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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维:核武器时代的意识形态 
作者:[潘维] 来源:[昆仑策网2017-09-06] 2017-09-07

       不同的自然禀赋塑造了不同的历史文化。人类生存方式的差异是必然的,中国人不可能像美国人那样生存,日本人也不可能像俄国人那样生存。财富资源的竞争其实是生存方式的竞争。竞争导致相互学习、相互促进、取长补短,也导致压迫与被压迫、奴役与被奴役,导致生存方式的兴盛或者毁灭。

 

  在资本主义时代,生产力越发达,物质短缺感就越强烈,财富竞争也就空前地激烈。激烈的财富竞争迅速减少了人类生存方式的种类,灭绝了大多数生存方式。而今的竞争主要发生在四大生存方式之间:

 

  (1)以俄罗斯为核心的斯拉夫人生存方式;

  (2)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生存方式;

  (3)以突厥人、波斯人、阿拉伯人为核心的伊斯兰生存方式;

  (4)中华生存方式。

 

  这些生存方式的差异和历史演变与自然禀赋的不同密切相关。斯拉夫人占有最辽阔的空间,却有最稀少的人口;中国人口规模为世界之最,却占有最小的空间。

 

  直到原子弹出现以前,人类生存方式的竞争主要取决于军事技术和军事实力。无论是否拥有较先进的生产力,拥有更强大军事力量的一方总是获胜。秦灭六国,汉人王朝被“五胡”所“乱”,蒙、满征服宋、明,古希腊的米赛尼人被多里亚人征服,罗马人被日耳曼人征服,等等,中外皆然。六十多年前德国横扫欧洲,苏联战胜德国,是对这个道理的最后一次证明。


  核武器改变了这个规律。

 

  核武器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武器,而是绝对的、终极的武器,是可以消灭战争意义的武器。战争是为政治目的而打的,在拥有确保相互摧毁的“第二次核打击能力”的国家之间,武器再难决出大型生存方式的胜负。不仅如此,虽然在大国的高压之下,核扩散进展缓慢,却终究是难以避免的。 

 

  一、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

 

  自原子弹时代降临,人类生存方式的主要竞争手段出现了根本变化。思想战线上的竞争,即政治观念体系的竞争,成了生存竞争的主要手段。民心向背依然决定竞争的胜负,但政治话语权之争决定民心向背。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苏联的溃败与军事技术和生产能力几乎无关。在军事和生产技术上,苏联溃败之际也并不落后于美国。美国霸权也不取决于其生产能力。无论在生产还是金融服务方面,美国所占的世界份额一直在逐步下降,但美国却获得了世界霸权,几年前甚至开始谈论建立美利坚帝国。美国的霸权更不在其军事能力。尽管美国军工联合体极力渲染其军事技术的高超,自二战后迄今六十多年里,美军从没打赢过任何一场真正的战争。朝鲜、越南、阿富汗、伊拉克,哪一场战争以美国的胜利告终?南斯拉夫没有被美军打败,那里的人民急于加入欧盟,自我分裂,并向西欧缴械投降。科索沃之战是在意识形态战场上决出胜负的。

 

  美国到底靠什么取得和维持世界霸权?“自由民主”话语系统崛起称霸才是美国获胜的主因。1975年全球只有30个国家是所谓“民选政府”,到2005年有120个。至于那些“新兴民主国家”是否陷入凋敝混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国家从此被边缘化,屈从美国,美国获得了世界的统治权。


  意识形态竞争是当代生存方式竞争的主战场,也是主要武器。世界霸权是靠政治话语霸权来确立的,也是靠政治话语霸权来维持的。 

 

  “冷战”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靠意识形态竞争决出胜负的文明间的大战。冷战史证明,政治观念体系竞争的成败是文明兴衰的关键。

 

  苏联领导层未能理解这个变化,全力获取批判的武器,全力争取军事技术和生产技术上的优势,却在意识形态上采取守势。了无生气的官方话语系统说不服知识界,于是就靠行政力量压制国内意识形态竞争,奉行意识形态上的鸵鸟政策。鸵鸟政策必然导致意识形态上的弱势,当然打不赢思想战线上的战争。思想战线上的战争是靠激烈而高明的思想竞争来赢得的。于是苏联知识界首先被西方征服,然后他们征服苏联领导集团,最终导致了观念上的崩溃和投降。于是整个民族陷入生活的混乱和困顿,陷入失败的绝望。

 

  什么是意识形态?在当代,意识形态是关于社会发展道路的政治观念体系,是关于生存方式的政治观念体系。

 

