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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跃:人民军队初创的时候——重读《西行漫记》 
作者:[王跃] 来源:[察网2018-08-01] 2018-08-03

 

      摘要:杜绝特权,躬行垂范,对普通战士的关怀、尊重,包括党在军内尽一切可能推行文化教育,提高普通战士思想认识的努力,产生了在中国从来没有过的一批年轻人,革命战士,一批完全不同于旧中国、老中国那些鲁迅先生为之悲哀愤怒的愚昧国民的新人。斯诺所到之处,每每被他遇到的红军指挥员和普通战士震惊,令他这个西方记者怀疑是不是身处中国,因为这些人同他在中国其他地方看到的,以及从别人那里得来的对中国人的印象:麻木,愚昧,怯懦等,完全不同。他们自信,活泼,朝气,头脑清晰,意志坚强,富于行动力。这样的一批年轻战士、新人的造就,是革命成功最大的主体性因素。这些新人,这些战士是人民的子弟,来自群众,来自贫苦的破产的工农家庭,他们是觉醒了的群众,人民军队的最初血液,他们创造了历史,创造了新中国。

人民军队年轻的时候——重读《西行漫记》

又是一年八一建军节。节日意味着铭记,提醒着历史,提醒不忘初心,不忘来时路。最近重读了埃德加·斯诺那部著名的《西行漫记》,其大量的篇幅是在直接记述红色军队的领导人和普通战士,以及人民百姓对这支队伍的印象评价。能够感到,之所以这部书轰动了世界,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志士陆续前来革命的中国,同人民军队并肩战斗,就在于书中那真实可感的人物和鲜活的实例。书中大量直接的采访、见闻,向我们展示了人民军队早期的精神风貌。能够看到,这支军队从一开始就是以古今中外前所未有的面貌出现的,让人惊叹,感动。

今天我们在回顾我党我军历史,总结革命胜利原因的时候,可以有许多方面的系统论述,而《西行漫记》的珍贵就在于,它以历史亲身见证者的视角,提供了许多活生生的、一手的人物形象和实例,这些人和事穿透历史,向我们扑面而来,让创立之初的、刚度过了艰难而辉煌的幼年时期的“人民军队”真实可感地、有血有肉地呈现出来。这中间是一批前所未有的新人,是他们最后创造了一个新世界。他们给来自西方的斯诺最多的是“惊讶”,因为他从没有见过或听说过这样的一群中国人。

在此,笔者就从书中举出几个方面的实例同读者分享,跟随作者一道重温这些处处打动着当年的作者,也依然打动着后来人的历史场景。

新人,新世界

首先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红军内部从上到下的崭新的形象,这种新体现在领导人的艰苦朴素,普通战士的自信昂扬;红军内部的官兵平等,消除特权,军队指挥员、领导人与基层士兵同甘共苦,打成一片,而这又是极为普遍且自然而然的。

《西行漫记》的作者斯诺在陕北苏区每到一处,都惊讶于红军领导人的艰苦朴素和平易近人。仅举出他对于同毛泽东、周恩来两位最高领袖初次会面的印象:

【毛泽东和他的夫人住在两间窑洞里,四壁简陋,空无所有,只挂了一些地图。……毛氏夫妇的主要奢侈品是一顶蚊帐。除此之外,毛泽东的生活和红军一般战士没有什么两样。做了十年红军领袖,千百次的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包括两套布制服。他虽然除了主席以外还是红军的一个指挥员,他所佩的领章,也不过是普通红军战士所佩的两条红领章。我曾几次同毛泽东一起去参加过村民和红军学员的群众大会,去过红色剧院。他毫不惹眼地坐在观众的中间,玩得很高兴。】
【蒋介石悬赏八万元要周恩来的首级,可是在周恩来的司令部门前,只有一个哨兵。我到了屋子里以后看到里面很干净,陈设非常简单。土炕上挂的一顶蚊帐,是唯一可以看到的奢侈品。炕头放着两只铁制的文件箱,一张木制的小炕桌当作办公桌。】

这种艰苦朴素是普遍的,在红军中表现为官兵在生活上的平等一致。斯诺观察到:

【从最高级指挥员到普通士兵,吃的穿的都一样……他们弄到美味食物甚至大家平分——在我和军队在一起时,这主要表现在西瓜和李子上。指挥员和士兵的住处,差别很少,他们自由地往来,不拘形式。

高级指挥员、领导人从心底里关怀士兵,斯诺听一名战士说,他曾经亲眼看到“毛泽东把自己的上衣脱下来给一位在前线受伤的弟兄穿”。“他们又说当红军战士没有鞋穿的时候,他也不愿意穿鞋的”。斯诺在同彭德怀一同观看抗日剧团演出时,也亲眼看到彭德怀脱下自己的棉衣披在旁边的一个小号手身上。

