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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坚:重新发现“中国模式”——大一统的集权制度正发挥越来越大的优越性! 
作者:[王坚] 来源:[环球之音] 2017-08-27


今天的世界,讲“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多了去了,讲的人多了,渐渐汇成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大势。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起来了,中国“改革开放”近四十年取得的成就,赶上了西方国家苦苦花了几百年才达致的效益和规模,中国人开始变得富裕起来。中国财富,这样一个客观结果直接引来世人的侧目、关注和热议,你贫穷落后的时候,没人会正眼瞧得上、看得起你。富裕国家和民族的愉悦神情总是一样的,而贫穷困境的说辞却可以是各式各样,各具差异,除了鄙视和笑话之外,甚少有人真正尊敬一个弱者。

唯有一条“强大”的理由,足以让别人开始学习和尊重强者。当中国的经济、军事,和科技“硬实力”追上或赶超西方发达国家,中国百姓口袋里有钱了,到处买花钱了,外界开始震撼世道变化之余,才不得不认真想一想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是中国,而不是其他国家可以做到不同以往的“和平崛起”,复兴国家?中国社会到底是怎样组织和管理的,有什么特别的诀巧快速创富、致富,是什么文化“软实力”把中国14亿民众百姓聚在一起,同心协力去完成民族的复兴大业?

“中国人曾经领先世界两千多年,只是近代一二百年才落后于西方。”即公元前二百年至十八世纪,中国曾经拥有过世界上最庞大的“帝国”版图、最庞大的“人口”、最庞大的“生活资产”、最庞大的“消费资产”、最庞大的国家总产值的“GDP”、最悠久的“国家”历史、最庞大的历史“文献”、最庞大的政府机构、最庞大的帝国军队和警察、最璀璨耀眼的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这是一个举世不争的事实。

不幸从十九世纪开始,中国前后遇到了其历史上从未遭遇过的多个西方国家“野蛮文化”的轮番冲击和残暴摧残,终于力有不支,跌落到其历史的最低谷底。近代中国饱受西方列强欺凌,自鸦片战争开始这个庞大的国家就成了一块美味的蛋糕,几乎都是见者有份,谁见谁都能咬上一口。西方列强假借“自由贸易”之名,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坚船利炮的军事优势,屡屡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强迫当时的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

仅“辛丑条约”,中国就因在本土战败受辱,强逼赔款英、美、德、法、俄、日、意、奥、西、荷、比等11国4.5亿白银(赔款则分39年还清,年息4厘,本息共计约9.82亿两,以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作担保),加上其他一系列屈辱条约,严重侵犯中国的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沉重的生存危难。“辛丑条约”等是帝国主义列强们强加给中国的奴役性条约,标志着当时的中国完全、彻底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被置入生死存亡的危机之中。

鸦片战争后百余年间,民族危机日益苦难深重。民族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曾经写下了悲怆文字:“强邻环列,虎视鹰瞵。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立者毛泽东,则满怀激情地讲过“我们可以在旧中国留下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以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新中国成立为界,中华民族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中国人重新站起来,并以真正主人的姿态,争取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建囯初期的1949年,中国的国民总产值GDP只有123亿多美元,全国人口数5.4亿,人均GDP只有23美元,根本没法与同时期的美国、日本、欧洲相比(美国人均GDP1882美元,英国人均GDP642美元,法国人均GDP842美元,日本人均GDP182美元,西德人均GDP486美元),也没法与同时期的台湾地区比较(台湾当时国民总产值GDP只有13亿多美元,人口830万,人均GDP也有156美元,是大陆人均国民总产值GDP23美元的6.78倍)。当年中国的人均GDP排在世界倒数第二位,没有比这排位更能激发中囯人奋起,重新复兴。

