋》周王朝所属各封国，都有本国的历史记载，如楚国的史名《梼杌》，晋国史名《晋乘》，鲁国史名《春秋》。孔丘对鲁国史重新编篡，目的不是提供一部真实的史实，而是用来发挥他的恢复传统秩序的政治理想，努力暴露对新兴事物的排拒，更努力隐瞒或抹杀，甚至曲解贵族的罪行。

    《礼经》内容也全部是公元前十二世纪周王朝初期的礼节仪式。孔丘认为，只要大家自觉的甘心于现状，安份守已，不去追求他名分不该有的东西，说白了就是奴隶永远要做奴隶，平民永远做平民，贵族永远做贵族，社会就会永远和平。儒家的初衷以及后来主政的一千多年里的中心思想也在此书里面，这部书也是儒家经典中的经典！

    在这五部书被当做经典之后的两千年里中国所谓的学者、专家、思想家，差不多都是为这五部古书做注解，或为其中某一句某一字做考证的人。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在这五部书里团团打转，大家互相抄录，辗转引据，一辈子都在探索这五本书的奥妙。

                                                                   儒家的灾难与转机
                           
    这个时代是儒家最失落的时代，因为他们的专业实在与这个时代不对口，打仗哪里用的着礼仪啊，看来只有等待时机了，终于，公元前２２１年，赢政大帝兵吞六国，征南越，北击匈奴，统一中国，建立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庞大帝国，废封建，立郡县。废井田，开阡陌。车同轨，书同文……。和平终于来临，儒生们也似乎看到了他们重新过上从前的好生活的希望。儒士淳于越做了大胆的尝试，公元前二一三年，他正式上书给赢政大帝说：“从前商周两个王朝，立国都近千年（商六百年，周能有效的控制封国的时期不足四百年，说有千年只是信口开河），主要原因在于分封儿子兄弟，作为枝叶。现在陛下虽富有世界，可是你的儿子们却跟平民一样，一旦发生危险，便没人相救。凡是不效法古人，而能长久的，从没听说过。”

    然而，赢政大帝是一位着眼未来，胸怀天下的皇帝，怎么能使他亲手缔造的全新的帝国再回到封建城邦时代呢？宰相李斯反驳说：“五帝的制度不相重复，三代的制度不相抄袭。各自使用各自的制度，并不是故意反古，而是时代前进，不得不如此。陛下创立大业，所建立的是万世功勋，儒家学者愚陋，对此新的局面不能理解。淳于越所说的是两千年前三代时代原始社会的事，怎么能效法？儒家学者不向时代学习，只一心一意崇拜古人，用虚伪的言语打击真实。见到新兴事物，先议论纷纷。坚持现在的制度都没有古代的好，扰乱民心”。

    赢政大帝采纳李斯的意见，儒家第一次碰到了政治硬汉。接下来就是李斯导演的“焚书”事件，儒家门徒为了这件事整整骂了两千多年，现在还在骂。

    其实赢政大帝烧的只是一些儒家相关的书，对于浩如烟海的百家书来说影响并不大，更何况政府所保存的图书，包括儒家的著作，都没有遭到破坏。反而儒家一尊之后百家的书却到了失传的程度。另外，发生在秦末时代，粗野的项羽攻进咸阳后，纵火烧城，政府所保存的图书才永久丧失。至于所谓的坑儒事件，我在这里不再熬述，因为这件事无人不知，大家还是看看《史记》吧。《史记》里面提到赢政大帝坑的是术士，所以一定要给他定个坑“儒”的罪，有点太牵强。

    空前强大的秦帝国，在建立十二年之后，发生了一场震惊古今的政变，赢政大帝在第五次出巡的途中，突然得病，命赵高书写诏书，要长子扶苏奔赴咸阳主办丧礼，并继承皇位，但诏书尚未发出，始皇即崩于沙丘，赵高与随行的皇子赢胡亥各怀鬼胎，一拍即合，他们扣留了诏书，并要挟宰相李斯，重新拟诏，立胡亥为帝，并赐长子扶苏和大将军蒙恬死罪（从前赵高犯法,蒙恬的弟弟蒙毅受命公正执法,赵高险些被蒙毅正法，引起赵高对蒙氏的怨恨，后来蒙毅也死于胡亥之手）。

