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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崇胜 何路社:政商关系历史与现实的分析(上) 
作者:[虞崇胜 何路社] 来源:[作者惠赐] 2019-12-10

摘要:社会现实告诉我们,公共权力与私有资本都必须受到制约。在人类历史上,私有资本第一次真正实现了有效地制约公共权力,将其关进了私有资本的笼子里。而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当依靠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来制约公共权力。并且,还必须在此基础上,要用公共权力将私有资本关进科学制度的笼子里。

 

关键词:公共权力  私有资本  政商关系  科学制度  


一、 分析宏观政商关系的基本视角

(一)公共权力的国家性、政治性和公共性。

(二)私有资本的社会性、经济性和私有性。

二、宏观政商关系历史的政治哲学轨迹

(一)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神化

(二)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道德化

(三)社会主义社会的权力客观化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商关系

(一)政商关系中政府的两大责任:监管与服务

(二)政商关系中的经济与政治两个市场

四、余论



2016年3月4日,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建工商联委员时,提出了新形势新条件下政府官员和非公有经济人士互动交往的新要求、新希望,并将其概括为“亲”“清”政商关系,为新型政商关系的系统研究指明了方向。我们以为政商关系是一个高度抽象的复杂概念,不同历史背景、不同制度环境下的政商关系会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模式,相关研究也会形成不同的学术话语体系。研究新时代的政商关系,需在把握其本源的基础上,结合社会主义初级阶客观现实更新对政商关系的认识。

无论微观层面还是宏观层面,人类历史和现实中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都具有一种起基础性作用的意义。人们所谓的政商关系之大端即由此所定义:从宏观层面上讲,政商关系主要指的是公共权力(国家--政治)与私有资本(社会--经济)的关系;微观层面上,政商关系主要指的是政府官员与企业家的关系。而本文则着重从宏观层面上展开政商关系之讨论。其所讨论的公共权力是指国家公共政治权力,包括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权力,其相对于社会私有资本经济权力。而国有企事业组织的公共经济权力,其属于公共资本直接接受公共政治权力的领导与监督。国有企事业组织领导者与国家公务员一样,都是国家公职人员,不适合私有资本的法则。

一、分析宏观政商关系的基本视角

作为公共资源的分配者与作为商业资源的分配者,政府和商人必然会在社会资源分配中发生这样那样的联系,这种联系就是政商关系基本内涵的逻辑起点。[1]但人们以往谈及政商关系,却往往大多是从负面意义上去考量,即主要着重于如何防止“官商勾结”和“权钱交易”。其实,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政商关系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三次社会大分工中“由于商品交换的发展,出现了一个不再从事生产只从事产品交换的商人阶级……由于有了阶级对立,于是产生了国家”这一过程而产生的。[2]在政商关系研究中,政商关系通常被置于自由主义、国家主义和统合主义三种语境下讨论。自由主义语境下的政商关系强调市场至上,反对国家干预,典型代表是香港自由港模式。国家主义的政商关系则认为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言人应该积极参与甚至主导经济发展,典型代表是计划经济模式。统合主义综合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的优缺点,强调国家和社会、政府与市场的互动。而在不同国家,政府与市场的互动模式也各有特色,例如美国的“商人俘获国家”模式,[3]日本的“政府指导+财阀经营”模式,[4]新加坡的“管理主义”政商关系模式。[5]

(一)公共权力的国家性、政治性和公共性。

亚里士多德在其名著《政治学》中指出“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6]人类的政治性创造国家,公共权力源于组织。只有组织才会产生公共权力,无组织,便无公共权力。国家权力、国家统治、国家机器的秘密,只有两个字,就是“组织”,即通过组织化的国家机器来使分散的各个社会个体必须服从。个人权力背后的支撑是政党组织和国家机器的强大力量,如果没有真正的自由民主与完全彻底的法治制约,处于非组织状态的社会分散个体公民只能被动地屈从和服从,其可谓“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成为一种可怕的权力异化力量。

