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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岳:中国五胡入华与欧洲蛮族入侵 
作者:[潘岳] 来源:[公众号“百万通讯社”2021-03-29 ] 2021-04-01
【编者按】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要在各族干部群众中深入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特别是要从青少年教育抓起,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全面理解党的民族政策,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日前,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第一副院长潘岳同志为该院“中西文明互鉴丛书”第三册《中国五胡入华与欧洲蛮族入侵》一书作序,讲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族人民出于文化认同而融合成命运共同体并重建大一统国家的故事,解析了日耳曼蛮族入侵罗马后却无法再造统一欧洲的原因,澄清了西方中心主义对我国民族宗教政策误解之源。


公元300-600年间,中国与罗马再次面临相似的历史境遇,同时面临中央政权衰落,同时遭遇周边族群冲击。但相似的历史轨迹却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结果。
在中国,匈奴、鲜卑、羯、氐、羌五大胡人族群纷纷南下,彼此征伐交相融合,承继秦汉中央集权超大规模国家形态,奠基了融合胡汉的隋唐大一统王朝。在罗马,西哥特、东哥特、汪达尔、勃艮第、法兰克、伦巴第等日耳曼部落潮水般地一波波入侵,建起了一个个“蛮族王国”(barbarian kingdoms),并演化出分裂自治的一个个封建国家。

这个历史岔口,再次体现了中西从族群观念到政治制度的不同道路。其中的文明逻辑最为关键。

1


汉化之路与再造一统

中国与罗马命运的交会,源于公元89年燕然山的一场战役。

2017年,中蒙考古学家发现了班固为汉朝彻底击败匈奴而作的《燕然山铭》。此战之后,北匈奴西迁欧洲,推动日耳曼各部落侵入罗马疆界;南匈奴南下中原,开启了五胡入华的先声。

南匈奴南下前后,内迁的还有西北的氐羌、东北的鲜卑、漠北的羯人。三国后期由于中原人口剧减,魏晋不断“招抚五胡”。百年间,内迁的五胡约数百万人,其中,匈奴70万,羌人80万,氐人100万,鲜卑250万。西晋“八王之乱”后,北方总人口1500万,汉人只占三分之一。有人误以为“汉化”就是“同化”,是“大族群”靠着人口数量的绝对优势改变“小族群”的生活方式。但军事和人口数量均占优势的五胡族群,并没有按照老习惯“牧马中原”、“胡化”汉人,反而主动选择了一条“汉化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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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书》
南匈奴人刘渊是南匈奴羌渠单于之曾孙,他经史皆通,读《毛诗》与《尚书》,学《史记》与《汉书》,最爱《左传》和《孙吴兵法》。他割据山西称帝,却并不想恢复匈奴的北方故业,而非要以“汉”为国号统一天下。为此,他自称是刘邦、刘秀、刘备之后,说自己是“汉代之甥”。之后的羯人石勒,出身于雇农奴隶,同样喜爱汉文化,“雅好文学”,爱听人念《汉书》。太子石弘受他安排而完全变成了儒生。
五胡政权中首先统一北方的是前秦苻坚。苻坚生于世代好酒的氐人家族,是戎马倥偬的豪雄,却自小熟读经史。即位后最重文教,每月亲临太学,考问诸生经义。他的目标,是道德上要不坠“周孔微言”(周公孔子),实践上要超越“汉之二武”(汉武光武)。他打服西域,却送回汗血宝马,要显得比“为马打大宛”的汉武更高一筹。他一边打东晋,一边在朝廷里为东晋君臣留好位置修好府第,要模仿“兴灭继绝”的周政。他俘虏了慕容鲜卑却不肯杀,安排慕容暐与慕容垂君臣入朝为官。苻坚是五胡中最仁德的君主,王猛则是“北方沦陷区”首屈一指的汉人名士。因为苻坚立志大一统,念兹在兹要“混六合以一家,同有形于赤子”,更符合儒法并行的“汉制”精神,也因为东晋太讲究门阀政治、大兴老庄玄学而不重视儒法实学,王猛拒绝了东晋北伐将军桓温南下的邀请,精心辅佐苻坚实行一系列汉化改革。