    胡亥即位之后，变本加厉的大兴土木，征发徭役，并听信赵高谗言，处死了李斯，后又更秦法，至使天下民众怨声载道，六国的旧贵族仍有很强大的势力，随着陈胜、吴广燃起第一支起义火把，全国各地起义军如星火燎原一样遍布全国……。这里面最乐的是两个人群，一是六国旧贵族们，二就是被赢政大帝抛弃的儒生们，他们巴不得秦帝国早点灭亡呢，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有可能过上从前那种好日子，于是他们又抱着他们赖以吃饭的儒书，四处投奔。但他们还是同战国时代一样，被各路诸候所冷落，沛公刘邦一见到儒生，就令他们把帽子脱下来扔在地上，然后往里面撒尿，这是多么尴尬的场面？可儒生们还是忍辱负重接受了现实，因为必竟刘邦还是收留了他们。

    儒生的能屈能申，也给他们的命运带来了转机，刘邦在击败项羽，再次统一中国建立了汉朝之后，国家也渐渐步入正轨，承秦制，制定了官僚制度，和法律制度。（刘邦先于项羽攻破咸阳，诸将皆争夺金银财宝，萧何却接收了秦丞相、御史府所藏的律令、图书，然后根据秦律制定了汉律。张家山汉简出土以后也证明了汉承秦律的事实。）但跟他一起打天下的那帮弟兄都是草莽英雄，还跟以前在刘邦家里一样，大吃大喝，一边喝酒，一边舞剑，这令刘邦觉得实在不象样子，于是，儒家大显身手的机会终于来了！

    在儒家从最落破的时代一直到侵入中华文明的核心的漫长岁月里，西汉的两位大儒功不可没，第一位就是现在将要出场的——叔孙通，陈胜起义的消息传到咸阳后，秦二世征集所有儒生，商讨对策。除了叔孙通外，其它人均据实回报。秦二世把其它儒生处罚，而正式委任叔孙通为博士。叔孙通在回答秦二世的询问时阿意逢迎，引起了同僚的不满。叔孙通表示这样做只是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
这次任命叔孙通全全负责制定礼仪，公元前200年，长乐宫落成，汉高祖首次使用叔孙通制订的宫廷礼仪进行新年朝会，汉高祖对是次朝会非常满意，认为自己终于知道做皇帝的尊贵之处。他委任叔孙通为太常，并赏赐黄金五百斤。

                                                                          儒家定于一尊

    叔孙通的成功，为儒家的生存打下了基础，但远非高枕无忧，真正为儒家立下万世之功是第二个儒家巨子——董仲舒。公元前一三四年，董仲舒在著名的《 举贤良对策》中，提出他的哲学体系的基本要点，并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年轻的汉武帝所采纳。

    独尊儒术是儒家学派最伟大的转折点，从此以后不论世道怎么变迁，儒家都立于不败之地。董仲舒有和叔孙通一样的圆滑的头脑，同时更具有战略眼光。虽然在短时期内儒家还不会影响西汉帝国的政治局面，但由于儒家垄断了教育，使得后世中国渐渐的失去了对原文明的记忆。并且从这以后的儒家不再和传统的儒家一样只涉及礼仪，而是慢慢的侵入到中华文明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儒家从礼仪队伍慢慢演化为官僚队伍，也即接替了从赢政大帝时代消失的贵族队伍。（注：没有监督的官僚队伍，即会成为实际意义上的贵族队伍）