因此,国家可以或应当垄断公共政治权力(其基础是军队、警察、法院、监狱等国家暴力机器),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当然,其非个人政治寡头性的垄断,即必须受到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制约;但其不应当垄断经济和思想——这是社会的领域,因为,若那样的话便会使整个社会失去活力。

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特征之一是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主体地位。然而,传统正规的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股份制经济,都是公共财政对外全额投资或参与部分投资的结果,只是公有制经济的组成部分。具有来源性、主导性和调控性的公共财政才是公有制经济的主体。财政的公共性与生俱来,公共财政是公有制之母。因此,我们需要重新科学定义与解读公有制,公有制科学地讲由公共财政所产生,即某个一定范围内的共有,共有是财产或资产不落实到个人,落实到个人则非公有制——管理层或企业员工个人持股即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私有制。共有财产不能被任何个人占据为私有,才是共有。其具体物化形式包括公共机关、公共企业、公共事业三种类型,分别满足社会公共秩序、公共生产(民以食为天,食以业为本,业以产为先)、公共物品的公共服务需求。而公共财政来自国家税收、国企利润及行政事业性收费。各级公有制由各级政府公共财政所产生,受益范围亦自然相对应。

对公共财政所产生的公有制之具体物化形式公共机关、公共企业、公共事业的掌管把握,则称之为公共权力。也就是,凡现代国家者公共权力也,即公有制。有人仅承认国家的阶级性,我们以为国家性质更原始基本的应是公有制及公共性。聚落考古,人类祖先从自然状态下的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形成人类原始社会后,部落长老管辖下,一个部落就是一“国”。这种似国非国的东西,美国人类学家塞维斯(Elman R. Service)发明一个词,叫chiefdom(酋邦)。在与此同时就必然逐渐产生原始公有制和公共事务及萌芽性的管理或治理,包括事务安排,物品分配、安全自卫、赈灾水利等社会的公共功能,这即是国家的雏形,并不断由简单向复杂发展完善。如私人安全需要国家公共权力保护,在巴西亚马逊森林深处的原住民,他们至今没有军队、警察和法院、监狱这些国家机器,人类学研究指出,其男性约有25%-50%会因为财产、女人或名声的纠纷死于暴力冲突。而像现代欧洲国家,平均每年每10万人只会有1人死于凶杀命案。[7]

按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说法是:“随着分配上差异的出现,也出现了阶级差别。社会分为享特权的和被损害的、剥削的和被剥削的阶级,而同一氏族的各个公社自然形成的集团最初只是为了维护共同利益(例如在东方是灌溉)、为了抵御外敌而发展成的国家,从此,就具有了这样的目的:用暴力来维持统治阶级的生活条件和统治条件,以反对被统治阶级。”[8]后来,恩格斯还在《法兰西内战》中也阐述了这样的观点:“社会起初用简单分工的办法为自己建立了一些特殊的机关来保护自己共同的利益。但是,后来,这些机关,而其中主要的是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己特殊的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9]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中则指出:“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10]

由此可见,在恩格斯那里有服务性的为社会共同利益服务的国家和统治性的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国家之分,而且前者的出现先于后者,或其至少是一种国家的雏形。说国家起源于社会分工和公共服务,看来还是大致可取的。早期私有制和国家阶级性的产生是对原始公有制和国家公共性的否定。而现代社会主义公有制及其国家公共性,其又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国家资产阶级性的“否定之否定”。

早在1690年,英国哲学家佛雷德里克•波洛克就明确指出:“公共权力只是为了公共福利而存在和行使的。”[11]也就是说,政府是为公共利益而存在的。正是因为一些公共领域公共化的需求之存在,所以需要公有制。其或是不可分割并具有共同的利益,如社会治安、国家防卫、科学研究、公共设施等。或是人类生存平等的基本底线,如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的保障等。总之,其符合当代美国著名经济伦理学家乔治•恩德勒定义公共产品的两条原则,一是非排斥性,二是非竞争性。

