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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金才:文化——以文化人还是以文害人 
作者:[付金才] 来源:[作者惠赐] 2018-01-03

 编者按:这是作者在新法家网站第六次编辑例会上的主题发言,谨以此文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24周年。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化一词在当代学术和大众语汇中普遍运用的词汇之一,而关于文化的概念则缺少系统研究,基本是以西方语言环境中的“文化”的含义来理解文化。如何理解文化不仅是学术问题,更是政治与社会问题。从学术角度说,文化的概念解决的是“文化是什么?”而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更涉及到“文化是为了谁?”涉及到文化是教化大众还是坑害群众的问题。本文主要梳理目前关于文化概念的几种主要观点,进而对这些概念加以简要分析。

一、西方语言环境下“文化”的含义

近代欧洲比较发达的国家英国、法国和德国普遍使用“文化”一词。英文、法文和德文三种文字中文化的词根都要追溯到罗马帝国的官方语言——拉丁文。三种文字的拉丁文词根是cultura,而cultura有五个词义:耕种、居住、 练习、注意、敬神。《韦氏大字典》解释说:文化是事物的培养和改良,使其能有进步。文化是以正当的途径发展人的能力。可见西方语言环境中的文化一词开始也是具有价值判断的。

文化一词成为重要的学术词汇与英国人泰勒在1871年首版的《原始文化》中关于文化的定义有关。泰勒说: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习得的其他的一切能力。此后西方传播学派、历史地理学派、文化生态史观学派、功能学派、结构学派等关于文化的定义是对泰勒文化定义的展开和细化,并未有质的创新。泰勒的定义看似抽象,其实他是用文化一词来表示人类的存在状态。不同的存在状态就是不同的文化。而众多学派对文化的定义和研究基本是在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不同地区族群的存在状态、成因和改变的方法。中国学术界则是在此基础上运用文化这一范畴的。 西方学术界关于文化概念的定义长处是精确描述和分析全球不同地区族群的生存状态,最大不足在于忽略了价值判断。西方人确实创作了大量描述、研究非洲美洲和亚洲文化的著作,但是社会现实却是西方人对非洲、美洲和亚洲的殖民掠夺和文化灭绝的事实。

二、古典汉语语言环境下“文化”的含义

文化一词在汉语语言环境下的含义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从先秦始到魏晋南北朝基本明确下来。我们依次加以梳理。

1.“文”在古典汉语文献中的含义

文理:《左传•隐公元年》中说:“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

自然或社会规律:《周易•贲卦》:“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礼乐制度:《论语•子罕》中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

书籍:《论语•学而》中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非军事:《国语•鲁语中》:“武不可睹,文不可匿。”

美、善:《韩非子•说疑》:“文言多,实行寡。”

华丽,与质相对:“文质彬彬,是为君子。”

从文的众多含义中,可以发现文主要用来表达文化成就、书籍文献和人的美德、善良。

2.“化”在古典汉语文献中的含义

新生:《黄帝内经•天元纪大论》:“物生谓之化,物极谓之变,阴阳不测谓之神,神用无方谓之圣。”

转化:《易经系辞》:“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

感化:《礼记•乐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

教化:《说文解字•匕部》:“化,教行也。”

化在古典汉语文献中虽然有新生、转化的意思,但与文联系密切的时(是?)感化、教化之义。所以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直接将化解释为“教行也”。

3.文化两个字出现在同一个语言环境中。

汉语词汇有单音词和复合词,古典汉语主要以单音词为主,一词一音一义。文与化各有其义,又相互接近。两字出现在同一段话中是在《易•贲卦》中:“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不少有关中国文化的专著在讨论汉语语言环境下文化一词的流变时引用此语。但没有做此语句含义的解释。刚柔交错指的是自然的日月运行、季节冷暖、阴晴旱雨的变化规律,人文指的是人通过劳动提高生产力运用自然改造自然以提高生存质量,在广大地区推广适宜的生产生活方式就叫做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4.文化作为复合词使用是在是两晋南北朝时期。