苻坚采纳儒法并行的汉制,从下层选拔精英(号称“多士”),直通基层,亲自或遣使巡查汉人百姓和戎夷种落。同时,禁老庄、图谶之学,任用“学为通儒、才堪干事”之人。苻坚深知,只有“统一”才能得到“天命”。以至于他还未消化好长安的鲜卑贵族,就要冒险南伐东晋,因为不统一天下,他就吃不下饭(“惟东南一隅未宾王化。吾每思天下不一,未尝不临食辍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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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土的北魏仪仗俑

之后的拓跋北魏统一北方后,比前秦推行了更彻底的“汉化”。太武帝拓跋焘大量重用汉人士族,把河西学者迁到首都,鲜卑子弟都得跟着学儒典,“于是人多砥尚,儒学转兴”。在北魏汉化的道路上,拓跋焘与崔浩君臣有定鼎之功。拓跋焘是鲜卑雄主,崔浩是北方汉人世族子弟。一方面,崔浩为拓跋焘出谋划策,驱逐柔然,荡平大夏,消灭北燕,完成了北中国的大统一。另一方面,崔浩推动拓跋焘进行“文治”改革。废止军事贵族的六部大人主政制度,恢复文官制度的尚书省,并置秘书省;整顿基层政权,考课地方吏治;三次更订律令,大量吸收中原律令条文。崔浩还力主鲜卑精英与汉人精英大融合,拓跋焘言听计从,大规模征召汉人名士数百人进入中央和地方。尽管崔浩因牵扯到族群意识而不得善终,但汉人与鲜卑人的融合之路并没有中断,北魏汉化的路线并没有终止。崔浩虽死,其政犹在。

之后的孝文帝拓跋宏更是把汉化改革推向顶峰,实行了“体制性汉化”。他迁都洛阳,仿照两晋南朝官制;命令鲜卑人定门第、改汉姓、说汉语;自己带头并让弟弟们和汉人士族通婚。清河崔氏复居四姓之首,崔光、崔亮等人复为北魏朝臣,重修北魏史。有史家认为,北魏之所以能统一北方,演化出的北周与隋朝之所以能统一全国,是因为他们“改汉俗行汉礼”。不尽然。因为天然习汉俗行汉礼的南朝并没能统一天下。北魏成功的最重要原因,是进行了大一统精神的政制改革,恢复了中央集权行政体系,重建了基层政权,再造了秦汉儒法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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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河南洛阳的北魏宣武帝景陵
西晋崩溃后,天灾人祸,基层政权完全崩坏。北方遍布“坞堡”,百姓依附强宗豪族聚居起来自我保卫。战乱导致土地抛荒,一方面流民无地,一方面豪强趁机多抢多占。贫者越贫,富者越富。485年,北魏实行均田制改革,将无主荒地收归国有,并平均分配给贫民耕种。其中,“露田”是要种粮征田赋的,耕农去世后还给国家,再分配给下一批青壮年;而“桑田”是种桑麻枣榆之地,不用归还,可以留给子孙。均田令还规定了如何给老人小孩、残疾人、寡妇分田。此后,强者仍强,但弱者也有立足之地。从北魏到唐中期,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的土地制度基础都是均田制。
和“均田制”同时的另一项重大改革,是“三长制”。针对的是乱世中的豪强割据。豪强即“宗主”,朝廷下不去基层,通过“宗主”来间接管理,称为“宗主督护制”。三长制废除了宗主制,重建秦汉式的“编户齐民”三级基层政权(“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再从百姓中选取乡官,负责征税与民政。