(二)私有资本的社会性、经济性和私有性。

私有资本的历史发展经过了三个基本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商业资本,即俗话说的“做生意”。第二个阶段是资本逐渐扩展到实业领域,形成工业资本。第三个阶段是现代金融资本,把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峰,资本与企业直接经营管理相分离。金融资本是当代资本的最高形态,人们常用“金融大鳄”来描述金融垄断资本在经济市场中的凶残。经济市场通过货币金钱的纽带将人们相互联系形成了社会。私有资本其不同于国家公共政治权力,是一种来自社会的经济性权力。资本是一种特殊的金钱——钱能生钱,不断繁殖。资本生存的舞台是经济市场,她遵循经济市场的逻辑。

私有资本自诞生以来,就与公共权力之间存在着张力。历史上不论是十七世纪的英国光荣革命,还是十八世纪的法国大革命,都是这种张力的反映,只不过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资本天生需要自由,所以,自诞生之日起就为了发展追求自身的自由。从这个角度考察私有资本权力,能够更清晰地辨析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的政治与经济之间关系。国家公共政治权力与社会私有资本经济权力在互动过程中都可能表现出强、弱两种情形,即双方在互动过程中相对于对方而言或强或弱。

当下,凡来自右的方面对公共权力优越的质疑和攻击,以及甚至别有用心地将公共权力优越混同于特权腐败,其都无不是站在私有资本的立场。正如二十世纪美国最著名的基督教哲学家雷茵霍尔德•尼布尔在《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会》中所揭示:“摧毁对经济活动的政治限制正是商业阶级的利益所在,因而他们要削减国家的权威,使国家更顺从他们的需要。在现代工业主义盛行的时期,随着经济力量的日益集中,这种摧毁政治限制与削弱国家权威的趋势继续发展下去,只能意味着社会不能控制获得一定社会福利所需要的相应的经济权力。结果经济的权力而不是政治与军事的权力变成了现代社会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强制力量。经济权力或者公然反抗国家权威,或者使国家制度屈从其目的。政治权力在社会中受到约束并承担责任,而经济权力在社会中为所欲为,毫不负责。最后导致的结果是政治权力要为经济权力负更多的责任。”[12] 

由于资本的社会性和经济性本质,其理所当然是认为社会的力量应大于政府的力量,才是健康社会。即如果政府力量占首位,那就是一个所谓头重脚轻不健康的社会。高度概括地讲,在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的实质是私人有组织地使用金钱,所谓的黑社会则是私人有组织地使用暴力,国家的责任就是保障前者,禁止后者。国家不仅垄断暴力的使用,而且垄断货币的发行。但至少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看来,不是以政治为首,而是以经济为首。总之,私有资本总是力图否定公共权力优越的正当性,以摆脱或反抗公共权力的约束。在与公共政治权力的角逐中,私人资本迷信经济市场货币金钱的力量能够最终获胜,但这不过是一厢情愿,它低估了政治市场公平正义的力量。人类历史一直以来,都总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公共政治权力不断胜出工于心计的私人经济权力,甚至一次次让整个经济重新洗牌。

二、宏观政商关系历史的政治哲学轨迹

关于国家公共权力的的起源,各种各样的学说观点分歧各异。但其都很难从历史记载中找到证据,因为人类有能力记载时离公共权力的最初出现恐怕已经过了很久很久,事情已经说不清了。由于实证的或缺,我们这里姑且存疑不论。但是,在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公共权力绝大部分时间内曾经一度被私有化却是一个不争的常识。然而,被私有化的公共权力,本质上还是公共权力。这有如一个贞洁的女人,被一个所厌恶的男人强占以后,虽然表面上她的贞洁被玷污了,但是她本质上仍然是一个贞洁的女人。

在资本未诞生之前,就一直在政治公共权力与经济私有权力之间的关系上存在着张力。从封建专制社会的私有皇权优越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资本优越,再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公共权力优越,体现出辩证法中事物发展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规律。

