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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毓海:不忘初心,继续前进——2018年北京延安儿女团拜会上的发言 
作者:[韩毓海] 来源:[察网2018-03-05] 2018-03-07

        摘要:同志们,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党,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因为我们党千辛万苦走到今天,产生了人民领袖习近平同志。习近平同志,从广阔的世界视野和深刻的历史维度,阐释了我们工作和奋斗的意义,形成了习近平思想,使我们的党重新成为一个有道德的党,有思想的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有着崇高精神追求的党,他以大无畏的革命家气魄,领导全党办成了长期想办没有办成的大事,解决了长期要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他挽救了我们的军队,矫正了我们前进的道路。他正在领导我们党找回初心。


各位前辈,同志们,大家下午好!

今天讲这个题目,而且还是在这个地方讲,是需要点资格的。我呢,地位很低,没有这个资格。罗援将军刚才讲得非常好,听后很受启发。既然木英大姐布置下这个题目,佳木院长也做了交待,我只好硬着头皮,简单汇报大概个把半个多小时吧。好在冷溶同志在第一时间已经给我们讲过十九大报告,经过冷溶同志的讲解,对于报告,大家的理解,肯定比我要深。

十九大报告非常深邃。新时代、主要矛盾、伟大斗争这三个命题一脉相承。木英大姐布置说,你就重点讲新时代,不需面面俱到,关键是要讲真话,谈真理解、真东西。那么,我就按大姐的要求,主要讲新时代这个命题。

新时代,当然首先是个时间概念。

描述时间的范畴起码有三种:一种是自然时间,现在是3点47,这就是自然时间;昨天、今天、明天,这就是自然时间。还有一种伦理时间:所谓“人生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一代二代三代,秦始皇讲他是始皇帝,二世三世传下去,我们传统上用王朝的年号,这是伦理概念。

过去我们党一度、一个时期,也曾用一代领导人,二代领导人,三代四代这样的提法。但是,十九大报告,没有采用这种提法。

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新时代,“时代”与自然时间、伦理时间都不一样,它指历史的时间和政治的时间,也指精神的历程。毛泽东同志年轻时写《伦理学原理笔记》,他说人先天有一种道德意识,这就是初心,这个初心,也就是毛泽东同志年青时说的,“为天下受苦的人献出自己的一切”。按照这样的初心去行动,历史、时间就有了精神和道德的意义。

康德说,人先天有一种道德意识,这个事只能从历史很漫长的过程才能看出来。人类好象在盖个大房子,祖祖辈辈都在盖这个大房子,辛苦劳作,但只有最后一代才有可能住进这个大房子。什么意思呢?这是说人先天有一种为他人、为后人做事的本能,这种道德意识,他自己甚至都感觉不到。只有从漫长的历史当中,才发现人先天有道德。康德说,当人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就进入了“启蒙时代”,他就不是浑浑噩噩地活着,他就不是为个人而活着,而是作为人类而活着,于是,“作为个人,他是必死的,作为人类,他是不死的”。

我们共产党人的初心是什么呢?十九大报告说,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

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时间就被赋予了精神和道德的意义,这个意义就是民族的复兴、人民的幸福,以前的历史没有这个意义,三皇五帝以来,时间和历史都没有这样的意义,当然,物理的、自然的时间也没有这个意义,因此,“新时代”,就是提醒我们,“北京时间”和中国历史具有这样的意义,毛主席说,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习主席说,不忘初心,就是赋予时间这样的意义。

1921年7月7号,《共产党人》月刊发表了一篇千把字的《短言》,可以看作我们党最早的宣言,《短言》说,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了两个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美国,世界上的新老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增加自己的实力,都要喝中国和中国劳动者的血,所以,未来的中国有两种命运,一种是沦为美国的肥料,一个是沦为日本的肥料,而中国人民要避免这样的悲惨命运,就必须进行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

