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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木: 印度洋与中国政策——目标:2049(九) 
作者:[张文木] 来源:[昆仑策网 2017-07-16] 2017-07-17


九、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规律与中国印度洋政策新构想

(一)基于“资本主不平衡发展规律”的世界格局

综上分析,自英国工业革命迄今,表面上看印度洋的紧张形势是世界经济发展带动的,但本质上却是建立在国际垄断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之上的帝国主义制度造成的。特别在美帝国时代,如果不靠直接占领世界资源而仅靠一般市场交易的方式,其所获利润已不能满足金融资本的要求。占领资源丰富的地区,就得全球争霸;全球争霸,首先就得控制印度洋,争夺印度洋的地缘政治资源。英国、苏联、特别是美国,都是这样。

列宁说:“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这个论断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芒。在这个争霸的过程中,帝国主义是不平衡发展的。我们看到今天的世界格局正在“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规律”的作用下发生变化。

一方面欧洲在统一中崛起,其军事力量通过所谓“茉莉a花革命”继而利比亚战争伸向中东和非洲,法国军事力量已通过利比亚战争、马里政变和科特迪瓦选举危机向拥有丰富矿产资源的几内亚湾大辐推进,其近代势力范围正在恢复。利比亚战争后,欧盟——与当年罗马帝国扩张的步伐一致——立即来到叙利亚,要从叙利亚打开通往东方的大门,这个大门一旦向西敞开,那接下来的结果就是“马其顿”式的东进,并对俄国、伊朗遑论中国形成现实威胁。伊朗高原国家一旦失陷,俄国通往印度洋线路、中国正在开发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就会被掐断,中国西域安全警戒级别就会大幅提升。今天的北约进逼叙利亚就是当年古罗马东进并因此与安息帝国(今是伊朗等)发生的战争的重演。从这个视角看,唇亡齿寒,伊朗高原乃至帕米尔高原一带抵抗西方的斗争对于中国西陲安全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

但同时也要看到,叙利亚在历史上往往是欧亚两大陆双方力量极限的相交节点。比如古代的亚历山大、罗马、十字军,蒙古人、近代拿破仑法国、英国,甚至还有今天的美国等,都是在此停步不前的。由此可知,今天叙利亚人民抵抗西方干涉并获得胜利与昨天的安息王朝抵抗罗马的侵略并获得胜利一样,都是必然的;同样的道理,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外交投入的效果也一定是积极的。

在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下,欧洲人开始向中亚进军,与此同步,美国开始战略东移。这个政策是否可以持续下去,这要看美国自身内部矛盾及其与欧洲的矛盾的发展。

美国国内现在面临的最大矛盾是美利坚民族的矛盾和华尔街的矛盾,这反映在外交政策上就是:仅从收缩的意义上看,美利坚民族是愿意战略东移的,如果能东移至夏威夷,这对美利坚民族最有利,这样它可以休养生息。但是华尔街不会让它这样,华尔街要让美国白宫到太平洋向中国发起进攻,在欧洲凡尔赛体系已接近恢复的时候,再在太平洋地区恢复华盛顿体系,让世界再次回到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控制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新凡尔赛体系正在欧洲出现,而远东的华盛顿体系还在未定之天,中俄美三家共治的雅尔塔体制仍是远东和平保障的基础。与以往不同的是,现在美国力量在下降并有意绥靖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而中华体系正在形成并成为维护雅尔塔和平体系的重要力量。美国对这样一种“新常态”可能在远东出现心有不甘,奥巴马说不能让中国人跟他们西方人生活在一个水平,说这样世界资源撑不住。这种只许美国“州官放火”,不许中国“百姓点灯”的逻辑,中国人当然不会同意。

好在中国人顶住了。自20世纪末以来,西方软硬兼施,试图打断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如果中国能持续顶住以美国为首西方的压力,美国的出路就是,要么持续向东收缩——这样华尔街不会答应,要么继续再重返印度洋,去海湾打仗。奥巴马拒绝打击叙利亚这件事说明华尔街要西进与美利坚民族要东移的矛盾。对华尔街来说,东移是可以的,但必须拿回利润,为此就要将中国打倒,从中国再释放出一笔浮财;如不行,那你还得西进去拿石油,还是得打,不打的话,美元就失去支撑物,这样奥巴马总统就得下台,换一个更猛和更短视的人去打。那美国如果垮了怎么办?这也不要紧,届时华尔街可以抛弃美国再到其他地方吸金。是亚洲还是欧洲,反正是顶不住美国打击的一方。资本历来只与强者交谊,与弱者交恶。与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打败希特勒后罗斯福便与斯大林结盟的道理一样,未来的西方只与打不败的中国和平共处。为此,中国要有一个全面的应对战略和切实政策。

