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是李晓鹏博士在2017年6月份在南京与作者新著《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一书的读者见面会上的演讲内容整理稿。全文内容较长，大约3万字，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连载，与网友分享。

第一部分：从十字军东征到全球化：西方近代殖民世界体系的兴衰

第二部分：中华帝国与它的天下体系

第三部分：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新天下体系的构建

二、中华帝国与它的天下体系

中国古代一直有一套管理外围世界的天下体系。这个天下体系以中华帝国为核心，包括几乎整个东亚，以及欧亚大陆的东部地区及周边国家，形成了一套与西方近代殖民体系完全不同的国际经济系统。

尽管这套体系从来没有真正的变成一个全球性的经济体系。但确实在当时中国人所知道的世界范围内，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而且有效运转的格局。今天中国走向”一带一路”跟这个格局可能会有非常大的关系。

我们前面说了，四大文明古国除了印度比较弱以外，实际上是两大文明体系，即中东地区的文明的体系和中国黄河文明的文明体系。

中华文明的一大特点，就是在政权和社会的世俗化的方面，领先世界上其他文明大概两千年之久。

欧洲的中世纪公元8世纪到公元12世纪这段时间，他的政治文明发展程度大概也就相当于中国的商朝、夏商时期。

欧洲在中世纪，是由一个一个小的封建领主地块组成的，还不能称之为独立完整的国家。形式上有国王，但国王实际上并不能统治国家。国家是什么？国家就是军事盟主，就是说他是军事实力最强的封建领主。大家都认可你这个国王，每年给你交点保护费你保证这个整个国家不遭外敌入侵。而所有封建民主在自己的领地范围内，都有用绝对的权威，国王无权干涉。

欧洲当时的这种情况就连春秋战国都不如，我在《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里面还说这个欧洲的中世纪大概相当于中国的周朝，我现在认为还要再进一步，最多相当于中国的商朝。

欧洲走出中世纪以后，经过一系列战争形成了自己的民族国家，德国、英国、法国这些小国家建立起了自己内部的统一。这种状态类似于中国的春秋战国——齐国、秦国、魏国这些诸侯国，虽然从整个中国来看是分裂的，但在每个诸侯国的内部，已经实现了中央集权，就是一个“小一统”的状态。后来秦灭六国，建立了一个统一的中华帝国的中央集权，进入“大一统”。

我们把秦朝以后的大一统时代称为封建社会。肯定是不对的。封建社会是什么？是马克思研究欧洲中世纪那种比我们的大一统落后两个时代的封建社会，即小的封建领主制社会，自己管自己那一块小地方，上面国王也管不了什么事，还有一个神权在那架着，连小一统的状态都没达到。所以是封建社会比大一统帝国在政治形态上，落后了两个层次：最低级的才是封建社会，然后是小一统社会——就是欧洲的分成很多个民族国家的这种社会，第三个才是中国的大一统社会。

中国大一统的一个特点，就是比较彻底地消灭了地方的封建割据，建立了什么？帝制和法制。

中国法律制度管理下形成的社会状态是怎样的呢。我们先看欧洲，欧洲的封建制度下，当时有一个说法叫做“你的仆人的仆人不是你的仆人”。封建领主对国王负责，但是封建领主下面的那些武士不用对国王负责，他只对领主本身负责。而这个秦朝的大一统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国家统一，而是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中央集权的状态。中央政府可以直接任命地方的县长和各级官吏，整个政府体系当中的所有的人都必须要对中央对皇帝负责，必须服从一套统一的法律法规制度。更不要说统一文字度量衡这些基础的工作。

中国建立这个大一统政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一分为二——财产所有权和政治权利，不再统一到一个人身上。

欧洲的封建制度特点是什么？财产权利就等同于政治权利：对封建领主来说，这块地是我的，这块地上的人也是我的也归我管，我就负责在这块地上立法，这些人该怎么处置怎么管理我说了算，我建立城堡、拥有军队，财产权和社会治理权利完全合而为一这叫封建制度。

秦王朝的大一统帝国制度下，地主能拥有这个土地的收益权，种出来的粮食归你，但是在这块土地上耕作的人必须政府管，他的人身权利受政府的保护，政治权利和财产所有权开分了。这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巨大的进步。

这个大一统政权的建立对于中国的发展有什么好处？

主要就是建立了一个统一的自由市场。说什么亚当斯密是自由市场的鼻祖是不对的，好像中国人不会搞市场经济一样。中国人是市场经济的鼻祖，中国人是全世界最先搞市场经济的。中国的市场经济就起源于春秋战国的小一统状态，有了小一统后，虽然还没有实现大一统，但是在国家内部你可以自由流动了，内部有了市场经济的环境。