  政治观念体系凝聚成少数抽象概念,就号称“普世价值”,就成为现代宗教,成为知识界信奉的对象,就能如宗教般俘获民心。

 

  类似于传统宗教,现代政治宗教有三大作用:

 

  (1)确立人民对政权正当性的认同。从“君权神(天)授”到“主权民授”都是神话。事实上,管理社会的权力只能由少数人行使;再精致的“授权”仪式也不能取代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区别和矛盾。

 

  (2)使人民区分敌我阵营。比如从“基督徒与异教徒”之分到“民主与专制”之分。事实上,敌我划分非常弹性,苏美可以联手攻击德意日,中美可以联手对付苏联。中国三千多年前虽有“华夷之辨”,却可以奉行“王者无外”。

 

  (3)动员人民同仇敌忾。用美丽的神话包装利益之争,煽动大众仇恨,这是“十字军东征”和当代“民主与专制之战”的共同特点。得民心者得天下,没有道义包装,赤裸裸的利益征服不了民心。

 

  自由、民主、市场的“三位一体”与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位一体”并没有性质上的区别。概念的外延越大,内涵就越少,其标准也就越含糊,就越取决于谁掌控定义权。谁能证明中国传统的自耕农社会不自由,或者没市场?从科学的意义上说,脱离了社会具体条件的抽象概念只是生存方式“阵营”的标签。

 

  “自由民主”这种抽象标签对生产的进步、生活的富裕、社会的秩序与和平、都没什么实际意义,正如苏联以及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已经展示的,正如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曲折历程也已经展示了的。 

 

  有人去探究,中国比法国“市场”得多,比加拿大或者日本“自由”得多,或者印度比美国“民主”得多。这种“事实证明”没有意义,不过体现落入了西方的话语框架。所谓“话语霸权”,核心在于“概念定义权”,在于被知识界主流所真心信奉的定义。什么是当今世界主流信奉的“自由民主”?你有再多的言论自由也不算数,除非反共的言论占据主流地位才是真正的“自由”。你有再多的党也不算数,除非让想推翻共产党的党逐渐坐大并取而代之才是真正的“民主”。而美国在制度上排斥第三党,其两个党的政纲看上去比共产党更像一个党,却依然是“真正的”自由民主。掌控不了人们心目中的概念定义权,自造的定义只会沦为知识舆论界的笑柄。

 

  为什么“自由民主”话语能够成为世界意识形态的主流?

 

  第一,西方把自己征服世界,支配欠发达国家的成功,说成是因为上帝属于他们,真理属于他们,说成是因为他们掌握了自由民主的真谛。这就掩盖了一个由强权支撑的资本剥夺游戏,掩盖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制造的不平等,掩盖了日不落帝国和对美洲、非洲、印度、大洋洲的占领。英语战胜法语,不是因为英语本身比法语更美,而在于英国和美国相继用战争手段取代了法国,成为世界霸主。

 

  第二,在二十世纪大约三分之二的时段里,被压迫民族接过了自由民主话语系统,用于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并获得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巨大进步。在这段时间里,作为压迫者的西方,被自己制造的利剑杀得一度失语。同时,另一部分被压迫民族接过了共产党的话语系统,获得了更大的成功。共产党的话语系统也是一种西方的话语系统,“西方的东方”话语系统与“西方的西方”的话语系统有天然的血缘关系。两者的混合,加上中国本土的话语,雕塑了中国革命的世界奇迹。自由民主话语系统在东方的成功,导致了东方对西方话语的依赖,而西方的失败却刺激了这个体系的进步。

 

  第三,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中出现了思想领域的迅速僵化趋势。这种僵化也使得改善原有社会落后现象的步伐放缓。于是,在共产党国家里,自由民主天然成为内部反僵化的旗帜,却也成了外部对手的“第五纵队”。同时,新独立的欠发达国家由于原有的贫穷落后软弱,呈现大量的欠发达现象。这些国家的知识层,政治领袖层,基本是在宗主国的话语环境下熏陶出来的,话语知识的独创能力不足。他们执政之后与本国大多数人民的日常生活脱节,解决社会实际管理问题的能力更差。加上内部经济买办阶层和思想买办阶层的控制,欠发达国家基本无法抵挡自由民主话语系统的攻击,陷入被控制的局面。当国家的血管被切开,外部给你输血也是为了可持续地吸你的血。于是,你只能为他国打工,永远不可能进入雇主集团。而这个事实的原因,却被说成你没有“真正”的自由民主。

