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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岳:“大一统”文化传统决定道路选择 
作者:[潘岳] 来源:[青春儒学微信号2019-11-1] 2019-11-04



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


朋友们,同志们:


刚闭幕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就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做出重大战略部署。习近平主席强调,“一个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
道路决定命运,文化传统决定道路选择。数千年来,中华文明塑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明根性。


No.1
中华文明的核心要义是“大一统”传统
今天论坛的主题,是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中华文明的核心要义大一统,就是制度统一、政令统一、文化统一。这个概念,很多西方朋友不喜欢,但这个概念恰好是理解中国道路的核心。从中国历史上来看,大一统包含几个方面:


一是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郡县制确保中央权力可以在基层运行,解决央地离心倾向;科举制打破阶层固化,开放国家权力和治理体系;文官制保证王权与士大夫集团共治天下;乡绅制反映朝野协同共治基层。因为大一统情统,中国创造了世界唯一不中断的“分久必合”的中国奇迹。


二是以文化认同塑造民族认同。是否是中华民族一员,不是靠种族,不是靠地缘,而是靠文化。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即是说生于中华之族群,不认同中华文化,就非中华之人;不生在中华地域的族群,只要认同中华文化,就是中华之人。
历史上,任何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定鼎中原,都主动选择继承发展中华文明大一统体系。例如蒙元创造了中央集权制度中的“行省制”,满清创造了包括西藏新疆在内的多民族边疆治理体系。
因此,中华文明大一统体系也是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正因为大一统民族之道,中华文明不是西方意义上的现代民族国家,更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帝国霸权,而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三是中华文明永远开放包容。中华文明从未拒绝过任何一种外来文化,也从来不宣称自己已经进化到了历史的终点。不论强弱,都不搞封闭,不放弃学习。任何一种宗教和文化进入中国,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淡化非此即彼的排他性,因为多元和包容是中华文明的又一核心价值。
 
四是协和万邦的世界秩序。中华文明崇尚“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主张和合共生、互利共赢。因为大一统和平之道,传统中国没有像西方帝国那样进行对外军事征服,没有靠殖民霸权,没有派任何儒生去世界强行文化输出。所谓的朝贡体系也主要是礼尚往来。
 
很多西方学者认为,所谓“大一统”观念,是因为先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为了符合政治需要才发明出的意识形态。实际并非如此。在秦汉大一统王朝之前几百年,战国百家争鸣的时代里,大一统思想就在诸子百家各派中讨论。
尽管诸子百家思想分歧极大,但在“定于一”上都有共识。他们不约而同将治乱问题放在政治问题的首位,将统一的秩序放在了政治价值的首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是超大规模国家,只有大一统体系才能维持稳定。
 
仅从军事史来看。先看希腊罗马。雅典在其鼎盛时期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时最多只能动员1.3万人参战。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欧亚的部队只有4万人。罗马史上伤亡最大的战争坎尼之战,只死亡6万人。而和希腊罗马同时的中国战国时期,一场大型战争死亡人数几十万之众。战国时代较大规模战争共有230次,相当于两百年内每年都发生一次希腊罗马最大规模的战争。
 
可以说,中国作为超大规模国家的战争烈度, 远远超过西方;因政治分立造成的战争死亡和痛苦,也远远超过西方。正是这个巨大的代价,从历史源头塑造了中华文明的政治观。
超大规模的政治体,如果没有大一统体系,将会产生超大规模的人道主义危机。稳定与秩序,是中国人的第一政治,亦是中国人的集体经验,任何政治理论都无法动摇。
 
No.2
根植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中国道路
常有西方朋友问我,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说,实质意义就是社会主义与中华文明紧密结合,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便是我们为何与苏联不同的原因。中华文明是马克思主义落地生根的文化土壤,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关键动力,中国共产党将两者深度结合。
 
基于中华文明政治一统思想,我们将马克思恩主义国家理论中国化为中国特色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通过民族区域自治,不同民族和谐共处;通过“一国两制”,不同制度并行共处;通过央地统合,发挥中央统等和地方积极性;通过大统战,促进阶层统合与人心凝聚。
 
基于中华文明社会结构,我们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中国化为“人民民主专政”。 新中国的政权基础不仅是工人阶级,还包括工农联盟、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内的四万万同胞。
 
基于中华文明协商共治传统,我们将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中国化为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实践。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有机结合,一党执政与多党参政有机结合,既代表直接利益,更代表根本利益,不断实践实质民主。
 
基于中华文明经济治理传统,我们将马克思主义公有制理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中国化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制度。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是自己人。
 
基于中华文明天人合一思想,我们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中国化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中国不走西方依靠战争和殖民而完成原始积累的工业化老路。我们依靠社会主义体制的力量,不仅能避免资本主义唯利是图导致的生态危机,还能进行更高效的环境治理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基于中华文明政教传统,我们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为中国特色新型政教关系。关键是立足“政主教从、多元通和”的历史经验,推进宗教和谐宽容。
 
基于中华文明民族治理体系,我们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中国化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之路。中国既不会通过削弱多样性来强化国家认同;也不会因为要保持多样性而削弱国家认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是强化民族间的特殊性和差异性,而是以特殊优惠政策调动各民族积极性,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添砖加瓦。
 
基于中华文明贤能政治传统, 我们将马克思主义先锋队理论中国化为“两个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既是工人阶级先锋队,又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是民族性与阶级性的有机统一。我们不是少部分人的利益代表,而是全民族的利益代表;不是选举机器,而是执政为民的使命型政党;不是严重脱离人民的私利集团,不输出革命,而是有着自我革命精神与严明政治纪律的革命型政党。
 
No.3
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
一是中国道路打破了 “历史终结论”。历史不可能终结,应该终结的是偏见。如今, “本国优先”“逆全球化”思潮蔓延世界,中国将反其道而行,高举新型全球化旗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二是中国道路打破了 “西方中心论”。中国靠的是集中力量办大事、集中力量办成事。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提供新的体制参照。现代化不等平于西方化,更不等于美国化。


三是中国道路打破了“国强必霸论”。中国不会陷入西方霸权冲突的历史周期律。中国即使是在综合实力最强的时候, 也没有对外殖民掠夺、没有炮舰政策、没有强加于人的不平等条约。无论是积极倡导“一带一路”, 还是主动参与全球治理,我们都把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联系起来,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


四是中国道路打破了“文明冲突论”。这为促进多元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新的力量。西方宣扬的所谓普世价值,如果没有与中华文明对话交交流,肯定不会是“普世”的。中华文明如果不与西方文明对话交流,同样不能实现创新性发展。只有多元文明交流互鉴,我们才能更为妥善地平衡个体与群体、责任与自由、义务与权利、德治与法治、道义与利益、本国与世界的关系,从而淬炼真正的人类共同价值。


        (作者简介:潘岳,中华文化学院第一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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