秦王朝通过建立大一统，在车同轨、书同文、全国统一法制的情况下，一个庞大的自由市场、自由贸易体系就建立起来了。所以中国是全世界最先搞市场经济的国家，而且已经搞了两千年了，，而且还是典型的“私有制+市场经济”。中国人的商业头脑世界第一、经商传统世界第一。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就出现一个现象——只要国家统一，很快就可以实现高度的经济繁荣。这种经济繁荣的程度在古代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看不到，只有在中国有。

在古代世界做生意没有哪一个国家比中国更方便，因为一个皇帝、一套法制、一套文字、一套度量衡、一个货币体系。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商品经济就高度发达，到了汉朝商品经济就更加发达。所以说中国古代一直重农抑商的说法是不正确的，我曾在书里面解释过，叫名义上抑商，实际上重商。

什么叫重农抑商呢？就是皇帝不停地颁发禁令鼓励农业限制商业，商人的社会地位很低，四民社会士农工商之中，商人排倒数第一。但是征税却是重点向农民征税，为什么？因为向土地征税方便，土地不可移动容易测量，而商人跑来跑去流动性大，古代信息条件下，谁知道你赚了多少钱啊？很难监管。因为农业是纳税大户，所以才把商人的地位贬的很低。但实际的税收制度极其有利于商业，商业税收的很少。所以叫名义上重农业商——农民的地位很高，商人的地位低；实际上重商抑农——税收主要从土地上来，商业税收很少。

这是中华帝国的一个基本的形态——建立一个世代世袭的专制帝王体系，然后由他代表一套完整的法律制度货币体系，在整个大一统帝国里面畅通无阻。只要实现这个国家统一，农业经济和商业经济就同时出现高度繁荣。大一统帝国需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不是鼓励农业也不是刺激商业，因为只要有这套制度有了，农业和商业就一定会繁荣，无须额外的刺激。政府要做什么呢？两件事情：第一就是对外要抵抗野蛮民族的入侵，保卫帝国内部的农耕和商业活动顺利进行，这是他最重要的职责。第二个职责是是打击豪强遏制腐败，不要让这套体系本身过于腐败，破坏了整个国家的经济系统，陷入严重的社会不公平，从而导致动乱。这两个任务有没有完成好，也就关系着中国一个古代王朝的生死存亡。

中国古代王朝覆灭主要就是两种情况：第一是军队战斗力丧失，被北方的少数民族打进来，第二就是官僚体系过度腐败，导致严重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均，引发农民起义。中国第一个长寿命的大一统王朝汉朝，它的强盛就是因为把这两件事情都做得比较好。

中国的帝制社会不是封建社会，而是反封建社会。皇帝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反封建，决不允许地方实力派搞独立王国，一个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打击豪强。

汉朝，从汉景帝开始到汉武帝最喜欢干的一件事情就是任用酷吏，打击地方豪强。汉武帝干过一件很猛的事情，他把地方上财产超过三百万贯的那些豪强统一迁徙到边远地区开发边疆，这个其实就是典型的劫富济贫，而且是搞“阶级斗争”，一律按照财产划线，把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的财产全部给收拾了。

通过对豪强的严格打击，建立中央政府的权威，消灭封建割据，除了有利于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市场体系以外，还有就是保证国家的财富能够集中到中央政府手里，用于军事活动，抵御外敌入侵。早在汉武帝时就开始努力地尝试对商业征税，那个时候土地税相对比较好征，但是当时的政治家就已经知道，商业是国家财富很重要的来源。桑弘羊上书汉武帝里面就有一句话，“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这就是我说的“表面上重农抑商，实际上重商抑农”——把农民的地位抬的很高，农民缴税太多快破产了；把商人地位贬得很低，商人做生意发大财，积累了海量的财富。汉武帝想要打匈奴啊，国家需要钱怎么办？找商人要钱。所以就任用桑弘羊这个理财专家建立一套对商业征税的制度，叫做“算缗”，这个“缗”就是汉朝的钱，按商户算，根据商铺的地段租金等情况，估计一年大概有多少的营业额，根据这个营业额来征收营业税。

当然，这样算肯定不够精确，所以又颁布了第二个命令叫“告缗”，就是鼓励大家来检举揭发商人有没有偷税漏税。如果发现某个商户大量隐瞒实际营业额，可以向政府告发他，政府查证属实的，就会严厉处罚商户，甚至没收其全部财产。罚没的收入，用其中的一半来奖励告发者。

