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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玉忠:下马治国——毛泽东社会主义治理的艰难探索路 
作者:[翟玉忠] 来源:[作者惠赐] 2018-11-04

编者按:纵观毛泽东的一生,“实事求是”一以贯之,无论革命还是建设,始终都立足中国现实,循着中国历史脉络,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真正实现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的有机结合,形成并推动了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从未落入肤浅的本本主义、狭隘的经验主义和短视的实用主义泥潭!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厘清了革命的战略问题,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实现了武装(割据)夺取政权,消灭了儒家士绅地主阶层。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虽经历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挫折,毛泽东却据此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在社会主义治理上凝炼出“秦始皇+马克思”、“法家+社会主义”的思想,那是人类最深厚的政治遗产与当代最具革命性思想的结晶,将中国传统法家的建中立极、选贤与能、以法生德、以德固法等思想,融汇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之中,为人民民主的确立、法治社会的形成等奠定了新的理论基础。

本文是2018年10月,翟玉忠先生在北京一个内部沙龙上的讲演,作者据速记稿修改而成。

     

长期以来,一些人总认为,毛主席领导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丰功伟绩,建国后“大跃进”、“文革”,则为其一生的瑕疵,始终抱着切割的态度。这种认识不仅单纯,而且幼稚,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这一伟大运动必然的艰难曲折进程,缺乏深刻的反思与总结,如此非但不能汲取经验与教训,取得新的进步,还很容易将中国推向另一极端。

无论是上马打天下,还是下马治天下,都不可能一帆风顺。同引领时代的所有伟大人物一样,毛泽东也是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探索与实践后,才逐渐看清了问题的本质,厘清了思路,提出了正确的方针路线。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他一生的活动都有内在理路,前者批判拥护儒家意识形态的士绅地主阶级,即消灭儒家自由主义小农思想与土地资本结合的怪胎士绅地主阶级,后者开启了对儒家意识形态的批判,即评法批儒。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改变了一千年来中国弱势走向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是毛泽东极为重要的著作。以此文为起始点,直入到毛泽东晚年的法家思想,将革命与建设两个时期的连通起来,我们将能看到其思想的一贯性。

《报告》写于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前夜,详实描述了组织起来的农民所爆发出来的力量,旗帜鲜明地对农民运动给予了充分肯定。该文首刊于1927年3月5日的湖南区委《战时周刊》。一周后,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开始连载。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力,但遭到国民党和我党右倾主义的反对。陈独秀阻止了《向导》对《报告》的连载。但这并没有阻止《报告》的传播。当年4月,在瞿秋白的支持下,《报告》单行本出版;6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杂志《共产国际》,将它翻译成俄文和英文出版。

《报告》为何受到这样广泛关注,触动了这么多人的神经?因为它直指当时中国革命最基本的问题,即农民问题,明确主张中国革命若要成功,必须将农民组织起来。这不仅为中国革命明确了依靠力量在哪里,也为解决马克思和列宁在理论上没有遇到的重大问题——在中国这样落后的农业大国,靠什么力量进行革命?提供了另一种答案。马克思的论述主要以欧洲工业化最发达的国家为基础,当然依靠工人阶级;十月革命实际是城市武装暴动。中国革命要选择怎么样的道路,当时没有现成的答案。

可以说,正是《报告》为大革命失败后的共产党人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指明了方向,也为革命思想付诸实践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否则永远只会是理论,革命只能是空中楼阁。

今天看来,这个问题很简单,中国农民多,当然依靠农民。但历史绝对不是这样发展的,一个民族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要经过多次尝试、无数的苦难、无数的血泪,这是历史的教训——没有实践和对实践失败的反思,从来不能真正解决国家发展道路问题!

《报告》的核心,是用农民力量打倒土豪劣绅、长褂先生——儒家地主集团,其历史意义远远超过了道路本身。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肃清儒家地主集团彻底改变了过去两千年来中国的路径走向,实现了新的跨越。

为何这样说?研究中国革命就必须研究中国历史。因为中国革命不是凭空而来的,它植根于中国历史和文化、政治和经济的土壤。

如果说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是自由主义思想和金融(工业)资本的结合,那么从汉代开始,就逐渐形成了儒家自由主义小农思想和土地资本的结合。结合结果是土豪劣绅、地主集团的形成和壮大——这个集团就是毛泽东要打倒的。土豪劣绅地主集团为了自身利益,最大限度的消弱了中央集权郡县制国家。

这个集团为什么会弱化国家?

