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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清代考据学中以子证经、史的方法 
作者:[刘仲华] 来源:[] 2006-12-23

资料来源:《清史研究》2001年第1期

    考据学以经、史为主要研究对象。清儒考证经、史首先从音韵、训诂入手,重视字的音形义,重视名物制度的考释,重视三代史实的考辨。清代考据学在方法上不但重视本证,还特别重视他证和旁证。而对于六经来讲,只有先秦子书与其时代相当,也惟有其时代相当,因此子书在字的音形义上,在所涉及的名物制度上,在所记载的史实上,与六经中的内容有更多可以相互比照的地方。正是由于先秦子书与六经有许多这样的关联之处,所以清儒在治汉学时特别重视运用以子证经、史的方法。正如罗焌所说:“以古诸子书,关联经传,可以佐证事实,可以校订脱讹,可以旁通音训。故乾嘉以还学者,皆留意子书,用为治经之功。”[1]


一、考据方法的完善

清代考据学非常重视博学兼采,无论吴派、皖派,还是扬州学派,在治学时虽然侧重不同,但是都兼及经史子集。考据学的先驱顾炎武便主张博学于文,多学而识。他对诸子百家学就颇为重视,他说:“子书自孟荀之外,如老、庄、管、商、申、韩,皆自成一家言。至《吕氏春秋》、《淮南子》,则不能自成,故取诸子之言汇而为书,此子书之一变也。”[2]顾炎武对能立一家之言的先秦子书颇为欣赏,并特别强调立言的重要,他说:“有其识者不必遭其时,而当其时者或无其识,然则开物之功,立言之用,其可少哉!”[3]乾嘉学者更是以博学为先。如惠栋,博览群书,“著书之暇,取诸子百家凡象纬、舆地、六书、训诂、方言、风俗、姓氏、谱牒、金石文字、算术、历律之学有足翼经传、发明注疏者,随笔摘记,莫不穷源竟委,曲证旁通,以为后学津梁。”[4]乾嘉学者大都主张博学通贯,多闻多识,对诸子百家的涉猎即是其中之一。这种博涉兼采的学风是明末以来古学风气的继续和发展,当然,乾嘉学者的博学兼采与明清之际的博学风气已经有所区别,如果说明清之际多注重思想的融会贯通,那么乾嘉时期更注重方法上的广泛涉猎。具体在涉及先秦诸子时,明清之际多张扬“经子平等”、“各周于用”[5]等具有理性批判的思想,而乾嘉时期对诸子的涉猎则主要表现为在以子证经中的运用。

乾嘉考据学还特别重视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求证方法,凡立一义,必广征博引,而且以古为尚。求证时不但要有本证,而且注重他证或旁证。顾炎武在《音论》中说:“列本证、旁证二条。本证者,诗自相证也。旁证者,采自他书也。”[6]顾炎武所开创的这种研究法为后世乾嘉诸儒所继承。王引之论钱大昕时说:“古之治经与史者,每博求之方言、地志、律象、度数,证之诸子、传记以发其旨。自讲章时艺盛行,兹学不传久矣。国初诸儒起而振之,若昆山顾氏、宣城梅氏、太原阎氏、婺源江氏、元和惠氏,其学皆实事求是。”[7]正如王引之所言,清代考据学家在研治经史时,莫不博求广证,“证之诸子”,“以发其旨”。焦循也大力提倡考据学以诸经为宗,博引诸子百家等各种学说为旁证,他说:“经学者,以经文为主。以百家子史、天文术算、阴阳五行、六书七音等为之辅,汇而通之,析而辨之,求其训诂,核其制度,明其道义。”[8]在考据学这种博征庞引方法的指导下,先秦诸子以其时代与六经的相近而倍受关注。

治学兼及诸子百家,并不是清儒独有的特色,历代大学者多有此称。而且利用先秦诸子考证经、史的做法,也并非肇始于清代考据学。但在清代考据学形成以前,以子证经史并没有成为一种系统的考证法,而且利用者也不广泛。清代则不同,从清初顾炎武到清末俞樾,清儒在考证经史中都非常注重利用先秦诸子材料。以至于清末学者明确提出了“以子证经”的方法。张之洞在《輶轩语》中说:“读子为通经。”并自注:“以子证经,汉王仲任已发此义。”又进一步说:“子有益于经者三:一证佐事实;一证补诸经伪文、佚文;一兼通古训、古音韵。”[9]藏书家叶德辉在总结证经的方法时说“经有六证”,其中之一便是“以子证经”。他还进一步解释说:“以子证经,诸子皆六艺之支流,其学多于七十子。周秦两汉九流分驰,诸儒往往摭其书之遗言,以发明诸经之古学。今试举其书论之……《韩非子》、《淮南子》为《春秋左氏》义,《白虎通德论》为《春秋》礼义,《荀子》、蔡邕《独断》为《礼》义。此其彰明较著者。至《墨子》有《古尚书》、有《百国春秋》,《管子》有《周礼》遗法,《淮南子》有九师《易》义,是又在读者善为沟通,而无用其比较已。”[10]张之洞、叶德辉的总结可以说是清儒考证方法的直接提炼。