提出均田制改革的,是汉人儒生李安世。提出三长制改革的,是汉人官僚李冲。通过均田制,北魏获得了充足的编户、赋役与兵源;通过三长制,北魏结束封建式统治,建设了基层政权;通过官僚制,北魏恢复中央集权行政体系。比起“着汉衣”、“改礼仪”这些形式,这更是“汉制”的灵魂。在西晋灭亡170年之后,中原竟然在少数民族王朝手里重新恢复了“汉制”。诚如钱穆所言,“北魏本以部落封建制立国,逮三长、均田制行,则政体上逐渐从氏族封建变为郡县一统,而胡、汉势力亦因此逐渐倒转”。短短30年内,北魏的人口数量与军队数量迅速超过了南朝。520年,北魏人口近3500万,是西晋太康年间的翻倍。汉人农民大量加入北魏军队,打破了从前“鲜卑作战、汉人种田”的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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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土的北魏陶牛车

当北魏继承“汉制”的时候,东晋和南朝的“汉制”却走向僵化。如东汉的“察举制”畸形化为东晋的“门阀政治”,“王与马,共天下”;流民成为豪族的私属,朝廷无法掌握,以至于六朝300年,“江南户籍上的户口几乎完全没有増长”。同样是世家大族,北朝大考百僚看实绩,比南方更重现实政治能力。同样是经学,北朝重实学,南朝重玄学。同样是儒生,北朝大量用于朝堂与基层政权,南朝直到晚期才让寒士当官为将。

陈寅恪说,“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注入的与其说是人种,不如说是改革创新精神。因此,北朝对南朝的胜利,不是野蛮对文明的胜利,而是谁更能继承大一统精神的胜利,是兼采胡汉的“新汉制”对僵化守成的“旧汉制”的胜利。当然,南朝也并非一无是处,发明了“三省六部制”原型,被隋唐所继承与发展。北伐了10余次,虽然无一成功,但从没宣布放弃。因为华夏大地的统治者,一旦放弃大一统,就等于失去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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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内蒙古武川的北魏皇家祭天遗址
五胡族群之所以执著于“汉化”,是因为汉文明的精髓在于长治久安的超大规模政治体的构建。游牧族群虽具有军事优势,但若不是吸取了汉文明的制度经验,是无法战胜自诩“正统”的南朝的。“汉制”不是“汉人”的习惯法,而是一种无偏私的理性制度。夷与夏不是看血脉看习俗,而是看文明看制度。即便是汉人,不去继承发扬“汉制”精神,也会失去华夏传人的资格。
因此,“汉化”绝非“被汉人同化”。西汉初期,没有“汉人”,只有“七国之人”。自汉武帝之后,“汉人”变成了“汉王朝子民”的自称。因为汉武帝将秦国的法家制度、鲁国的儒家思想、齐国的黄老之术与管子经济、楚国的文化艺术、韩魏的纵横刑名、燕赵的军事制度融为一体,形成了“大一统汉制”。从此,认同这种制度文明的人,就成为“汉人”。“汉人”实为中国用政治制度建构“国族”的最早实践。汉字也不仅是“汉族的文字”,而成为东亚古典文明的重要载体。因为汉文律典与史籍记载着建构大一统的经验教训,不学习就无法重建前行。五胡主动汉化,并非忘记祖先和自我矮化,而是拥有超越部落政治建设超大规模政治体的雄心。

2


去罗马化与再无罗马

当北匈奴从东边一路挤压,在匈人王的“鞭笞”下,日耳曼各部落纷纷冲破罗马帝国边境线,他们被罗马人称为“蛮族”。日耳曼人深入腹地掠夺杀戮,占领了北非和西班牙等产粮区和银矿区。罗马帝国的人口、税基、军队不断衰弱。趁罗马中央权威衰落之际,各蛮族纷纷占地建国,苏维汇人于西班牙西北部建国(409年),西哥特人于法国南部和西班牙建国(419年),汪达尔人于北非建国(439年),勃艮第人于法国东北部建国(457年),盎格鲁-撒克逊人于不列颠建国(449年)。西罗马灭亡后,法兰克人于高卢建国(481年),东哥特人于意大利建国(493年)。