(二)服务于“两个一百年”目标的中国印度洋政策新构想

1、随时间节点逐步推进的政策目标

制定这样一个战略,最忌讳的是大而无当,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没有时空节点。在一次讨论东海中日关系的会上,面对中日双方存在于东海的核心利益矛盾,有的学者要求我们站在未来千年的角度看中日关系和钓鱼岛问题。这显然不是在谈战略而是谈宗教。我们讲的“大战略”是在特定时空间的主要矛盾,其应对方法上讲其综合性和联系性。没有时空则无矛盾,国家间还不曾有过脱离特定时空的矛盾。

今天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中国在不远的将来亦将步入世界大国的行列。步入世界大国行列的国家,就不能不关注印度洋并制定出相符本国国情并体现本国特点的印度洋政策。如果以“两个一百年”为节点,以2049年为限,这个政策可分近期、中期和远期三步。近期目标配合第一个一百年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中期目标配合国家在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后向第二个百年目标即“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过渡,远期目标则服务于党的第二个一百年任务的实现。时间节止点为2049年。

先谈近期政策。

如前述中国西南与东北存在的安全联动规律所呈现的那样,中国在印度洋的利益与东海的利益也存在联动关系。正是20世纪30年代日本控制了东海才会有30年代末开始的滇缅大通道的建设;而60年代初的中印关系的紧张,又不能不是美国对新中国东部越逼越近的海上封锁继而介入越南内战的联动结果。鉴于这样的规律和经验,我们的印度洋近期政策当从东海政策开始。1959年5月13日,毛泽东让人转告尼赫鲁:

总的说来,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一千多年来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万年,我们相信也将是如此。中国人民的敌人是在东方,美帝国主义在台湾、在南朝鲜、在日本、在菲律宾,都有很多的军事基地,都是针对中国的。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针是在东方,在西太平洋地区,在凶恶的侵略的美帝国主义,而不在印度,不在东南亚及南亚的一切国家。尽管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参加了旨在对付中国的东南亚条约组织,我们还是不把这三个国家当作主要敌人对待,我们的主要敌人是美帝国主义。印度没有参加东南亚条约,印度不是我国的敌对者,而是我国的朋友。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照我们看,你们也是不能有两条战线的,是不是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双方的会合点就是在这里。

东海对中国的未来非常重要,我们近代的失败就是因为失去近海制海权。利比亚卡扎菲曾有强大陆军,但没有至少是近海的防卫能力,以至西方国家从海上随意分割利比亚并由此摧毁了卡扎菲政权。中国也是如此,失去近海,敌人就会顺长江进入中国。近代英国、美国、俄国都试图利用中国内乱将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展到中国长江南北两岸,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也曾看好中国长江并从帝国主义的视角把话说得很露骨:

对中国以及其他拥有海岸线的国家来说,海洋是发展商业的最有效的媒介——物资交换国家通过对外接触获得更新,从而保持、促进它们的勃勃生机。长江对于上述情形颇具意义,因为它有上千英里河段可供汽船航行,且将大海与其流域的心脏地带连接起来。中国由于拥有海岸也就使其他国家能够由海洋抵达中国。

海上强国需要在中国海岸拥有地盘,并开辟它与世界的自由交通,它们可以直言不讳地声明长江的可航行河段是它们进入中国内陆的必经之路和在当地发挥影响的中心。

长江流域在政治和商业上都极为重要,为此需要多强调几句。长江深入中国内地,而且很大的轮船从海上可直接沿长江的主要河段上溯而行。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也依靠和长江与外界便捷来往。地理上,长江介于中国南北之间,从而对商品的分配和战争的进行都颇具影响。所以,一旦在长江流域建立起了势力,就在中国内地拥有了优势,并且能自由、稳定地通过长江沟通海洋;而在长江地区的商业优势又会加强其他方面的有利地位。这些合在一起,谁拥有了长江流域这个中华帝国的中心地带,谁就具有了可观的政治权威。出于这些原因,外部海上国家应积极、有效地对长江流域施加影响,而中国由此得到的益处也会被更广泛地、均衡地扩散到全国。在长江流域丢下一颗种子,它会结出一百倍的果实,在其他地区也有三十倍的收获。