清代考据学中以子证经、史方法的形成,有一个重要的缘起,即求六经之本旨。清儒以恢复六经之本原为务,而要求得孔孟真解,就必须剔除前人的妄解与附会。先是弃明而复宋、唐,接着又越唐、宋而求之于汉、魏,后来又进一步,而求之于先秦。可以说,清儒在解经中选取材料的倾向是以古为尚的,正如胡承珙所言:“以秦人而视三代,犹邑人也;以汉视秦,则州人矣,然则较唐宋以后,不啻其在数千里之外者,则州人犹为近之。是故篇章大义,风喻微言,《传》之于《经》,《笺》之于《传》,离合之间,同异之际,求而不得当,则证之他经,又不得则证之以秦汉古书,往往有晻然合符、涣然冰释者。”[11]又如俞樾访“西汉经师之绪论,已可宝贵,况又在其前欤?”[12]在这种追求本原的观念下,清儒以恢复古训、古音为务,而要求得古训、古音,单单利用经传本身是不够的。先秦子书与六经在形成的时间上最为接近,在所涉及的内容上也多有关联。所以,清儒在利用经传的本证之余,特别重视使用以子证经、史的旁证法。


二、子与经、史

先秦诸子与六经、三代历史的密切关联是清儒进行以子证经、史的前提和基础。诸子与六经主要两个方面的联系:其一,诸子百家多称述六经。《庄子·天下篇》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13]比如《荀子》,兼通六艺,尤其长于《诗》、《礼》、《春秋》,书中引用六经,处处可见。又如《墨子》,其学与儒家并称显学,而且对儒家多有攻击,其中引用《诗》、《书》以证明其学说的地方也非常多。除了诸子引用六经以外,也有不少子书的内容被纳入经书。如,道家伊尹所作之《伊训》、《肆命》、《徂后》、《太甲》三篇、《咸有一德》,都编入《商书》。墨家尹佚所作的《洛诰》则编入《周书》。荀子所作的《礼论》、《劝学》、《宥坐》则载入《大戴礼记》等。正如江瑔所言:“子中有经,经中亦有子。”[14]其二,诸子思想与六经主旨多有相辅相成之处。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15]诸子乃六经之羽翼的观念在两汉以后非常普遍。明末人胡应麟说:“百家之学,亡弗本于经也。”[16]清初黄宗羲也说:“古今诸子百家,言人人殊,亦必依傍圣门之一知半解而后得成说,何曾出此范围。”[17]章学诚进一步发挥了这种思想,他说:“战国之文,其源皆出于六艺。何谓也?曰:道体无所不该,六艺足以尽之。诸子之为书,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必有得于道体之一端,而后乃能恣肆其说,以成一家之言也。所谓一端者,无非六艺之所该,故推之而皆得其所本,非谓诸子果能服六艺之教,而出辞必衷于是也。《老子》说本阴阳,《庄》、《列》寓言、假象,《易》教也。邹衍侈谈天地,关尹推衍无行,《书》教也。纵横辞命,出使专对,《诗》教也。管、商法制,义存政典,《礼》教也。申、韩刑名,旨归赏罚,《春秋》教也。其他杨、墨之言,孙、吴之术,辨其源委,挹其旨趣,九流之所分部,七录之所叙论,皆于物曲人官得其一致,而不自知为六典之遗也。”[18]在章学诚看来,诸子九流的主旨都可归于六经之说。这种诸子合乎经义的观念,也为清儒援用子书求证经义提供了可能。清末考据学家俞樾也说:“圣人之道,具在六经,而周秦诸子之书,亦各有所得。虽以申、韩之刻薄,庄、列之怪诞,要各本其心之所独得者而著之书,非如后人剽窃陈言,一倡百和者也。且其书往往可以考证经义,不必称引其文,而古言古义居然可见。故读《庄子·人世间篇》曰:‘大枝折,小枝泄。’泄即曳之假字,谓牵引也,而《诗·七月篇》‘以伐远扬,掎彼女桑’之义见矣。读《管子·大匡篇》曰:‘臣禄齐国之政’,而知《尚书》今文家说大麓,古有此说。读《商子·禁使篇》曰:‘驺虞以乡监’,而知鲁、韩诗说以驺虞为掌鸟兽官,以古义也。读《吕氏春秋·音律篇》曰:‘固天闭地,阳气且泄’,而知《月令》‘以固而闭,地气沮泄’之文,有夺误也。凡此之类,皆秦火以前,六经旧说,孤文只字,寻绎无穷。乌呼!西汉经师之绪论,已可宝贵,况又在其前欤?”[19]俞樾是清末考据学大师,他的见解代表了清儒的共识。