史家统计,进入罗马帝国的蛮族总人口在75万到100万之间。相比之下,两晋南下的族群人口则有数百万。考虑到罗马与西晋人口规模大致相同,进入罗马的日耳曼族群数量应远远低于罗马人,应比五胡更容易“罗马化”,罗马文明应像汉文明那样在西欧延续下去。但事实却相反,这些日耳曼王国,除个别短暂“部分罗马化”外,绝大部分干净彻底地“去罗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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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罗马万神殿

日耳曼诸王国中,唯一一个进行过“部分罗马化”的特例,是东哥特王国,其国王狄奥多里克是最理解罗马文明价值的一个蛮族国王。
狄奥多里克是东哥特的王子,作为人质在东罗马宫廷中接受教育,对罗马贵族社会很熟悉。他虽然语言交流无碍,却不喜欢希腊文与拉丁文,为了不签名也能行公文,他竟用一个“记号”来刻章。狄奥多里克拿下西罗马后自立为意大利国王。然而相比于其他残忍粗暴的蛮族国王,他比较开明,推行部分罗马化的路线。虽然他不让哥特人与罗马人混居,却保留了西罗马的文官制度,罗马依然由执政官、财务官、国务大臣们管理。他也没有没收罗马地主的地产,而是从他们手里索要“三分之一”的土地分给哥特士兵,这是所有蛮族占领军中拿地最少的。

狄奥多里克很仁厚,对宗教也十分宽容。尽管自己信奉基督教异端阿里乌斯教派,但他亲自去圣彼得的墓地献祭。他从未强迫任何一个基督教徒改宗自己的教派。他特别保留了罗马遗老们的权力,最受器重的是罗马大贵族波爱修斯。波爱修斯是奥古斯丁之后最伟大的教会哲学家,翻译注解了大量希腊经典,被史家称为“最后一个罗马人”。狄奥多里克将朝政托付给波爱修斯,并将他两个年轻的儿子封为罗马执政官。狄奥多里克的亲侄子霸占罗马人的产业,他立即强令侄子退还。他对罗马遗老的“偏袒”在自己族人中造成怨恨,两万名哥特士兵“带着愤怒的心情维持着和平和纪律”。在他统治的33年中,意大利维持着旧日罗马的风貌,宏伟的城市,优雅的元老,盛大的节日,虔诚的宗教。英国史家吉本说,罗马人与东哥特人是完全可以进行族群融合的,“哥特人和罗马人的团结原可以使意大利的幸福生活世代相传下去,一个由自由的臣民和有知识的士兵组成的新的人民,完全可以在高尚品德方面相互争胜,而逐渐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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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罗马的君士坦丁凯旋门

说的容易。哥特人与罗马人由于族群隔阂与宗教矛盾很难融合在一起。
东哥特人为了保持血统的纯洁性不被罗马人同化,为了保持勇武精神不被罗马文化腐蚀,实行族群分治。在族群关系上,禁止罗马人与哥特人通婚;在法律上,哥特人用蛮族习惯法,罗马人用罗马法;在行政制度上,哥特人搞军事,罗马人管民事;在文化教育上,不鼓励哥特人学习拉丁语与古典文化;在宗教信仰上,哥特人信奉阿里乌斯派,罗马人信奉基督教。这些分治的规矩保持了多年。正如英国史家佩里·安德森所说,蛮族建国“用得更多的是分裂而不是融合的方式”。

哥特人与罗马人的深层矛盾被宗教争端激发。狄奥多里克宽容基督教,但基督教却不肯宽容犹太教,烧犹太人教堂抢其财产。狄奥多里克为了一视同仁,惩罚了犯事的基督教徒。基督教徒因此怀恨在心,纷纷背着他与东罗马拜占庭教会频繁勾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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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罗马特拉扬市苑遗址列柱