这样，通过严格的商业税征收，保证中央政府集中了大量的财力来发动对匈奴的战争。当时除了征收商业税以外，汉武帝还大力发展国营企业，就是把盐、酒、钢铁业全部实行官营，由官府统一经营，收入进入国库。这其中最厉害的一点就是把钢铁企业全部纳入国营，不仅要赚钢铁经营的利润，而且保证时整个国家的钢铁生产力全部用于军事，用于大汉铁骑的组建，由此打造了当时地球上最强大的骑兵队伍。

汉武帝征服匈奴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大关节，捍卫了中华文明。当时中国作为一个大一统帝国刚刚崛起，随时可能像印度文明一样彻底覆没，而当时的匈奴几乎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横扫北部欧亚大陆，领土从西域一直延伸到中亚，最后被大汉骑兵彻底打垮了，中华文明才得以生存至今。

打垮匈奴，丝绸之路才得以建立。

丝绸之路的建立，不仅仅是一条和平贸易之路，实际上也是一条武力征服之路——只有通过武力征服，才能够扫清道路上的敌人，在保证路线的基本安全之后，丝绸贸易才能够开展的起来。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辉煌的大一统王朝，汉朝，它能够强盛的原因：首先，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制度，这是从秦朝继承下来的；其次，专制皇权能够有力的打击豪强；第三，建立了一套世界上最先进的商业税系统，把商业的财富集中起来，然后用于对外扩张，打击贸易路线上最凶恶的敌人——匈奴，建立丝绸之路。汉朝因此而强盛。

那汉朝是怎么衰弱和崩溃的呢？主要就是反封建的努力失败了。地方上的官吏和地方上的豪强地主勾结起来，形成政治经济合一的封建势力，试图打破大一统的基本理念，也就是打破土地私有制和政治权利分离的基本的原则。掌握政治权利的人跟掌握土地的人结合起来形成联盟，在地方上就是豪强，在中央就是门阀。这些最强大的家族，就开始世袭了。

像东汉末年时的袁绍，他们家是四世三公，连着四代人都出现三公这样高级别的官员。这种情况下皇帝的权力就被削弱了，失去了任命官员的权利——这是皇权最基本的东西。国家逐渐变成了门阀统治，中央就是门阀控制，地方就是豪强统治。黄巾起义以后，地方豪强以镇压起义为名掌握了军权，中央权威彻底丧失，东汉因此灭亡。

后来经过几百年的战争，门阀豪强的势力才在战争中被摧毁。例如当时的侯景之乱，侯景就曾遭受门阀的排挤，后来勾连外族，攻陷金陵，在南京无论士民杀了两千多人，几年间江南士族就凋零衰落了。

在北方，少数民族入侵为中华民族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虽然他们更野蛮，文明程度更低，但是他们没有豪强制度，敢打敢杀，所以把北方给统一了。鲜卑民族建立的北魏最后统一了北方，颁布了一系列改革，建立了均田制和三长制。均田制就是把田地分给大家，打破豪强的经济基础。而三长制则打破了在南北朝时期形成的宗主督护制。

——所谓宗主督护制其实就是封建制度复辟，在宗主所占领的土地上，行政税收等各项权利都属于宗主，任何一个中央政权要想立足，必须取得宗主的支持。这就非常类似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了。但是北魏兴起以后，又打破宗主权利，在地方上建立“三长”——五家设立一个邻长，五邻设一个里长，五里设一个党长，恢复基层的官吏系统。

后来北魏所占据的北方分裂成东魏、西魏，然后历经北齐北周，最后被隋朝取代。杨坚南征消灭南方政权，然后建立了科举制度。并继承了这个北魏的均田制度，重新又建立了社会公平，建立了一个新的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政权，中华文明再度崛起。

在科举制度下，官员选拔就不再重现出身门阀，中华文明进入了鼎盛时期，这是继汉朝之后第二个大规模的大一统时代，同时市场经济马上又繁荣起来了，对外又连续取得了征伐的胜利，丝绸之路重新开辟，而且随着江南地区的开发以及航海技术的进步，海上贸易也逐步发展起来。

一直发展到宋朝，海上的指南针技术已经比较发达了，可以直接通过海上贸易航线，跟中东地区的阿拉伯人开始做生意了，这个时候“海上丝绸之路”基本上就建立起来了。

宋朝经济繁荣程度比较高，但问题也很严重。宋朝是第一个彻底亡于少数民族的中央王朝。最后直接就被蒙古给灭了，导致了我第一部分说的12、13世纪世界古代文明的大毁灭，即南宋和阿拉伯帝国同时毁于蒙古帝国铁骑的这样一个大悲剧。这个悲剧的祸根就是在宋朝埋下的。