    儒家反对的法制是赢政大帝建立的法制，而追求的是等级森严的周初的法制，但偏偏西汉使用的法制承袭的是秦制，而儒生们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不断的鼓吹他们的仁义加上不断的夸大、歪曲秦朝法制的残酷。但在汉高祖一直到汉武帝期间，一百年的时间里儒家的努力收效甚微，但儒生们不弃不离，终于在汉宣帝时期有了突破性进展，《汉书·宣帝本记》记载：地节四年诏曰：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祸乱，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也就是说，子女包庇犯法的父母，妻子包庇犯法的丈夫，孙子包庇犯法的祖父母，都不会被判刑。从此法律不再是维护天下公理的法，而成为被“人道”包裹起来用以维护个人私欲的法。从此中华道法文明的支柱全民监督被间接的废除了。

    东汉王朝兴起之后，独尊儒术更加深化，由于近百年的儒化教育，在朝做官的人员已经基本上都是儒家知识分子了， 东汉王朝建立不久，即效仿西汉王朝，命高级官员和地方政府推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人士，（董仲舒就是这样被武帝任用的）而这次选拔的标准是“孝廉”，即孝道和廉洁。于是，孔丘和孟轲坚决主张的三年之丧，这样的古老僵尸，遂在强大的政治力量推动下复活了。有人为了显示自己的孝道，更加倍服丧，六年之丧的大有人在，有个叫赵宣的就服了二十年的丧，整日住在父母的坟墓里，但后来有人揭发，他居然在服丧期间在坟墓里生出五个孩子来，这件事情被宰相陈蕃知道，就把这个倒霉的赵宣给斩首了。又比如以以廉洁而出名的范丹，去探望生病的姐姐，姐姐留他吃饭，他竟然坚持要付饭钱。象这样沽名钓誉之辈，两千年来前仆后继，不乏其人。

    从这时起，中华文明的另一个支柱——功勋制，也被推荐制、察举制和后来的科举制取代了，到此为止，中华道法文明已经被剥离。现在剩下的，就是中华文明的核心“道”了，儒家没有任何治国经验和理念，（不要忘了，他们只是一群主持礼仪的司仪）也迫切的须要引入一套真正的治国理念，为儒家的政治生命开万世之太平，援老入儒（应该称偷梁换柱）是儒家的又一巨大成功，在这一行动中，三国时期魏国的王弼功盖千秋。经他精心篡改的《老子》，已经不与儒家的利益相冲突了，同时也根除了因为“道”的存在，而再生出“法”的可能性。但对于西汉黄老思想的另一本著作《黄帝四经》，儒家却没有太好的修改办法，因为《黄帝四经》明确了道和法的关系，阐述了法的做用，所以儒家只有把它扔进垃圾堆里，如果不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相继出土了《黄帝四经》和西汉初版本的《老子》的话，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真相。

    从三国时代到隋唐时代，中国大地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只有西晋短短的五十年统一时期），儒家自然也没有什么发展，不过也练就了一招本领——清谈（也可以称为明哲保身），因为儒生们实在不懂得如何应对残酷的战争，不谈国事，才能保住性命。

    隋文帝统一中国之后，儒家还没有迎来复兴的时机，因为隋文帝“不悦儒术专尚刑名”（《隋书——文帝纪》），但隋朝的短命让儒家很快就看到了兴旺的曙光，唐朝建立以后，教育又恢复了东汉以后的制度，儒家独尊已不可动摇，虽然当时佛教和道教（注意道教不是道家）盛行，但教科书全是儒家经典，不用打赌也能看出，儒教最终会主导中华文明。唐太宗想效法汉初的无为而治，但他所承袭的已经不是汉初的法律，由于数百年的大混战，许多中华原文明的古籍已散失，唐初的政治清明全靠他个人的修养来维持，从这一点看，李世民大帝不愧是千古一帝。高宗李志和武则天时期儒学不但没有得到重视反而受到压制，《旧唐书·儒学传》载：“高宗嗣位，政教渐衰，薄于儒术，尤重文吏，于是醇浓日去，华竞日彰，犹火销膏而莫之觉也。”而儒学在唐朝得以发展是在唐玄宗之后。