 

  是的,东方怎么可能成为“真正”的西方?中国照美国的方式生存,地球就毁灭了。即便你想,西方会允许吗!武器的批判不能代替批判的武器。意识形态是攻击的利器,却不是解决现实生活问题的法宝,不是管理社会的技术,更不是关于吃穿住行的科学技术。

 

  转奉自由民主的“真理”会变得繁荣富强?不,不会。思想上的被征服者会成为征服者支配和鱼肉的对象。第三世界的“民主化”过程也是第三世界被边缘化的过程,是被资本主义核心世界驯服的过程。为了传播,宗教永远号称是改善生存质量的原因,未来的乌托邦恒定是宗教的魅力所在。然而,从科学的意义上说,宗教与生存质量无关。


  西方人说“自由民主”使他们富裕,可他们明明是占有了南北美洲、大洋洲、非洲、中东、南亚和东南亚之后才变得富裕。除了俄国和日本,他们占据了,移居了,掠夺了地球上所有的陆地,而且还在继续掠夺中。印度多数人民信奉“自由民主”,却不可能像欧美人民那样富裕。如果生存质量没有因为改宗“自由民主”而改善,那自然是因为你没有信奉“真正的”自由民主,过上“真正的”自由民主生活。至于谁信的基督更“正宗”,谁的“自由民主”更“真正”,那标准是西方制定的,西方人有话语权,即定义权,处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边缘的民族永远不可能达标。

 

  在伊斯兰世界播种民主的龙种,收获的是伊拉克跳蚤。“自由民主”只是个标签,说明西方阵营的先进和非西方国家被压迫的合理。美国大兵刺刀下的伊拉克被认作“自由”了,“民主”了,那么由美国控制巴士拉油田当然有“合法性”,美军在那里永久的军事占领当然有“合法性”。谁会谈论应当制裁每天都在滥杀伊拉克平民的美国军政府呢!于是,必须制裁缅甸,因为那里还没准备接受美国指定的“民主”傀儡。当然不能制裁巴基斯坦或者格鲁吉亚,因为那里已经有了美国控制的傀儡,而且连下一任傀儡都储备好了。意识形态是攻击别国,实现自己国家利益的武器。

 

  既然抽象概念与“实际”无甚关联,便只好转而强调“信奉”所谓“普世价值”。可是,讲究“实际”的我国领导人厌恶这种不讲具体条件的抽象概念争论。我国政府要求知识界“不争论”,不空谈“主义”,要全民埋头搞经济。受此影响,我国各级官员不愿在公开场合谈论意识形态,也不敢表明自己的立场,唯恐沾染上可能影响自己前程的“色彩”。 

 

  然而,生存方式竞争的胜负从来都不取决于物质生产状况,否则大清国怎会败于小日本,延安怎能胜过西安,又怎会有“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事实上,改革开放面临的最大悖论是:物质生产越成功,知识界和政界与我国政体离心离德的人反而越多。我国政治家早就懂得,民心向背决定战争的胜负。在当代,民心向背之争主要是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之争。没有色彩其实就是色彩,就是默认世界的“主流”色彩。

 

  从此,一种生存方式分成三个阶段被对方征服:

 

  (1)对方的话语系统由知识界的非主流变成知识主流;
  (2)知识界的新主流话语渗入政治领导集团;

  (3)政府认同此种话语系统,并使之成为社会主流。

 

  从此,被征服者看上去永远像是“自杀”而非“他杀”。

 

  鸵鸟政策只会输掉意识形态之战。意识形态之战,实质不在是否有意识形态争论的“自由”,而在是否有勇气应战,在于是否有能力去争夺战场的主动权,在历史、文化等主要战线发动进攻,而且战而胜之。看看我国那部分缺少了灵魂的“文学艺术”吧,由生产纯责任感而变成生产纯美感,进而生产纯快感,然后生产纯垃圾。文艺不可能是这样复兴的。

 

  换言之,在核时代,“批判的武器”远不如“武器的批判”重要。对文明生存的主要威胁不是批判的武器比较落后,而在于武器的批判比较落后。有了思想界的买办阶层,才会有经济界的买办阶层,才会有准殖民地,才会有发达国家的永远发达。在核时代,没有抵抗霸权话语系统能力的民族,没有意识形态竞争力的文明,注定要被击溃。斯拉夫文明如此,伊斯兰文明如此,中华文明也是如此。

 