而今100多年过去了,我们回头去看,这个千把字的“短言”,深刻地揭示了中国的命运、世界的命运,而从那时起,我们共产党人就为了救国救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奋斗,毛泽东同志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他还说过,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于是,就有了中国现代史的各个不同的阶段。

十九大报告,把这个不同的阶段,概括为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过程,这是有连续性的。而把这些历史阶段联系起来的东西,就是初心,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这种精神,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

因此,“新时代”这个提法的核心,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

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历史叙述,关于中国历史的叙述,关于世界历史的叙述,理解新时代,就要理解这个崭新的历史叙述。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我下面讲一讲对这个历史连续性的理解。

1840年以来,中国面临什么问题呢?简单地说,积贫积弱。大家能看到的,是军阀混战,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共产党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贡献,就是罗援将军刚才讲的,它解决了一个问题:党指挥枪。这可不容易了。国民党最后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国民党到了台湾也没解决这个问题,阎锡山还是阎锡山,李宗仁还是李宗仁,白崇禧还是白崇禧。

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根源,就是军队是私家的军队。说半封建半殖民地,半封建,其实就是指军阀割据,类似历史上的藩镇割据,这些藩镇背后,有不同的帝国主义势力,所以就叫半殖民地。

反帝反封建的社会革命,就是要追求中国的统一独立,这首先需要建立一支统一的人民军队,这个问题是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解决的,当然开头解决也不那么容易,今天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可见林彪当时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也不深。今天昊苏同志在这里,当年陈毅同志一个伟大的贡献,就是请毛主席回红四军,去讲中国社会的性质,讲世界的不平衡,中国的不平衡,这是从思想上建军,这些不细说了。

刚才罗援同志讲,解决党指挥枪这个问题,可是不容易了,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回到私家军队,就不是简单回到晚清时代,就不是简单的军队贪腐问题,不仅仅是这样,而是可能回到封建,就是藩镇割据,尾大不掉,将来弄不好,又是陷入军阀混战。所以,问题不仅仅是个贪腐的问题,而是社会性质改变的问题,是个军队和党的性质改变问题,是蜕化变质问题,这个问题比贪腐还大。

晚清时代,新军、八旗和民团各一摊子,首先是军队不能统一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颠倒了,上层与基层完全脱节了,孙中山所谓“一盘散沙”,只是个现象,核心是封建制的极端,加上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划分,这样,中国就瓦解了,清王朝就崩溃了,1840年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军阀混战、帝国主义侵略,这就是我们的叙述。

但一度学术界有个很时髦的说法:说晚清的问题,是因为我们中国没有发展市场经济。80年代以来,流行一种经济学,简单概括一句话,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必须追求效益最大化。它的意思实际很简单:你有个东西比较宝贝,关键是要卖给出价最高的,即你要会做贸易,会做买卖。按照这个逻辑,中国1840年为什么出现那个积贫积弱的状况?不是因为军阀混战,不是因为帝国主义入侵,不是清朝腐败、崩溃造成的,问题并不是半封建半殖民地,而是中国闭关自守,不会做生意,所以就坏了事,出问题了,于是,就产生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了。

这个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看法,在80年代是很流行的、是占统治地位的说法。这个讲法和马克思、毛主席的讲法不一样,大家要注意噢,恐怕与罗援刚才的讲法也不一样啊。罗援说军队很重要,党指挥枪重要,而那些人是说:作生意很重要,生意没做好会亡党亡国。于是,军队也去做生意,教育、医疗、意识形态,都市场化了。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不怕举旗,举马克思主义这个旗很重要,习主席在福建工作时,大概是1997年,写过一篇重要论文《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代价值》。他那个时候,就倡导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怎么看1840年中国发生的事?马克思写了不少这方面的文章,在美国《纽约论坛》写了很多。马克思说,中国近代陷入的问题,并不是资源稀缺,而是资本高度稀缺,甚至为零!什么意思呢?大家知道,马克思不是“市场”论的作者,他是“资本论”作者,近代中国陷入的问题不是市场的问题,而是资本的问题,不是我们手上有宝卖不出去,也不是简单地闭关自守,而是资本为零。我们1840年面临的难处,简单地说,不是不会做生意,而是手里没钱了。