523年,罗马元老阿尔比努斯被揭发送信给东罗马皇帝,请求他推翻哥特王国,让罗马人重归“自由”。这些信件被截获,狄奥多里克大怒,将叛变的元老们抓了起来。此时,波爱修斯挺身而出,以身相保——“如果他们有罪,我也有罪!如果我无罪,他们也无罪!”他与哥特人虽密切,但关键时刻仍选择站在了罗马贵族一边。吉本总结说,哥特再宽容仁爱,也永远得不到罗马人的认同,“即使最温和形式的哥特王国,也必会使一位罗马人的‘自由精神’感到无法忍受”、“这些不知感恩的臣民却永远不能对这位哥特征服者的出身、宗教,或甚至品德,由衷地加以宽容”。
狄奥多里克为自己对罗马人没有回报的爱而感到愤怒。最后,他处死了波爱修斯。故意用一种“最不罗马”的方式——剥夺了波爱修斯死前为自己的辩护权。波爱修斯刑前身披枷锁,在塔牢中写出《哲学的慰藉》。处死波爱修斯后,狄奥多里克精神极度痛苦,很快也病死了,死前呻吟辗转了三天三夜。

狄奥多里克死后第十年,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在消灭异端的热忱与收复故土的热望下,对东哥特发动“圣战”。535年,他派出名将贝利撒留进行了20年的哥特战争,消灭了东哥特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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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罗马复仇战神庙

然而,重回东罗马怀抱的西罗马人并没有迎来“王师”的仁政,并没有重回旧罗马的轨道。罗马人对“王师”的欢迎只是短暂的,当长期的攻防战影响了罗马人生活的时候,罗马人甚至打算勾结哥特人一同进攻东罗马军队。贝利撒留写给查士丁尼皇帝的信中说,“如果他们(罗马人)的困苦处境持续下去,也许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一条更符合他们自己利益的道路”。由于拜占庭军队的盘剥,很多罗马平民与奴隶重新加入了旧主哥特的部队,一齐向“解放者”进攻。哥特战争后,意大利终于回归帝国怀抱。然而,战后意大利北部已化为一片废墟,经济退化,人口锐减。拜占庭在意大利设置军区,征收重税,并没有恢复罗马治理体系,延续千年的罗马元老院在意大利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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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大利的白露里治奥古城
西罗马人内心既不忠诚于东哥特,也不忠诚于东罗马。他们只看重自身利益,最好谁也别来管。“对西部行省的很多罗马人来说,‘罗马的灭亡’并不是一场灾难。事实上,地方精英与蛮族、罗马军阀和藩王(client kings)之间,在更小的权力单元上形成了一种合作关系。”

身为蛮族的狄奥多里克还苦心维系罗马体制,身为罗马人的拜占庭却将其一扫而光。欧洲史家认为,如果没有哥特战争,罗马古典文明不会这么快消失而进入中世纪。这就要怪骄傲的罗马贵族内心深处的的种族优越性,永远不会接受“蛮族”人做皇帝,不管他有多仁厚多罗马。东哥特之后的蛮族,从此不再刻意“罗马化”。他们干脆抛弃了罗马的政治制度,彻底走自己的路。罗马的生活习俗顺着惯性仅在欧洲局部地区延续了一个多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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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的一座城堡
当哥特人消失在欧洲舞台后,命运之神降临法兰克。与东哥特占据意大利大致同时,法兰克占据了罗马高卢行省,创立了墨洛温王朝,在6世纪大致统一了今日法国疆域,7世纪中期改朝换代为加洛林王朝。8世纪末,查理曼大帝征服了除西班牙之外的西部欧洲,疆土上接近西罗马帝国,与拜占庭并立于世。
法兰克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是,国王克洛维最早改宗了罗马基督教。克洛维以残酷闻名,他刚参加完宗教大会,就能亲手用斧头直劈人头。但因为他改了宗,基督教会庞大势力不遗余力地支持他。

然而,除了同信基督教,法兰克与罗马文明并无多少相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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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的尼格拉城门