宋朝的问题在哪？在于科举制度的腐化堕落。科举制度的兴起一方面促进了社会公平，为底层的读书人进入政权机构打通了一个上升的渠道，但同时又造成了一个新的特权阶级，什么呢？就是儒家文官集团。

这个集团掌握了权利后就要开始谋求自己的特权了，这对国家是一个很大的伤害。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中国历史主要是儒家学者灌输给我们的，最主要的就是《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它们基本都是儒家文人编写的。

《资治通鉴》是儒家文官历史观的一次大展示，它编纂的目的，是告诉大家中国历史“应该”是怎样的，而不是在告诉大家中国历史“实际”是什么样的。《资治通鉴》实际上是一本意识形态教科书。

我们以前在全国全世界推销中国的文化，建立的文化机构叫孔子学院。我一直反对这个名字，为什么？孔子是谁？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儒家思想能够代表中华文明吗？代表不了。

儒家思想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时期，正是中华文明由盛而衰的时期，而绝不是中华文明崛起的时期。中华文明崛起时期，儒家文明起的作用非常小——为中华文明奠基的春秋战国时期，那时候孔子很不受待见；汉朝，儒家的地位也不高。所谓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这八个字是儒家史官瞎编的，或者说是言过其实，汉朝没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是大力倡导百家争鸣、学术自由。汉朝官方以法家为主要指导思想，兼容并收百家思想。

儒家学者所谓的“独尊儒术”从哪里来呢？其实很简单，就是汉武帝觉得国家需要人才，于是下旨广征贤才，让大家来发表意见，看谁讲得好。当时有个儒生叫董仲舒，按照儒家的思想写了一套大道理，给汉武帝交上去了。汉武帝一看：写的可以啊！又通过书面形式问了两个问题，总共搞了三轮问答，这就是“天人三问”，得到了汉武帝的表扬。现在儒家学者吹嘘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这么来的。

其实汉武帝对董仲舒的思想并不是很重视，不过想利用它来打击封建割据势力。打击对象主要是汉朝的地方上的一些封王。儒家是主张天下一统，主张独尊一个皇帝的，汉武帝说这个主义好。他对董仲舒是怎么任用的？如果他要把儒家思想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话，那应该给董仲舒拜相吗对不对？至少也应该在中央政府任命他当一个大官。但是汉武帝从来没有给过董仲舒任何中央政府的职位，而是把他直接派到势力最大的那个藩王的家里去，去给藩王当老师，教育藩王别造反。

——这就是儒家在汉朝的真实地位。汉朝真正的实际权利掌握在哪些人手里？你看看汉武帝的真正的决策班子就行了：桑弘羊是儒家吗？不是儒家，他是理财专家专门负责帮汉武帝设计商业税的，但他不是儒家。武帝最主要的战略顾问主父偃也是法家，他最讨厌的就是儒生。掌握重兵的卫青、霍去病，还有后来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是儒家吗？统统不是。

汉朝实际的宰相——大司马大将军没有一个是儒家。汉朝真正的官方意识形态是法家。法家搞富国强兵，加强军事力量，儒家思想就是利用来对付地方上的那些封建势力，让他们乖乖听话。总体而言，儒家是基本上处于边缘的意识形态的地位，一直到南北朝时期也没儒家什么事。唐朝前期也没独尊儒学，唐朝皇帝姓李，道家的创始人李耳也姓李，所以他们推崇道家。后来武则天革命，她推崇佛家，宣传自己是如来佛转世当皇帝。

隋唐建立了科举制度，但在一开始，录取人数很少。科举制度在唐朝前期每年选拔官员不到20个，在整个官员体系当中微不足道。武则天掌权以后科举制开始壮大，因为她想要拉拢这些文人士大夫。武则天这个人出身非常低微，她父亲是当时跟随李世民造反的一个很低级的将领，不是军事贵族。而当时国家的统治者是所谓的“关陇集团”，就是跟随李渊李世民造反的那帮军事贵族。武则当皇后之前就遭到军事贵族的激烈的反对，代表人物就是长孙无忌，还有那些传统的门阀家族的代表。