文化两字连缀在一起最早出现在刘向的《说苑•指武》中:“凡武之义,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因为是最早连缀在一起,在文化学或文化史著作中也就更多被引用。文化两字虽然连缀在一起,其含义是以文化之,文是文明,化是教化不服的人,所以这里文化两字的含义仍非我们要讨论的文化这一复合词。

文化作为复合词来运用是在西晋时期,西晋束皙在《补亡诗》中说:“文化内辑,武功外悠”

这里的文化作为复合词与武功相对应相反,和武功相反的用于和谐国家内部的东西就是文化。

南齐王融之在《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中说:“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这里的文化也是作为复合词使用的,与神理相对应相反的就是文化。神理用于改变风俗,神理相当于神道。《易经•观卦》中说:“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认为神权与政权、族权并列成为支配中国男性的三大权力之一,将近代神道概括为“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大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总称之为鬼神系统(神权)。”

通过两晋南北朝时期两名学者对文化两字作为一个复合词的运用与其语言环境中的含义,我们可以概括出古典汉语语言环境下文化一词的基本含义:文化是通过非战争、非神道的方式促进社会进步与发展。汉语语言环境下,文化的表达是采用对比的方式,非战争的非神道方式的促进人与社会进步的内容就是文化。这个定义采用否定的方式——即文化不是什么——来说明文化是什么。其次文化这一概念不是描述人的存在状态,其目的是为了促进人与社会的进步。

三、当代政治学视野下“文化”的含义——软实力

约瑟夫•奈是国际关系理论中新自由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在1990年出版的《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最早提出并阐述了“软实力”概念。“软实力”随即成为冷战后使用频率极高的一个专有名词。在2004年出版的《软实力:世界政坛的成功之道》一书中,他又对“软实力”概念进行了补充 。软实力的英文是soft power,直译成中文应为软力量或软权力,而中文则普遍采用了“软实力”这一翻译,应该说翻译成“软实力“更文雅,去除了英文中那种赤裸裸的控制感。软实力与文化极为近似,关系密切,所以我们可以将软实力作为文化的一种概念。

约瑟夫•奈对力量先后有两种描述:力量是指对他人的行为施加影响以达到自己所期望的结果的能力,影响他人的方式有很多:威逼、利诱、吸引;力量是指所拥有的可以影响结果的能力和资源。后一种定义比前一定义更含蓄,但是透露出来的都是力量是达到自己需要的结果的能力,而与共同进步与共享无关。然后约瑟夫•奈又将实力分为两种:硬实力是指的是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凭借这种力量能强制或强迫对方遵从自己的意愿。软实力是影响他人喜好的能力。

约瑟夫•奈认为软实力来源于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国际机制的规则与制度等资源。

针对文化与意识形态对塑造软实力的作用,约瑟夫•奈说:从未到过美国的日本年轻人身穿着印有美国大学名字的运动服,即使尼加拉瓜政府在与受美国政府支持的游击队作战之时,其电视台依旧播放着美国影片。同样,苏联的青少年身穿牛仔裤,四处搜寻着美国唱片。尽管中国政府抗议美国政府的干涉,中国民众依旧钟情于美国的民主与文化。这种情况形成的重要因素在于美国控制着文化传播渠道,并运用所控制的文化传播渠道输出自己的文化与意识形态。他说:美国输出的电视片是第二大输出国(英国)的七倍,并拥有全球唯一的电影发行网络。尽管美国电影只占全球电影生产的6%—7%,但其放映时长却占全球的50%。1981年美国负责传输和处理的数据占全球的80%。约瑟夫•奈所说的这些文化在中国来说只是大众性大众传媒与通俗文化。经典文化因为深居象牙塔,缺乏大众性好通俗性,其对社会尤其是青年的影响大大小于大众传媒所传媒的通俗文化。

如果我们留心一下坊间盛传的美国中央情报局针对中国的《十条诫命》就会对约瑟夫•奈的软实力有更加具体生动的认识,在此我们不妨引述几条:

第一条.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条。

第二条.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宣传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和新式的宗教传布。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

第三条.一定要把他们的青年的注意力,从他们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引开来。让他们的头脑集中于:体育表演、色情书籍、享乐、游戏、犯罪性的电影,以及宗教迷信。