中华民族从来就有一种不怨天、不怨地的精神: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夸父追日,咬牙埋头苦干近70年。截止201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74.4万亿元,折合11.14万亿美元;中国人均GDP约57313元人民币,折合8576美元。即新中国在其成长的67年时间里,虽然遭受过严酷的战争破坏,西方国家的孤立围堵,甚至频繁的天灾,和人祸干扰(自身犯错)等阻挠影响,中国的综合国力仍顽强地从123亿美元成长至今天的11.14万亿美元。囯民人均GDP从23美元成长至8576美元。今天的中国已稳坐在囯家GDP总量“世界第二”的位置,而中国人均GDP8576美元则已妥妥地排在世界第69位。

中国终于从“沉睡”中苏醒过来,重新抖擞精神,大干快上。一连串“硬实力”成就掷地有声:中国GDP总量“世界第二”;进出口贸易“世界第一”;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工业制造业能力“世界第一”;汽车产消量“世界第一”;出境旅客人数“世界第一”;出境人均消费“世界第一”;高铁里程和规模“世界第一”;互联网用户-网民“世界第一”;利用外资规模“世界第一”;石墨烯技术“世界第一”;风洞技术“世界第一”;银联发卡量和交易量“世界第一”。

210种工业产品产量“世界第一”;移动終端(手机)持有量“世界第一”;无人机产消量“世界第一”;新能源汽车产消量“世界第一”;中国电商规模“世界第一”;吹填造岛“世界第一”;量子通讯技术“世界第一”;港口呑吐量“世界第一”;远程高压变电输电技术“世界第一”;物流投送量“世界第一”;网络电子支付技术“世界第一”;网络零售量“世界第一”;天然气水合物(可燃冰)开采“世界第一”;造桥建桥“世界第一”;5G通讯技术“世界第一”。

港珠澳大桥“世界第一”;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世界第一”;中国国家基因库“世界第一”;2016世界科研进步贡献排行“世界第一”;世界超级计算机神威·太湖之光“世界第一”;光量子计算机“世界第一”;高速公路里程“世界第一”;减贫扶贫数量“世界第一”,水下数据传送“世界第一”,西电东送、西气东输、南水北调、青藏铁路,样样排位“世界第一”。随后,更多的是一大堆“世界第二”与“世界前列”头衔,多到超出你的想象。

中国不仅在“硬实力”有超常耀眼的卓越成就,而且在话题设置“软实力”领域里一点也不落西方人后。中国在全球范围内首创“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首创“三个世界”概念;首创“改革开放”战略;首创“一国两制”理论和实践;首创“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构想;首创“和谐世界”理念;首创“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计划;首创“人类命运共同体”宏大远景。无论中国人身处逆境或顺境,都心系星辰大海,勤勉不止,奋斗不止,“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从未敢有半分懈怠。

由此可见,今日繁盛之中国从由外国殖民侵略者任意践踏、奴役长达一个世纪的弱国,发展成为没有一个国家敢肆意欺负、挑衅、攻击的世界性大国和强国,一定具有其必然合理性。毋庸置疑,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社会、文化实力取得的举世公认的傲人成就,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意义远不止于此,中国人以人类历史上最快的速度提升了最多数量人的福祉和生活品质,不仅造福于本民族,而且造福于其他国家和族群,内外兼修,内外兼顾,昼夜前行。中国正在史无前例地深刻影响人类世界文明的走向,这或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最伟大成就。

中国奇迹不可置否,现实中也甚少有人敢斗胆站出来置否,就连长期仇视、敌视中国的一些西方国家也不得不承认中华民族取得的骄人成就。其实,中国的奇迹并不仅仅局限在奇迹本身,或许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看到的只是经济奇迹、军事奇迹、科学技术奇迹这些有数字支撑的可衡量、可度量的有形成绩,这相对直接简单,也比较容易理解。可是,想要看清门道的人则更关心文化和哲学议题。最令人称道的,则是中国人创造奇迹的方式,一个外人不曾熟悉、不曾了解的社会组织和管理方式,以及其组织管理方式“中国模式”背后的机理和逻辑。