由于将一个特定地区涵盖在自己影响之内的最好办法是首先找到一个中心而不是四面出击,我们在远东的注意力目前是集中在长江流域。

中国历史证明,长江是滚动中国政治的横轴之一;一旦失去长江,从某种意议上说就失去了统一的中国。

1899年4月28日,英俄曾达成以长江为界瓜分中国路权范围的协议,1900年辛丑条约之后中国被分裂为数块,而1926年9月北伐军攻克武昌,则是后来中国接近统一的关键。

1937年后,中国再次被日本分裂为多个政治单元。1937年中国汉口陷落后,日本近卫首相在11月3日的广播演说中宣称:“有一句名言说:‘谁能控制中国主要地区,便能拥有中国。’……日本已经掌握控制中国的钥匙。”近卫的话实际是上述马汉关于中国长江的分析的转述。武汉的失陷为汪伪政权在南京的出现提供了安全保障,中国再次出现政治分裂的格局。

抗战胜利后,中国形成南北划江而治的格局,正当毛泽东准备一鼓作气打过长江之际,1949年1月9日斯大林打电报给毛泽东建议与国民党继续和谈,称“如果中国共产党直接拒绝与南京和谈,则向世人宣布它主张继续进行内战”。与此同时,美国也与斯大林南北呼应试图促成中国南北分治的局面。1949年12月1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给马歇尔的报告中称,苏联“调停的基础是国民党控制长江以南地区,共产党控制长江以北地区,而美国则承认俄国在满洲的特权”。鉴于这样的历史经验,毛泽东告诫我们:“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侵略我们都是从海上来的,不要忘记这一历史教训”;对此可以提供反证的是,近代以来,能对中国造成颠覆性入侵的外族势力多是来自东部而绝少来自西部;至于西南,则更没有成功的案例。鉴于这样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我们今天的东海政策必须着眼于突破西方为封锁我们的“第一岛链”。

马汉说:“一根链条的强度实际是由其最薄弱环节的强度决定的。”薄弱点,在战术上往往也就是突破点。如果我们以台湾为中线,从广义上将中国整个东部和南部海面分为大东海(黄海和东海)和大南海两大海域的话,鉴于只有日本在钓鱼岛列岛乃至台湾问题上日益挑明其挑战雅尔塔法权体系的立场,那么,台湾北面的渤海和黄海则就成了中国在东海安全链条中最薄弱——因而也是最需加强——的环节。1895年,日本就是在此击败北洋水师后劫走台湾的。今后台湾的结局最终还要在这片海域一锤定音。

钓鱼岛问题在历史中本质是台湾问题。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在地缘政治上是台湾与日本之间的接榫点,也是“台独”势力信心的支撑点。1874年日本第一次出兵侵略台湾,就是1872年吞并琉球后的逻辑结果。今天日本在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进而在春晓油田与中国的争夺,本质上是为了逼近中国台湾。今天,中国如果在此海域失去起码的原则,那日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台湾,接踵而来的必然是与甲午海战及其以后历史的重演。

钓鱼岛问题在现实中本质也是台湾问题。新世纪以来,中国东海和南海出了那么多问题难以解决,究其原因是台湾问题的牵制。如果中国完成了台海统一,台湾岛和海南岛之间就会对中国东南经济黄金地带形成一个宽阔的拱卫海区,这样南海问题的解决也就相对容易得多。台湾问题就是中国海洋安全战略中的瓶颈因素,是中国海洋方向面对的诸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抓住这个主要矛盾,也就抓住了中日钓鱼岛之争的本质,抓住了中国海洋安全战略的核心。