为什么没钱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有篇文章讲:宋代时,我们是世界上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国家税收峰值达到1.6亿贯;一百万以上人口城市宋代有10座;当时伦敦、巴黎、佛罗伦萨,人口都不过10万。但是,区别是根本的。当时人口不到10万的佛罗伦萨、伦敦、巴黎这样的城市,与我们宋代清明上河图那样的城市不一样,因为前者是武装起来的城市。西欧的城市,产生伊始就是武装起来的,西欧的资产阶级,一开始就是一个武装的资产阶级。

中国人自古就知道做生意,中国自古就有商人,明代就有十大商帮,粤商、徽商、晋商,他们还作国际生意。但是,商人不等于资产阶级,因为西方资产阶级有自己的军队、法庭、意识形态机构,他们是以民族国家这样的政治形式走上历史舞台的,中国没有这样的资产阶级国家,或者现代民族国家,中国的商人只是作为一个帮会而存在,因此,中国近代的失败,不是简单的商业上的失败,而是国家建设上的失败,用习主席的话来说,中国面临的问题,就是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问题。

用马克思的说法,中国1840年的问题,不是某些经济学家说的不会做生意、闭关自守,资源稀缺,而是资本为零。那么,中国的资本哪去了呢?大家都知道,赔款赔没了!中国曾拥有世界上2/3 的白银,1840年以后打不过人家,赔没了!近代中国面临的困难、难题是什么?不是某些经济学家说的不发展市场经济,而是世界上最难的事,这个马克思难题看到了,他说,中国真正的困难、真正的问题,不是资源短缺,而是资本为零的前提下,怎样进行国家的工业化这个问题。

当然,马克思也没有指出中国所面临的这个问题,究竟该如何解决,因为这个难题,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人解决过。

在资本为零的状况下要搞工业化,特别是搞军事工业这件事儿,是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最大困局。不仅是我们党,不仅是新中国要面对这个困境,其实,西太后的时候就要搞工业化,洋务运动就是干这个的,蒋介石也是要干这个的。用邓小平同志的话,我手里有8千吨钢,谁都不怕了。但是,在人类历史上,在资本高度稀缺的情况,在资本为零的情况下,想要搞工业化,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为什么呢?因为刚才罗援将军讲的那些武器,它在市场上的效益为零!就是你生产出来,不顶吃不顶喝,它不单生产出来没有用,还要放在库里擦油。它生产出来就是赔本的,它不符合市场原则,不符合效益原则,没有比较优势。

刚才,罗援同志讲军事现代化,大家很振奋,但是,恐怕也许会有人说,你吃饱了撑的没事干,不好好过日子,搞那些武器干什么?因为那不顶吃喝,是赔本的买卖。

这个问题怎么看?其实,很多年前,柏拉图在《理想国》里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如果大家聚在一起,就是为了互相交换产品,就是为了过好日子,那么,猪也会有猪的城邦,因为猪也知道吃好喝好,但是,你别忘了一点,你日子过好了,人家会来抢你,所以,一个城邦除了有生产者和交换者之外,还要有护卫者,你除了要知道穷和富之外,还要知道区分敌与友,猪也知道要吃好喝好,狗都能分辨敌与友,而那些没有敌我意识的人,还不如狗呢!