讲“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独特品质不同于世界上绝大多数西方国家,和受西方政体影响的国家,无非就是指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和社会组织管理方式有独门秘诀,独特的不在西方人的认知之中,以及无时无刻不深刻、全面地影响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哲学和文化思想体系,中华民族的智慧和聪明程度更令人称道、赞许。中国是“独特”但又不“例外”,“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是人类智慧、人类文化大家庭中的一部分。

其实,这也没有多少可以稀奇、惊讶不已的。既然中国是世界人类历史上惟一一个保持5000年文化历史不曾中断,至今奇迹频现的国家,如果中国真是缺少其独特性,这反而不正常,反而是不可想象的事,且又难合乎逻辑和常理。西方人对此惊叹“你们中国人不信仰上帝,怎么没有垮啊?”似乎信仰了“非自然”的上帝就能安生立命,就能去“天堂”,全然不顾上帝和天堂存在否。戴高乐曾说“中国是比历史还要悠久的国家”,熟知如何生存,如何发展。西方人真没本事搞定中国,西方不仅搞不定中国,更加搞不懂中国。

具体讲“中国模式”,则涉及到讲述中国的政治模式、经济模式、社会模式和其背后的文明价值观体系,即阐述适合于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满足于中国国情下运作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社会组织和社会治理的做法、办法和经验。因为“中国模式”的长期有效性,并且成功运行5000年,更彰显“中国模式”相较于西方模式(美国模式或华盛顿共识)的合理性,和持久的生命力,至少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实践结果,“中国模式”被证明是稳定的、可行的,且是生了根的社会治理模式。

独特的中国政治体系

中国“大一统”的政治制度体制,5000年以来从未改变过,朝代倒是前后更叠、转换了几十个,长则八百多年,短则三、五年,但文化传承、文明薪火延绵不断。“皇帝”们来来去去也接力交棒了四百多人,然而政治体制却一如既往,一以贯之地实行“中央集权式”的国家管理制度,自始至今没有发生过根本性的变化。

中国的传统文化,强大到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去改变、颠覆中华民族实践了几千年熟悉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管理形式,过去办不到,现在办不到,将来更加没有可能办到,历史事实就是这样“残酷”,存在的必有其合理性。中华民族从来没有置疑过这个国家政治制度的合理传承,行动上始终坚守“大一统”中央集权式的政治管理模式5000年,尽管近现代遭受到西方所谓“自由民主”思潮的冲击拍岸。中国“大一统”的政治制度完全撼动不了,其背后则是中华文化的强力支撑。

自三皇五帝始,尧舜禹相传至秦朝以前,乃是“中央集权式”管理体系的初始成长的雉型阶段;秦朝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一路发展至今,则是“中央集权式”管理体系逐渐成熟的成型阶段。现实中,中国“大一统”的政治制度与西方所谓“民主”多党票选的政治制度竞争比较之下,“中国模式”越来越多地呈现不可比拟的制度超越优势,影响力和感染力与日俱增。中国不仅在借鉴他国发展模式的比较中,确立了一条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而且提供了可被其他国家效仿的强国富民的途径。

“中国模式甚至有可能成为比西方模式更具魅力的模式,而傲慢的西方模式已经让时间停顿。”(德国社会学家韦尔策语)中国“大一统”的政治制度意味着政治稳定,而稳定的政治局势对任何时期、任何国家的政府和民众来说,都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稳定后则“集中力量办大事”。中国和平崛起的速度和力度,在西方国家在午餐后小酣的瞬间,就使中国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顺便让一半中国人摆脱了贫困”。

在中国奇迹面前,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福山先生1989年在其《历史的终结》一书中作出的“美国模式优于任何发展模式”的断言,显然不堪一击,“历史的终结”结论恐怕早就应该终结了,或者说“终结论”压根就不应该存在。福山先生2009年已稍稍修正了他之前的说法“历史终结论还有待于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人类思想宝库需为中国留下一席之地。”