    虽然唐代也是儒家独尊，但儒家思想还没有成为中华人的灵魂，我们从唐诗里处处都能看见唐朝人激情奔放的性格，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比如岑参的《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

      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
　　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
　　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师。
     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行军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
     ……

    唐朝是中国第二个大一统的时代，他比起清朝的康乾盛世对世界的影响力来说要大，疆域也是中华人建立的帝国中最大的，但要知道，不用说开疆拓土，就是固疆守土，靠儒生也是不可能的。今天我们在敦煌出土的曲子词上还能看到这样的诗句：

《定风波》

攻书学剑能几何？

争如沙场骋偻啰。

手持绿沉枪似铁，

明月，龙泉三尺斩新磨。

堪羡昔时军伍，

谩夸儒士徳能多。

四塞忽闻狼烟起，

问儒士，谁人敢去定风波。
 
    诗圣杜甫也有诗句：

蔡子勇成癖，弯弓西射胡。健儿宁斗死，壮士耻为儒。
官是先锋得，材缘挑战须。身轻一鸟过，枪急万人呼。
……
                                                                   儒学的大发展

    唐末，宋太祖、宋太宗统一中国本部以后，宋朝政府即再没有过开拓过疆土，实际上比秦帝国还要小，但对于儒学来说进入了黄金时代，在这个时代诞生了两位儒学巨子，一位是理学的创始人——程颐，他从他的老师周敦颐那里得到唯心哲学，再吸收佛家学派和道家学派（这时的道家已不是先秦时代的道家了）的神秘思想，而形成他所提倡的理学。理学家认为人生应该是严肃的，而且要非常非常的严肃，除了日夜努力训练自己成为圣人外，不许可有其它意念。另外对妇女的贞操问题，从秦汉到隋唐，尺度一向很宽。到了程颐才开始对妇女加强迫害，比如男人可以随便再娶，妇女则绝对不可以再嫁。用程颐的话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是理学的另一特质，那就是对于牺牲别人生命或幸福的事，无不十分慷慨激昂。但这个时候，理学并没有发生大的作用，反而一开始即行碰壁，即苏东坡的攻击和程颐被逐出政府。进入十二世纪后，理学改称道学，这时候儒学界一位巨子也是最后一位巨子——朱熹（他是程颐的门徒的门徒）登场了，他发现“天”是宇宙的自然法则，同时也是道德（个人的）法则和政治（国家的）法则。一个道德上没有瑕疵的人，才有资格去治理国家。一个道德上有瑕疵的人，即使再有才干，也不会把国家治理完善。至于道德的内容和标准，则由道学家定。

    道学家认为：人类只有两种：不是圣贤，便是禽兽。圣人的主要功能在维持社会秩序的安定，维持既定的名分和既定的尊卑，使不作任何改变，以免名分和尊卑紊乱。这种道德法则的精神和形态，被称为“礼教”。怎么能使礼教达到至善，朱熹认为关键在于一个人必须努力减少自己的欲望，以求接近圣人的境界。减少欲望的方法就是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圣人们所定义的“道德”。 即“存天理，灭人欲”。这个时代又出现了与前面说过的“五经”并肩的“四书”，即孔子语录《论语》和孟子语录《孟子》和《礼记》一书中的两篇《大学》、《中庸》。后来这四本书的地位甚至高过了五经。

    除了读圣贤书之外，包括打仗、从事发明创造、艺术创作等等等等都是小人的行为。这种观念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至此儒学达到了有史以来的顶峰。

                                                                         理学的延续

    蒙元时代，儒家也被统治者接受，道理很简单，儒家子弟对蒙元的屠杀和对汉人的歧视似乎视而不见，在政府任职的儒生也都竭尽全力的为新主子歌功颂德，他们对老百姓说：蒙古人之所以能入主中原，是因为他们是顺应了天意的。但是元朝统治者对全体的汉民族的压迫太过残酷，至使他们的统治也没能长久。立国九十年之后即被安徽人朱元璋推翻。   