如果将中国大陆沿岸和西北太平洋衔接“三海”即黄海、东海、南海看做一个连续的整体,我们可以将辽东半岛比作人的肩膀,黄海犹如连接上臂,南海则相当于下臂,海南岛相当于手掌;而台湾则是联动上下臂的肘关节:中国黄海失,则台湾不保;台湾失,南海则不能持续发力。由此,台湾就成了中国在西北太平洋制海权有效发挥的关键环节,而从钓鱼岛突破解决台海统一问题,应是我们东海政策的重中之重。与此相应,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印度洋政策的重点将是在配合中国西部开发,联谊稳边,最多也只能是1962年那样的威慑性防御。

再看中期和远期政策。

从2021年始,中国开始向第二个百年目标即“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过渡。过渡时期的特点是中国东海安全威胁基本解除、诸岛权益得到有效保护、台海两岸在“一个中国”框架中主权融合水平大幅提高或接近实现统一,中国应当在东亚友好国家中有一个“分发喜糖”即分享台海统一后产生的红利的时期,除极少数国家外,争取有东亚大多数国家对台海回归一家的认可。与此同时,中国要进一步加大西部开发的深度和广度,将东部经济成果及过剩生产力向西部转移。至2040年前后,在西部大体形成与中国东部相互紧密衔接的新的和可持续发展的生产力增长的黄金地带,并由此进一步向印度洋实行经济和政治的持续辐射——这是中国印度洋政策可选择的远期目标。

2、“三点一面”的空间布局与力量配置

辐射是需要预先布局的。这时,中国即将完成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基本任务并步入世界大国的行列,与此同时,中国在印度洋需要有一个通盘布局。根据前述中国东西安全联动规律作用下大西部(大西南和大西北)整体安全和发展的需要,也汲取历史上帝国主义国家为控制印度洋而在此触礁翻船的教训,此间中国的印度洋政策应以印度洋北岸为重点,其总体战略布局可用“三点一面”来涵盖。

“三点”,即以印度为中点,其东西两侧以缅甸和伊朗高原国家(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等)为战略支点,向“一面”即印度洋首先是印度洋北岸成扇面辐射。缅甸和巴基斯坦是中国进入印度洋的东西门户和重要通道;夹在两通道中间的印度,并非是由于它对中国安全有多大的威胁而是由于它深入印度洋中线的版图对印度洋及其沿岸国家的影响。这三点对中国安全的关系是:东西两点即缅甸和伊朗高原国家对中国具有直接和现实的生存安全的关联,而印度则有长远的发展安全的关系;由此三点推广出印度洋扇面。

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呢?主要是中国不同于远离印度洋的西方海权国家。远道而来的西方海权国家在印度洋只能靠占领岛屿而存在,目前我们能读到的海权理论提供的都是这样的视角。但中国并不是这样的远在千里的国家,而是临近印度洋的亚洲最大的国家。中国不同于远离印度洋的西方海权国家。远道而来的西方海权国家在印度洋只能靠占领岛屿而存在,目前我们能读到的海权理论提供的都是这样的视角。但中国并不是这样的远在千里的国家,而是临近印度洋的亚洲最大的国家:它背靠可称作全球战略制高点的昆仑山,放眼世界面积最大的海域——东接太平洋,这里是世界新兴市场最密集的地区;南近印度洋,这里是世界工业资源藏量最丰富的地区,处地边以近海识两洋,居昆仑观两洋为周边,坐北面南,尽占地利优势,这样的地缘政治形势在世界各国中是绝无仅有的。中国有的是时间不用任何领土扩张而用与沿岸国家合作的方式将其经济政治影响力推进到印度洋,因此,中国的印度洋政策就应当一反西方海权国家的视角,采用符合中国地缘政治特点的视角。在上述前两阶段即近期和中期的政策特点可以用“深挖洞”来概括的话,那下一步即远期的政策特点则可用“不称霸”来概括。

这样是不是印度在其中的地位降低了?不是这样,与以前不同的只是位于印度两翼的伊朗高原国家和缅甸的地位提高了。

这是由中国地缘政治特点决定的选择。英美国家是从印度南方的洋面看待印度,在这里,西方海上力量无依无靠,没有印度,它们在印度洋上就无以长期立足。因此,对西方人而言,印度与印度洋就是同一回事。中国则不同,中国已在印度洋北岸有自己的大板块主权领土。这样我们考虑的更多的就是中国大西部(大西南和大西北)的整体安全和发展,而印度对于中国西陲安全的影响——如前面分析的那样——远不如缅甸和伊朗来得直接。故此,我们与伊朗和缅甸的关系应予以特别的重视,而不能将“鸡蛋全放在一个篮子里”。