第五条.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传扬“民主”。一有机会,不管是大型小型,有形无形,就要抓紧发动“民主运动”。

如何认识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呢?首先,我们应该明确认识到软实力是美国传播其价值观的目的并非是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而是要达到使全球唯美国马首是瞻的目的。世纪之交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中东地区的颜色革命用事实说明了美国传播其价值观的目的。所以美国理解的软实力本质上操纵民意,不战而胜。其次,人的价值观是受家庭环境、学校教育、社会实践、文化传统与大众传媒等众多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而大众传媒在塑造人的价值观上作用有限,只是在某些领域(时尚消费)、针对某些人(肤浅、缺乏思考能力、较少人生历练的人)是有效的。大众传媒若想发挥作用,需要通过华丽的包装来哗众取宠,蛊惑民心。所以软实力本质上无力塑造人的价值观,而在摧毁现有价值观、混淆是非方面有极大的作用。

第三,真正的软实力是什么?是民心,得民心者得民意,得民意者得天下。真正的软实力来自来自于精英阶层纯洁的人格感召力和崇高且系统的思想智慧,来自于精英阶层为文明进步、民生幸福所作社会实践和贡献,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内圣外王的层次,层次越高,贡献越大,越得民心,越有软实力。

四、孙凯飞关于“文化”的思考

孙凯飞,1940生,浙江省海盐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孙研究员对于文化的观点深受钱学森的影响,并撰写了《文化学:现代国富论》一书,此书1997年由经济管理出版出版。在浩如烟海研究文化学和中国文化史的著作中,此书独树一帜,是少有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文化的著作。

  孙研究员首先阐述了思想、文化、文明的区别。他认为文明指的是人类的生存状态,相当于人类学中的文化。思想是人脑的意识功能,具有主观性、内在性,看不到摸不着。文化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孙凯飞指出,人类的思想创造了文化,文化创造了文明。精神文明创造了物质文明,物质文明反过来成为精神文明发展的物质基础,推动思想、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文化不直接作用于物质文明,物质文明也不直接作用于文化,而是要通过人的思想,转变为人的实践活动、精神生产活动和物质生产活动。

然后,孙凯飞对文化给予中国式的定义:文化是精神文明的客观表现。具体来说,文化是时代精神的客观表现,文化是民族精神的客观表现,文化是文化创造者精神世界的客观表现。从孙凯飞对文化的定义来看,他重视的是文化成果,而历史悠久,文化积淀和成果丰富则是中华文化与其他域外文化的最大不同。除此之外,孙凯飞重视文化的内涵,认为理解文化要根据国家民族的的时代性和民族性和个人性,离开特定国家和民族的时代性、民族性和个人性,文化就没有了特定的内涵。

目前中国学术界有关文化的定义多是受西方古典文化学研究的影响,忽略了中国历史文化本有特点,同样忽略了西方政治学领域有关软实力的研究。

五、如何理解四种文化的概念

四种文化的概念各有特点,西方古典学术背景下的文化概念主要重视人类生活或者存在状态。从这个角度说文化相当于文明。

中国古典汉语背景下的文化强调以非(武力与精神)恐怖的方式促进人的成长与社会进步。指出文化的两个方面,一是手段需是非武力和神道,一是目的是景俗和柔远,显示出中国古典汉语语言背景下理解文化时对文化的社会意义之重视。以非武力和神道的方式是促进人的成长和社会进步,那只能是理性的教化。中国古代的教化是依靠儒释道三家实现的,此三家的教化重点在于突出伦理。近代以后,中国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重压,中国共产党只能依靠工农阶级实现国家的独立,民族的复兴。近代以后的教化如果仅仅局限于儒释道的道德教化,忽略工农阶级、国家整体与未来利益是不行的。因此近代以后中国的教化以政治教育主导、涵盖了传统的儒释道教化,不如此不足以动员群众,教育群众,组织群众,调动群众的力量实现群众利益。