至于子与史,主要表现在:先秦诸子多言三代古史。史,作为书籍的一种独立分类,晚出于经、子。《汉书·艺文志》尚无史类,而将《国语》、《战国策》、《楚汉春秋》等书列六艺。先秦诸子或言三皇,或言五帝,或言春秋战国之事。而诸子书称述古史,“或以证成其学说,或仅论定其是非,不必如史书之标举岁时,详记本末”[20]。所以,诸子书中所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的内容,往往与《左传》、《国语》的记载有不同,至于诸子书所言三代的传说古史与六经所言,更是大不相同。但是,诸子言史的事实是可以肯定的。司马迁作《史记》,便有不少地方征引诸子书以为确证。他还说:“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古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21]司马迁不但征引诸子,而且肯定诸子书所言事实与《春秋》无异。胡应麟继承了子史互见的思想,并直接提出“众说子也而实史”[22]的说法,他在《史书占毕》中谈到三代历史时,说:“夫三代之书,其传于后世常寡,而三代之迹,其轶于上古常多,至圣贤大节,未有不具载于六经,而互见于子史者。”[23]胡应麟明确指出,三代历史不但见于六经,而且互见于诸子。浙东史学大师章学诚对子与史的关系,也有不少精辟之见。他在六经皆史的基础上,进一步认为经、子、集皆与史相通,他说:“愚之所见,以为盈天地之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耳。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末流忘所自出,自生分别,故于天地之间,别为一种不可收拾、不可部次之物,不得不分为四种门户矣。”[24]章学诚反对“离事而言理”,因此,他不仅认为六经皆史,而且其他子书甚至文集,都可以作为史来对待。诸子不仅来源于史,而且“诸子之书,多周官之旧典”[25]。“虽曰诸子家言,实亦史之流别。”[26]章学诚在编修《史籍考》的类例中,还特别强调要选录子书,他说:“诸子之书,多与史部相为表里。如周官典法,多见于《管子》、《吕览》,列国琐事,多见于《晏子》、《韩非》。”[27]此外,他还说:“子部列有类家,而会要典故之书,其例实通于史。法家之有律令,兵家之有武备,说家之有闻见,谱录之有名数,是子部之通于史者什之九也。”[28]章学诚这种诸子皆史的观念,与其六经皆史的提法一样,不仅对史学理论有新的贡献,而且对子书也有了新的认识。


三、以子证经

为了正确地解经、正经,考据学派提出与宋儒“自得”法完全不同的“诂经”法。诂经法非常重视文字的音韵训诂,认为舍此无他途。钱大听说:“尝谓六经者圣人之言,因其言以求其义,则必自训诂始。谓训诂之外别有义理,如桑门以不立文字为最上乘者,非吾儒之学也。”[29]又说:“有文字而后有诂训,有诂训而后义理。训诂者义理之所由出,非别有义理出乎训诂之外者也。”[30]皖派大师戴震则说:“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31]对考据学影响甚大的阮元也说:“古今义理之学必自训诂始,训诂之学,必自形声始。”[32]考据学家一致认为,不能通晓字的古音,便不能通晓其义,而不懂字的意义,就无法正确理解言辞的义理。顾炎武说:“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33]在这种“考文知音”精神的推动下,乾嘉考据学对《尔雅》、《方言》、《说文》、《释名》等前代训诂学进行了总结性的研究,并取得了重大成就。

清儒在音韵训诂学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除了与其善于吸收前人的成果有关外,主要得益于比较科学的方法。重视诸子百家之言,以证音训,便是其中之一。顾炎武在《答李子德书》中说:“三代六经之音,失其传也久矣。其文之存于世者,多后人所不能通;以其不能通,而辄以今世之音改之,于是乎有改经之病……至于近日,锓本盛行,而凡先秦以下之书,率臆径改。不复言其旧为某,则古人之音亡,此尤可叹者也。”[34]顾炎武以恢复古音为志,作《音学五书》,“举今日之音而还之淳古”[35]。顾炎武认为先秦子书的音韵与三代古音因时代相近而颇可参考,他说:“诸子之书,离合有之,而不甚远也。”[36]因此,他在考证三代古音时,除了使用六经的材料外,也广泛引用子书进行立论。如“《庄子》:‘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又曰:‘无有所将,无有所迎’,则古人读‘迎’为‘昂’之证也。”又如“《荀子》:‘肉腐出虫,鱼枯生蠹,怠慢妄身,祸灾乃作,疆自取柱,柔自取束,邪秽在身,怨之所构’,‘作’‘束’并去声,则古人读‘构’为‘故’之证也”[37]。顾炎武认为,反切之语在汉代以前就有。为了证明这个立论,他除了广引经书以外,又引子书为证,如“《列子》:‘杨朱南之沛’,《庄子》:‘杨子居南之沛’,‘子居’正切‘朱’字”[38]。顾炎武利用先秦子书的材料,在求证古音的研究中取得了重要成果,这种方法尤其明显地体现在他的另一部重要音韵学著作《唐韵正》中。如支韵中“移”,顾炎武认为其古音为“弋多”反切。他举子书进行证明:“《管子·侈靡篇》:‘忽然易卿而移,忽然易事而化(化,毁禾反),利静而不化,观其所出,从而移之。’《心术篇》:‘与时变而不化,应物而不移,日用之而不化。’《任法篇》:‘奇革而邪化,令往而民移。’《内业篇》:‘是故睈人与时变而不化,从物而不移。其形安而不移,能守一而弃万苛。’《庄子·秋水篇》:‘物之生也,若聚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何为乎?何不为乎?夫固将自化。’《达生篇》:‘形静不亏,是谓能移。’《列子·黄帝篇》:‘吾与之虚而猗移,不知其谁何。’《吕氏春秋·下贤篇》:‘桀乎其必不渝移也,循乎其与阴阳化也。’《六韬·文启篇》:‘政之所施莫知其化,时之所在莫知其移,睈人守此而万物化。’《三略》:‘天地神明与物推移,变动无常因敌转化,不为事先,动而辄随。’《灵枢经·根结篇》:‘天地相感,寒暖相移。阴阳之道,孰少孰多,阴道偶,阳道奇。”’[39]顾炎武为了证明“移”字的古音,通过引用大量先秦诸子的材料作为证据(当然还有《楚词》、《淮南子》、《说苑》、《史记》等),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论定其古音读为“弋多”反切。像这种援用子书以证音训的方法,在《唐韵正》中几乎处处可见。顾炎武之后的学者在作字音字义的“考古”时,进一步继承和发挥了这种以子证“经”的方法,并且取得前代无法比拟的重大成果。