柏拉图这个人,挺会骂人的吧?他的《理想国》是西方的第一部经典。我想,今天许多的经济学家,恐怕都没读过这本书。

我们中国1840年,不是闭关自守,不做生意,而是我们和英国做生意,他们做不过我们,做不过我们他就卖鸦片,道光皇帝查禁鸦片,他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他们就打你。中国打不过人家,于是割地赔款。

今天那些把英国鸦片贩子当生意伙伴的人,那些说中国不做生意,不搞市场经济,就活该被英国打的人,这些人,用柏拉图的话来说,他们的见识还不如狗呢。

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第六篇(第六篇大约占第一卷的2/3)——这篇叫《所谓资本原始积累》,马克思在这里讲——资本原始积累是怎么来的呢?大卫·李嘉图说,资本积累是靠剥削工人,靠延长必要劳动时间实现的。马克思说,扯淡!延长工人劳动时间?奴隶主可以无限延长奴隶劳动时间,他怎么没产生剩余价值?大家说,不对吧?资本家靠剥削工人,获得剩余价值,实现资本原始积累,这不就是马克思的观点吗?错了!这是大卫·李嘉图的观点,也是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的观点。至于亚当.斯密——他说什么呢?他说,资本是资本家靠做生意赚来的,他这就更是胡扯了!

按照斯密的观点,资本是交换的产物,按照李嘉图、普鲁东的观点,资本就是劳动的产物,因此,普鲁东说,工人阶级要拿回劳动果实,只要发行一种与必要劳动时间对应的劳动券就可以了,根本就不要进行革命。

同志们,习主席说,学习马克思主义,要读原文,读原著,道听途说是不行的。因为马克思不是这样认识资本和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的,马克思说,所谓资本原始积累,是一个武力掠夺世界的过程,是与贩奴和殖民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世界运动,全世界发达资本这样国家的“第一桶金”都是打出来的。

离开了殖民主义,离开了奴隶贸易,离开了殖民战争,你能解释欧洲崛起,西方大国崛起吗?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里讲的。但是,中央电视台播放的《大国崛起》专题片,讲的基本上是非马克思主义观点:西方是靠自由贸易起家的,是靠辛勤劳动崛起的。大家看了,就会说,根本没有帝国主义、没有殖民主义,如果人家西方列强都那么文明,那还要中国革命干什么,还要共产党干什么,毛泽东刘少奇还搞什么安源罢工,周恩来还搞什么城市工人起义,他们这不是瞎捣蛋吗?1840年以来,咱们老老实实跟人家做生意不完了吗?

今天世界上的被压迫民族,只有我们中国人是站起来了,大家想想看,世界各大陆上,美洲还有原住民吗?很少了吧?澳洲大陆,基本没了吧?非洲的语言主要是殖民国家的语言,印度官方语言是英语。日本韩国,都是美国驻军占领的,全世界大概只剩下我们中华民族,语言还是原来的语言,天还是原来那个天,地还是原来的地,人还是原来的人。别的原著民文明,都被西方殖民主义消灭了。

为什么咱们中国人就那么幸运,没亡国灭种?这就是因为我们革命了,这就是因为中国革命胜利了。

但是,1949年革命胜利了,中国就算站起来了吗?不是的,毛主席说过,革命胜利之后,道路更艰苦,为什么这样说?

马克思说,资本积累的“第一桶金”全都是打出来的,抢来了钱,我就有资本,去生产罗援刚才讲的那些不产生效益的东西。你说炮弹能吃能喝?它产生什么效益?有什么市场?这是个高投资,甚至是零产出的买卖。所以,近代中国面临的真正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是在资本几乎为零的情况下,必须建设一个高度资本密集型的工业体系,包括国防体系,这个最大的困境怎么突破,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问题。能突破,你就站起来,不能突破,就还是挨打,就还是被人家随时打趴下。

毛泽东为啥不搞市场经济,而非要干这个反市场的赔本买卖呢?他不知道钢不顶饭吃吗?为啥邓小平说,手里有八千吨钢,谁都不怕了呢?为什么呢?很简单,我没有这个,你就打我!这个道理很简单,所以,从李鸿章、西太后、蒋介石,没有人不想干这件事,只是没有干成而已。

一个民族站起来没那么容易。西方的资产阶级行,不是因为会做生意,而是因为掌握了现代化的国家机器,中国共产党人行,就是因为她锻造了中国的现代国家机器,诸位在座的前辈的父辈,是他们使中国人民站起来,我用一首李白的《从军行》中的四句来描述一下他们的奋斗。