罗马皇帝的短发上戴着桂冠,法兰克国王始终留着蛮族标志的长发,被称为“长发的国王”。罗马是城市文明,拥有凯旋门和宫殿,但法兰克国王们喜欢住在农庄,四周建有畜舍饲养着牛和鸡,奴隶生产的粮食和酒还可以出售。罗马是中央财政税收,法兰克王室是“私人庄宅”经济。罗马律法虽然内外有别,但至少在形式上维持了罗马公民的内部平等。而法兰克习惯法实行等级制。《萨利克法典》严正宣称法兰克人的生命比被征服的高卢罗马人值钱。杀死一个法兰克普通人赔偿200苏,而高卢普通人赔50-100苏就够了。这种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的差别,在大革命前,转化成了法兰克人与高卢人之间的族群差别,进而转化为贵族和平民之间的阶级差别。罗马法讲究证据,是有法理支持的成文法。而蛮族法采用简便的裁定法与神意判决,如火裁法、水裁法,证据不足时就靠“决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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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罗马斗兽场

西罗马中上层拥有精密的财政和市政官僚制度,最高峰时官吏达4万人。法兰克彻底抛弃了官僚制而实施了封建采邑制。孟德斯鸠说,查理·马特实行釆邑制度改革之后,国家被分割成众多的釆邑,也就没有执行公共法律的必要,也就没有向地方派遣专门官吏巡视与监督司法和政治事项的必要。法兰克在统一战争中兼并领土,并不像罗马那样建设行省,而是封给贵族与教会,维持领主自治。所谓国王,不过是最大的领主(Kingdom)。法兰克几代国王死后都将国土均分诸子。王权地方化,遍地是“国王”。
法兰克为什么选择封建制,而不是罗马帝国的制度遗产?

因为罗马法和官僚制度都记载于拉丁文的法典和史书,不能识字书写,就无法掌握这些历史经验。但日耳曼领袖们拒绝让族人学习希腊罗马文字,诸侯们也普遍是文盲。缺乏文字能力,就无法处理复杂的文书,就无法运行精密的罗马法律与官僚制度管理庞大国土,只能搞简便易行的封建制度。如史家布洛赫所言,“虽然大多数领主和众多大贵族(名义上)都是行政官和法官:但作为行政官,他们却无力亲自研究一份报告或一张账单;作为法官,他们的判决则是用法庭听不懂的语言记载”。当时能培养知识精英的,只有修道院和教会学校。诸侯们不得不依靠识字的教士搞行政,教会与王权共治天下。教会不仅全面参政,还成为大领主,多次成功抵抗王朝的征税企图。法兰克人对行政权力的让渡,成为日后“普世教会”崛起的基础。日耳曼传统中本来有珍贵的遗产,如代议民主制就产生于他们的军事民主制,但他们未能嫁接好罗马制度,导致数百年宗教垄断。

有学者说,日耳曼人选择自治和封建,是出于“自由的天性”。孟德斯鸠就认为,日耳曼人的居住地被沼泽、河泊、森林所分割,天性喜欢“分居”和“独立”的生活方式。因此,各王国形成了多中心的分散格局,不追求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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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长城遗址

但中国的五胡同样被大漠、森林、山谷所分割,同样受制于游牧社会的天然“分散性”,却并没有回到更适合游牧天性的自治分封路线,而是主动恢复了多族群一体的中央集权官僚制。五胡的政权,是多族群政权,从来不是一族一国;是官僚政治,从来不用宗教代理。五胡君主信佛教,但用发达的文官系统而非宗教进行管理。北朝寺院上万,僧人上百万,寺户庙产无数,和法兰克教会一样是大地主。但北朝君主没有被宗教捆绑,反而出手关闭寺庙,收回田产,将人口重新纳入编户。

