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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玉忠:返本开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会主义因素 
作者:[翟玉忠] 来源:[作者惠赐] 2017-05-02

编者按:2017年4月28日下午,“从历史源头发现‘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暨《中国古代的社会主义》新书研讨会” 在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召开。新法家网站中英文版总编辑翟玉忠先生应邀做了题为《返本开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会主义因素》的讲演,翟先生提到“国学可能成为压垮中国文化的最后一根稻草”——特别值得学人三思!

李学俊先生十年磨一剑,大作《中国古代的社会主义》一书终于出版,我们大家都感到十分高兴。

首先,我要感激李先生,因为在过去多年的交往中,我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比如李先生关于商品和货币双向调节的思想,就对我影响很大,在四年前出版的《国富新论——中国经济学轻重之术》中,我专门用一节讨论这个问题。

表面上看来,用商品和货币调节经济没有什么新义,事实上,这是超越西方经济学范式的一个重要理论创新。所以我在书中说:“在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影响下,西方人常常不能把握系统中有阴有阳的中道。比如在政治领域,西方人重罚而轻赏,这与中国传统政治赏罚并重有很大区别;比如在经济领域,中国人习惯于用商品和货币调节市场,而现代西方是重货币而轻商品。”(翟玉忠:《国富新论——中国经济学轻重之术》,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12月,第95-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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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能看到李学俊先生的学术功力!

中国传统文化本来具有社会主义文化、政治、经济因素,二十世纪初中国学人已经注意到这一点。

比如1911年陈焕章先生在美国出版的《孔门理财学》,他在书中多次谈到中国经济思想的社会主义特点,第八篇的标题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政策”,共分六章讨论,分别是:

第二十六章 井田制

第二十七章 垄断

第二十八章 食禄者不得争利

第二十九章 政府调控供求

第三十章   政府对粮食的调控

第三十一章  政府借贷及赈恤

《孔门理财学》在西方学界影响较大,是中国学者在西方刊行的第一部中国经济思想名著,该书出版的第二年,梅纳德•凯恩斯就在《经济学杂志》上为该书撰写书评;马克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把《孔门理财学》列为重要参考文献。

时势所趋,后来席卷全国的新文化运动极大阻碍了学人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资源的发掘,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血与火的斗争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却没有能很系统地汲取中国传统中的社会主义思想资源,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都建基于她的历史文化基础之上,脱离文化土壤有成为空中楼阁的危险。目前,社会上政治正确性,政权合法性以及文化正统性的问题都出来了。返本开新,守经达权,深入研究,充分汲取传统文化资源已经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所以说,李学俊先生《中国古代的社会主义》的出版,可谓正当其时。

路阻且长。我个人认为,尽管目前国学热还在持续升温,但接续传统,开拓未来的工作才刚刚开始,且面临很多困难,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目前国学界整体看“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学人很容易陷入狭隘民族主义文化观之中,以西释中,结果“打着红旗反红旗”——国学可能成为压垮中国文化的最后一根稻草。

何谓“上不着天”?就是缺乏世界眼光,缺乏时代精神。

我们新法家网站从正式上线开通,到今年已经13年了。前10年,我们从道、名、法三个方面阐述中国文化,发现她是世界上内圣外王最为高度发展、高度融合的文化。内圣方面,她超越神话体系,发展出了世俗化从人道起修的儒家心法;外王方面,她超越地域国家,发展出了大一统的天下政治体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

最近这3年,我们主要从世界的角度研究中国文化,研究“世界中的中国文化”。

大家看李学俊先生的研究,主要是以《管子》的政治经济思想为基础。为什么发端于2700年前的理论历久弥新,这种问题长期以来困扰着我,也引导我将目光投向中国以外的世界。因为在无限的星空中,你才能看到最亮的星星,而不是在暗室里。

在海内外诸多朋友的帮助下,我发现:中国文化传统符号道、太极、八卦,这些都是世界性的,且人家出现得比我们还要早。中国文化是东西方文化板块撞击隆起的人类文明高地——大体是因为“后发优势”,后来居上中国文化才达到这样的高度。

当然三年的研究肯定还比较肤浅,但我仍然为现在流行的各类文化阴谋论感到吃惊,包括伟大的希腊历史都成了伪史。我曾不只一次询问专业考古学家,以及各领域专家,同他们探讨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他们只是摇头。

在二十一世纪全球化,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我们研究中国文化不能闭门造车。中国文化是太阳,人家的文化都到受到中国文化的照耀,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文化观念要不得。奇怪的是,这种观念导致的结果并不是全面排外,而是全盘西化——真是吊诡。

这涉及国学界“下不着地”的问题。

西方人有排外的一神教宗教,我们就要有儒教,孔子当教主,理由是这样中国文化才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西方有宪政,中国也要有宪政,干脆就叫儒家分一杯羹,搞设有“通儒院”的儒家宪政,似乎这样才能与国际接轨;西方学术专业分科,越来越细,我们就要百家争鸣,研究完孔子经济思想,再研究老子经济思想,一直到百千圣贤的经济思想……

难道,西方有白宫,我们的故宫也是染白——故宫红墙黄瓦,也要改成白墙白瓦。

诸位,这样做的结果,是以西释中,以西灭中,哪里是什么复兴国学!

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许多所谓的“国学家”主要是受现代大学教育,深受西方学术东方主义殖民思想影响。过去一百年来,他们已经习惯于用西方概念、西方理论、西式思维肢解中国文化。这样的结果不是复兴中国文化本身,而是将中国文化偷换为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西学——最终丰富了西学,毁灭了中学。

从大历史的角度看,过去五千年人类只有两大文化板块,一个是以地中海为中心,一个是以东亚大陆为中心,这使中国文化的概念体系、理论体系,思维结构与西方文化迥异,一如中医与西医的区别——将中医西医(科学)化走不通,以西释中的研究道路也走不通——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看到这一点。

今天,我们研究中国文化,是为天地守孤学,值得投入全部身心去做。要下苦功夫,十年不行,就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这样才能真正做到返本开新,守经达权,否则很难身心受益,更难利国利民。

我读李学俊先生的文章,常常感叹他对西方文化也多有研究,又不盲从于西方——这一点特别值得我们学习。

最后感谢赵军编辑的盛情邀请,感谢知识产权出版社所做的这一切。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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