(一)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神化

前资本主义社会,公共权力被私有化,其合法性首先最主要是来自神化,道德化则是其次,即居于一种辅助地位或性质。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奴隶社会、封建专制社会的统治者是将权力“神化”。基督教在欧洲取得统治地位之前,整个欧洲是众神狂欢。一部《荷马史诗》被人浓缩成一句话:神要是公然去跟人作对,那是任何人都难以对付的。中世纪的欧洲,教会宣扬“君权神授”,神学家认为世俗政府的权力来自神的旨意,其政治是融教会与国家于一体的神权政治,一些国家的权力是与教会联系在一起。与这种神权政治相适应的意识形态是以奥古斯丁和阿奎那为代表的神权政治论,整个社会都拘伏于神学政治文化的囚笼中。正如恩格斯所说:“中世纪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13] 并指出:“一般针对封建制度发出的一切攻击必然首先就是对教会的攻击,而一切革命的社会政治理论大体上必然同时就是神学异端。”[14]

而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也一直存在着把君主神化的倾向,君主被当做神明似推崇。自周朝以来即称帝王为天子:“明明天子,令闻不已。”[15]意为君主是上天的儿子,表示其权力来源于上天。作为封建社会一国之首的君主,位九五至尊,具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其人被说成是“君权神授”的“真命天子”,其身是非凡人肉身的“真龙之体”。而皇帝手下大大小小的权力者,则是一地、一方之主,将相是天上“星宿”下凡,地方官是老百姓的“父母官”,清官则是老百姓的“青天”。一句话,权力被神化为一种“神明”,是百姓的“父母”、“青天”,是芸芸众生之上的神;因此,权力者理应君临天下以维持社会的秩序与公正。要例证上述判断并不难,李泽厚先生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一书中作出的“根源于远古的‘巫史传统’”的论断,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16]

封建帝王、封建贵族的等级制、世袭制权力,其合法性主要依赖于权力神化。历史上封建统治者和宗教教会都在不断强化这种意识形态。如为了将君权神授具象化,就出现了封禅大典、教皇加冕涂油等仪式,用这种带有神圣性的仪式来证明统治的合法性。中国更有着悠久的礼制传统,一些政治仪式是巩固权力神化的重要手段。再举例如,中国历代统治者编撰的二十四史中有许多关于帝王的神奇传说,在《宋史》中就记载宋太祖赵匡胤:“宣祖仲子也,母杜氏。后唐天成二年,生于洛阳夹马营,赤光绕室,异香经宿不散。体有金色,三日不变。既长,容貌雄伟,器度豁如,识者知其非常人。学骑射,辄出人上。尝试恶马,不施衔勒,马逸上城斜道,额触门楣坠地,人以为首必碎,太祖徐起,更追马腾上,一无所伤。”所以,权力神化的意识经过历史潜移默化的作用,深深烙在普通民众的心里,至今犹存。对此,我们可以从许多关于帝王将相及一些名人名事的民间神话传说中得到印证。

在长达数千年的前资本主义社会里,不论东西方国家,由于商品(市场)经济尚未充分发达,资产阶级形成、发展和壮大、成熟之前,国家权力始终异常强大。国家相对于以 “一袋分散的马玲薯”似的农业经济为主的社会具有绝对的优越,资产阶级的前身——商人的力量和作用更是处于一种劣势地位,其很难抗衡或制约国家权力,政商关系基本上极不对称。在中国历史上,长期以来更加是自给自足性的小农经济占主导,农业是整个社会的根本和基础,国家权力历来是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社会阶层排序谓之“士、农、工、商”,商排在最后。商人虽然富裕,但社会地位却不高,一般受到封建统治者打压。如唐代甚至规定其包括子弟都不允许科举入仕。而王跃文先生在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中,就根据史料以一系列具体故事情节,生动形象地描写了大清王朝的政商关系,既不清——官商勾结,也不亲——仗权欺商。