武则天掌权以后，为了打击这帮势力，巩固自己的权威，就大力发展科举制度，大量增加科举录取的名额，让这些儒家文官变成自己执政的基础。这样，儒家文官群体在不断增大，一直增大到唐玄宗时期。开元盛世的时候，唐玄宗终于认可了儒家在官方意识形态里面占据统治地位，封孔子为文王，就把孔子封王了。而且他封的这个王级别很高，不是亲王郡王，是跟周朝时候的文王武王一个级别的，实际上是天子级别，跟皇帝一个级别。

到这个时候，儒家思想才可以开始说是在官方意识形态占据统治地位了。但是没过几年，发生了安史之乱，安史之乱就是整个中华帝国开始由盛转衰的一个大转折点。所以说儒家思想成为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的同时，中华帝国就开始走下坡路了。那么儒家思想真正占据统治绝对统治地位是在什么朝代？在宋朝，宋朝就是中国历史上大一统最弱的一个朝代，最不经打的一个朝代。

为什么？因为儒家文官占据了统治地位。文官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把唐朝安史之乱以及后期严重的地方割据全归因于地方武将势力过大，开始打击武将，要控制军队。所以宋朝才有文官集团联合起来害死了岳飞这种事情发生。除了害死岳飞，之前他们还逼走了狄青，也是一个抗敌名将。皇帝很喜欢这个家伙，想把他提到中央来，结果没干几年，就被文官集团给赶走。宋朝就是一个典型的以文治武的朝代。文官集团掌握了一切，包括军事，甚至连皇帝的侍从都是由儒家文士来担任的。

儒家学者的打仗水平很烂，他们没上过战场，不会打仗，但另一方面他们又不能允许武将势力壮大。每次打仗一定要文官统领，武将是不能当统帅的——武将只是平时来负责训练一下军队，上战场负责去冲锋，负责去送死。真正的战略统帅谁来当？只能文官来当。

所以，宋军的战斗力极其低下，差得一塌糊涂，从建国开始就积贫积弱，北方的少数民族排着队来虐宋朝的军队。后来有很多学者为宋朝找借口，说宋朝是因为没有养马的地方，都是胡说八道。宋朝的军队听见精兵的战鼓就一哄而上，这种级别的战斗力跟有没有养马是没有关系的。汉朝的李陵带着五千步兵在大漠里面就能硬扛匈奴八万骑兵，不也是没有马么？岳飞的军队也没有占据养马的地方，却能大破金军骑兵。这些都说明所谓没有占据养马的地方就打不过北方少数民族是纯粹胡说八道。

总之，儒家文官集团兴起以后，一方面他们自己搞出来的军队，在战场上打不过北方少数民族。但另一方面他必须要维护自己的权威，要保证自己执政的合法性。所以他们就开始编写《资治通鉴》。

编写《资治通鉴》的目的，就是证明：自古以来，儒家文官就是正确的，就是国家持久繁荣的中流砥柱。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们就对历史进行篡改，其中一个篡改比较典型的例证，就是我在《重现伟大中华史》第一章讲的：对汉武帝的事迹进行伪造，编造了“轮台之悔”这个故事。说存在一个《轮台罪己诏》，汉武帝自己骂自己穷兵黩武、祸害天下。《轮台诏》汉武帝确实写了，但诏书上面其实是什么？就是当时桑弘羊给汉武帝上书，说西域轮台那个地方战略地位很重要，我们应该派一支军队去守着。你看行不行？

汉武帝回复说，前一段时间打战打得太狠了，钱花得有点多，士卒死伤比较多，老百姓负担也重。我看暂时就不要派了。

《资治通鉴》就抓住这个大作文章，说汉武帝晚年开始后悔了，后悔自己青年时代的政治决策，认为对匈奴的征服劳民伤财，得不偿失，以前行为完全是错误的，没有听儒家文官的话，搞得国家都快灭亡了。

这段话很多历史学家考证是假的，汉武帝没这么说过。《资治通鉴》中说汉武帝检讨自己：“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己把自己骂成了一个大暴君。

但这一段历史记载，很明显跟《轮台诏》的原文不符合，《汉书》里边也根本没有这段话。那么这段话是从哪来的呢？经过历史学家的考证，实际上是来源于一本野史。汉武帝晚年悔过这件事情根本就不存在。

