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第一个特征就是以实现其道德理想为终极价值目标.
  儒家思想的第ニ个特征就是將以儒家意识形态为模板的"理想社会制度"道德化,即"克己复礼为仁",將"礼"等同为道德的仁. 
  儒家思想的第三个特征就是將宇宙秩序,自然规律道德化,这就是"天人合一".儒家道德与"天"或"天理"相应.宇宙秩序,自然规律成为道德的一部分.
  道德就是一种行为规范,就是"人应该怎样行动".在道德实践中,若因道德活动会损害个人利益而不实行道德,道德就失去意义.人们不能用"实际发生了什么"作为不实行道德原则的理由.这是道德活动不同于其它社会活动的特征.在不以道德为终极价值目标的思想体系中,倘若履行道德的后果与其更高级的价值目标(如幸福,权利之类)相悖时,道德仍可被质疑.但儒家既以道德本身为目的,道德准則就不能被它实际上带来什么后果去质疑.
  但当儒家將宇宙秩序,自然规律和社会制度道德化后,儒家意识形态在实践中所带来弊病,就不能成为质疑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理据,社会弊病被认为是道德准則遭到被坏,所以儒家意识形态在改朝換代中,依然坚如磐石.
  当社会内部产生危机,有两种原因,一種是社会制度本身没有问题,而问题在于没有切实推行制度;另一种原因是社会制度本身有弊病.由于儒家道德理想在个人身上是可以实现的,因此儒家就有一种推想,认为只要每个人都服从儒家的道德准則,就一定会造就一种理想和谐的社会.那么社会的不和谐不理想,皆因人们的道德沦丧所致,因此所有复杂的社会危机都可以获得简单明快的解释:是君王,官吏,民众没有履行圣人定下的道德原则所致.这种普遍化的想像,使儒家在社会危机发生时,不能发现社会制度本身的弊病.这就是中国社会在相对隔绝的状态下,周期性改朝換代而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基本不变的原因.
  为什么是在相对隔绝的状态下呢?因为如果有其它国家相对比,儒家思想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春秋战国时代,採取儒家思想治国的国家都很早甚至是迅速地灭亡.剩下的战国七雄没有一国是採取儒家思想治国的.儒家治下的汉唐出现盛世,并非儒家思想的功劳,只是因为中国农业起源得早,中华文明早着先鞭之故,周围的民族尚处于野蛮时代.中国统一之后,在周围根本没有能与之匹敌的大国.但唐朝之后,中国最后的两个汉人朝代,宋朝和明朝,其替代者都是外族,这恐怕不是偶然的吧?也就是說,儒家治下的中国,巳经灭亡两次了.说儒学是亡国之学,也不为过吧?
  到了清末,面对西方的挑战,中国不堪一击,这被认为是中国没有坚船利炮所致.于是就有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搞了几十年,中国有了新学,有了钢铁厂,有了铁路,更有了坚船利炮----北洋水师,但在甲午战争中,面对经济实力和舰队实力皆不如中国的日本,依然一败涂地.至此中国的知识分子才猛醒,不推翻清朝,不抛弃腐朽的儒家思想意识形态,中国必亡.这才有了后来的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
  在经济上,由于商业追逐利润和崇尚竞争的性质,与儒家的道德是相悖的,更由于商人在经济地位上超越士紳和官吏,甚至超越权贵,这在名位上是一种僭越,是"礼"遭到破坏的表现,故儒家排斥商业和歧视商人是结构性的和必然的,这也是资本主义难以在中国发萌的极重要原因.
  在一个普遍遵守道德的社会里,那些暗地里不遵守道德的人,必然大占先机,只要他们口中高喊仁义道德,也不会受到社会的谴責.因此儒家社会中,贪官汚吏特別容易出类拔萃.故中国历史上,贪官汚吏简直浩若烟海,比比皆是;而清官廉吏却如凤毛麟角,难遇难逢.而且由于"礼"的不可僭越和克己复礼的观念,儒家社会对腐败的容忍度也特別高.儒家思想用之于个人修养是无可厚非的,但用之于社会却是虚伪的.
  由于儒家思想中道德不能被质疑,再加上儒家將宇宙秩序,自然规律和社会制度道德化,这种泛道德化的结果,使儒家思想成为一种思想桎梏,其愚民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以上是本人的愚见,由于水平有限,抄些书是必然的.诸位若另有高见,欢迎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