第一句“百战沙场碎铁衣”,第二句“城南已合数重围”,新中国还没成立,冷战已经开始了,这就是“城南已合数重围”,罗将军更清楚,西起巴格达,东到朝鲜日本,拉起一个对中国的包围圈。1958年后,我们又雪上加霜,跟苏联闹翻了,北边又起一个包围圈,这是“南北已合数重围”了。第三句“突营射杀呼延将”,从抗美援朝,抗美援越,对越自卫反击战,这是“突营射杀呼延将”,这都是在座前辈的父辈所经历的。最后打开中美关系大门,毛主席、周总理去世了,“独领残兵千骑归”。

全诗是:百战沙场碎铁衣,城南已合数重围。突营射杀呼延将,独领残兵千骑归。

毛主席、周恩来、刘少奇、陈云、小平同志,这一代人做了什么?他们在中国资本完全为零的状况下,打出新中国,建立起工业基础,这是怎么来的呢?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我们这“第一捅金”也是打出来的,这样一个大国,没有做生意就红火起来的事。

我们新中国成立以后,打谁呀?西方国家都是打弱小的、有钱有资源的。毛主席是找一个世界上最强的美国打。当然,这一点都不好玩,牺牲了14万志愿军,包括毛主席的儿子!换来的是什么?苏联156项援助呀。那么快,我们中国就有了飞机、有了汽车。那个小皇帝溥仪一看解放牌汽车,他心悦诚服了,不当皇帝愿意当新中国的公民了,共产党太厉害了!我们就是这样解决了马克思提出来,但马克思也解决不了的问题:在资本为零的状况下进行工业化。

不抗美援朝,美国会打进来吗?这不好说,但苏联肯定不会从东北撤兵,因为美国推到了三八线,你中国守不住东北,我苏联就不能撤兵,所以,你中国不出兵抗美援朝,我苏联就不能从中国东北撤离,如果你出兵而打不赢,我更不能撤出东北,但是,中国打赢了,斯大林没话说,于是苏联撤兵,156项来了,主要摆在东北。

这样,我们的东三省,就真正回来了,所以,毛主席说,“秦皇岛外打渔船,一片汪洋都不见”——自从1840年以来,海上蜂拥而来的敌人,被中国共产党人打跑了。

毛岸英同志就是红二代,在中国人民站起来的的地方,有红二代的血,毛主席说,革命战争吗,哪有不死人的。老百姓的孩子可以血洒疆场,我毛泽东的儿子怎么就不行呢!我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席啊,我的儿子不上战场,以后国家有难,谁还会让自己的孩子上战场呢!

还有一个,同志们想想看,苏联老大哥的钱也是钱,苏联投资也是投资,不因国际主义而改变。如果诸位前辈是县委书记,某个老板给你们投了两个亿,他要求说,我给你们安排安排干部,你没意见吧?而这就是中国1957年面临的问题。赫鲁晓夫同志说,156项都给你们了,我看你们空军海军就别搞了,不如我们联合搞。这个事要搁在日本韩国,放在蒋介石那里,他要高兴坏了!

某个人说,历史证明,凡是跟着美国跑的,都发达了,台湾就是这样,但是,这根本不是事实,当年台湾想搞个塑料,美国还不让他搞呢。美国说,你国民党不能搞塑料,要搞就让拿着美国绿卡的王永庆搞,这就是鼓励私企、民企,国民党不能搞国企。

苏联其实也好不了多少,苏联的的156项,其实也不是真给,条件是你必须全盘苏化,军队要苏联化,我们毛主席脾气比较大,说,好啊,那就把全中国都给你算了,我就回井冈山吧。用今天这个话,毛主席这叫“给脸不要脸,还打投资方的脸”。所以,人家苏联把所有苏联专家都给撤了。