但是,印度毕竟是印度洋上的重要国家,鉴于其人口、土地面积及所在印度洋中心位置,又鉴于中国在喜马拉雅山南麓所居的优越位势和印度与中国几千年几乎是无战争的交往经验,印度之于中国更多还是其在印度洋的政治影响而较少是攻势性的安全威胁。与中国相似,印度也面临两线即南北两线的安全压力,其中北方并不是现实的压力,近代以来印度多从南方失国,因而南方安全是印度国防的重中之重。为此,中国应在北方给印度以稳定,支持它在印度洋发展,以此换得印度——与俄罗斯的印度洋政策相似——在东海对中国(至少以稳定的边境)予以支持。退一万步来说,即使中印再次发生边界冲突,那中国还应在此地——与曹操占领汉中后因其“直为天狱”[115]的地理形势而不得不退守秦岭一线的经验一样——采取防御性的政策。

“古来天险阻西域,人烟不与中原争。”总之,印度对我们的影响主要是政治影响,军事上的影响倒在其次。军事上中印双方长短相抵,印方有防御优势,却没有向中方进攻地理条件;而我方具有进攻优势,却不具进攻后坚守前线的地理条件。若从政治上看,中印之间的合作会形成双方东西相互间战略呼应之势,冲突则会造成双方力量的相互内耗和牵制。前者有利于各自的外交目标的实现,抵御西方霸权主义的压力,后者则会造成中印之间的力量损耗,使西方从中渔利。新世纪的中印关系还是要回到毛泽东的思考中,这就是:

1、“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

2、而印度“也是不能有两条战线的”。

3、中国和印度“双方的会合点就是在这里”。

“三点一面”是一个攻势性的战略吗?不是,它是一个守势战略。原因有二:一是因为在2021年之前,印度洋不会是中国安全的主要方向,而在2049年之前,它也最多是中国关注的方向,这在目前日本军国主义已有死灰复燃迹象的历史条件下更是这样。二是,即使是在2049年以后的相当一段时期里,鉴于历史上英美国家在这里屡战屡败并因此由盛而衰的教训,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力量,即使有也没有必要在印度洋展开攻势性的活动。

当然,这一切判断成立的前提是基于目前世界大格局和由此造成的中国周边安全大形势不变,如果世界政治出现格局性的突变,我们的政策当然也要做相应的调整。比如20世纪50年代初,中苏战略同盟关系牢固,中国外交重点在东海;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后,中国迅速开展“三线建设”,大西南及相关方向的外交的战略地位骤升;70年代,中美关系改善,东海及与之联动的西南形势缓合,其间的外交政策也有相应调整。可以预料,至2049年前,国际形势还会有不少变化,中国外交及相关的印度洋政策也不可能一成不变,也会有相应调整,但如果没有格局的突变,上述对印度洋所作的政策评估及构想,应该说大体是合适的。

但不管怎么变化,在上述若干阶段,持续加强中国大西南尤其是其中云南的战略性投资和建设,且不说这对于适应中国崛起后对印度洋资源需求增大的形势,即使是对于应付国际格局出现突发性逆转形势也是绝对必要的。

1964年,在中美关系紧张的情况下,中苏关系又严重恶化,这时毛泽东日益感觉到大西南建设紧迫性。

6月8日,毛泽东在主持召开中央政治会议上说:“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攀枝花搞不起来,睡不着觉。”“攀枝花铁路最好两头修。”

7月15日,毛泽东对周恩来、彭真、贺龙、罗瑞卿等说:“如果材料不够,其他铁路不修,也要集中修一条成昆路。”

1965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杭州听取工作汇报时说:“三线建设问题,是我讲迟了,早讲几年就好了,现在后悔无及。”

现在中国的形势有向20世纪50年代螺旋式回归的趋势。但同时我们也要及时做好应对未来历史再向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回归的可能,不要再让“后悔无及”的事发生。中国凡事——何况还是实现“两个一百年”伟大目标这样的大事——为了争取最好的结果,就必须先做最坏的准备。