如江永的《古韵标准》,其“例言”中说:“经传楚词、子史百家可证《诗》韵者引之,亦不必多引,取证明而已。”[40]江永在《古韵标准》中采取的办法是本证与旁证相结合,其中旁证主要是先秦诸子书的材料,如《鬻子》、《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淮南子》、《吕氏春秋》、《列子》等。以下略举一二:如“台本证:南山有台,韵莱、基、期。旁证:《老子》众人熙熙如享大牢,如登春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41]又如,“陂本证:彼泽之陂,韵菏、何、为、沱。旁证:《庄子》青青之麦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42]江永这种经为本证、子为旁证的方法,与顾炎武《唐韵正》的论证方式是一脉相承的。

除了音韵方面,考据学家在训诂中,为了考证字词的古义,也莫不广引子书的材料以证其端绪。戴震在《尔雅文字考》的序言中说:“援《尔雅》以证《诗》、《书》,据《诗》、《书》以证《尔雅》。由是旁及先秦以上,凡古籍之存者,综核条贯;而又本之六书声音,确然于训诂之原,庶几可与是学。”[43]邵晋涵在《尔雅正义》的序言中也说:“今据《易》、《书》、《周官》、《仪礼》、《春秋三传》、《大小戴记》与夫周秦诸子、汉人撰著之书,遐稽约取,用与郭注相证明,俾知训词近正,原于制字之初,成于明备之世,久而不坠,远有端绪,六艺之文,曾无隔阂,所以广古训也。”[44]正如戴震、邵晋涵所说,清儒在治训诂时都是广泛征引经、史、子、集的材料,进行立论。但为了考求字的古义,经、史、子、集四者在做证的力度上,并不是等同的。一般来讲,六经与先秦诸子的产生时代,早于史书和文集,也正因为经、子的时间更与三代相符或相近,所以治小学者往往特别重视六经与先秦子书中的证据。至于六经,自汉代以来,一直是训诂的主要对象和材料来源,而对于先秦诸子的重视则不够多。明末清初以后,考据学逐渐兴起,尤其是音韵学与训诂学发达起来。清儒治小学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除了立足于六经以外,更注重于先秦子书以及其他书籍。他们不仅援用子书的材料进行音韵训诂学研究,而且对众多子书进行训诂注释。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讲,清儒对子书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清代音韵训诂学的发达。

如《康熙字典》解释“船”,引子书之文如下:《庄子·渔父》:“有渔父者,下船而来。”《商君书·弱民》:“背法而治,此任重道远而无牛马济,大川而无船楫也。”《韩非子·功名》:“若水之流,若船之浮,守自然之道,行毋穷之令,故曰明主。”又:“千钧得船则浮,锱铢失船则沉。”[45]与明代《字汇》、《正字通》相比,《康熙字典》对“船”字的解释颇为简明,但在揭示语源方面,《康熙字典》却高出一筹,其原因正在于它引用了先秦子书的材料。又胡承珙的《小尔雅义证》,解释而、乃、尔、若与汝相通时,说:“汝,本作女。而、乃、尔、若四字不独训女,字亦皆通作女。《庄子·外物篇》:‘召而来。’释文云:而本作女。《洪范》:‘谋及女心。’《小雅·桑柔》:‘告尔忧恤,诲尔序爵。’《墨子·尚贤篇》引《诗》‘尔’作‘女’。《甘誓》:‘汝不共命。’《墨子·明鬼篇》引作‘若不共命’。盖四字以声转而变,其实犹一字耳。”[46]胡承珙引《庄子》之文,证明“而”与“女”字相通。又用《墨子》保留古字较多的长处,以《墨子》所引《诗》中的句子,与传本《诗》中的句子两相对比,进一步确证“而”与“女”相通。这种利用子书的材料进行字义训诂的方法,在阮元的《经籍纂诂》、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和王念孙的《广雅疏证》等著作中比比皆是。

清儒除了援用子书进行音韵训诂学的研究以外,还充分利用子书进行经书的辨伪,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阎若璩、毛奇龄等人对古文《尚书》的考辨。其实,早在汉代的王充就已经提出以子证经书之误的方法,他在《论衡·书解篇》中说:“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经误者在诸子。诸子尺书,文明事实。”[47]先秦子书多引六经之语,以张扬自己的学说;而先秦子书中引用的六经字句,恰好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经书在秦始皇焚书以前的原貌。阎若璩在考辨古文《尚书》的真伪时,就充分利用了这一点,并作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