大家知道,原来这个北京城,不是一个拆不拆城墙和城门楼子的问题,旧北京城,有那个城墙围着,垃圾运不出去,水也要城外运进来,城里的人得买水喝,垃圾遍地,四处龙须沟,是个臭城。梁思成不是老百姓,梁思成的问题不是老百姓的问题。当年要拆墙修路的,也不是彭真市长,而是写了《龙须沟》的老舍,是住在老城里的普通百姓。

至于建设新北京,怎么个建法,一开始也是学苏联,我听大姐说,咱们原来要在红塔礼堂开会。那个红塔礼堂,就是新北京最早的建筑之一,新中国刚成立,穷啊,穷得不得了,好不容易到53、54年国务院开始盖房子,就在三里河那儿。当时要全盘苏化,要把北京建成莫斯科,红塔礼堂就是那时建的。

今天嚷嚷搞国际一流大学,其实,当年就要把中国人民大学建成世界一流。当时人民大学的规划可大了,当时的规划是北起民族大学,南到中关村,仿照莫斯科大学盖的。但刚开工不久,中苏分裂了,中国人民大学的规模就永远停留在开工的工地上了,就那么大了,你说清华大,可是比起当年人大的规划,清华才多大。

苏联撤退专家后,苏联一套做法都不行了。那只能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了,没有别的办法,穷棒子精神,不搞也得搞。所以咱们站起来,这是什么过程呀?这是突出重围啊!

改革开放,也是突破重围。我们共产党人,过去冲破五次围剿,解放以后,美苏包围,更是突破重围啊。

这里我讲一件事,1972年6月,在尼克松访华后,洛克菲勒来了,尼克松3月来,大卫·洛克菲勒6月份就来了,他是在访华的最后一天,晚上,深夜见到了周总理。他们谈了什么呢?不是谈WTO,不是谈关贸总协定,而是谈了国际货币体系,也就是说,谈了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

总理很厉害,他说,你们洛克菲勒家族,与孔祥熙、宋子文关系很密切,这我都知道,但我关心的不是这个,今天不谈这个,我想问的是:当前的国际货币形势,咱们今天就谈国际货币体系问题。第一,过去两年,美元贬值20%,这是很大的事。二,美国面临着高通胀,对美国经济造成的影响有多大。三,美元贬值,导致国际间汇率大幅度波动,对于国际关系的影响是什么?

总理接着说,二战之后,国民党的金圆券迅速贬值,一战期间,欧洲货币崩溃,这都导致了世界结构的变化,我都亲眼见过,现在,美元一下子贬成这样,但基辛格和尼克松这次来访,却都不谈这个问题,避而不谈,他们是不懂,还是故意装糊涂呢?你今天给我说说看!

洛克菲勒被总理的问题吓坏了,在总理的逼问下,他终于说了实话,那次会见,开始时已经是晚上10点45分,结果,他们谈了几乎通宵。

洛克菲勒先是介绍了二战后形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战后马歇尔计划,1960年代的全球贸易扩张,特别是不受美联储监管的欧洲美元市场,他指出:1960年代中期约翰逊灾难性的“枪炮加黄油”的财政预算政策,导致了美国严重的对外贸易赤字,最终,迫使尼克松在1971年废除了美元金本位制,并冻结了工资和物价,当前,美元和美国经济面临崩溃。

然后,尼克松就来访华了。

他还报告总理,美元和黄金脱钩了!戴高乐的法国把黄金都运回去了。所以美国着急,希望中国“入围”。希望中国的产品加上阿拉伯的石油,挂上钩,再把美元顶起来。

总理从头至尾,高度专注地听了洛克菲勒的讲解,他最后说,第一,我承认,中美贸易开放,有助于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第二,我不认同: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特别是国有经济体制,是引进和吸引外资的条件,恰恰相反,我坚信:坚持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我们引进外资的前提,因为是美国有求于我们,而不是相反。第三,台湾经济表现似乎不错,但是,这种来料加工经济,只是对蒋家王朝和特权阶级有好处,而无论台湾还是美国的工薪阶层,都不能从中真正获益,从长远看,工薪阶层还会受损,因此,中国不会走这条路。美国也不要打算中国走那样的路。