《资治通鉴》除了编造汉武帝所谓的轮台之悔的故事以外。还有很多不靠谱的记录。例如诬蔑中国古代的很多皇帝淫乱，比如汉宣帝宠幸赵飞燕和她的妹妹，涉及到一个黄色段子。而这个黄色段子在《汉书》里也是没有的。后来大家查了半天查出来了，这个是从叫做《飞燕外传》的一部野史里边抄过来的。而这部野史的内容不堪入目，跟我们今天流行的黄色书籍差不多。还有包括唐玄宗宠爱杨贵妃，《资治通鉴》里也编了一段。说杨贵妃跟安禄山的关系很好，杨贵妃把安禄山收为干儿子。而安禄山就跟杨贵妃说，按我们胡人的风俗，谁让别人当干儿子要亲自给他洗澡的。安禄山一个两百多斤的大胖子，结果杨贵妃就亲自把他丢进池子里亲自给他洗澡。唐玄宗知道了还很高兴，完全没有任何猜忌，不担心杨贵妃给他戴绿帽子。这个也是胡说八道，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情？而且同样也没有任何正史档案记录有这种荒唐的事情发生，《资治通鉴》这段记录也是抄自某野史的。

《资治通鉴》这样一本公认非常严谨的历史著作，一本所谓的“正史”，为什么会这么不严谨地引入一些野史，在这些关键点上要作伪呢？原因也是很清楚的。司马光自己就说过：古代有些历史与其让人知道，还不如别让人知道，我编写这本历史书就是为了端正大家的历史观。在这个出发点上，他编这些故事，就是故意的——编造汉武帝晚年悔过，是为了打击武将，为了说明武力征伐不可取，而我儒家文官才是热爱和平反对战争的，这才是真的站在天下国家立场为民代言。至于给金国打仗老是打不过，那是因为我们为了爱惜老百姓，不愿意穷兵黩武的缘故啊！“安史之乱”这么大的祸患是谁搞出来的？皇帝+女人。女人是祸水，皇帝宠爱杨贵妃不务正业，是个昏君，所以导致“安史之乱”。

而真实的“安史之乱”应该谁造成的？祸患就是文官宰相李林甫。他担心边防的武将功劳太大取代宰相的位置——因为汉唐时期武将是可以做宰相的，不像到了宋明时期，必须科举文官才能做宰相。汉唐时期武将如果功劳职务大，就可以进入中央政府当大官做宰相。所以当时唐朝的文官集团，就害怕武将功劳太大，取代自己的地位。李林甫就想出一招——边将不要用汉人，不能用有文化的武将。因为如果一个武将没文化就知道打打杀杀，那肯定不能要他当中央官员，如果武将竟然有文化，又在边疆立功了，那么他就很有可能被皇帝提升为宰相，威胁文官们的权力。

那怎么办呢？李林甫就说那些将领不了解边关的情况，又驾驭不了士兵，最好还是用本地人来干吧。就用少数民族人担任节度使。安禄山是胡人，他没有学过汉文化，他当节度使绝对不会威胁文官宰相的权利。这种人字都不识一个，怎么可能让他当宰相？

这样，在李林甫的推动下，唐朝把大量的边防将领换成少数民族。这些没文化的少数民族将领对中央政权不可能完全忠诚。他们可以很容易地利用民族身份建立一个独立王国。

后来，安禄山果然造反了，而且很有可能就是被李林甫给逼反的。可以肯定的是，安史之乱的发生，很大程度上就是文官集团为了巩固自己在中央的权利而采取的错误政策导致的。这跟唐玄宗是不是宠爱杨贵妃关系不大，但《资治通鉴》一定要把唐玄宗写成一个好色误国的大昏君的样子，就是告诉大家，历史上的那些祸乱国家的危险全部都不是我文官造成的。主要是哪些人造成的？第一、武将干政，这个事情太危险了，所以那些掌握武力的人篡权一定要大书特书；第二，皇帝昏庸；第三，女人祸水；第四，太监乱政。全都是他们惹事，反正就不是我儒家文官的责任。编《资治通鉴》其实就是为了说明这一个道理——儒家文官是永远正确的，中国的国家怎么样才能强盛？很简单，全部任用文官集团。皇帝只信文官的话，那么国家就能够强盛。

结果《资治通鉴》编完四十年后，北宋灭亡了。南宋继续走北宋的路线，被元朝给灭了。证明《资治通鉴》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其实根本立不住脚。

朱元璋推翻元朝以后，彻底改变了宋朝那种片面依靠儒家文官治理国家的制度，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武将勋贵管理军队的系统。

在朱元璋建立的制度下，天下有接近一半的土地控制在军事卫所手里，而不是控制文官集团的手里。军事卫所管理这一片土地，这片土地上的人被称为军户，这些军户负责种地，土地由国家分给，相当于是国家的公有制土地。公有制土地三分之二的粮食收入都要上交军事卫所。这就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由职业军人统治的，从税收、征兵到军事管理，到打仗的一套完整的军事系统。这套军事系统最高层是皇帝，第二层是跟朱元璋打天下封了爵位的勋贵以及他们的后裔，第三层就是从基层干起来的普通武将，再下面就是士兵和军户。这个系统有自己的土地，自给自足，中间没有文官集团的位置，文官集团完全不能插手。