日耳曼诸族之后,是斯拉夫诸族大规模侵入东欧,后者与前者的建国方式、制度选择如出一辙。罗马后的欧洲再未统一过。理解这段历史,才会理解欧洲未来政治的演变。

3


中西文明互鉴

无论是王猛,还是崔浩,“汉”在他们这类真士子心中,不是血统种族,而是制度理想。中华世界里的族群,无论胡汉,都不像罗马世界中那样以“血统”或“宗教”作为划分族群的依据。罗马之后的蛮族刻意与罗马区分,甚至以当罗马人为耻。开明之君狄奥多里克若生于中国,会有无数胡汉豪杰辅佐他争正统。北魏雄主拓跋焘若生于欧洲,他的政制改革也会陷于族群与宗教纷争的泥潭而失败。

中国五胡弘扬了中华文明“合的逻辑”,欧洲蛮族则放大了罗马文明“分的逻辑”。

基层自治与基层政权,是两套文明逻辑。

在史观上,蛮族史观是族群隔离的“瓜分天下”,而五胡政权是族群融合的“混一天下”。6、7世纪哥特与法兰克的自行编史,强调本族的独立来源,寻找自己族群的始祖神话,切割与罗马的关系。“种族性”(gens)的概念被用来强调本族与罗马人的区别,认为罗马世界应由多个种族分而治之。欧洲的历史观由此从“一个罗马治世”走向“多族群分割世界”。五胡的史观则论证部族起源与华夏千丝万缕的关系。无论哪个族群当道,都不追求分治,而是以大一统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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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陕西西安的秦陵兵马俑

在政统建构上,欧洲蛮族不热衷与东罗马争“正统”;中国五胡则年年与南朝争正统。北朝始终存有“天下之志”,不仅据有中原,还在文化上有“移风易俗之典、礼乐宪章之盛”。以至于529年南朝陈庆之打进洛阳后叹道,南人总以为“长江以北尽是夷狄”,现在才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
族群治理上,欧洲蛮族通过立法区隔族群;五胡政权则提倡多族群混居,有50多次大规模移民。欧洲蛮族坚持“种族”身份决定文明身份;中国五胡则强调文明身份由德行而非种族决定,宣称“帝业无常,唯德所授”。

经300年持续的混居融合,胡汉族群最终形成了新的民族共同体——隋人与唐人。今日北方中国人,其血脉都是胡汉融合,在这样的大融合中,不是谁同化谁,而是多方的互化,“汉人”数量越融越多。以至于,汉族血统基因并不能以某朝为标准,因为中华民族大规模交融早在2000年前就开始了。而欧洲蛮族实行族群分治,加之宗教矛盾又激化族群隔阂,造成族群不断地分化。正如钱穆所言,“翻看一部欧洲史,看他们直从希腊以来,永远是分崩离析,各自立国,互不合作。……西方历史上之所谓英国人、法国人,只似一种化学单位。而中国历史上之中国人,则似化学上一种混合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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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
五胡是失去了自我,还是赢得了更大的自我?
不理解这样的“天下之志”,就会把“族群融合”误解为“族群同化”,把“文化融合”误解为“文化挪用”。如果用欧洲民族主义狭窄范式来思考,就会永远在族群认同的政治文化里打转。  

但西方中心主义者们常以西方文明为样本来理解其他文明。比如套用法兰克的“复合性君权”,声称清朝皇帝的“多重身份”是各族统一的唯一连接,一旦皇室崩解,各族就可以各奔自由。这完全无视清朝在满蒙藏与中原推行的郡县治理系统,无视清朝君主的自我身份认同首先是中国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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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牧民的游牧转场

比如用“文化符号”与“身份认同”来解读中国历史,根据从北魏到辽金元清的游牧风俗来断定这些王朝的“内亚性”。但中华文明的核心不是“礼俗”,而是“政道”,来自北方族群的天子只要实行儒法大一统而不是分治天下,只要运用郡县文官制而不是用部落神权制,只要视民如一而不是搞族群等差,就是中国的天子。
比如日本东洋史学用“汉地十八省”、“清朝非国家”、“长城以北非中国”、“中国无国境”等理论制造种族对立以解构中国。国内的大汉族主义者附和说“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狭隘民族主义者则附和说“满蒙回藏非中国”。