就是在这次会晤不久,洛克菲勒领导的大通银行,成为与中国银行建立代理关系的首家美资银行。这是中国引进外资的开始。

上述内容,见诸2002年出版的《大卫·洛克菲勒传》。这次会谈内容,我们的外交部也应该有备案。

今年是我们的周总理诞辰120周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我用这个事,来缅怀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也来讲讲“富起来”,讲讲改革开放,顺便讲讲中美关系。

还有一个事,就是毛主席当时说,我们现在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我们不着急跟美国建交,它不把台湾还给我们,它不废除与台湾的一切关系,我们就不跟它建交,不建交,急的是他们,不是我们,中美总要建交,我可以等100年!

当时,毛主席和周总理都病的很重啊,在那种情况下,率领我们突破重围,不容易啊!伟大也要有人懂,我们今天离读懂毛主席、周总理,恐怕还有很大的距离。

我们过去探索革命的道路,那叫做万苦千辛、千辛万苦、遍体鳞伤。改革开放也是一样。我们取得了伟大成就,成就在哪儿?我看一个成就,就是美国弄巧反拙。他本来想忽悠我们,结果却把他们自己忽悠到他自己挖的坑里去了,这个坑,就是金融危机的坑。

马克思主义反对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资本。《共产党宣言》讲,共产主义,不是把个人财产变成社会的,而是使资本成为公共的。白纸黑字啊!我们引进外资是正确的,发展贸易是正确的,但是,这不等于要用外资来改变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这是周总理讲的啊!也可以看做老人家的临终嘱托吧!

马克思说,资本是信用的货币化,我们的改革开放的一个背景,是美元信用的危机,这个危机,是通过中国物美价廉的商品出口,来部分地得到解决的。但是,美国变本加厉,自欺欺人,他以为,自己打白条换中国的廉价产品,中国到头来白干了,这是活该。于是,美国就玩命的消费、打白条,拼命地发钞。改革开放这些年,中国辛辛苦苦干,美国过上共产主义生活,中国生产的东西,在美国比在国内还便宜,有的就跟白给一样。美国没人做长远打算,就是敢打白条,敢消费,敢借钱,最后2008年,最终把他们自己忽悠到坑里去了。

周总理说,我们不能走来料加工的模式,那种模式,从长远看,不但对全世界的工薪阶层不利,而且,还会把中国经济锁定在低层次,我们当然应该引进外资,当然应该推进全球贸易,但是,我们不能改变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今天,我们纪念改革开放,不能忘记总理的教诲。如果说改革开放有初心,这就是初心。

我们中国现在有一个问题叫金融乱象,什么意思?跟美国当年自己把自己忽悠到坑里去的原因差不多。现在有些年轻人,不像咱们老同志天天都在存钱。现在的年轻人正相反,他们用银行贷款买了房子,再用房子抵押买汽车,再用房子、车抵押贷款出国旅游。现在的问题是贷款增长速度大大超过我们存款!怎么办呀将来,但有人说:无所谓,反正银行不能破产,出事有共产党担着!

因此,富起来不是入围,富起来也是突围,现在,是美国不向我们开放市场,是美国搞贸易保护主义,它要求我们开放金融市场,他们的热钱涌进中国股市,把股市炒高,然后就等着抄底了。如果他们成功了,我们改革开放积累的成果,就血本无归了。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中央决定,国企不惜代价,杀进股市,硬是砸钱,把股市砸回来,这样,我们改革开放的成果保住了,美国投机资本被套牢了,你说今天中美关系的症结在哪里?我们今天不得罪美国金融资本,就要得罪全国人民,就要得罪全世界,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四大家族的不同。

一带一路,是对500年来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改造,是世界和平发展的根本保障,一带一路,我们出口的是整套中国设备,不是来料加工,这是规模空前的改革开放,所以说,改革开放进入了新时代。也可以说,就是回到总理的初心。