即使到辛亥革命后,国民党在大陆执政统治的二十二年间,我国也一直尚处于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过渡状态,充其量是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社会——私有资本若能控制国民党政府才意味着变成货真价实的资本主义社会。如蒋介石在“四•一二”政变后即宣称:“吾人固不高唱打倒资本家之呼声, 然若资本家误认共产党打倒以后, 本党不复为工人保障利益, 彼等可任意虐待工人, 则此等为富不仁者, 亦非打倒不可。”[17] 众所周知,蒋家王朝打着革命党的招牌,行一党专制独裁统治之实,政商关系中国民党政府权力虽然不能为所欲为,达到完全控制私有资本的程度,但私有资本基本上是受国民党政府及其官僚资本的操纵与压榨。

跨越时空与之相似的是,当代俄罗斯由于前苏联解体后,资本主义复辟发展壮大私有资本的时间过程尚较短且曲折缓慢,加上专制政治历史传统的強大惯性力量使然,至今私有资本仍在民主政治上力量弱小,未能将公共政治权力关进自己的笼子里。这也是意识形态方面,西方国家认为其是非民主国家,总是看俄罗斯及其总统普京不顺眼的重要原因。而我国台湾地区的民主政治及政商关系,则受到“台独”这个特殊政治因素的強烈干扰所影响,是政治在左右经济。总之,前资本主义社会商人总体地位是偏低的,为了保全自己的利益,商人不得不依附于政府,而仰其鼻息。

(二)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道德化

为了制约国家的权力,资产阶级在原有的封建权力伦理道德基础上,更进一步强化其的道德化,而否定权力的神化甚至优越本质。是资产阶级一些进步的、革命的思想家、政治家,首先从真正意义上否定了封建社会统治者的权力神化理论,第一次把权力道德化的观点鲜明地写到资产阶级的旗帜上。吊诡者是中国却因其特色而稍有例外,虽夏商周也曾是宗教占统治地位,但到春秋战国,中国的先哲即已发现“敬天”“祀神”不如“敬德”,从而完成了从宗教政治向世俗政治的转变。当时,诸子百家便提出“敬鬼神而远之”,开始从宗教占统治地位中走出来,对权力神化乃取一种务实之道。此后几千年中,神权在中国从未取得过对政权和世俗的统治地位。于资产阶级之前,儒家学说早已集权力道德化“萌芽”之大成,为权力披上了半神化半道德化的“外衣”。西方就有学者把中华文明视为早熟的文明。正是这某种意义上的“超前”,使中国的封建社会“益寿延年”。

历史上,为否定封建专制社会统治者的权力神化论,资产阶级许多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如斯宾诺莎、洛克、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潘恩、杰弗逊、林肯……都为此作出过重要的贡献。他们提出的一些诸如“人生来就是平等的”、“生而自由”、“天赋人权”、“主权在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三权分立”……一系列的著名观点,在人类权力思想史上,至今仍闪烁着耀眼的道德光辉。

我们撇开资产阶级权力道德化理论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所产生的虚伪性和欺骗性不言,实事求是而论,她作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阶级的锐利思想武器,适应于确立资产阶级统治摆脱宗教神权束缚与封建专制禁锢的现实需要,在当时对推动人类历史的文明进步曾经起到过一种巨大的作用。她无庸置疑的彻底否定了封建社会的权力个人私有、专制独裁和暴政、人治,代之建立起了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资产阶级权力有限自由、民主与法治政治体制。