这些纷争与攻讦,都来自于我们总是用其他文明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用种族、宗教、风俗、神话去划分世界,是西方文明的习惯。因为他们的文明经验强调族群与宗教的分治,也少有政治整合社会的传统。要深刻理解自己的文明,不能搞拿来主义,套用西方的学术框架与概念,必须回到自身文明的母体正本清源、汲取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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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锡伯族的萨满舞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之一顾颉刚就曾中过东洋史学的毒,提出要否定“民族出于一元”、“地域向来一统”的疑古论。然而,面对九一八的战火硝烟,目睹日本在东北成立伪“满洲国”,在内蒙古煽动分裂,又在西南继续挑动泰语和缅语族的独立,顾颉刚们警醒了,明白了东洋史学“种族中国论”的险恶用心,否定了自己的成名理论。病中的他在1939年2月9日,扶杖到桌案前写下了《中华民族是一个》。他反对使用“民族”来界定国内各族群,建议改用“文化团体”。他回到中华文明的母体,引用孔子“吾从周”的例子表明孔子作为商王后裔,并没有记着周灭商的旧恨还极度爱慕周公,因为“自古以来的中国人本只有文化的观念而没有种族的观念”。与顾颉刚论战的费孝通到晚年也自觉地返回中华文明的母体,意识到孔子就是搞多元一体秩序的先驱,搞成了庞大的中华民族,不能硬套西方民族的概念来讲中国的事实。上世纪这两位大学者都曾纠葛于民族是一体还是多元的概念,但他们最终都回到中华文明的母体找到了自身的文明经验与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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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篇

中华文明的底色是打破族群壁垒的天下精神。一部中华民族史是一部“天下精神”超越“族性自限”的历史,其中饱含着深沉的“命运共同体”情感。这些情感,是仅凭外来理论描述中国的人难以理解的。

深沉的情感才能产生深刻的理解,深刻的理解才能完成真实的构建。最终,中华民族的故事还要由我们自己来写。以东晋南北朝300年为例,有多少比“三国演义”还壮阔、更精彩的“三国”博弈;有多少帝王将相的金戈铁马,有多少文人墨客的流风余韵;更有着佛教中国化的关键轨迹,鸠摩罗什东来、法显西游、慧远南下、各大宗派创立,政与教、因果与孝悌、佛学与中国哲学等关系得以初步理顺。但这所有的故事中,最重要的还是中华民族胡汉一家的故事。我们是谁?是汉族人是蒙古族人是藏族人是维吾尔族人还是满族人?看了这300年就明白了什么叫中华民族,什么叫中华文明,什么是自己的身份认同与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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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山东曲阜的孔林

有一首歌叫“敕勒歌”。有谁知道它竟诞生于一片刀山血海的战场之中?高欢与宇文泰打了10年,败多胜少,最后一战在河东玉壁城下。546年深秋,黄河呜咽,霜风肃杀。高欢20万大军连攻50日,死伤枕藉仍未奏功。一生智算无敌的高欢眼见得此生再也灭不了宇文泰,再也统不了天下,只能下令撤军。走时匆促,7万阵亡将士尸体来不及安葬,只好聚填在一个大坑中。返回晋阳后,他强撑病体稳定军心,命将军斛律金领唱“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鲜卑语的唱词绕梁不绝,周围将帅臣僚全体合唱。想着10年间战死的数十万将士,看着自己一头白发万里河川,高欢潸然泪下。此歌由此流传。与此同时,西边的宇文泰恢复了周礼所载的黄钟大吕与雅乐正音,还依周礼设置了六官与六学。30年后,北周灭了北齐,开出了隋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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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拉萨的民俗——泥塑“金猴献桃”

高欢是鲜卑化的汉人,宇文泰是汉化的匈奴人,他们都是这300年中华民族融合史中典型的中国人,他们打仗都不是为了族群利益而是为了统一天下。对这些,如果中国年轻人不去体悟坚守,如果西方年轻人不去了解理会,中西方文明就总隔着一层纸而说不透。如同那首敕勒歌,谁关心它的来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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