据西汉《盐铁论》记载,汉武帝去世后,公元前81年,政府召开了盐铁会议,讨论国家在汉武帝去世后如何治理和发展的问题。盐铁会议为儒家作为一种政治力量提供了历史舞台。西汉盐铁会议上的儒家,几乎都来自首都三辅地区的豪强家族。他们代表着当时的地主集团,要求国家放弃经营工商业,要求国家力量全面退出市场。

中国自先秦以来就有自己的经济学理论,叫轻重术。其基本逻辑是:市场不会自动实现均衡,国家必须干预市场。而地主阶级要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农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为地主集团兼并土地打开大门——表面上是小农的自由,本质上是地主阶级兼并的自由。

古代把剥削叫“兼并”,“人相役”。先秦至西汉,基本治国理念是由中央政府掌握大量资产,以此为基础平衡不同阶层的利益关系,防止个别利益集团去剥削人民,无论这个集团是地主还是掌握权力的官员。

中国的治理观念有点像中医治病,它关注各个阶层的均平,类似中医讲“以平为期”。所以古人说:“上医医国,其次疾人。”

汉代以后,地主集团逐渐在农村控制了大量资源,凭此去压迫人民。毛主席领导的中国革命和过去农民革命最大不同点在于:它彻底消灭了乡绅地主阶层。这一壮举,如与历史类比,其意义就像秦末农民战争将根深叶茂、盘根错节的封建世袭贵族涤除干净一样,为建立“百代秦政制”彻底扫清了道路。革命战争时期,此举还在建设根据地、抗击日寇、打倒新老军阀的过程中显示出巨大的政治优势。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也想在东北进行土改,土改会赢得广大农民的支持,能将民心聚拢到国民党方面来。但国民党改不了,因为国民党的直接统治基础军官多为地主出身,间接统治基础是地主乡绅。失去乡绅地主,国民党的统治基础也就瓦解。国民党退守台湾也进行了土改,但是台湾土改是依靠从大陆掠夺的财富和美国援助的支持通过赎买地主土地分给农民完成的。台湾地主交出土地获得货币,又成了台湾工业化的基础。

所以说,革命的根本问题还是阶级基础问题。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农民阶级,通过消灭儒家士绅地主阶层,实现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扭转了中国上千年的弱势走向。

地主集团不断宣传的理想政府是尽量不经营产业、不干预市场的小政府。他们的口号是“不与民争利”。先秦儒家讲“不与民争利”,指的是社会不同阶层各安其位,从政者应以治国理政为职业,不能既想升官,又要发财。简而言之,从政者个人不能介入经济谋取私利。“不与民争利”本来是对从政者个人的限制,地主集团站在他们的阶级立场上,把这句话解释为国家不能经营产业,不能参与、干预市场经济。

研究历史和文化,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要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看问题。同样的一句话,从不同阶级的嘴里说出来意思完全不一样。

中国革命肃清了士绅地主,解决了中国工业化的资本积累问题,扭转了大航海以来500年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从马克思到斯大林,他们都认识要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而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的,那资本从哪里来?这不只是毛泽东遇到的问题,也是李鸿章、张之洞、慈禧太后都曾遇到的老问题。

建国初期,毛主席明确提出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学慈禧、李鸿章向外国借钱,不能靠外国贷款。外国贷款只是列强野蛮殖民的经济形式,更不能学西方列强,通过殖民掠夺获取发展重工业的海量资本。只能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通过内部积累资本实现工业化。中国的工业化是基于内部积累的文明工业化,非西方的基于掠夺殖民地的野蛮工业化。建国初期,我们搞统购统销,从农业、农村和农民身上,从内部积累资本,勒紧皮带搞建设。毛泽东是搞农民革命出身的,他知道农民的特点,搞统购统销会引起农民的反弹,风险很大,但必须搞。

解放后,中国共产党人通过统购统销等一系列政策,实现了一种内生性的工业化,这种内生性工业化从苏联就开始了,但中国做得更好,特别是在对待农民问题上。内生性工业化把过去500年来资本主义野蛮的工业化扭转过来,实现了一种文明的工业化,成就了真正的工业文明。

相比之下,西方资本主义的工业化主要是通过殖民掠夺,在美洲大陆甚至实行种族灭绝。十九世纪以前,西方人也想直接殖民中国,但他们后来发现,在东亚的土地上,有一个不能直接殖民的国家,特别在八国联军侵华之后,他们彻底明白了这一点,中国人坚定不屈的斗争意志使他们注意到:不仅八国联军,即使十国联军、二十国联军也不能殖民中国。征服中国最好的手段就是给中国知识分子洗脑。