历史上资产阶级新贵族在力量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与封建王权及旧贵族之间进行了长期的较量后,最终才将国家权力牢牢控制。英国光荣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是这一过程中典型的两种不同路径。英国从1215年在贵族压力下约翰王被迫签署被称为世界上第一部宪法性质的文件——《大宪章》,和15世纪末到17世纪初,英国的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资产阶级新贵族形成,一直到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于立宪君主制治下的英国,议会制度的发展以及议会斗争成为政治焦点,立宪君主制得以稳定长久地发展下去,经过长达数百多年时间的博弈,才以和平的方式逐渐将封建王权关进了私有资本的笼子。而法国则是1789年以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方式,一举摧毁了封建王权,但新建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制度的巩固完善,却花了一百多年的时间,到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后期方基本稳定下来。于中我们窥见了私有资本与封建王权之间博弈的复杂和艰难性,对资产阶级来说,形成今天这种有利于私有资本的政商关系确实来之不易。

但是,资产阶级在权力道德化理论上的真正悲剧是在于,由其阶级利益及本质所在的限制,资产阶级在权力问题上追求真理的努力仅能到此为止,以致当后来权力道德化逐渐丧失其最初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性、战斗性和革命性后,终于沦为只不过是一块资产阶级为维护其阶级统治及利益的遮羞布而已。

英国政治家艾诺伦•布朗说过:“政治与道德无关,政治只注重利益。”[18]不同的阶级,对待权力的态度、价值观念,从根本上讲都是受利益机制支配的,而不是道德。对于封建阶级,权力私有是封建最高统治者及其大大小小官吏的根本利益所在。出于这种利益的要求所决定,他们之所以要将权力神化与宗法家长化,以使人民盲目无条件的绝对服从。对于资产阶级,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其根本利益所在。在资本主义国家,私有资本几乎无处不在,管控着包括国计民生产业在内的几乎所有重要产业——如军工、金融、能源和高新产业等。这种由资产阶级垄断的经济权力私有上的优越,必然为维护经济特权要排斥和限制国家公共权力的优越;否则,国家公共权力的优越势必损害或影响资产阶级经济权力私有的优越垄断地位。

美国政治学者哈维•曼斯菲尔德所谓关乎荣誉的政治,其潜台词是让资本去享有利益。在资本主义国家,资本获取财富的能力、速度和领域,永远高于政界官员。因此,政治领域的资源远远少于经济界。众所周知,人才是跟着资源走的。所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便流传着这样的俗语:一流的人才在商界,二流的人才在学界,三流的人才在政界。相对于在社会主义国家,必然是公共权力的力量最强大;在资本主义国家,则是私人资本的力量最强大。两者都各自天经地义。

因此,资产阶级理所当然要将权力道德化,使国家公共权力者真正成为为资产阶级利益忠实服务的“公仆”,对权力优越采取各种措施手段进行有效的制约。如美国历史上就曾有多位寒门出身的总统因入不敷出而穷困潦倒,直到后来联邦政府因此提高了总统在职和离任后的待遇,并完善相应保障,才使当代寒门出身的美国总统不至于像一个世纪前的前任们那般穷困潦倒。再如,美国某些州长的工资甚至没有下属高,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美国缅因州州长保罗•勒帕热年薪只有7万美元,低于该州已婚家庭的平均年收入8.7万美元,他手下大约有400人的工资比他高,包括其的助手年薪为10万美元。[19] 

在私有资本看来,权力和政治当然要受资本与经济的制约。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就有一段流传甚广的名言:“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事实也确实如此,权力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被资本关进了笼子里,其钥匙掌握在资本手里。

于是,变成了马克思所曾评论那样,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几乎就像是资本家的工会。而且,这种评论至今有效。在世界历史上,国家公共政治权力为私有资本经济权力服务的一个我们家喻户晓的经典例子是,1840年英国政府为了本国鸦片烟商人的巨大经济利益,以保护“自由贸易”为名,向中国发动了一场臭名昭著的鸦片战争。再如,当代拉美地区发展中国家委内瑞拉,面对远远强大于己的西方发达国家的联合挤压,试图运用国家的力量集中财力实施突围,通过推进石油工业国有化来与全球化大资本抗衡,以摆脱国际上的经济附庸地位。美国政府就一直横加干扰,甚至不惜采取颠覆其合法政权的手段,必欲除之而后快。