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反映在红军队伍中则是不分上下级的坦诚批评,互相帮助。红军的宣传墙报上有专门表扬的“白栏”和专门批评的“黑栏”,斯诺看到:

【“表扬”的内容是称赞个人或集体的勇气、无私、勤劳和其他美德。在黑栏里,同志们互相进行严厉的批评,并批评他们的军官(指名道姓的)。

红军指挥员身先士卒,带领而不是驱使,同普通战士一起战斗,是红军战斗力的一个来源之一。斯诺记述道:

【红军指挥员中的伤亡率很高。他们向来都同士兵并肩作战,团长以下都是这样。一位外国武官曾经说,单单是一件事情就可以说明红军同拥有极大优势的敌人作战的能力了。这就是红军军官习惯说的:“弟兄们,跟我来!”而不是说:“弟兄们,向前冲!”在南京发动的第一次和第二次“最后清剿”中,红军军官的伤亡率往往高达百分之五十。

红军、苏区的各种物资极为缺乏,要紧的物资就优先用到前线战士身上。例如,作者斯诺在刚进入西北苏区时,发现同行人员的坐骑除了老弱的驴、骡,就是不中用的瘦马,就怀疑红军靠这样的“瘦狗”如何能打仗,打胜仗。

同行的红军指挥员李长林答道:

【“不是!你会看到的!你的牲口‘坏啦’?就是因为我们把这种牲口留在后方,我们的骑兵在前线才不可战胜!要是有一匹马又壮又能跑,就是毛泽东也不能把它留下不送前线!我们在后方只用快死的老狗。什么事情都是这样:枪炮、粮食、农服、马匹、骡子、骆驼、羊——最好的都送去给我们的红军战士!如果你要马,同志,请到前线去!”】

果然,后来斯诺随行到红军的骑兵部队时,发现“李长林说的不错。红军的好马都在前线。……这些快骑比华北的蒙古马高大强壮,毛滑膘肥。”

“最好的都送去给我们的红军战士”,“就是毛泽东也不能把它留下不送前线”!的确,就是这样坚决彻底的杜绝特权,才保证了红军队伍和党领导的革命在最艰难的条件下,靠着极为拮据的物资维持下来,在夹缝中发展壮大,取得胜利。财政人民委员林伯渠向斯诺表示:

【“我们的预算订得很仔细,尽力节约。因为苏维埃人员每个人都既是爱国者又是革命家,我们不要工资,我们只靠一点点粮食生活,我们预算之小可能令你吃惊。”】

斯诺在充分调查和观察后,的确对红军和苏区的俭省开支和充分利用资源的能力表示惊叹:

【西北苏区占地面积相当于英国,它的全部预算当时每月只有三十二万美元!这个惊人的数目中将近百分之六十是用来维持武装部队的。】

他对此给出了解释:“共产党没有高薪的和贪污的官员和将军……在军队和苏区中厉行节约。”而相比之下,“在其他的中国军队中,这些人(官员和将军)侵吞了大部分军费。”

他通过转述林伯渠的话,介绍了红军和党政机关如何通过周密的控制收支的机制,防止一切可能的舞弊和贪腐。而独自掌握财政大权的林伯渠本人,用斯诺的话来说,他“在经济方面似乎并没有很‘得发’。他作为财政人民委员的‘补贴’是五元钱一个月——红区的钱。”

杜绝特权,躬行垂范,对普通战士的关怀、尊重,包括党在军内尽一切可能推行文化教育,提高普通战士思想认识的努力,产生了在中国从来没有过的一批年轻人,革命战士,一批完全不同于旧中国、老中国那些鲁迅先生为之悲哀愤怒的愚昧国民的新人。斯诺所到之处,每每被他遇到的红军指挥员和普通战士震惊,令他这个西方记者怀疑是不是身处中国,因为这些人同他在中国其他地方看到的,以及从别人那里得来的对中国人的印象:麻木,愚昧,怯懦等,完全不同。他们自信,活泼,朝气,头脑清晰,意志坚强,富于行动力。

红军战士的年轻而经历丰富是斯诺反复提及的。在他遇到的队伍里,普通士兵的平均年龄是十九岁。许多红军战士已经作战七、八年甚至十年,经历了长征,但还只是十多岁、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而他们不言苦,不言累,对自己经受的苦难而传奇的历程不以为意。斯诺记述一位同行的“老战士”:

【年方十七,实际看上去像十四岁。他作了这次长征,并不把它当作一回事。他说,如果红军要再长征二万五千里,他就准备再走二万五千里。】

此外,斯诺还记述了这样一个战士:

【我碰到一个十五岁的瘦少年,他是在甘肃河连湾附近的一所医院里工作的少年先锋队和共青团的头头。……我不知道向西北的长途中跋涉在他年轻的脑海里留下甚么印象,但是我没有能够弄清楚,对这个一本正经的少年来说,这整个事情是一件小事,只是徒步走过两倍于美国宽度的距离的小事情。
“很苦吧,嗯?”我试着问道。
“不苦,不苦。有同志们和你在一起,行军是不苦的。我们革命青年不能想到事情是不是困难或辛苦;我们只能想到我们面前的任务。如果要走一万里,我们就走一万里,如果要走二万里,我们就走二万里!”