世界上没有只赚不赔的买卖,往往是,成就越大,代价随之。我们改革开放取得了伟大成就,成就有目共睹,但是,我们也面临着严峻的代价。

违背了这个初心,就会有种种问题,其中,环境的问题,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问题,文化思想领导权问题,社会风气问题,经济脱实向虚问题,取消国企的问题,党群关系问题,党和军队的腐败问题等等,如果不思考这些问题,就是忘记了初心,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就不能继续前进,我看,现在有些人是不想继续前进了,他们甚至想卷旗、缴枪、入围、投降了。因为有些人忘记了革命的初心,他们也忘记了改革开放的初心了。

同志们,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党,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因为我们党千辛万苦走到今天,产生了人民领袖习近平同志。习近平同志,从广阔的世界视野和深刻的历史维度,阐释了我们工作和奋斗的意义,形成了习近平思想,使我们的党重新成为一个有道德的党,有思想的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有着崇高精神追求的党,他以大无畏的革命家气魄,领导全党办成了长期想办没有办成的大事,解决了长期要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他挽救了我们的军队,矫正了我们前进的道路。他正在领导我们党找回初心。

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找回我们的初心,找回我们革命的初心,改革开放的初心。

一方面,我觉得,我们的形势很好,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真了不起,硬是从没有路的地方走出一条路!但事非经过不知难啊!如果不是壮士断腕,不是一次次突围、一次次突破重重防线,哪有今天这样好的形势!

我们是革命者,所以,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我们面临的问题很多、很严峻。所以,总书记讲,我们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是并存的,我们不怕有问题,怕的是不敢面对问题,不敢自我革命,如果只讲好的一面,不讲短板,那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刚才罗援将军也讲,现在一种倾向,就是只动嘴,不动手,只是说好好好,一切都好,而不是直面问题,破解问题,这个要不得。

我们党一大的时候就宣告,中国不能跟着日本跑,也不能跟着美国跑,那样就是死路一条,我们要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国谋复兴,只能走自己的路,只能突破重围,杀出一条血路。这是我们的初心。

刚才说伟大时代,这个伟大时代需要的是伟大斗争,矛盾只有在斗争中才能解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继续前进。

我开头就说过,我只是一个普通党员,水平不够,资格也不够,讲来讲去,就是跟着罗援将军做点补充。大致讲一讲伟大时代、伟大斗争、基本矛盾,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这之间究竟是个什么关系。因为我感到,有些人对中国革命不理解,对改革开放40年认识太肤浅,所以,我就用李白的4句诗,来形象地讲一讲我对诸位的父辈,老一代共产党人的深深敬仰。我要说明,用这个诗来讲中国革命的历史,新中国历史,不是我的发明,而是一位老前辈讲给我听的,这是一个老共产党人的心声,我连续四天听那位老人讲历史,数次热泪盈眶,感触深刻。

我的职业是教书,我就是一个普通教师,一介书生,我对政治的理解是很肤浅的,说到政治经验、政治觉悟,我跟诸位没法比,这就是我为什么说,我在这里讲话,缺乏资格。

但是,我毕竟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我最近读到胡乔木同志的一段话,非常感动,所以,经过反复的踌躇,还是接受了木英大姐和佳木院长布置的任务,冒昧来这里讲了这些不成体系的话。

最后,请允许我把乔木同志的话念一下,他这样说过:

我这个人,说实在的,只会为政治服务,我一辈子就是为政治服务。但是我知道,我为政治服务,就是要为人民服务。而且,愈是为政治服务,我就愈感到政治不是目的,政治如果离开人民的利益,离开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目的,就要犯错误。

乔木同志是伟大的学者,他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的奠基者,他也是我们共产党的“第一支笔”,他这些话,我以为讲的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

愿我们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祝各位前辈新春好!

韩毓海,北京大学教授,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来源:察网2018-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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