二、解放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难探索

中国革命与苏联革命迥然不同,苏联革命是突然爆发的。十月革命前,列宁和斯大林等革命者缺乏治国经验。中国共产党人不是这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革命根据地培养了大量的、有实际经验的经济人才、教育人才和政工干部。但解放后面临整个大国治理的时候,我们的经验仍然不足。

当时的历史环境决定中国一边倒,向苏联学习——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均以苏联为师。随着斯大林的去世,学习苏联的问题很快突显出来,毛主席认识到苏联模式僵化等不足。1956年,毛主席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开始探索符合中国自身特点的发展道路。《论十大关系》除了处理经济问题,还涉及民族问题,党与非党、中外关系等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

为解决苏联模式的僵化弊端和日益滋生的官僚主义,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注意西方民主国家现代治理经验——由于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结果却以1957年“反右运动”的形式迅速结束。

1960年代中期,毛泽东正式转向了巴黎公社体制。文化大革命以前,大约1965年甚至更早,他就开始提巴黎公社体制。1966年8月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里面,明确提到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实行全面的选举制。

巴黎公社体制有个重大问题,它建立时间太短,从1871年3月18日至5月28日不到三个月,连整个巴黎都没有很好地组织起来。实际上,世界上有两种力量特别重视巴黎公社的经验,一个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有一个就是无政府主义者。巴黎公社大民主本身就不成熟,很难避免陷入无政府主义。

文革初期陷入全面内斗的泥潭实际上不可避免,这是文革失败的重要原因。失去或自动放弃党的领导,大鸣大放,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这样的革命往往沦为乌合之众的暴力运动。

巴黎公社经验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容易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就是毛泽东反思文革时指出的第一点“打倒一切”。

1971年林彪事件极大地触动了毛泽东,最晚从1973年初开始,他就明确提出中国古典政治理论法家的重要性——苏联模式行不通、西方民主行不通,巴黎公社的大民主行不通,他将目光转向中国本土思想资源有其逻辑上的必然性。

下马治国,毛主席及他的战友们在寻找社会主义中国治国经验的时候,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付出了很大代价。就像1927年以前,我们死了很多人才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如果说中国革命成功的经验是“《水浒传》+马克思主义”,那么我们可以说,社会主义建设的治国道路必然是“秦始皇(法家)+马克思主义”——因为中国古典政治思想的核心就是(黄老)道家、法家,二者息息相关。若忽视法家,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必然成为无缘之水,无本之木!

1973年3月,在毛泽东同张春桥、王洪文谈话中,就提到孔子与秦始皇的问题。他指出:“所以我正式劝同志们读一点书,免得受知识分子的骗。郭老、范老、任继愈、杨柳桥之类的争论。郭老又说(孔子)是奴隶主的圣人。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称是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尊孔,而且也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他好得很。早几十年中国的国文教科书说秦始皇不错了,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就是李白讲秦始皇,开头一大段也是讲他了不起。”

可能就因为最后一句话,两校大批判组后来说李白也是法家,搞得毛泽东本人都莫名其妙。当时的思想混乱如此!大家想一想,即使在今天,又有多少人知道法家的精髓呢?更别说古典政治文化的现代性转化了!

——毛泽东的晚年孤独,正在于此。

中国文化中“政治”不称politics,中国也没有西方以竞争为基础,按海盗分脏原则,特殊利益集团掌控国家暴力工具的“政治”。中国古代的政治叫道家或法家,道家者,君人南面之术也。这里说“君人”不单单指皇帝,君王,而是管理的意思,今天一个企业老板管理企业也算“君人”。南面之术就是管理人民,治理人民的方法,是一种职业、专业。

正因为古代政治是一种专业,所以中国不会有党争式选举。比如说某某生病了,大家绝对不会选举出谁来动手术,一定会到医院找专业医生,因为医生是一种专业。所以中国官员选举长期以来强调“选贤与能”。从韩非子到毛泽东,再到今天的习近平主席,都强调“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

在中国的政治观念中,一个人一天州长都没当过,哪能治理好国家?涉及具体制度,就是社会功勋制(功次制度)。社会功勋制是根据一个人的能力,对社会贡献的大小,来分配他的职位。这种制度在春秋战国“布衣驰骛之时”(《史记•李斯列传》)已经十分完备。当时平民有能力、德行,也可以出相入将,这是真正的人民民主!