  我们当然渴望天下大同,但绝不是分成压迫与被压迫的天下。从战略上讲,从根本上说,我国的广大劳动者不是这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股东,买办阶层才是。若能得到“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中国何惜将昆仑裁为三截,遗欧、赠美、还东国!在这太平和平等的“天下”降临之前,地球不是平的,昆仑不能倒。 

  二、新蒙昧时代与中国道路的启蒙

 

  在对欧洲封建主义的战争中,本着开放解放的精神,自由民主话语系统渐渐成熟为伟大的话语系统。这个系统在应付共产党人的批判中更加成熟壮大。然而,如同罗马帝国时代获得了统治地位的基督教,一旦赢得了世界的统治权,这个话语系统就变成了教条,走向了堕落,成为压迫者的外衣,征服者的武器,把当今世界带入了政治蒙昧时代。

 

  千年前的西方把世界分成“基督徒和异教徒”的世界,今天的西方把世界分成“民主与专制”的世界。“民主与专制”的两分傲慢地高踞于话语权的最顶端,解释世界上发生的几乎一切重要事情,轻浮地为一切重要的事情开同样的药方。如果治不好病,他们使被洗脑的人相信,责任永远不在药方,而在病人。新的十字军带着自诩的道德优越感发动了新的东征,以人权的名义摧残人权,以自由的名义限制自由,以民主的名义支持专制。他们冒犯了整个伊斯兰世界,羞辱了斯拉夫世界,也使一部分中国知识界强烈反感。未来的历史学家们会指出,所谓“反恐”战争,非常肮脏,目的是控制战略要地,掠夺战略资源。正如雅克·德里达曾经指出的,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暴行,都以人性和人道的名义进行。然而,即便认识了这场新十字军东征的实质,意识形态依然重要。宗教狂热点燃了基督徒们参加十字军的欲望之火,而“自由民主”之类的信仰煽动着今天愚昧或者功利的西方人民,也给受害者带来了内部的“第五纵队”,带来了抵抗运动的自杀。

 

  需要指出,新蒙昧主义在我国已经流毒甚广了。照着流行的说法,从秦始皇到今天,我国两千多年都实行“专制”;近六十年的制度则是“集权主义专制”,即最恶劣的一种专制。这种分类一笔勾销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一笔勾销了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一笔勾销了二十世纪上半期西方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一笔勾销了二十世纪后半期的民族解放运动,也一笔勾销了中华民族过去的辉煌和今天的复兴。奇怪的是,中国居然有如此多的官员和知识分子把这两分法奉为圭皋,忽略行政改革,大谈特谈政体的“根本改革”。

 

  我国基本政体缺少“合法性”的说法是怎么变成主流话语的? 

 

  如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的黄平教授所称,“我国已成功解决了挨打、挨饿问题,现在却面临挨骂问题。”

 

  物质不再匮乏,精神却涣散了,灵魂开始自由地流浪。在现行的党政体制下,我国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但现行党政体制却不仅遭到西方各国指责,而且主要遭遇本国知识界依据西方“自由民主”话语系统进行指责。

 

  许多人以为中国不会被“骂”垮,这是浅薄的。因为对政体正当性的自我怀疑,“政治改革”成了我国的正式纲领。“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不仅是我国知识界的主流认知,而且已经是官方话语的一部分了。对很多掌握话语权的知识分子来说,改革当然不是改良,不是改善行政体制。对他们而言,“政治改革”就是从“专制”改成“民主”,就是拆房子,拆政体。无论是“跃进”地拆,还是“渐进”地拆,目标都是把故宫拆掉建白宫。房子未拆,“政治改革”就没完成。

 

  然而,世界上只有一个白宫,中国的白宫是“假”的,也只可能是假的。假白宫不是解放的标志,而是被真白宫奴役的标志。对西方意识形态“普世性”的迷信,特别是对竞争型选举制度的迷信,不仅成了我国知识界主流,而且已经渗透到了我国决策层,开始威胁中国党政体制的前途。西方把台湾贴上“民主”标签,大陆贴上“专制”标签,毫不奇怪。可在我国大众和官方媒体里,甚至大学课堂里,也已普遍使用这种从西方进口的标签,自承“专制”。连我国的军队也不能免疫。有些高级军官开始困惑,既然不应为专制政权攻击民主政权而战,自己怎能参与收复台湾之战?