《尚书》是历史上最早的一部文献,是儒家六经中最重要的一部。汉代出现了今、古文区别,到晋代又出现了伪古文的纠缠。宋代以来,朱熹等人开始辨古文《尚书》之伪,经吴澄、梅鹫等不少学者的努力,至清初已到了成熟阶段。阎若璩沉潜钻研三十余年,撰写了《古文尚书疏证》八卷,从多种角度论证古文《尚书》之伪,其中,阎若璩运用最多就是利用先秦子书的材料进行立论。据统计,先秦子书中引用《书》次数最多的是《墨子》,所引达47次,篇数也最多,达22篇;《孟子》38次,《苟子》22次,《韩非子》7次,《管子》6次,《庄子》3次,《尸子》1次,《吕氏春秋》14次。[48]阎若璩利用这些子书中保留下来的《尚书》字句,论证古文《尚书》之伪。

如,引子书以证伪古文《尚书》之改窜误用。阎若璩说:“《荀子》所引《书》曰出《臣道篇》,其上文曰:‘故因其惧也而改其过,因其忧也而辨其故,因其喜也而入其道,因其怒也而除其怨,曲得所谓焉。’即继以《书》曰:‘从明而不拂,微谏而不倦;为上则明,为下则逊。此之谓也。’语甚精,得古大人格君心之道,非伊尹不足以当,而伪作《伊训》者乃改以为先王事,云:‘先王从谏弗咈先民时,若居上克明,为下克忠。’语反浅近。”[49]阎若璩又列举《墨子》、《淮南子》所引之文,断定古文《尚书》“皆改窜拆裂补缀成之,而不知其本文遗漏亦已多矣”[50]。他认为先秦子书虽然数次引用《尚书》的同样一句话,但由于依据的是《尚书》原本,因此尽管在字句上会略有不同,但是意思不会改变。而古文《尚书》由于是伪撰而成,所以同样的内容就会发生意义上的逆转。阎若璩举《墨子·非命篇》三次引用《仲虺之告》与古文《尚书》进行对比,他说:“《非命上篇》‘《仲虺之告》曰:我闻于夏人矫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恶,龚丧厥师。’《中篇》‘《仲虺之告》曰:我闻于夏人矫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恶,用厥师。’《下篇》‘《仲虺之告》曰:我闻于夏人矫天命于下。帝失是增,用爽厥师。’三处下文,《墨子》皆各从而释之曰:‘此言桀执有命,汤特非之。’曰丧师,曰阙师,曰爽师,此岂吉祥善事。而伪作古文者嫌与己不合,易之曰:‘式商受命,用爽厥师。’孔安国传曰:‘爽,明也,用明其众言为主也。’不与《墨子》悖乎?夫以《墨子》引之之复如此,释之之确如此,而伪作者不又现露一破绽耶?”[51]阎若璩在《尚书古文疏证》中充分利用《墨子》等子书的材料进行立论,他看重的就是先秦诸子“辞则甚古”的文献价值。

又如,以子书所引证明古文《尚书》不合史实之处。阎若璩举《墨子》引述汤之官刑,却被古文《尚书》袭用为商汤所作为例。《墨子》有引:“先王之书,汤之官刑有之。曰:‘其恒舞于宫,是谓巫风。其刑:君子出丝二卫,小人否,似二伯。’《黄径》乃言曰:‘呜呼!舞佯佯,黄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顺,降之百殃,其家必坏丧。”[52]阎若璩认为,《墨子》所引“汤之官刑”,“虽未言其出于何时”,但与《左传》的记载进行比较,则“《墨子》所谓汤之官刑者,正作于商之叔世,其不为汤所制,明矣。”阎若璩进一步说:“伪作古文者不能参考《左氏》,止见《墨子》有‘汤之官刑’字,遂以为汤所制,而述于伊尹之口以训太甲,不知其时固未尝有此刑也。”[53]

又如,阎若璩以子书保存下来的《尚书》原本字句为依据,证明古文《尚书》剿袭旧文之缺漏。以《泰誓》为例,阎若璩认为古文《尚书·泰誓篇》出于汉宣帝和出于汉武帝的说法都不正确。东汉马融开始怀疑其真伪,并列举《春秋》、《国语》、《孟子》、《荀子》、《礼记》的五条引文,说今文《尚书·泰誓篇》皆无此语。古文《尚书》出现后,《泰誓篇》则将马融所说的五条全部列入。阎若璩认为这一点不仅不能证明古文《尚书》之真,反而可知“其伪之愈不可掩矣”。阎若璩作出这个判断的有力依据,便是《墨子》所引《大誓》篇的字句。他说:“《墨子·尚同篇》有引《大誓》曰:‘小人见奸巧,乃闻不言也,发罪钧。’墨子又从而释之曰:‘此言见淫辟不以告者,其罪犹淫辟者也。’可谓深切著明矣。墨子生孔子后孟子前,《诗》、《书》完好,未遭秦焰,且其书甚真非依托者比,而晚出之古文独遗此数语,非一大破绽乎?余尝谓作伪书者譬如说谎,虽极意弥缝婉转可听,然自精心察之,未有不露出破绽来者,其此书之谓乎?”[54]阎若璩甚至认为古文《尚书·大禹谟》中“万世心学之祖”的“危、微、精、一”十六字真经,完全是袭用《荀子》的缺漏之文。他说:“二十五篇之书,其最悖理者在太甲稽首与伊尹,其最精密绝伦者在虞廷十六字。今既证太甲稽首之不然,而不能灭虞廷十六字为乌有,犹未足服信古文者之心也。余曰:此盖纯袭用《荀子》,而世举未之察也。《荀子·解蔽篇》‘昔者舜之治天下云云,故《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几,唯明君子而后能知之。’此篇前又有‘精于道’、‘一于道’之语。遂概括为四字,复续以《论语》‘允执厥中’以成十六字,伪古文盖如此。”[55]阎若璩不仅认为古文《尚书》的十六字真言是剿袭《荀子》之语,而且其上下旬也是偷袭《荀子》之文。他说:“此十六字以上,如‘汝唯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荀子·君子篇》语也。十六字以下,‘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亦《荀子·正名篇》语也。其各各有依傍,而初非能自撰出者。”[56]为了进一步证明古文《尚书》十六字袭用《荀子》之言的可能,阎若璩又列举了诸葛亮用《淮南子》、《文子》用《老子》、《礼记》用《荀子》等旁证。总之,阎若璩撰《尚书古文疏证》论证古文《尚书》之伪,其许多结论立说确乎不拔,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即是使用了先秦诸子的材料。