西方的所谓“民主”政治制度,什么问题都可以是难题,难题也就一个都解决不了,只要是涉及两党或多党的利益。社会由不同的利益集团组成,每个利益集团都有其本利益集团的代表行使权益,通过各种合法或“不合法”手段票选上台,打压竞争对手相互攻讦,相互掣肘相互指责,斗欧不断。

政党的成功之道,似乎可以肯定是把竞争对手竭尽所能地贬为治国无术之徒,而不是拿出更好的施政方案。彼此之间不是为了共同的目标携手工作,而是相互之间敌视、围堵,此类行事作风和做法日益左右西方的政治格局,并使其功效日渐衰减。社会和百姓真正关心的问题,一个个被拖延不决,即使决定了的,也未必切实如期执行到位。

反观中国的执政党集团,集全民利益于一身,为绝大多数黎民百姓的利益奔走谋取福祉。执政党和政府要求自己“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而人民则要求政府必须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并将之体现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这个最终结果之上。

正因为执政党人是全体人民的代表者,它与人民的关系本就应该是一种良性互动的信任关系。老百姓视执政党人“父母官”,“父母官”则“爱民如子”。由此可见,传统的中国政治制度设计具有天生的“稳定”品质,而历朝历代的执政党政府则努力勤勉,成为一个中性、强势、有为使命的执政政府。

何谓强势、有为的政府,无须多言。所谓“中性政府”,就是当不同社会阶层或政治团体之间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能够选择中立的政府,不偏袒任何一方。换句话说,中性政府不会一直代表任何一个社会阶层或政治团体,更不会被任何政治势力所俘获,做代言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性政府没有自身代表的最广大人民群众整体利益,只是这些利益不应该受到分散的社会群体的利益所左右。因此,与代表一个特定社会阶层或政治团体的有偏向政府相比,中性政府更可能采取有利于全社会长远利益的政策。

在中国,政治上讲求清明的要义是“治吏不治民”,管治狠抓官吏的作为,而不治百姓平民。体制要求官吏信奉“民本主义”,以维护民众福利为“本”职,“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做官的必须是为民做主的“社会精英”。民本主义成为中国政府的主流意识形态可以一直追溯到远古“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民本主义作为中国官方意识形态是一脉相承,万世一系的,延续到今天的政府从“为人民服务”到“以民为本”。中国的“大一统”政治体制基本不受改朝换代影响,是世界上最稳定、最耐久的政治体制。

而西方社会则普遍认为“政府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因为它本身就是问题。”(美国前总统里根语)。比较西方“票选”政治制度,中国没有为了单纯竞选“执政党”而花费全国纳税人的物力、人力、财力和时间。中国政府的稳定性和前瞻性使他们所考虑的事情,比起西方国家频繁更换的内阁要员要来得更长远,也更负责,且更有成绩效率。中国的政府敢承兑5年、10年、100年后会如何,会怎样。而西方国家的内阁或只能说5个月、1年后会如何如何。这就是中西方模式两者的重大区别。因此,世界范围内,中国的发展规划具有长远的战略属性,且必须具备有战略实施能力,适时落实到位。

当然,中国“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式”政治制度也会面对绪多挑战,尚有许多急待解决的问题“腐败贪污、民主法治、社会公正、贫富差距、信仰滑坡、增强透明度”等,都等待政府着力引导,拿出办法逐一克服。“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邓小平语)“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我们不断推进改革,是为了推动党和人民事业更好发展,而不是为了迎合某些人的‘掌声’,不能把西方的理论、观点生搬硬套在自己身上。”(习近平语)


(作者简介:王坚,环球之音时代智库学者,上海财经大学贸易经济系81届本枓毕业,美国WrightStateUniversity经济系93届硕士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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