 

  所有现存的政体都漏洞百出。关于政体的理想不是现实,也永远不可能替代现实的政体。用自己的政体理想来攻击他人的现存政体,并不会导致这种理想在他人土地上成为现实,只会削弱他人现存政体的正当性。我国的政体当然有毛病,正如所有现世的政体都有毛病。而且,任何政体,放在乡村与城市人口对半的我国,放在东西南北巨大差异的我国,都会显得苍白。因为许多地理、历史、文化原因,中华的生存方式从来就是独特的,中华的政体也向来独特。中华悠久、复杂、独特的政治文明,岂是民主和专制两个政治标签所能概括!

 

  我国的现存政体当然有毛病。可中国政体比其他政体毛病更多?为什么不肯承认六十年的巨大进步也是在这个政体下获得的?没有战争和占领,能有美国?拆了故宫建白宫,就会把我们变成美国,这难道不是当初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臆想?有病需要服药并不等于需要服毒自杀。苏联的对手就是这样诱导苏联自杀了,通过没有硝烟的意识形态战争,通过苏联那批天真的知识分子和领导集团。

 

  解构政治蒙昧主义没有别的办法,科学是去昧的唯一武器,启蒙只能靠政治科学知识。过去的中国模式曾经给了欧洲启蒙运动以重要的知识启发,今天的中国道路则应成为世界新启蒙运动的主要发动机。

 

  以往六十年的中国,“不唯书,不唯上”,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闯出了一条独特的中国发展道路。稍加抽象,我们就能看出这个“中国模式”的端倪。


  在经济方面: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和商品、资本市场是我国经济的两只翅膀,让我国经济得以腾飞,搏击长空。而大型国有企事业机构及国家对土地的控制权如两只脚,让我国经济安全地落在坚实的大地上。

  在社会方面,我们的基本单元不是个人,而是家庭、社区;高度的社会流动使我们没有稳定的社会分层;政府与社会的相互渗透,导致了一个有机的“社稷”;这个整体塑造了我们独特的社会伦常。

  在政治上,我国拥有现代化了的民本主义思想体系;有以考试入选,以功过考评为提拔更换标准的官员遴选机制;有单一、先进、坚强的执政党;还有特殊分权制衡安排下的政府构成、行政手段,及独特的决策修正机制。在世界观上,我们看世界的观念与西方自古就有重大的哲理意义上的不同,也由此催生了我国当下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外交原则。

 

  然而,经验的知识若不能凝炼成有关发展道路的政治科学理论,就打不破霸权意识形态的桎梏,我国就难以在生存方式的竞争中立足。哪怕获得再大的物质文明成就,国内外的意识形态话语权掌握者仍会拿西方的“普世”尺度来测量,拿那空洞的概念给我国政权贴上“缺少合法性”的标签。这类政治标签在知识界传播,进而渗入决策层,就会获得自我实现的生命,引导中华文明走向“自杀”。 

 

  走出了独特的发展道路,还应当拥有独特的政治观念体系。为了解构“民主”与“专制”两分的政治蒙昧主义,为了中华生存方式的延续,我国应当积极开放和大力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如果没有竞争的自信,没有竞争的勇气,如果连对一部电影的争论都噤若寒蝉,我们的文明是没有前途的。对于美国,半岛电视不是言论是否自由的标志,而是意识形态竞争的战场。可以说,没有思想战线上的竞争就没有思想的进步,没有思想的进步就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没有在民族之林中思想竞争的成功就没有中华生存方式的未来。

 

  我们不应忘记,若从1973年8月1日签署欧安会的《最后文件》(即《赫尔辛基宣言》)算起,作为超级大国的苏联,解除思想武装的自杀过程只用了18年。我们还可以预言,俄罗斯在全球政治中的重新崛起,靠的将不是普京政权,不是石油财富,不是生产技术,更不会是恢复战略轰炸机的值班巡航;俄罗斯将在摔倒的地方爬起来,因为发展出一套崭新的、有说服力的、关于俄国发展道路的独立理论体系而重放光芒。


  思想战线上的竞争有两大任务,第一,要解构所谓“普世”价值,说破这“皇帝的新衣”,把一个药方应付百病的荒唐揭穿;第二,要实事求是地总结我们中华的生存方式,给出关于“中国道路”或者“中国模式”的让知识界信服的阐述和理论解释。一个是破,破一个国际性的霸权话语系统;一个是立,在知识界确立对自己生存方式的自觉,也就是对中华发展道路的自觉。我们不是为对立而对立,是为摆脱思想桎梏,为中华的生存而对立。思想上的破与立是生存竞争的主战场,强大的武器批判能力攸关中华文明的兴衰续绝。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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