资本主义制度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公共权力为私有资本服务,是天经地义的选择。以美国为例,在今天,美国财团手中握有的财富总值占据了美国经济的99%,可谓所有人都是财团的员工,包括总统。一些关键政治人物背后无不藏着美国财团的身影,可以说是私有资本在完全控制美国。所以,资本主义国家国有企业功能定位仅仅是弥补市场失灵、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以及投资私有资本不愿或无能力投资的领域,而能赚钱、赚大钱的行业领域,当然要让位给私有资本。否则,代表全民利益的国企也来分一杯羹,岂不是与私有资本争利?当然,这方面涉及的行业领域,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当这些行业领域中有利可图而私有资本愿意进入的时候,国有企业也会适时地实施所谓的“私有化”。上世纪80年代发生的西方国家国有企业私有化潮流,上述逻辑就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资本主义国家,权力者的权力优越程度,主要是由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制度和资产阶级权力道德化两方面的因素所综合决定的。在不损害和触动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前提下,资产阶级权力道德化对权力优越采取了一种比较客观务实的态度,与社会主义国家相比,资本主义国家给予了公共权力者水平程度较高的权力优越。但与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相比,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生产资料私有制,存在着剥削者资产阶级,其基本上完全垄断着经济上的优越地位。资本主义国家公共权力者的权力优越,与资产阶级(特别是大私有企业主)相比,只能是小巫见大巫,根本无法项背。大私有企业主掌管着的巨额权力,完全可以与一个国王相比。“微软帝国”、“通用帝国”、“沃尔玛帝国”等,几乎都可以说是国中之国。

如美国第58届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川普),就称白宫是他们一家住过的最小房子。川普曾经是美国最知名的房地产商之一,人称“地产之王”,拥有纽约、新泽西州、佛罗里达州等地黄金地段的多处房产。其中川普大楼(Trump Tower)位于纽约第五大道的入口,从66层开始就是川普的三层复式豪宅,屋内豪华如皇宫,价值10亿美元。再如,垄断资产阶级在英国占据统治地位,这些人数量不多但拥有巨大资本,攫取的剩余价值十分丰厚,他们生活在天堂里。英国媒体说,前首相布朗年薪是19.7万英镑,而大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大庄园主、私立大学校长、私立医院院长等年薪远远超过首相,30万至100万英镑不等,甚至更多。[20] 又如,挪威首相年收入在2000年3月以前,一直维持在37万元人民币左右,直到这以后才调升至80万人民币,但同时期一个北欧航空公司的总裁,年收入却超过3000万元人民币,外加种种令人咋舌称羡的福利津贴等等。[21]可见在政商关系中公共权力优越问题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既有比较客观合理的一面,也有其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社会制度性矛盾的一面。

(三)社会主义社会的权力客观化

社会主义一方面继承并发展了资产阶级权力道德化这份人类文化遗产。但又不能不令人遗憾的是,在权力优越这个问题上,原本可以不受本阶级利益与本质所在限制的无产阶级及其代表者,却受历史的局限,并不能在资产阶级权力道德化的基础上,批判性的革命性的继续向前迈进。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初稿》中,论述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组织巴黎公社的性质时,肯定性地指出其:“彻底清除了国家等级制,以随时可以罢免的勤务员来代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公社一举把所有的职务——军事、行政、政治的职务变成真正工人的职务,使它们不再归一个受过训练的特殊阶层所私有。”[22]并明确地提出了国家政府工作人员应是“社会的负责的公仆”(马克思语)的无产阶级(或社会主义)名言。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根据马克思总结的巴黎公社经验,又再一次地指出无产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国家官吏的特殊‘长官职能’可以并且应该立即开始,在一天之内就开始用‘监工和会计’的简单职能来代替,这些职能现在只要有一般市民水平的人就完全能够胜任,行使这些职能只需付给‘工人的工资’就完全可以了,……来使国家官吏成为我们的委托简单执行者,成为对选民负责的,可以撤换的,领取微薄薪金的‘监工和会计’。” [23]十月革命胜利后他又提出苏维埃政权“重要的就是普遍吸收所有的劳动者来管理国家。”[24]“要吸收全体贫民实际参加管理工作。而实现这个任务的一切步骤,——其形式愈多愈好——应该详细地记载下来,加以研究,使之系统化,要用更多的经验来检查它,并且定为法规。”[25] 