毛主席喜欢法家,是因为法家讲人人平等,一断于法。秦始皇任用李斯、王翦、蒙恬这些人,不用那些搢绅先生。毛主席让人整理章太炎先生的《秦政记》,上面就说:“秦皇则一任李斯、王翦、蒙恬而已矣。岂无便辟之使,燕昵之谒邪?”秦始皇不依人情远近提拔人,而是任用有功勋的人。

三、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激活了人类道统

晚年毛泽东越发关注现代国家的中央集权问题,这在中国古典政治中叫建中立极、王道,它是《尚书•洪范》的中心思想。什么是王道?超越特殊利益集团、吸纳社会各个阶层、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强大治理体系叫王道。《尚书•洪范》说:“无偏无党,王道荡荡(荡荡,平坦,广大——笔者注)。无党无偏,王道平平。”

王道是人类政治经济领域的伟大创造,起源于4000多年前青铜时代的的畜力革命,它是18世纪化石能源革命之前,人类重要的生产力革命。

由于生态环境的原因,畜力革命最早产生于青藏高原以西地区。畜力革命成果东传的过程中,中国西南东北地区连成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是最前沿。夏、商、周三代都在这一带崛起,原因很简单,因为没有马匹驯化及马拉战车技术,就和我们现在没有坦克一样。

但周人在征服中原王朝后,治国经验不足。它是个西方小国,管理从长江流域到黄河流域这么大的国家,怎么办?真的慌了,睡不着觉。当时周武王请教了商纣王的老臣箕子。箕子给他讲了王道政治,记载在了《尚书•洪范》中。

西方国家建立中央集权比较晚,他们中世纪根本就没有中央政府,在成为民族国家后才建立起来的。中央集权是工业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没有它成不了现代国家。

中国共产党人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的中央集权政府,还按照“天下为公”的政治经济理念组织国家,本质上恢复了大禹王时代树立起的王道政治,生生不息的人类道统,这是开天辟地的——目前还很少人认识这一点。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激活了人类道统。什么是道统?简单说就是孔子说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它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相对立;前面提到的王道是道统的核心内容。

中国共产党人激活人类道统具体表现为以下两点:在共产党人修养领域,提倡大公无私的社会主义道德;在政治经济领域提倡天下为公,公有制为基础。因此在内圣方面,要求节制人的欲望,在外王方面,要节制资本——这是从原始基督教文化再到中华文明共同遵守的文明底线,可这个底线被现代资本主义突破了。将人类推上了放纵人欲、资本膨胀悬崖——这是极其危险的!

晚年毛泽东注意到建中立极,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性。1973年12月12日,在自己书房里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八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而且马上实施,并提出让邓小平当总参谋长。12月22日,中央军委正式命令八大军区对调,限令十天内执行。

鉴于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晚年毛泽东也强调建立一个法治国家的重要性。但年迈多病的毛泽东已经没有精力推动法治国家的建设了。笔者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以政主教,以教辅政的文化中,以法生德,以德固法为特色中华法系,在未来的法治国家建设中,必然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纵观毛泽东的一生,“实事求是”一以贯之,无论革命还是建设,始终都立足中国现实,循着中国历史脉络,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真正实现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的有机结合,形成并推动了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从未落入肤浅的本本主义、狭隘的经验主义和短视的实用主义泥潭!

今天,很大一部分学者只会用西方话语描述现实,也有部分当政者认为依据理论、道路指导不靠谱,摸着石头过河就行。这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被西方殖民,西学式的人文社会科学不能与中国文化、现实有机结合的恶果。

面对改革开放巨大的经济成就,中国的文化教育领域却拆自己的城墙,补西方的漏屋,“拆了故宫建白宫”。不断地拆,每秒都拆。这就是我们文化界的现实。

前两天,我看了华东师范大学王锐老师的《章太炎的道法政论》一文,他提出一个观点:“古学复兴”(清末国粹派)的背后,实质上乃是西学以另一种方式在向中国传播。

今天国学热的本质是用西方文化完全遮蔽中国文化。连国学本身都成了儒学一家的天下,比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还厉害。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局面?因为在“洋大人”的字典里,“Confucianism”同时有孔子学说、儒教、儒家学说的意思;事实是,儒家主要指孔门四科中的文学科,孔子思想还包括德行、政事、言语三科,但中国学者不敢越西方观念“雷池”一步。

甚至有人企图在国家指导思想上用儒家意识形态取代马克思主义。在制度层面上,用儒化的三权分立,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在社会治理上,用生活儒学,复活被彻底打到的族权、神权和绅权,重建1949年前的士绅社会。在经济上,主张“不与民争利”,让国有资本退出市场。 

警惕啊,党内外善良的人们!

百年来,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从理论到实践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经验。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未来还需要我们做出更大、更艰苦的努力!

——因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败,不仅事关中国一国之国运,也是涉及人类文明前途的大问题!


【作者简介:翟玉忠,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新法家网站(中英文版)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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