四、以子证史

三代古史,自春秋战国以来一直在传统文化中具有深层的意义,或将其“经典化”,而视为圣王迭出的黄金时代,或认为道有升降势有因革,而成为托古改制的“制作之原”。尤其明清以来,经、史一体的观念逐渐强化,从明代的王阳明、李贽、胡应麟到清代的崔述、钱大昕、章学诚等人,无不主张六经皆史。因此,在明清考证经书的同时,亦有不少人兼治古史,如吴弘基的《史拾》、马骕的《绎史》、陈厚耀的《春秋战国异辞》、李锴的《尚史》、顾栋高的《春秋大事表》以及崔述的《考信录》等。治古史者莫不以追述三代的历史为己任,但由于缺乏准确系统的历史记载。尤其是经传子史的记载各弛己说,众说纷纭。或言三皇,或言五帝。即使都说尧舜的史迹,也各不相同,正如韩非所言:“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57]所以,治古史者各有自己的取舍标准,或以经传为圭臬,或兼取诸子百家。在清代治古史的学者中,就对待诸子言史的态度而讲,马骕的《绎史》和崔述的《考信录》可以说是其中两种派别的典型代表。马骕字骢御,号宛斯,山东邹平人。顺治十六年进士,后任灵壁县知县,康熙十二年卒于官。马氏对于三代的历史最为熟悉,时人称为“马三代”。他所著《绎史》,“取三代以来诸书,汇集周秦以上事”[58],叙事从传说中的远古到秦朝灭亡,共分为五部:一曰太古,讲述三皇五帝;二曰三代,讲述夏商西周;三曰春秋,讲述十二公时事;四曰战国,讲述春秋以后至秦亡事;五曰外录,纪天官地志、名物制度。马骕在自序中说:“纪事则详其颠末,纪人则备其始终,十有二代之间,君臣之际,理乱之由,名法儒墨之殊途,纵横分合之异势,嘹然具焉。”[59]其内容选取,一改过去只是奉经传为圭臬的做法,而是“经传子史,文献攸存者靡不毕载。”子书如《鬻子》、《老子》、《列子》、《庄子》、《文子》、《管子》、《晏子》、《荀子》、《韩非子》、《商子》、《慎子》、《尹子》、《尹文子》、《公孙龙子》、《邓析子》、《墨子》、《吕氏春秋》、《孙武子》、《吴子》、《三略》、《司马法》等,都是取材对象,“或取其事,或收其文,或全录,或节抄”。马骕在使用诸子言史的材料时,并没有因其内容与经传不同而妄加舍弃。对于《鬼谷子》、《尉缭子》、《鹖冠子》等“真赝错杂者,取其强半”。对于《六韬》、《亢仓子》、《关尹子》、《子华子》、《于陵子》等“附托全伪者,仅存要略”,“姑存一二”。对于《庄子》、《列子》中的寓言,也因其“事虽不信,文亦奇”,而略具弗遗。[60]正如马骕所说:“百家所记,或事同文异,或文同事异。互见叠出,不敢偏废,所谓疑则传疑,广见闻也。”[61]不仅如此,马骕还专门为先秦诸子学术单独立目,如“老子道教”、“杨朱墨翟之言”、“列庄之学”、“鬼谷纵横之术”、“鹖冠子之言”、“荀子著书”、“韩非刑名之学”等。由此更可以看出,马骕对诸子百家史料性质的重视。马骕的《绎史》,与以前罗泌的《路史》、胡宏的《皇王大纪》和苏辙的《古史》相比,在材料选取的范围上是高出一筹的。他突破了以前谈三代古史必征信《春秋》三传、《国语》以及《战国策》的束缚,而是广泛搜集材料,尤其注重采纳诸子百家的记述。对于子书,马骕也不因其真伪错杂而随意舍弃。马骕这种以子证史的史学研究法,实际上蕴涵着一种新的史学观念,即诸子亦史。