(三)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性扩张

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的目标遇上较好的历史契机。目前的美国——这里指的主要是华尔街的而不主要是美利坚民族美国——再凶恶也是在收缩,况且它内部正在出现严重分裂:华尔街与美利坚民族分裂,在后者中,富人与穷人分裂。这样的对手的最大软肋就是没时间、拖不起,急于灭此朝食。我们可用曹刿论战的方法来应对,使其从一鼓作气、再而衰到三而竭。总体上说,“一鼓作气”阶段美国已过去,现在正处在“再而衰”的阶段,只要我们战役目标不要太大,战线拉得不要太远,突破并坚守第一岛链不仅可以实现,而且我们的对手对此也无可奈何。目前的时间并不在华尔街美国手中,只要坚守,我们就能使其“钝兵挫锐、攻城而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

知彼先要知已,中国的软肋在远海,使中国进入远海作战的方法就是用“怒而挠之,卑而骄之”的策略,暗推国内一些貌似硬汉的“虽远必殊”舆论,将中国战役目标拉长放大,由此使我们失去依托大陆的优势而初战受挫,重蹈甲午覆辙。

我们上述目标选择是有理、有利、有节的,也就是说是在充分尊重美国的雅尔塔利益前提下作出的选择。与中国一样,美国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亚太和平做出重大贡献的国家,因此我们应充分尊重美国的雅尔塔利益——它反映的是美利坚的民族利益,而不承认美国的冷战利益(比如制造事实上的“两个中国”、含糊中国在钓鱼岛的主权权益等)——它反映的是华尔街财团的利益。中国拥有雅尔塔法权体制赋予我们在台湾、钓鱼岛等一系列岛屿上的主权权利,但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因美国的干涉并没有实际享有这种权利。中国实现台海统一、收复钓鱼岛等要求并不冲击雅尔塔法权体系及其中的美国利益,于情于理于法都说得过去,中国属于正义的一方。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我们尽管“得道”,但也要尽力争取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多助”。

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性扩张。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是必要的。

甲午海战之后,日本最大的战略败笔就是占领台湾,因为这意味着日本的国防线被拉到它能力可承受的极限尽头。占领台湾,意味日本还要控制以台湾为圆心的半径范围:它东至北马里亚纳群岛,西至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南至菲律宾等南海国家。占领中国,当时日本已有些力不从心,但占领北马里亚纳和菲律宾后,日本就要与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权国家英国继而美国作战。也就是说,如果不能同时打败中国和英国及后来的美国(当然北面还有俄国),日本就绝搞不定台湾;而要想同时打败中国和美国,对日本来说则必败无疑。日本就是这样被塞壬的歌声即甲午战争的胜利诱入一个无解的战略悖论之中,而1945年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惨败,就是由这个悖论导出的必然结局。从这个意义上说,1945年日本惨败的种因预埋于1895年的日本甲午胜利。

同样的道理,如果中国未来将自己的力量扩张至印度洋,不管所占岛屿大小,由其划出的半径上都是最有海战经验的西方新老海权大国,若真及此,以往鉴来,结局不难逆料。明乎此,就理解了毛泽东在1962年对印边界自卫反击战采用的大开张快收合,看似强攻,实则坚守策略的深意。因为在此真正的失败并不是退回来,而是回不来。当时若在此地被印度拖住,其后果不堪设想:它要长期耗掉我们的资源并因此使我们不能专注于当时美国和蒋介石集国蠢蠢欲动的东部方向。毛泽东所说的“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

印度洋是只有世界超级大国才有能力建立其有效制海权的区域,这话反说也就是进入这个区域的国家首先碰到的就不是一般级别的对手,而是世界性的大国海权大国。这是因为海权控制的并不仅仅是一串岛链,而是沿这串岛链拉出的圆周半径,岛链线越长,需要巩固这些战果的作战半径面就越大。如果你不能控制圆周半径内的对手,那你最终就不能消化其中的战果,相反还要为这些战果拖死和“噎”死。一般说来,能够延伸或本身就在印度洋的制海权,必须有覆盖南北纬30度区域的作战能力——而只有世界性的大国才会有这样的能力,不然,其前途二者必居其一:要么臣服,要么灭亡。尼赫鲁看透了这一点,用它的话说就是“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