明朝的政府治理，很好的实现了文武均衡，是中国古代王朝中最好的，政治也是最稳定的。

东汉到了末年甚至中期以后，基本上就是小孩当皇帝。背后就是掌握军队的外戚当政。唐朝就是藩镇之间杀来杀去的，到后期宦官控制了中央的神策军，就可以随意撤换甚至杀掉皇帝；宋朝则是完全的文官专政，皇帝基本靠边站，武将被整得死去活来。明朝这些问题都解决的很好，虽然有内阁政治和宦官专权，但对皇位的稳定性不构成威胁。皇帝就严格按照嫡长子继承制，一代一代地往下继承。武将和文官相互制衡，建了一套完善的政治治理系统。地方行政教给儒家文官，军事集团完全独立。所以明朝对外军事实力非常强大，同时内政治理非常理性。经济高度发达，江南地区享受了中国古代历史上时间最长的经济大繁荣，持续两百多年的大繁荣，那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最发达最繁荣的时期，远远超过唐朝和宋朝。

朱元璋的儿子朱棣当上皇帝以后，组织了七次郑和下西洋。当时为什么能组织这么大规模的下西洋活动呢？因为中央军事系统控制了大量的财力，特别是军屯土地统一掌握在中央政府手里，皇帝直接控制的军事系统很有钱。很多人认为下西洋是为了显摆、为了增面子，即“宣扬国威”，但是你看历史材料下西洋是干什么？就是挣钱去了，就是打通国际贸易。

最初第一次为什么下西洋？就是有地方官员报道说，在马六甲附近有一个姓陈的海盗占据了航道、干扰贸易，请皇帝派人去清理。朱棣收到奏报，就派郑和到马六甲那个地方把土匪给消灭了。任务很简单——清理航道保障国际贸易，不是炫耀国威或者把失踪的前任皇帝朱允炆找回来。

 “郑和下西洋”以后，中国增加了三十多个朝贡国。所谓朝贡国是什么？就是贸易对象。明朝的朝贡制度就是贸易制度。你这个国家我认可你是朝贡国，那么每隔一年两年或者每年，你就可以派一个朝贡队到我的明朝来。朝贡的大使一般就两人，但是会带着几百个商人的团队，一大堆货物过来，其实就是做生意。进口商品大概要交50%左右的关税。多了三十个朝贡国，意味着明朝就多了三十个合法的贸易伙伴。

郑和二十八年内七次下西洋，每四年下去一次，跟开世博会一样，定期举行。每一次都运了大量商品出去卖，然后运着大量的香料回来。当时还有规定，随船士兵每人可以带两大箱子东西出去卖，再运两大箱子东西回来，赚的钱抵工资。所以“郑和下西洋”是一趟非常典型的贸易活动。建立了新的国际贸易体系。今天我们的二十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也是延着这一条道路打通的。

但是明王朝还是覆灭了，“郑和下西洋”最后还是停止了，为什么？主要是官僚集团特别是文官集团腐败的结果。由于官僚体系的腐败，政策的财政税收不断地缩减，再也无法支撑大规模的下西洋活动。而且郑和是一个太监，下西洋是皇帝直接动用军事系统的力量组织起来的，不由文官系统主导，文官集团绝对不希望太监集团掌握国际贸易的税收来源，成为他们权力的威胁。他们数十年如一日的造谣，说下西洋的劳民伤财、得不偿失。最后，这种皇帝直接控制的对外贸易制度，在文官集团一代又一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之下，终于被彻底中断了。

但是明王朝后期海上贸易还是非常繁荣。这个繁荣的好处落到什么人手里呢？落到文官集团的手里。为什么落到文官集团手里？因为当时明王朝在名义上实施了海禁，没有背景的人想做外贸就是找死。

什么样的人能够出海贸易？就是由当地的地方豪强大官僚在背后所支持的人，可以出海贸易。这些权利这些好处逐渐就落到了东南地区的地方豪强大官僚家族手里。最后这个大官僚家族彻底腐化，掌握了国家的贸易渠道。明王朝财政税收来源面临枯竭，国家快要穷死了，军队的军饷都开不起了，而这个江南地区却享受着空前的繁荣。