早在司马迁撰《史记》时,就提出了“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的说法,但在此以后,很少有人利用诸子百家语讲述三代古史。即使偶有采猎,也不大承认诸子言史的价值。明末清初以来,则有不少学者开始确认诸子亦史。胡应麟在《史书占毕》中谈到诸子记载三代史迹时,说:“春秋、秦、汉杂传子书,又往往掇拾其一,而轶其二三。”[62]胡应麟虽然推崇经传,但他已经明确指出诸子可证三代古史的史料价值,他说:“夫三代之书,其传于后世者常寡,而三代之迹,其轶于上古者常多。至圣贤大节,未有不具于六经,而互见于子史者。”[63]马骕的《绎史》广泛利用诸子记述以考辨三代历史,可以说是诸子亦史观念的直接体现。李清非常推崇《绎史》的这种取材法,称曰:“控六籍,吞百家,驾九流,跨四部,辟之水然。”[64]李清还进一步明确地提出了“子亦史”,他说:“或曰:以经为史可欤?曰:奚不可!夫唐虞作史而综为经,两汉袭经而别为史,盖经即史也。或曰:以子为史可欤?曰:奚不可!夫诸志史也,而错以经,小学经也,而错以子,故子亦史也……呜呼!以史为史易,以经为史难;以经为史易,以子为史难;以经为史、以子为史犹易,以笺传为史,以荟萃为史则尤难。”[65]李清“诸子亦史”的观念是对马骕《绎史》中以子证经的理论概括。

继马骕之后,李锴又以《绎史》所提供的材料为基础,用纪传体编成《尚史》一书。此书“史迹联属,语意贯通”[66]。与《绎史》同样采取以子证史的,还有陈厚耀的《春秋战国异辞》。此书以列国为目,分为周、鲁、晋、卫、郑、齐、秦、宋、楚、燕、陈、蔡、吴、田齐、魏、韩、赵、越等。陈氏在《凡例》中说:“学非博则不能约,春秋战国,学者童而习之,然诸子百家,言人人殊矣。公羊子曰: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又异辞。不辑其异,无以证其同也。周秦作者叙述己事,指陈当代,固不可诬,即西京诸儒传闻有绪,非尽凿空臆说也。谨广辑之,以附孔门多闻多见之义。”[67]陈厚耀本着“不辑其异,无以证其同”的宗旨,其取材也是在经史以外,博涉诸子百家异说,上自《老子》、《庄子》,下至《韩非子》、《吕氏春秋》,凡是“有足资异闻者,备录之”[68]。从广博方面来说,其书并不在《绎史》之下。《四库全书总目》评其书曰:“《异辞》以切实可据者为正文,而百家小说悠谬荒唐之论皆降一格,附于下,亦颇有体例。虽其间真赝杂糅,如《庄》、《列》之寓言,《亢仓子》之伪书,皆见采录,未免稍失裁断,而采摭浩繁,用力可称勤至。”[69]总的来说,马骕、李锴、陈厚耀等人在研治先秦历史中充分利用了先秦诸子的材料,虽然裁断有失,但毕竟体现了一种新的史料观,即诸子亦史的观念。

崔述的《考信录》在对待诸子言史的态度上,与马骕、陈厚耀征信诸子的姿态截然不同,而是一种尊经驳子的方式。崔述认为“圣人之道,在《六经》而已矣”,至于“《六经》之外,别无所谓道也”[70]。崔述认为经史是一体的,他说:“三代以上经史不分,经即其史,史即今所谓经也。”[71]又说:“夫经史者,自汉以后分别而言之耳,三代以上所谓经者,即当日之史也。《尚书》,史也,《春秋》,史也,经与史恐未可分也。”[72]但由于崔述过于尊信六经,以至于认为只有六经中的古史才是唯一可信的,他说:“考三代之事,虽一名一物之微皆当取信于经。”[73]又说:“谈上古者惟《易》、《春秋》传为近古,而其事理亦为近正,以此征百家之谬或亦有不可废者。故余杂取《易》、《春秋》传文,以补上古之事。司马氏曰:‘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六艺’,是余之志也夫!”[74]崔述认为凡是非儒家经典中的古史都是不可信的,“战国、秦、汉之书非但托言也,亦有古有是语而相沿失其解,遂妄为之说者。”诸子百家除了伪托之外,就连传述的一些东西也多为谬误。他又说:“然此古语犹闻见于经传,可以考而知者,若夫古书已亡,而流传之误但沿述于诸子百家之书中者,更不知凡几矣。”崔述断定:“大抵战国、秦、汉之书皆难征信,而其所记上古之事尤多荒谬。”[75]

崔述考辨三代古史以六经为准,以经书里的记载来驳斥诸子百家的古史概念。他认为后世所传三代历史,大半是战国诸子因攻击儒家需要而进行的假托和伪造,主张信史起自尧、舜,尧舜以上便不可信了。他说:“《庄子》、《楚辞》尤多称引黄帝以前者,然则此等语当在战国以后。盖是时杨、墨盛行,杨氏疾儒者礼法刑政而矜言无为之化,墨氏恶当时之厚敛奢用而欲敦俭朴之风,故好称述上古君臣以求加于三代之法,大抵皆寓言之类,不可以为实者也。”[76]在崔述看来,杨、墨之称述黄帝以前之事只是为了张扬学说的一种寓言故事。崔述认为可信的古史当起自尧、舜,他说:“《考信录》何以始于唐、虞也?遵《尚书》之义也。《尚书》何以始于唐、虞也?天下始乎唐、虞故也。”[77]崔述认为诸子百家之所以能发明各种古史系统,主要是因为“易于伪托,无可考验”。至于伪托的动机则是或“叛尧舜”,或“诬尧舜”,或“称述太古以求加于尧舜”而已。[78]无可否认,诸子百家的古史系统确实有伪托之处,但是崔述这种因尊经而将诸子一一概加以驳斥的做法,未免失于武断。正如胡适所说:“古史经过他的大刀阔斧的删削之后,仅仅剩下几十条最枯燥的经文了!”[79]