西方政治学关于文化的理解突了文化的同化作用,认为文化和意识形态是软实力的来源,软实力是以吸引的方式使对方有利于自己。通俗的说是“忽悠”,是洗脑,是操纵民意。约瑟夫•奈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软实力概念,是对冷战以来西方文化战略的总结,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揭秘。因为如果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这个目的没有达到之前,美国不会将其“忽悠”全世界的文化战略公之于众。中国悠久的教训和近代以来的经验,使得中国领导人识破了西方的文化战略。西方通过其政治意图转化为软实力向全球尤其是第三世界传播其价值观与生活方式,将西方价值观塑造成普世价值,确实起到了上兵伐谋的效果。西方通过软实力引导塑造敌对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意识形态与民意达到为西方国家利益所用的目的。美国的软实力目的不是与国内外人民分享文化成果,而是瓦解敌对国家、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文化传统和文化自信,使这些国家的人民变得肤浅和堕落。通俗地说,软实力不是教育人而是在坑害人,如果文明是人类进步的文化成就,那么软实力在本质上是反文明的。我们只要看看现在的西亚、北非、乌克兰,便会很容易明白这个道理。学术不仅仅是学术,首先是政治。从政治的高度来认识学术,是毛泽东的观点,毛泽东说:“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艺问题都是属于一定阶级的,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而艺术,超阶级的艺术,与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西方从软实力角度定义的文化反倒是得毛泽东思想关于文化论述之三昧。我们虽然不认同西方的这种做法,但是西方通过大众传媒将其政治价值观通俗化的传播形式则为我们研究传播中国文化提供了借鉴。

孙凯飞从客观成果、民族性、时代性理解文化。突出的是文化内涵和客观的文化成果。中国历史悠久,五千年的文明传承从未中断,文化成果最为丰富。这些文化成果遍布从物质文化到精神文化,从治国理政到移风易俗,从远古到当代的各个时代和各个领域。这些文化成就是中国人民实现国家强大、民生幸福的伟大目标所积累的宝贵财富。这笔宝贵财富的核心是以黄老之学为载体的内圣外王一以贯之的道法文明。

道法文明酝酿于春秋,成熟于战国,秦汉时期中国第一次盛世是实践应用道法文明的效果。从此以后,中国的每一次盛世都与治国理政者选择与应用道法文明密切关联。道法文明既有核心,更是一个开放的海纳百川的大系统。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化资源均被道法文明所消纳转化,成为中华文明的有机构成。佛教作为源自南亚的文化经过中华文明几百年的研习,完全实现了中国化。同样,作为西方异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近现代中国获得新生,马克思列宁主义改变了中国,中国也改变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其最大的现实成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发展和强大,其最大的思想成就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实事求是的说,毛泽东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也是古老的道法文明在近现代实现新生的结果,不然我们就很难理解一代伟人何以在晚年大力倡导法家文化。当我们将中国丰富系统的文化成果作为我们的传统和遗产时,这成果仅仅是成果或遗产。只有望眼未来对成果加以转化和运用,成就便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可以运用的文化资源。丰厚全面的文化成就是中国人民自尊自信的根据之一,然而若不能将已经取得的文化成就转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可资运用的资源,那么这些文化成就的现实意义便远远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在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与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两文中,毛泽东就提出了“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主张,以发掘运用古今中外一切文化成果。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两位领导人提出运用实践古今中外文化的态度不仅是对从事文化研究与传播工作者的要求,也是中华文明在历久弥新长盛不衰中获得的经验。没有对古今中外文化成果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文化自信只能是盲目自大。

通过梳理有关文化范畴的四类研究结论,我们认为应该这样认识文化的概念:中国乃至世界人民都应该以适当的方式发展内圣外王一以贯之的道法文明,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型发展,使道法文明从不绝如缕的边缘成为主流共识,在这种共识的指导下,或治国理政,或修身齐家,以改善人类的存在状态。


参考资料:

【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

【2】《汉语大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86年。

【3】约瑟夫•奈,《硬权力与软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4】《看美中情局<十条诫命>如何对付中国人》,网址:http://www.people.com.cn/GB/guandian/35534/3041790.html,访问时间2017.12.25。

【5】《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网址: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9/24/c_1112612018_2.htm,访问日期2017.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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