古希腊神话传说中有一个叫“塞壬(Siren)”的海妖,经常飞降海中礁石或船舶之上,用自己的歌声使得过往的水手倾听失神,导致航船触礁沉没。英国就是在塞壬歌声招唤下进入印度洋并由此触礁,苏联和美国也是在“塞壬”的歌声引导下,或折戟于进军印度洋的路上或于触礁于印度洋北岸。今天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围绕“两个一百年”这样的宏伟蓝图,中国人民正在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目标挺进。在这个进程中,如果我们忘记毛泽东和邓小平同志在国际关系中“不称霸”和“不做超级大国”的教导,也为“塞壬”歌声所迷惑,那前天的英国、昨天的苏联和今天的美国就是前车之鉴。

制定外交政策要符合中国国情。与美英国家不同,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受四面牵制。与任意一边过度拉伸会导致平行四边形的稳定性受到破坏的道理一样,中国在四边任意方向的过度扩张都会受到另一方向的强烈压力和中国在同一方向的相应收缩。比如鸦片战争前,中国在南海没有多大的压力,此时中国尚可与俄罗斯抗衡并迫使俄国人签订《尼布楚条约》(1689年),将中国北境从法律上确立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英国人来到南海并开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北境就不得不向南大幅收缩。这说明,对中国最有利的周边政策应是符合基本安全需要,根据国力增长在某一方向适度推进而又不失国重的政策。

1940年11月,希特勒曾对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说:“你们应该有通向温暖海洋的出海口,将来要像伊朗、印度那样。”莫洛托夫后来对此评价说:

这是个毫无远见的人,对苏联的政策缺乏透彻的了解,却要把我们拉去冒险。如果我们在南方陷了进去,他的处境就会轻松得多,一旦英国要和我们作战,我们就得依靠他。如果不理解这一点,那就太天真幼稚了。

莫洛托夫这段论述中的思考与前述1948年2月10日斯大林拒绝保加利亚、南斯拉夫代表提出的派兵支援希腊起义的建议的考虑[127]同出于“鞭长莫及”的道理。以史为鉴,我们应从这些老政治家处理世界问题的方法中汲取思想,并对中国周边尤其是印度洋的政策安排有一个持重的考虑。

与临终前才悟出自己“不是世界之主”并采取东西方融合政策的亚历山大不同,我们东方人的辩证思维与生俱来。1935年10月,毛泽东在长征快到陕北的路上构想到未来的世界,《念奴娇·昆仑》一词中说: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

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

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

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1958年12月21日毛泽东为这首词批注说:

“昆仑,主题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不是别的。改一句,一截留中国,改为一截还东国。忘记了日本人是不对的。这样,英、美、日都涉及了。别的解释,不合实际。”

有限性既是保持国力持续增长的秘密,也是中国长期不倒的智慧所在。目前的世界已从苏美两分进入欧美两分天下的格局,如果我们能在欧洲“凡尔赛体系”和美国“华盛顿体系”中再挤出一个中华体系,形成三分天下的形势,那中国在2021年实现的“小康”成果就会有了保障,到2049年实现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有了比较可靠的外交前提。

世界性大国或接近步入世界性大国行列的国家必须有与其世界治理能力相匹配的印度洋政策,同样的道理,这样的政策的成熟程度也反映了该国世界治理能力从而世界观的成熟程度。在这方面我们“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

国家发展道路并非只有要么衰落要么崛起即扩张的黑白两道,在这中间一定会有崛起不扩张的道路。古今霸权国家来到印度洋便进入衰落期的教训告诉我们:在印度洋地区争强好胜的结果是不好的。斯大林曾说“天下什么力量都可以消灭,惟有‘民族’的力量是不会消灭的”,正因此,独吞世界从而独控印度洋的想法是不切实际,对中国而言更是非常危险的,只有分享才是守福之道。世界只能在分享繁荣中和谐前进:欧洲当为欧洲人民的欧洲,美国当为美国人民的美国,“东国”自然也是亚洲人民的。中国未来应当为自己也为亚洲要争到“一截还东国”的前途。中国坚守这样的政策就会帮助印度洋国家减轻“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的紧张感,我们也不会在印度洋不恰当地透支我们的国力并由此保持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在21世纪下半叶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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