多么可爱,多么让人感动,让人振奋!

斯诺就被深深地感动了,他评价这些年轻的战士:

【在我看来,他们相当快活,也许是我所看到过的第一批真正感到快活的中国无产者。在中国,消极的满足是普遍的现象,但是快活这种比较高一级的感情,却的确是罕见的,这意味着对于生存有着一种自信的感觉。】

斯诺初到陕北苏区,在交通处就餐时,起初以为旁边的几个送饭的孩子是佣仆,满不在乎地用“喂”来招呼他们,却发现他们态度冷淡。交通处长李克农纠正他:

“你可以叫他‘小鬼’,或者可以叫他‘同志’,可是,你不能叫他‘喂’。这里什么人都是同志。这些孩子是少年先锋队员,他们是革命者,所以自愿到这里来帮忙。他们不是佣仆。他们是未来的红军战士。

斯诺才意识到错误,向少先队员道歉说:“谢谢你——同志!”

接下来,

【那个少年先锋队员大胆地看着我。“不要紧,”他说,“你不用为了这样一件事情感谢一个同志!”】

斯诺大为惊讶:

【我想,这些孩子真了不起。我从来没有在中国儿童中间看到过这样高度的个人自尊。可是,这第一次遭遇不过是少年先锋队以后要使我感到意外的一系列事情的开端而已,因为我深入苏区以后,我就会在这些脸颊红彤彤的“红小鬼”——情绪愉快、精神饱满、而且忠心耿耿——的身上发现一种令人惊异的青年运动所表现得生气勃勃精神。】

这样的一批年轻战士、新人的造就,是革命成功最大的主体性因素。这些新人,这些战士是人民的子弟,来自群众,来自贫苦的破产的工农家庭,他们是觉醒了的群众,人民军队的最初血液,他们创造了历史,创造了新中国。

这也就不难理解是什么样的人越过了长征路上的无穷难关,创造了无数奇迹。斯诺后来遇到长征路上奇袭安顺场、飞夺泸定桥的红军勇士,“对他们那样年轻感到惊讶,因为他们的年纪都不到二十五岁。”

为人民者,天下归心

新人来自新的信仰,不是信仰鬼神、祖先、强权、士绅,而是信仰人民,同人民一道解放自己,打破旧世界。

来自人民,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同人民一起奋斗,这是人民军队壮大的根本所在。因而在长征路上,尽管有重重敌军的围追堵截,尽管条件异常艰苦,沿途仍然有许许多多来自人民百姓的子弟加入红军。长征的确是革命的宣传队,播种机。甚至在历来仇视汉族人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红军也取得了当地人的信任支持,吸收了各族青年参军;到了陕甘宁回族聚居区,更是在红军中发展了数量可观的回民队伍。不断有红军战士倒下,也不断有新的战士加入。《西行漫记》记录了长征路上的这般情形:

【他们大军未到,名声早就已经传到,常常有被压迫农民派代表团来要求他们绕道到他们乡里去“解放”他们。当然,他们对红军的政纲是很少有什么概念的,他们只知道这是一支“穷人的军队”。这就够了。毛泽东笑着告诉我有一个这样的代表团来欢迎“苏维埃先生”!】

正如斯诺多次惊讶地看到的,红军领导人尽管被南京国民党政府出高价悬赏捉拿,但他们都旁若无人地在人群中走来走去。这正是出于人民的拥戴和对人民的绝对信任。而当斯诺告别苏区回到西安时,正逢蒋介石要来督查“剿共”事宜,西安城里城外顿时如临大敌,遍布宪兵和军队的岗哨,沿途农民都被赶出家门。刚刚经历了红色陕北之行,回忆起毛泽东等红军领导人“毫不在乎地走在红色中国的一条街上”,斯诺由衷地感慨道:“这生动地说明谁真的害怕人民,谁信任人民。”

为人民者,天下归心。红军初到陕北,很快发动了抗日东征,引起了广泛响应,红军队伍仅在一个月内就增加了一万余人,影响波及远在各地的爱国青年学生。在斯诺遇到的陕北苏区各行各业的人群中,有来自全国五湖四海的人,其中不乏家境良好,受过高级教育的知识分子、技术人员,他们都是被感召而来,尽管条件艰苦,但无怨无悔。斯诺记述他在吴起镇遇到的一个电气工程师:

【一个名叫朱作其的很有才能但严肃认真的共产党员。他的英语和德语都很好,是个电力专家,所写的工程教科书在中国普遍采用。他曾在上海电力公司工作过,后来在慎昌洋行。最近以前,他在南方担任顾问工程师,他是个很能干的人,一年收入可达一万元。但他放弃了这样的收入,丢下家庭,到陕西的这些荒山中来,尽义务为共产党贡献他的力量。这简直是不可相信的!这个现象的背景要追溯到他敬爱的祖父,宁波的一个著名慈善家,他临死时对他年轻的孙儿的遗言是要“把一生贡献给提高人民大众的文化水平。”朱作其于是断定最快的方法是共产党的方法。】

共产党队伍的真正抗日,为人民和民族解放的主张与实际行动,甚至打动了敌人。斯诺到陕北苏区的路上碰到一些奉命围剿红军的东北军士兵,听他们谈话,都对红军抗日为民的政策深表认同,后来也的确有不少东北军倒戈加入红军,许多同红军打过仗被俘虏的东北军军官被释放后,开始向张学良介绍红军的面貌和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而这时,东北军首领张学良已经被红军的抗日行动有所打动,开始把红军当做抗日的盟友而不是敌人,以至后来发生了逼蒋抗日的“西安事变”。

此外,据斯诺援引一个外国朋友的听闻,贺龙的队伍在长征前夕曾逮捕了一名为国民党提供情报的瑞士传教士,判处他监禁十八个月。长征开始时,这位传教士的刑期还没有满,奉命随队转移。最后刑期满了,在途中释放。这位传教士目睹了红军、共产党所作所为的,后来并没有说什么坏话,反而为共产党红军热心辩护,他曾对他的外国朋友说:“如果农民都知道共产党是怎样的,没有人会逃走。”

在《西行漫记》中,作者斯诺记述了太多的有关人民百姓对红军对共产党支持爱戴,建立血肉联系的见闻、听闻,有沿途百姓的真实表露,有普通战士的个人回忆,也有来自红军领导人的讲述,在同斯诺讲解红军的游击战术时,彭德怀列举了一些实施游击战的要领和基本条件,最后强调:

【“最后,游击队绝对必需得到农民群众的拥护和参加。如果没有武装农民运动,事实上就没有游击队根据地,军队就不可能存在。只有深深扎根于人民的心中,只有实现群众的要求,只有巩固农村苏维埃中的根据地,只有掩护在群众之中,游击战才能带来革命的胜利。”】
【“但没有任何东西,绝对没有任何东西,比这一点更重要——那就是红军是人民的军队,它所以壮大是因为人民帮助我们……战术很重要,但是如果人民的大多数不支持我们,我们就无法生存。”】

作为论据,彭德怀讲述了1928年冬天,他率领的部队在湖南遭到包围封锁的情形:“我们病的病,饿的饿。农民们也好不了多少,他们剩下的也不多,我们不愿碰他们的一点点东西。但是农民鼓励我们。他们从地下挖出他们藏起来不让白军知道的粮食给我们吃,他们自己吃芋头和野菜。……许多人参加了我们的队伍,几乎所有的人都用某种方式帮助我们。他们希望我们取胜!因此我们继续战斗,冲破了封锁。”

类似彭德怀讲的上述例子,笔者想到解放战争期间中共中央转战陕北时的一个事例。1947年秋天,正值解放战争最困难的时候。为缓解胡宗南大军进犯边区的压力,我军计划把地势险要的佳县打下来。但胡宗南部队已将这里抢掠一空,而我军又极度缺粮。毛泽东预计仗可以三天打完,部队需要三天的口粮。战斗打响了,佳县百姓各家各户都拿出仅存的粮食,收割了地里的青玉米和谷子,宰杀了自家的牲口支前,给解放军解决了三天的给养,而自己则吃了三天的树叶和树皮。战斗胜利后,毛泽东到佳县县委视察工作,有感于百姓的舍身支持,亲笔写下了这样的话:“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

人民军队年轻的时候——重读《西行漫记》

“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这是人民军队的革命历程留下的最宝贵的,最根本的启示。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曾讲到“半条被子”的感人故事。红军长征期间,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3名女红军借宿在一名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留给老人。

红军战士将仅有的被子剪下半条留给老百姓,老百姓也就会像对待自己的儿女那样支持、保护他们。真正站在最大多数的人民一边,为人民的事业奋斗牺牲,这是人民军队壮大和胜利的根本,也是人民军队造就新人新世界的源泉。

如今,人民军队已经走过了91年的光辉历程。在党的领导下,扎根人民,服务人民,汲取革命历史的营养,继承官兵平等的优良传统,人民军队就能永葆青春,永远保持初创时的朝气和斗志,战胜一切与人民为敌的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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