作为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产物的毛泽东思想,则将马克思、列宁的以上观点更加具体通俗地发挥和表述为“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26]提出了“为人民服务”(毛泽东语)这又一 无产阶级(或社会主义)的名言。

邓小平理论则基本上只是继承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上述观点,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又提出了“领导就是服务”的新论点。服务者,仆人也;服务公众者,公仆也,其没有超出马克思的定义。

然而,这里我们还必须更进一步地明白指出,社会主义公共权力更本质性的另一方面却是优越。在社会组织结构上,正如私有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必然要求资本优越一样,公共权力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核心,必然要求权力优越。由于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民主法治的因素,社会主义公共权力的力量比以前任何社会都更强大,覆盖的领域范围更广阔。社会主义国家公共权力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外交和国防等方面的建设和治理功能,相对于资本主义国家公共权力更强,公共权力是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的枢纽核心,不论一单位、一部门、一地方、一国家,她都应处于一种君临一切的优越地位。所以,必须要将权力客观化,以从资产阶级权力道德化的锁链中解放出来,在历史中不是重新获取旧的那种,而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君临一切的优越地位。

即使在改革开放前,我们那样将权力道德化的年代,权力在社会生活中仍然优越,只不过是其的优越程度相对较小,但由于没有自由竞争也更加稳固绝对罢了。权力道德化的有限历史价值,是同资产阶级以后的历史发展成反比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愈发展完善,特别是在今天找到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正确实现形式后,这种超乎利益机制的唯心主义空想,已经愈来愈失去任何价值和实践意义。

社会主义反对的是权力腐败,而不是权力优越。相反,社会主义需要权力优越来巩固加强公有制的地位。我们过去一些过激的所谓“完全彻底性”地反腐败,消灭一切权力优越的观点,实际上是形左实右,是唯心主义的,而非唯物主义的。正确的应是,我们不仅要给权力者一定优越,而且要给权力者足够的优越,让其在整个社会中稳固地处于最顶层,以使他们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里,权力优越与为人民服务并不矛盾,二者是相统一的。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虞崇胜,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何路社,武汉大学政治文明与政治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注释:

1、陈连艳.:《政商关系:基本内涵、畸变形式与重构路径》,《中州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

2、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72页

3、多姆霍夫:《谁统治美国:权力政治和社会变迁》(第5版),吕鹏,闻翔译,北京: 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

4、韩阳.:《健康政商关系的基本内涵、实践经验与建构路径》,《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

5、储建国:《政商关系:清晰界定才能更好构建》,《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6年第6期

6、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颜一、秦典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7、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第2版,第347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7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4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70页

11、转引自袁伟东:《论选举》,《共识网》2013年1月3日,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fzyj/article_2013010374162.html.

12、雷茵霍尔德•尼布尔:《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会》,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1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01页

15、《诗经•大雅•江汉》

16、参见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

17、蒋介石:《对于第二期清党之意见》, 《中央半月刊》1927年6月创刊号

18、《西方官场政治妙语录》,《凯迪网》2006年1月20日,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id=953472&boardid=1. 19、转引自《美国州长工资是有多低?夫人餐馆端盘子补贴家用》,《边城晚报》2016年7月1日

20、卞元荣 :《感知英国》,《红旗文稿》2011年第16期

21、蒋德海:《马克思的权为民所赋思想及对我国法治建设的意义》,《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590页,591页

23、《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2页、213页

24、《列宁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3页

25、《列宁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51页

26、毛泽东:《1945年的任务》,延安《解放日报》1944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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