   明朝建立以后，儒学得到了延续和发展，干部的选拔更加依赖科举制， 自从隋文帝制定科举制以后，到明代已经“成熟”的过了火，明朝的第三任皇帝朱棣，进一步要求考试必须使用八股文。

    八股文是一种文章的体裁，一篇文章中，不多不少地，恰恰包括八股（股即两个或四个完整的句子），最关键的是在内容上，依照规定，作八股文，不能发挥自己的意见，也不是自己在说话，而是儒家圣人系统在说话，这种文章载体，跟代数学上的方程式一样，用不着独立思考（实际上是严厉的禁止独立思考），只要把圣人系统的言语代入八股方程式中，便是一篇好文章。这样的考试如果考出来的不是书呆子，那算是出了奇迹了。而对于真正想用脑子思考问题的人来说，这种考试无疑是一种折磨。

    与八股文齐名的有文字狱，他的可怕程度远大于八股文，它的特点是：罪状由当权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起，证据也由当权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成。一个单字或一个句子，一旦被认为诽谤元首或讽刺政府，即构成刑责。

    除了文化的禁固之外，腐败也成了这个王朝的病结，明代的大大贪官严嵩，每逢巨大的贪污案件败露，人赃俱获，受到监察部门官员纠举弹劾，面临杀头坐牢的危机时，他就去长跪在宫门口，或长跪在皇帝朱厚熜面前，痛哭流涕，承认自己罪不可恕，唯求大皇帝开恩，但他所以被那些具有别种心肠的官员围攻，却都是因为他太忠心耿耿的缘故。朱厚熜最欣赏他这种婢膝奴颜的“投案”，所以每次都不予追究。皇帝只须一句话，造成多少百姓死走逃亡，倾家荡产的贪污案就告终结。

    中央政府的腐败，促使地方政府加倍腐败，因为地方政府官员必须更加贪污才能有充分的财物行贿，以保自己的职位和再图升迁。退休的官员和官员的家属亲戚和没有官职的举人、进士，（其实穷人没几个有实力上学并考上举人的）他们被称为“乡绅”在社会上构成一个新型的恶霸集团，跟地方政府官员结合，欺压百姓。

    十七世纪后半叶，明朝政府被女贞族灭亡，但八股文和文字狱以及明朝的政治制度理学思想却几乎全盘的被满清继承。官僚的腐败更不逊于明代，乾隆皇帝身边的一位大大贪官和坤，和十六世纪明朝的宰相严嵩，先后辉映，具有同一类型的特殊机缘和做官技巧，并建立了全国性的贪污系统，全国官员发现，如果不向上级行贿，就要被无情的排除，甚至被投入监狱，他们不得不适应这种政治形势。所有贿赂全部来自贪污，总而言之就是来自老百姓。

    到一七九九年，乾隆逝世。新任皇帝嘉庆，立即把和坤逮捕处死，清算他的财产时，总数有九亿两，这还不包括他的家人们的贪污。那时是清朝比较强盛的时期，国库全年的总收入才八千万两。所谓的“康乾盛世”时期，中国的肥佬们还能如此的贪污，其后的情形就更可想而知了。

    这是全中国人民的不幸，也包括寒窗苦读的儒生。但是最重要的，儒学发展到这时候，尤其是清朝灭亡以后，连无辜的儒生们也不知道中国人除了“劣根性”之外，还有什么有用的地方。

    当西方列强的屠杀和掠夺使我们从大黑暗时代醒来，中华人的勇敢和坚强再次迸发出来，我们再一次赶走了侵略者，迎来和平。

    时间走近二十一世纪，儒学又在悄悄的兴起，因为他的思想又具有了时代意义，但这次我们看清了他的真正面目，我相信我苦难的中华民族这次不会再被绑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