经学与史学是考据学的话语中心,但由于考证六经、三代历史的需要,先秦诸子因其时代与六经相近而倍受重视,成为证经、证史的重要他证或旁证。正如惠士奇所说:“周秦诸子,其文虽不尽训,然皆可引为礼经之证,以其近古也。”[80]乾嘉诸儒使用这种以子证经、史的方法,在音韵、训诂以及经史的考证中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而且,由于对子书的重视,引发了乾嘉时期对子书的全面整理和校勘,由于考证经史的需要,清儒感到有必要对子书的脱讹、伪误进行一番整理,如训诂、校勘和刊刻等;由于考证经史的需要,清儒对子书作了进一步的考辨;又由于考证经史的需要,清儒对子书进行了辑佚。甚至,有些人对诸子思想作了新的评价,“其结果惹起了许多古书之复活。”[81]

注释:

[1]罗焌《诸子学述》,岳麓出版社1995年版。

[2][3]《日知录》卷一九《著书之难》,《立言不为一时》。

[4]惠栋《松崖笔记》翁广平序。

[5]傅山反对儒学独尊,更反对将诸子学说斥为异端,他说:“经子之争亦末矣。只因儒者知六经之名,遂以为子不如经之尊,习见之弊可知。”见《霜红龛集》卷三八。李贽认为诸子学说“要皆有一定之学术,非苟苟者”,而且“各周于用,总足办事”。见《焚书·孔明为后主写申韩管子六韬》。

[6]《音论》,见《音学五书》,中华书局1982年版。

[7]王引之《王文简公文集》卷四《詹事府少詹事钱先生神道碑铭》。

[8]焦循《雕菰楼集》卷八《辨学》。

[9]《輶轩语》一,见《张之洞全集》第十二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0]徐珂编《清稗类钞》第八册,“经术类”,“经有六证”。

[11]胡承珙《求是堂文集》卷三《答陈硕甫明经书)。

[12][19]《诸子平议·序》。

[13]《庄子·天下篇》。

[14]江瑔:《读子卮言》,第三章“论诸子与经史集相通”。商务出版社1928年版。

[15]《汉书·艺文志》。

[16]《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八《华阳博议》。

[17]《南雷文定》卷七《孟子师说》。

[18]《文史通义》诗教上。

[20]罗焌《诸子学述》,第97页。

[21]《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

[22][23]《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八《华阳博议》,卷十五《史学占毕》。

[24]《文史通义·报孙渊如书》。

[25]《文史通义·外篇·立言有本》。

[26]《章氏遗书·史考释例》。

[27]《章氏遗书·论修史籍考要略》。

[28]《章氏遗书·史考释例》。

[29][30]《潜研堂文集》卷二四《臧玉林经义杂识序》,《经籍纂诂序》。

[31]《戴东原集》卷九《与是仲明论学书》。

[32]《揅经室集·续集》卷一《冯柳东三家诗异文疏证序》。

[33][34]《顾亭林诗文集》卷四《答李子德书》。

[35][36]《顾亭林诗文集》卷二《音学五书后序》。

[37]《顾亭林诗文集》卷四《答李子德书》。

[38]《音学五书》音论卷下,中华书局1982年版。

[39]《唐韵正》卷二,见《音学五书》。

[40]江永《古韵标准·例言》,中华书局1982年版。

[41][42]《古韵标准》“平声第二部”,“平声第七部”。

[43]《戴东原集》卷三《尔雅文字考序》。

[44]《尔雅正义》,《皇清经解》本卷五。

[45]《康熙字典》。

[46]《小尔雅义证》。

[47]《论衡·书解篇》。

[48]见刘起釪《尚书学史》,第52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

[49][50][51]《尚书古文疏证》卷一,第六、第六、第十二。《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52]《墨子·非乐》。

[53][54][55][56]《尚书古文疏证》卷一,第六、第七、第三十一、第三十一。

[57]《韩非子·显学篇》。

[58][59][60][61]《绎史·征言》,《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62][63]《少室山房笔丛》卷一五《史书占毕》。

[64][65]李清:《绎史序》,见康熙九年刊本《绎史》。

[66]《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又,《尚史》从雍正八年到乾隆十年。用了十六年编成。

[67]《春秋战国异辞·凡例》,《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68]《春秋战国异辞·凡例》。

[69]《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

[70][75]《考信录提要》卷上,《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71]《洙泅考信录自序》。

[72]《洙泗考信余录》。

[73]《丰镐考信别录》。

[74]《补上古考信录序》。

[76]《补上古考信录》卷上。

[77]《唐虞考信录自序》。

[79]胡适:《崔东壁遗书序》,见《崔东壁遗书》。

[80]《潜研堂文集》卷三八《惠先生士奇传》。

[81]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史》,第276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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