为了支撑对满清作战和镇压国内起义的军事开支，皇帝一直想增加税收，但是在商业极其繁荣的情况下商业税却收不起来，为什么？因为商业税收全部控制在地方豪强手里，皇帝一收税那些官员就坚决地抵抗。皇帝派太监下去征税，这些太监很多就被地方豪强组织的人给活活打死。经常出现这种江南地方的人民暴动，把皇帝派的锦衣卫、太监直接打死丢河里。皇帝对这个事情也毫无办法，所以税收不起来。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反常的现象：当时明王朝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帝国，但是中央政权却没有足够的钱去养活一支几十万人的军队，就是这个状态。皇帝要征税怎么办？那只允许你增农业税。商业税想都不要想。征农业税也可以啊，其实农业税一年如果能收个两三千万起来养活军队跟满清打也是完全能打的，但是征农业税，土地被兼并了，官僚集团把最好的土地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且享有豁免权。一定级别的官员可以不用交税，也不用为国家提供劳役。那么最后农业税的摊派摊下来摊到谁头上了？全部增到无权无势的普通农民头上了。

崇祯时期的税收给农民造成了巨大的负担，但是如果说把当时每年才几百万两的银子，平均摊到明王朝的所有的耕地上。那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量，只站土地收入的5%左右，根本就不会形成无法承受的负担。但最后为什么成了人民无法承受的负担？就是因为绝大多数土地其实是不交税的，大部分的税收都被压缩到了只占有少量土地的贫苦农民身上。于是这种本来看起来是没有多少的税收，变成完全不可以忍受的经济负担。最终搞出来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这样，明王朝就陷入内外夹攻的悲惨的境地，对内穷于应付农民起义，对外要面对着满清的进攻，却又拿不出足够的军饷，同时军队又足够腐败。所以当时就面临着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中国北方一片混战，清军动不动就杀进来屠城杀几十万人，而中国的南方却是一片歌舞升平，士大夫们享受着接近于零的税收，过着极其富有的生活。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等中央政权崩溃以后清军入关打到江南地区，这时那些富豪们希望向清军行贿，说我交钱、我交钱。清军根本就不理他们，直接就屠城。因为你能够交出来的那一点点钱，必然只是你财富的一小部分，而清军作为一个外来的侵略者，他想要你所有的财富。他们用很简单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先屠城再把财富拿走，简单快捷。江南地区大量富裕的城镇在清军的铁骑之下毁于一旦。明朝末年总人口大约在4个亿左右，整场战争中国损失了至少一半的人口，甚至更高，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在宋和明两个王朝灭亡之后，当时最正义昂然的文官集团中的精英分子，都义无反顾地投入了新的统治者的怀抱，继续跟元朝的统治者和清朝的统治者密切合作，继续成为中国的统治集团。所以当近代的入侵者英国人来到的时候，他们面临的中国并不是一个典型的中华帝国，并不是一个汉唐明所代表的真正的中华帝国，而是一个已经半殖民化的中华帝国，已经灭亡了接近300年的中华帝国。在满清的统治之下，民族歧视政策使这个国家的精英人物，不能够有自由的思想，也不敢研究西方的“奇技淫巧”，完全无法接受西方现代的科学知识，处于一种长期保守落后的状态。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讲，在很多人心目当中这个国家是由满清来统治，还是由美国人来统治，是没有区别的。因为反正都是当殖民地。

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革命。中国革命的道路也是一路反复，刚开始太平天国革命、然后孙中山闹革命、蒋介石政府，搞基督教神权政府、君主立宪、总统制民主、议会制民主……全都失败了，事实证明什么？只搞顶层设计，把国家的政体变一下，是没有用的。必须对整个社会的统治阶层进行一次彻底的换血、彻底的清算。不清算数百年上千年来在儒家理学思想意识形态下所形成的腐败官僚集团以及他们的附庸，中华民族是绝对不可能重新恢复活力的。

通过付出了巨大牺牲的底层革命，终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比较彻底的革命政权。这些革命领袖，不仅仅是要求夺取政权，而且是要求必须对中国宋以来形成的这种中国文化的糟粕，进行彻底的清算。所以才有了建国以后一系列的土地革命、镇压反革命运动、文化大革命这一些运动，就要彻底清除上千年来压迫在中国人头上的神权、族权、专制政权，以及它背后提供理论支撑的儒家理学思想，才能够换来中国的复兴。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对这些传统落后思想的一个清理，是中国今天重新走向强大的一个重要基础。

（作者简介：李晓鹏，经济学博士，主要著作有《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两卷，《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和《重现伟大中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